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衡阳之役全过程中，还曾发生过一件极具知名度的事情，即衡阳城陷之际，方先觉等六位守军最高将领集体署名，发致重庆统帅部的最后一电。与方先觉投敌与否不同，这是一个几无争议的问题。 　　据载，蒋介石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率同参谋长孙鸣玉、师长周庆祥、葛先才、容有略、饶少伟等来电称：‘敌人今晨由城北突入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官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资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 [23] 　　方电正气凛然，视死如归，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中取义成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由于电文极具宣传效果，当时即为各类媒体广为报道，后来则为台湾的相关史籍予以记载，成为抗战时期最为著名的绝命电之一。前有40余日的浴血奋战，后有荡气回肠的最后一电，前后呼应，始终如一，为此，衡阳之役在某些著作中成为一个相当完美的故事。 　　不过，笔者在翻阅各类材料过程中，发现该电的真实性存在诸多疑点，对此，似从未有人公开提出过。其实，最早对该电真实性提出质疑的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当然，徐之质疑仅限于私下，并且也未深究此事。 　　8月7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了方先觉发自衡阳的两份电报：“衡阳方虞未电，衡城北部被敌侵入，其余阵地均在猛攻，危急万分。又方虞申电，衡阳已在混战中。”[24]虞未即8月7日下午1时至3时，虞申即是日下午3时至5时。然而那份“来生再见”的最后一电徐则未收到，那么，该电出自何处？出自侍从室。 　　8月8日，徐永昌记载：“蔚文电话念方先觉军长等上委员长阳戌电”。林蔚字蔚文，时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阳戌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接下来，通过林蔚的电话口述，徐逐字逐句记下了方先觉的这份最后一电，林蔚念完之后，“谓委员长令编入明日发表之战报”，即要求立即发表。当时，重庆军委会不定期向社会发布战讯即战报，该战讯由军令部具体负责，蒋既然决定由战讯发表方电，便需经过徐永昌。 　　接到林蔚电话之后，颇具军中阅历的徐永昌即对该电产生怀疑，徐当即对林蔚说：“余以方等径陈电，向皆交部，该电恐系代拟。”徐的意思是，按照军中程序，方先觉的来电一向发至主管单位军令部，再由军令部上呈侍从室。而方的这份最后一电则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由于不符程序，因而徐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疑为他人“代拟”。 　　徐对方电既有怀疑，而蒋又下令立即发表，为此，徐向林蔚提出另一问题。徐说：“万一方等被俘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总之，徐不赞成发表方电。接下来，“蔚文笑谓此电非假，又谓方于衡阳通电时即亲对委员长以死守自誓，此后亦属以此意电陈。”尽管林蔚断定方电非假，方不会有不名誉之举，但仍不能消除徐之疑虑。为此，徐后退一步建议：“电纵属实，亦应防其万一，且我何必争此两三日之时间。”也就是建议缓发方电，待方之下落弄清之后再发不迟，以留余地。经过徐的反复说明，“蔚文意动，谓可稍俟再办”。然而这个暂缓发表的意见未被蒋接受，林蔚“旋电话称，委员长以为纵被俘无虑也。”[25]仍坚持立即发表。于是，8月9日军委会战讯发表了方的这份最后一电。 　　以上是一段有趣的对话。徐永昌大概是侍从室之外第一个获悉方电的，同样，徐大概也是第一个对该电的真实性产生怀疑的。现在，本文提出以下几点质疑。 　　第一，关于方电的出处。林蔚的电话通知不过是方电的第二道传递，那么侍从室又是怎样获悉方电的呢？《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记载：蒋于8月7日“下午三时突接空军电话，转报方先觉军长……等来电”（见前）。此即方电的出处。空军以电话转报侍从室，侍从室再以电话通知徐永昌，并令徐发表，也就是说，这份数十年来被反复载入各类报刊和史籍的绝命电，不过是通过两个电话口头相传而出，全部过程均无电稿。更令人费解的是，侍从室通知徐永昌时也未拿出空军的电话记录稿，仅由林蔚口述。这份从头至尾以口述方式而形成的“电话电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永远无法查证核实。 　　第二，关于方电的时间。根据上引材料，侍从室于8月7日下午3时收到方电，但林蔚则亲口对徐永昌称方电为“阳戌电”，即8月7日傍晚7时至9时。然而时间的出入并非仅止于此。方电正式发布于重庆军委会8月9日的一则战讯，而该战讯则记载：“第十军军长方先觉七日晚十时来电报称……”[26]归纳起来，“下午3时”，“戌时”，“晚10时”，方电至少有三个时间。时间上的出入留下了任意编造的痕迹，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方电本来就没有一个可靠的出处。 　　第三，方电的上报程序。这是徐永昌提出的问题。方先觉于8月7日发自衡阳的虞未、虞申两电，均按通常程序发至军令部，唯独这份最后一电一反常规绕过军令部直发侍从室。正因为上报程序不符规范，因而徐疑为他人“代拟”。 　　第四，如果说方电于下午3时由空军转报，那么，为什么徐永昌能够收到差不多同一时间的虞未电，为什么还能收到较之3时更晚发出的虞申电。如果说该电发于戌时或晚10时，那么，根据梁子超、饶少伟的证词以及日方材料，方部此时已打出白旗并向日军提 　　出投降条件。一个要求“送往南京”的人，同一时刻又誓言“来生再见”，距离太大，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第五，方电是否发自衡阳。该电署有饶少伟之名，但饶却明确表示，他本人“并未参与其事，也无人和我谈及，后逃至郴州始见报载”。[27]这就是说，郴州见报之前，饶对该电一无所知。作为列名师长之一，至少饶不能证明该电发自衡阳。 　　第六，方电有“展开巷战”一语。当时由衡阳逃出的一位空军军官，在一次专访中谈到他在衡阳的见闻，其中称衡阳最后的战况是“混战”，并特地解释道：“谈不到巷战，因城内已一片瓦砾，看不见巷了。”[28]徐永昌所记方先觉虞申电也是称混战而不是巷战。巷战一语与战况不符，更像是一位局外之人依据常规所设想的战况。 　　总之，方电疑点甚多，不能自圆其说。据此，该电到底出自衡阳方先觉，还是侍从室的伪造？本文暂不结论，姑且存疑，留待再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