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吴连生,海南三亚人,曾在日军那大慰安所做杂工。
海南岛檐县那大市(今信州市那大镇)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出于生计,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做杂工,当时21岁。慰安所“巴那个”(日语音译,即慰安所管事)差派我负责清洁卫生等杂务,目睹了日军慰安所里的情景。
1940年秋,侵琼日军开始修建那大市日军“军部”(民间俗称,即驻军机关营地)。在军部即将建成时,筹设那大市日军慰安所,首先强占赵家园三进十二间民房,设置赵家园慰安所。
1942年2月,第一批21名慰安妇被押送到赵家园慰安所。慰安妇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孩子,年龄在16岁至18岁,大多是邻近的临高县新盈地区人,也有东部的文昌县人,个别台湾人。慰安所挂牌开张的头天,早有日军士兵通霄达旦地在门外等着。天刚拂晓,慰安所前已门庭若市,人头攒动,日军用7辆大卡车接送士兵。日兵排起长队,每人免费领到一个牌号和一个印有“突击一番”字样的卫生袋,袋内装有避孕套和清洁粉。按照“巴那个”的指挥,日兵手持牌号依次进入慰安所,这边出那边进,一批刚走一批涌入,川流不息。原定日军每人“慰安”时间为3 0分钟,由于等候的日军人数众多,吵吵嚷嚷急不可待,结果缩减为15分钟。为了抓紧时间加快速度,进入慰安所的日军按照预先要求,自觉戴上避孕套,完事出来自行脱下,连同卫生袋一起随手扔进大门侧角的大水桶里。由日军方派遣进行性卫生监督的日军“值日官”站在一旁逐个检查,若发现未按规定使用避孕套和清洁粉者,便上前盘问记录在案,上报所在部队长官,罚其一个月内停止“突击一番”,目的在于严防日兵患上性病,造成部队减员。开始10天,我每天挑出倒掉的避孕套、卫生袋,就有满满的4个大桶。平时,日军用过的避孕套、卫生袋也不少于两大桶。
在开始的10天里;赵家园慰安所先后接待日军3千多人次,慰安妇每人每天至少接客2 0人次。持续地频繁接客,使慰安妇们精疲力竭,每天都有几个人因体力不支而休克,有的甚至一天数次昏倒,下阴大量出血。记得慰安所开张的当天,有位名叫阿娇的16岁台湾姑娘,被接连而至的日兵连续摧残,子宫破裂,血流如注当场昏死过去。糟踏她的日兵出门时告诉值日官,是我们过去将她抬出来的。经过抢救打针止血苏醒后,仅过半小时,“巴那个”又强迫她继续接客。在后来正常的接客日子里,我们每天抢出一、二个慰安妇进行急救,也是家常便饭的事。
赵家园慰安所除就地接客外,还要按照日军方的要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到据点“慰问”皇军。在“慰问”期间,“巴那个”把慰安妇分成几路,每路二至三人用汽车送到日军各据点。“慰问”的路线一般是由远至近,有时亦由近至远沿途“慰问”。每个据点视日军人数多少,安排一天或半天或者一个夜晚。“慰问”的慰安妇比起在慰安所里所承受的折磨更是有加无减,她们日以继夜地接客,一天长达12个小时以上,每人每天接客多达50人次。
慰安所没有休假日,服务不分昼夜,日军随时到来,慰安妇随时接客;“慰问”则轮流摊派,在日军人数众多的突击接客日和下据点“慰问”期间,慰安妇一律不准休息,月经来潮也不例外,慰安妇如有不从,便受到严厉的处罚。慰安所开张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一位名叫好英的新盈姑娘,因一日兵逼迫她躬腰趴地接客,她没有顺从,“巴那个”听到报告后,恼羞成怒,派人揪住她的头发连抱带拖,将其捆绑在砖柱上,用抹污脏布堵住嘴巴,用辣椒盐狠狠地往她阴部抹擦。好英姑娘痛不欲生拼命挣扎,令人目不忍睹。
