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言之，蒋对方先觉一案的裁决完全是以政治利益的需要为着眼点，依据权力，将一个投敌者的变节事实人为地抹去。由于破绽太多，蒋之处理表现为一个反复追加裁决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始于下令发表方之最后一电。 　　当方先觉下落不明之际，徐永昌建议缓发方电以留余地，而蒋则下令立即发表，实际上就是不留余地。孤立地看，徐的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的意见带有相当的赌博性质，既不合情又不合理。问题在于，徐的意见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恰恰不是就事论事。方电因其文字极具宣传效果，衡阳战败之际，蒋实在需要于第一时间发表该电，借以消除战败的阴影。 　　根据8月8日蒋的指示，8月9日重庆各大报均以头条位置刊载方电，随后展开了大规模宣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军委会政治部机关报《扫荡报》的社论，题为《最后一电》。内称：“‘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这两句话真可以动天地而泣鬼神。”“全体衡阳守军，何以克尽革命军人的天职，何以成为革命军人的典型？在方军长等电文中说得明白：‘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决不负钧座平生作育之至意。’可见这是二十年来黄埔建军的成功。”“方军长等的‘最后一电’，正是我国抗战胜利的保证。”社论还有这样一段话：“昔普法战后，法国作家都德，写了一篇小说，题曰‘最后一课’，以激发法国人民的爱国精神。衡阳守军以四十多天写了这首‘最后一电’悲壮的史诗。”[29] 　　《扫荡报》的阐释与引申，将方电的宣传效果发挥到极致。本来，衡阳战败是对蒋的声誉的重大打击，然而通过方电的发表，方被塑造为军人典型，而这位军人典型则又出自“钧座平生作育”，这样，蒋不再因战败而汗颜，相反，却因作育了一位典型军人而增光添彩。本来，衡阳失守的战略后果十分严重，然而通过“最后一电”与“最后一课”的类比，方电遂成史诗。既然是史诗当然应该歌颂，而赞美之声一经掀起，战败的责任也就不便追究而不必交待了。本来，衡阳之役就结果而论是一败仗，但因方电的凛然正气，于是被宣扬为精神上的胜利，即“黄埔建军的成功”。 　　总之，经过《扫荡报》的生花之笔，衡阳之败反倒成了“胜利的保证”。这样，蒋之责任被开脱，战败的后果被淡化，国民的视线被转移。《扫荡报》与其说是在诠释方电，不如说是在诠释为什么坚持发表方电。 　　方电的发表与宣传收到了预期效果。任职于侍从室的唐纵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不禁暗然神伤，热泪夺眶！”[30]铨叙部次长王子壮在日记中写道：方电读后，“心为凄然欲绝，一切作事均觉无绪。”[31]不过，正当方电大肆赚取人们热泪之际，事情迅速发生变化。 　　8月10日，也就是方电发表第二天，有关方先觉降敌的消息陆续传来。徐永昌记载：“二厅报告，收敌广播，述方先觉率师长等举白旗投降经过。”二厅为军令部主管情报的单位。面对这个消息，蒋的态度如何？徐记载：“午间蔚文电（话），对方事委员长令设法驳敌恶意伤人”。蒋迅速做出反驳的决定。对此，徐再次提出不同意见，徐说：“该军守城四十余日，事实差强，何必反唇。且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徐的意思是反驳对于方更为不利。 　　那么，蒋既然决定反驳，是否收到不同消息？不然。徐记载：“蔚文谓倾已询前方，据由衡阳逃出工人述，该军曾举出大的白旗派官长向敌讲条件，不允，又经炮击，乃降云云。”[32]这就是说，侍从室通过自己的渠道直接了解到的仍然是一个不利于方先觉的消息。 　　敌台的广播至少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方先觉并未战死。如前所述，当方生死不明之际蒋即下令发表其最后一电，此举具有相当的赌博性质，实际上就是赌方必定战死。现在，至少“来生再见”一语已经失效，蒋的赌博已输去一局。接下来的问题是，方到底是降敌还是被俘？ 　　日军关于方先觉投降的广播可以认为是一面之词，衡阳工人的见闻也有道听途说之嫌，两条消息并不能完全证实方之投敌，但至少都不是好消息。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是考虑到方既然已落敌手，如果双方“交相口角”，日军不难使方做出更为出丑的举动。