8月7日日军突入衡阳。关于衡阳城内最后发生的情况，台湾方面的相关著作这样记载：“城陷之后，方先觉军长感公（指蒋介石――引者）激励，犹复率部与敌剧烈巷战，直至力尽，自戕不及，为敌所俘。”[14]此外还有较详细的记载： 8月8日晨，“方军长认为战事已濒绝望关头，乃举手枪自戕，为辎重团长李绶光、副官王洪泽奋起击落于地。枪虽鸣，而弹虚出。敌兵已适时掩至。方军长及几位师长、参谋长与高级将领均被劫持，求死不得”。[15] 　　以上记载，重点都是强调自戕不及、为敌所俘。其实，方先觉是否自戕，并不能说明他是否投敌，将重点放在自戕，实际上是对问题的误导。判断方先觉投敌与否的标准应是方是否提出投敌条件。 　　据白天霖记载，方于被俘之后向日军提出三项要求：（1）证生存官兵安全，并让他们休息；（2）收容伤患予以治疗，并郑重埋葬阵亡官兵；（3）守城官兵绝不离开衡阳城。[16]这个记载有两个要点，首先，三项要求提出于被俘之后而不是之前；其次，所有要求仅限于参战官兵的荣誉与利益，并不涉及任何政治条件。这两个要点如果成立，那么，可以认为这不是一个投降条件。 　　不过，日方史籍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记载。据载：8月7日傍晚，日军“发现守军阵地竖起白旗”，晚9点后，“守军部队就接连放下武器”，当晚，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与日方接洽停火事宜，8日晨，方先觉与日军签署了停火协议。[17]这个记载也有两个要点：第一，守军阵地竖起白旗，这一点与当时其他渠道的消息是一致的（本文后面将涉及）；第二，先竖白旗后求停火。日方的记载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白旗之下的停火协议肯定不是一个光荣的协议。但因日方对这个停火协议的具体内容秘而不宣，方先觉投敌问题仍不能据以证实。 　　参与了全部过程的饶少伟提供了证言。饶说，8月7日傍晚，方先觉召集四个师长商讨最后的行动方案。方说：“不是我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起我们；不是我们不要国家，而是国家不要我们！”尔后，方指示孙鸣玉拟出七项投降条件，大意：（1）要求保留第十军建制；（2）要求日军进城不杀害俘虏；（3）要求日军对受伤官兵给以人道待遇；（4）要求日军立即停火；（5）要求日军派飞机送方先觉到南京见汪精卫。另两条饶已不能记忆。8月8日，日军接受方部投降，但拒绝其条件，方最终接受无条件投降。[18] 　　方先觉由有条件变为无条件投降，形式上略有区别，然其性质并无区别，都是投降。问题的核心在于，方提出了将其送往南京见汪精卫的要求，而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变节行为。 　　接下来的问题是，饶少伟的这个证词是否可信？数十年来，方先觉一案所以众说纷纭、真假莫辨，说到底，就是没有人找到这份投降条件的原始记录。其实，方的这份投降条件，重庆统帅部于衡阳失陷一周之后即已掌握。 　　8月15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据逃出之梁团长子超在连络站电话，围攻衡阳之敌于七日突破三个缺口窜入城内，方军长派其副官处长向敌提出六项要求与敌接洽。其要旨如次：1.不解除武装，不分割建制；2.指定地点集中训练；3.受伤害官兵不得杀害；4.送往南京；5.保障生命安全；6.眷属送安全地点。而结果被敌所骗，均未接受。将副师长以下干部充工头，扫除街道。遇我飞机轰炸逃亡甚多。”[19] 　　梁子超的报告及徐永昌的记载，是目前所见方先觉投敌条件较为原始的记录。这个记录证实了两个问题：首先，方之条件提出于8月7日城陷之前；其次，其中确有“送往南京”一条。前者足以证实方提出了投降条件，后者足以证实方之政治变节。梁子超的六条与饶少伟的五条，文字有出入，但内容基本相符。将二者联系对照起来，方先觉投敌变节问题可以做出肯定的结论。 　　8月8日降敌之后，8月9日方先觉接受了日本记者的采访。记者问：无条件投降后，现在心境如何？方答：过去对日军兵力评价过小，而恃巩固之阵地与驻渝美空军之协力，从事抗战，但结果终为日本军队神力所挫。采访中方先觉还表达了与汪精卫见面的愿望。[20] 　　据饶少伟记载，9月底，日军取方先觉的“先”字与和平的“和”字，将方部改编为“先和军”，方任军长，四位师长仍任原职。[21]当时的敌伪报刊对“先和军”也有所报道，但方先觉于当年12月返渝之后坚予否认。[22]本文判断，所谓“先和军”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多种资料显示，方等最终仍处于被看管状态，不可能真正拥有带兵之权。日方所以弄出一支“先和军”，目的主要是宣传。 　　尽管方等仍被看管，但毕竟是降将，因此日军的看管较为宽松。当年10月，周庆详、孙鸣玉脱身而去，饶少伟、方先觉则于11月各自逃离衡阳。 　　以上是关于方先觉投敌事实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