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先觉的归来,据说是11月18日夜,戴笠派其军统湖南站特工将方由衡阳救出,先到芷江,再至昆明,12月11日飞抵重庆。[37]方之归来,使这个沉寂一时的事件,再度成为社会舆论和高层人士之间一个话题。对蒋而言,也就到了为该案做一个了结的时候。
从蒋和徐永昌日记看,二人均于12月12日即第一时间分别召见了方。公开发表的蒋氏日记关于与方的见面仅两句话:“与之相见匪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38]所谓“隔世重逢”,这是特意与“来生再见”相联系。蒋知道他的日记是要为后人研读的,因而故意写上这些假话,以期将不耘求获之计施展到底。而徐永昌与方似乎未做深谈。
第一时间的召见等于亮出了蒋的态度,从12月13日起,重庆舆论掀起新的一轮对方先觉的宣传活动。13日《大公报》发表社论,题为《向方先觉军长欢呼!》内称:“方军长打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硬仗,他最后也没失掉中华军人的节操,所以我们特别欢呼:‘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我们的抗战精神回来了!’”社论最后写有这样几句话:“语云‘知耻近乎勇’,军人最应知耻。顶天立地汉子一定要脸,方军长及第十军的将士们就是知耻有勇的标准军人。”[39] 同日,《大公报》还发表了对方的长篇采访。记者说:“关心方先生的千万同胞,都为方先生的脱险归来而喜跃!”方答:“我虽然回来了,但惭愧却难免;因为我既未成功,又未成仁!”[40]不难发现,方的调子很低。
与此同时,官方也为方举办了欢迎活动。12月15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宴请方先觉、孙鸣玉等,餐后并举办了一个晚会。数日后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当方归之二、三日会报时,贺元晋虽提议本会开会欢迎,颂云目视余,余无语,蔚文即谓见面慰问慰问。”[41]贺国光字元靖,时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元晋为笔误。程潜字颂云,时任代参谋总长。林蔚此时已调任军政部次长。这个记载表明,贺国光虽提议欢迎,但程潜和徐永昌均不表态,其实就是腹诽。最后,林蔚的意见被勉强接受。在这里,全然不见“悲喜交集”或者“隔世重逢”的气氛,提议者与默认者都是勉强的。
侍从室的唐纵参加了这个欢迎会。唐记载:“张部长于政治部欢迎方先觉,餐后余兴。先觉虽被欢迎,但似若不胜其哀戚!”[42]唐纵准确地记载了方之神态与心态。方毕竟是降将,底气不足,愈被欢迎愈是不胜哀戚。
如同当初宣传方之最后一电一样,所谓欢迎同样是基于政治的需要,无论方先觉哀戚与否,欢迎活动继续展开。12月20日,《救国日报》发表题为《方先觉不愧张睢阳》的社论。不仅将方与张巡类比,且称:“夫张巡睢阳之守,不能救唐代之久乱……而方先觉军长衡阳之守,则功在民族,较之睢阳之守,其功尤大”。社论还说:“方军长功勋高于张巡,但张巡为贼所杀,而方军长则脱险归来,或者有人以为不如张巡。其实,在唐时被俘,不降即死。现代战争,国际法规定不许杀敌俘虏。日本虽不守国际法规,但崇拜硬汉,故方军长得以不死。此则时代不同,不足有玷方氏。”[43]如前所述,何成浚早已为张与方分出高下,本文可以不再饶舌。
12月30日,重庆各界二百余人为方召开了一个大规模欢迎会。慰劳总会副会长马超俊致词称:方等“不仅为全国同胞热爱感佩,全世界的人士至我们的敌人也表示无限的钦敬”。谀词愈多,愈是廉价。方先觉致答词称:“苦守衡阳的结果,仍然是将先人千辛万苦开拓的土地一寸一寸的被敌人占去,我们实在是民族不孝的子孙”。[44]一位被全世界钦敬的人,说出来的话仍然是不胜哀戚。至此,持续大半月的欢迎活动基本结束。
宣传上的一边倒并不能封堵人们的私下议论。一位官员当面对徐永昌说:河南战事不及20日,“失城数十,而汤恩伯现仍作总司令。”“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备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45]看来,谎言的重复未必成为真理。
方等返渝后,一方面濒濒亮相于各类欢迎活动,另一方面他们还必须履行一道手续,此即向主管部门报告实情。12月16日,徐永昌日记载:“方先觉来报告其经过情形”。怎样的经过情形,徐一字未记。自衡阳失陷以来,徐永昌不厌其烦跟踪记载了大量有关方的问题。然而,最后当方自己陈述问题时,徐却干干净净一字不记。这只能证明一个问题:方证实了其投敌事实。但是,由于蒋的否认,尤其是已经广泛造成的对方的英雄颂扬,两难之间徐已不忍下笔了。可以断定,方果真没有那些不名誉的行为,徐一定会欣然记录,徐的回避也是“意至善而良苦”。
继方之后其他几位也履行了这道手续。徐记载:“前第三师师长周庆祥,第十军参谋长孙鸣玉来见,述被拘衡阳时情形。周称日本人甚笨,不如国人能干,仅能服从而已。”此言出自一位叛将之口,这一回徐永昌按捺不住地写下一句评语:“无行之者能干何用,周殊瞆瞢”。[46]
在举办各类欢迎活动的同时,方先觉重任军职一事被提上议程。所谓欢迎当然是对方的肯定,但此类肯定再多也仅具象征意义,方之投敌嫌疑能否抹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方能否再任军职。在这里,方先觉将经受一次实质性检验。12月20日,《扫荡报》发表社论称:“方将军等此次脱险,是其余生,是其再生。以此忠贞英勇余生再生之躯,他日重绾军服,再赴沙场,必更能发扬守衡阳的精神。”[47]这是在为方重任军职造舆论。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扫荡报》社论发表的同一日,重庆统帅部几位高层人士就方是否再任军职开会磋商。徐永昌记载:“午后会报,辞修对方先觉拟再使任军长。程颂云(云)不可,谓被俘而回在日本仍须处死,欧美诸邦亦决不再起用带兵。是时郑厅长即言,数日前于魏特迈耶处会议,一美武官以方先觉与敌军长官合照之像交之,默无一语。”最后,“任职之议遂寝”。[48]