孤立地看，徐之意见合情又合理，相反，蒋则不待消息核实即下令反驳，既不合情又不合理，实际上就是做新的一轮赌博。问题在于，与前次是否发表方之最后一电的争论相同，这一回徐的意见仍然是就事论事，而蒋的意见仍然不是就事论事。 　　蒋的决心没有动摇。8月12日徐记载：“午在黄山会（报），关于敌广播方先觉等投降事，蒋先生云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仍须驳之。意至善而良苦。”这是继8月10日之后，蒋再度下令反驳。问题不在反驳的决定，而在反驳的依据。那么，蒋之依据是什么？此即“现在中国人决无此事”。这就是说，蒋所依据的只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并无具体事实。而这种依据概念而非事实的反驳又体现了什么？此即蒋的“意至善而良苦”的用心。 　　既然坚持反驳，也就必然坚持对方的正面宣传。徐记载：“关于方事之宣传，今午蒋先生复与文伯斟酌文字，文伯似持谨慎，蒋先生以为即发。”张治中字文白，“文伯”或为笔误。张时任军委会政治部长，有关方先觉的宣传由张主管。当方先觉降敌消息传出之际，在方的宣传问题上张治中持谨慎态度，就是主张留有余地，蒋则要求“即发”，就是不留余地。 　　并无事实根据，却又毫不妥协地坚持反驳、坚持宣传，面对蒋的这些反常之举，一度甚为不解的徐永昌最终识破蒋之用意，徐在日记中做出这样一个结论：“知其仍系不耘求获之计（何如退而结网）。”[33] 　　只问耕耘不求收获，是中国传统的行为准则之一，意思是不论结果如何，但求努力去做。换言之，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那么，“不耘求获”又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在徐永昌看来，蒋对方先觉一案的处理方式是将中国这一传统准则颠倒过来，此即事情是怎样做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换言之，即使方先觉变节投敌，但概不承认，概予否认。 　　把问题联系起来，当初徐永昌力主缓发方电，其顾虑在于“万一方等被俘之后有不名誉情事，岂不遗笑于人”，而蒋则底气十足地宣称“纵被俘无虑也”。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蒋所以如此自信，并非基于对方先觉个人特殊的信任，而是基于对自己的处理方式的自信。纵被俘无虑也，表明蒋一开始就设定了这个“不耘求获之计”。 　　或许因为方电“来生再见”的誓言所产生的舆论导向作用，方的降敌消息在重庆高层传开之初，人们的头一个反应是本能地予以抵制。8月11日，军法总监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广播曾捏造方军长等前后向其投降，似绝不可信。或于倭寇进城后，欲夺路而出，途中受截击，力竭被俘，亦未可知……果被俘而仍不屈，其忠勇当终为世人所称道也”。[34]这里不仅本能地抵制方之降敌传闻，并且在主观上为方之被俘设想出一个仍不失为壮烈的过程：夺路而出，力竭被俘。 　　然而，随着梁子超关于方先觉降敌条件的传来，人们的种种猜测被无情地击碎。8月16日，何成浚在日记中写道：“第三师团长梁子超前日因我空军轰炸衡阳得间逃出，云寇军于本月七日突破我军防御工事，攻入衡阳城，方军长见大事已去派副官长向寇军提出六项要求”。何评论道：“噫！方军长等苦战四十余日，声名烈烈，虽庸人孺子莫不称道其忠勇，如坚持到底，以身殉职，则在中国史册上，张巡之守睢阳不能专美于前也。奈何当最后关头，以一念之差，由民族英雄一变而为降将军，留此百世不能洗磨之耻辱，我闻之实不胜太息痛恨之至。”[35] 　　此前，徐永昌所以不赞成反驳，其顾虑在于：“方既落彼，若交相口角，敌人不难威逼利诱，使方更为出丑。”此言不幸言中。8月15日，日军将缴获的方先觉先前致重庆的电报发表，其中有“职属最后一兵亦必战死”等语，收到消息后徐永昌无奈地写道：“敌对我可谓极尽揶榆奚落之能事”。8月17日，徐又记载：“今日敌广播，又大登方先觉发表谈话。为敌所弄与庞如出一辙，无聊之极。”[36]这样，重庆与日军果然演成“交相口角”。 　　如此看来，事态的发展脉络似乎是很清楚的：方电一经发表，在公众舆论面前，因为与方之间存在着“作育”与被“作育”的关系，蒋的政治名誉便与方捆在一起，一开始蒋便没有任何退路。当方之降敌消息传来，不待核实即下令反驳，既是蒋的再次赌博，也是蒋没有退路的反映。蒋为方辩护，即是蒋对该案的第一次裁决。也就是从此刻起，方之投敌问题被人为地搅混。其实，蒋之反驳并无事实依据，不过是施“不耘求获之计”而已，故此一历史争议的始作俑者，其实并不是方先觉而是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