陈诚字辞修,时任军政部部长。魏特迈耶即魏德迈,时已接替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郑厅长即军令部主管情报的第二厅厅长郑介民。以上记载表明,陈诚主张再任方为军长,程潜则强烈反对。美军方面在重庆对方大肆颂扬之际将方与日军合影照片交出,虽默无一语,但却明确无误地反映了美军对方的反感与抵触。而郑介民不早不晚恰于此时将美军的这一态度抖出,实际上就是表示反对。结果,方的“任职之议遂寝”。
方先觉重任军职之议被搁置,是基于方曾有过不名誉的行为。而方所以被提请重任军职,恰恰是为了抹去这个污点。因此,这个就事论事的决议不可能为蒋接受,寝议的决定仅仅维持了数日便被蒋否决。12月24日徐永昌记载:“蒋先生已任方先觉为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军军长”。[49]显然,蒋的这道命令是越过主管部门径直下达的。蒋并不与寝议的决定者们磋商说明,因为方的任职理由是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谈的。蒋所需要的只是一个结果,在这里,结果本身就是理由。
蒋所采取的此一否定之否定的行动,是继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下令反驳日军广播之后,必然的后续跟进行动。任职之令实际上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二次裁决。
方先觉归来之际,一号作战已经结束,史迪威问题也早已解决,所以对方大肆欢迎并再任军职,主要是因为前面那些种种扯牵,现在,蒋必须为该案做一个圆满的了结。然而,当该案似乎进入尾声之际,一个新的麻烦不期而至,造成蒋的了却之意欲罢不能,此即中共的介入。
衡阳之役所以对国共关系的调整产生转折作用,是因为它所引出的战略态势的演变,因此中共最初并不侧重于追究方先觉个人的投敌问题。不料方于12月11日返渝之际,恰逢国共谈判陷入新的一轮僵局,由于蒋拒绝毛泽东与赫尔利在延安签署的关于联合政府的协议,周恩来中断谈判于12月7日返回延安。方先觉恰于此时归来,这就为国共政争提供了一个话题。
12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关于方先觉投敌问题的长篇专题报道,引证日军发表的方先觉多篇降敌谈话,将方投敌问题坐实之后,文章调转笔锋指出:“此等叛国逆贼,居然在重庆大受欢迎,被誉为‘中国军人之模范’,蒋介石对他们则‘慰勉有嘉’”。[50]把叛国逆贼与蒋联系起来,对方的批判落在蒋的身上,这样,方先觉一案又由重庆与日军的“口角”演变为国共“口角”。
批方而攻蒋,其结果是蒋与方进一步捆在一起,蒋已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必须为方辩护到底。1945年2月,蒋下令授于方先觉青天白日勋章。[51]这是蒋故意做给中共和其他持异议者看的,也是蒋的第三次裁决。然而这枚勋章还是不能平息争议。当年5月5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全大会,5月10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秘密党员王昆仑在大会发言,就方先觉问题提出质询。唐纵记载:“上午大会,王昆仑质询方先觉投降敌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颇有怀疑,究竟如何,请军部答复。休息后,总裁训话……对王昆仑质问方先觉事,甚不以为然,此系共产党造作谣言,何以代共产党发言。王起而辩护,总裁大怒,拍桌而骂。”[52]
唐纵的记载并非孤证。据徐永昌所记,大会就军事问题质询时,有人提出:“方先觉先有殉国之电,继由俘虏而逃归,政府用之……俄顷,蒋先生出而训话,谓质询者颇如代中共宣传,直如反对党代表……更罪责王昆仑,盖指询方者即王也。”[53]结果,原任候补中执委员的王昆仑在接下来的选举中落选。
六全大会上的拍桌大骂,这是蒋对方先觉一案的第四次裁决。
10月10日,在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个国庆日,为表彰抗战有功人员,国民政府特于是日颁布授勋令。蒋介石、毛泽东等等被授于胜利勋章,而在同一日的授勋令中,方先觉等等则被授于忠勤勋章。[54]
蒋再度为方戴上勋章,这是蒋的第五次裁决,也是终决。不过,真正的终决权并非操之于蒋介石。
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先后发生过多起重大投敌案。方先觉一案其特殊之处在于,对于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投敌案,蒋介石却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仅坚予否认,不遗余力地为之开脱,而且两度为这位降将授勋。其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对方个人的特殊偏爱,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赌博。在裁决方案的过程中,蒋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而在问题的联系与导向。在方先觉案与政治发生牵扯的状态下,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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