赵家园慰安所究竟有多少慰安妇?难以说准,时多时少,总的来讲人数不断增加,由开张时的21人增加至39人,后来多达45人。但人员变化无常很不稳定,有的来了一段时间,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来了三五天后,便不见踪影了。究其原因,慰安所为迎合日军官兵喜新厌旧心理,将“老”的慰安妇转送他处,以换旧补新;或日军方将身患性病、治疗无效或身虚体衰、无力支撑的秘密处置,销尸灭迹了。有一位刚来不足一个星期的临高姑娘,名叫“报知”(临高方言,即河四),圆圆的脸蛋,年仅17岁。那天一下来了两卡车日兵,“巴那个”明知她月经来潮,身体不干净,却还逼她接客,结果染上性病,尿不出,痛得厉害。医生给她打了针,不见好转。第二天她病情恶化,下阴红肿,流淌浓血,疼得裤子都不能穿。她光着下身在铺板上翻来滚去,喊了两天两夜,慰安所里的人无不心里难受。第三天深夜,“巴那个”用汽车把她拉出去,偷偷将她活埋了。“报知”姑娘是“巴那个”叫我把她拖上车的。象“报知”这样半夜三更用汽车拉出去清理的,并非绝无仅有,在慰安所的第一个月里,我亲历亲见的还有两个。
赵家园慰安所的慰安妇来源,主要是日军从海南岛各地强征硬抓而来的。从语言口音上分辨,以临高县新盈地区的占多数,还有各县的,台湾妹也有,但比较少。她们大多是十七、八岁的未婚女子,也有部分十五、六岁的少女,二十一、二岁大姑娘仅有少数。慰安妇人员经常变动,她们的名字我大多难以记清。
赵家园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是个中年日本女人,身穿日本和服。她对外必恭必敬礼节周全,对内则心狠手毒。平时,“巴那个”要求慰安妇们身着和服接客,以营造日本故国乡情气氛。但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一天要接数百名日兵,为节时省事,加速进度,她则强迫慰安妇们整日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躺在铺板上和“慰安椅”上,任由日兵接连不断地发泄性欲。
慰安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房间里没有专人床铺,只有一层离地约40公分高的木板通铺;通铺既没有专门的隔房,也没有固定的间隔,仅仅拉根绳子挂上布幕或毯子。在突击接客日,慰安所里显得太狭,行动拥挤,“巴那个”干脆连布、毯隔帘都不用,嫌其挡风碍路。在大厅和露天的庭院里则设置一排排的“慰安椅”,以满足性猎奇的日兵欲望。慰安椅设制特别,慰安妇仰躺在椅上,臀高头低,手脚失去活动自由,任由日兵变换花招地站着行淫。
慰安所里的伙食简单粗淡,一日三餐,都是大锅饭、菜。米饭粗糙,常掺有百分之三十的表米;菜食匮乏,量少缺油。为了保持慰安妇的苗条体型,“巴那个” 只给她们素食,难尝荤腥。慰安所实行分饭制,由我们按慰安妇人头分派。在突击接客日,常有一盒盒丝毫未动的饭食被倒掉喂猪。“巴那个”没有给持续不断接客的慰安妇安排专门歇息进餐的时间,而疲惫不堪的慰安妇们亦早已胃口全无,根本就吃不下饭。
慰安所的管理相当严厉。为了防止性病传染,保证日军的性安全,慰安妇定期检查身体,每星期一次。若发现有性病者,马上令其停止接客隔离处理,轻者在日军卫生所打针治疗,病愈后转送别处继续使用,经三五天短期治疗无效的重患者,则被悄悄处死销尸。慰安所还规定:不准慰安妇私容日兵在慰安所过夜;不准私陪日兵外出留宿;不准与所里工作人员眉来眼去,如有违反,则严加惩罚。赵家园慰安所在那大市日军兵营范围内,慰安妇不能私出营区,否则以擅自行动或有潜逃企图罪名处治。
我在慰安所做工的那段时间里,尽管赵家园慰安所从开张时的21名慰安妇增加至45名,但还是供不应求,难以满足本地区驻军日兵的性要求,日兵为此争抢打闹的事时有发生。第二年(1941年)初,日军将那大市日军慰安所扩大,强占那大市民房李家大院三进二十间增设了李家院慰安所。李家院慰安所的“巴那个”(管事)名叫“我闯”(音),是个好酒凶狠的台湾人,40岁出头。自此,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分设两处,慰安妇人数增加到150人,大多为16岁至18岁的临高县新盈姑娘,也有当地的妇女。如周××(隐去名字)原系中共琼总第四支队第一大队炊事员,下村筹粮运米被日军俘虏,1943年6月投入慰安所,直至日本投降后,才得以解脱。
李家院慰安所的情形和慰安妇的遭遇,与赵家园慰安所大同小异。
与此同时,白马并、新州、新英、中和、光村等墟镇也相继设置日军慰安所,许多地区驻军有了发泄性欲的场所,那大市日军慰安所的紧张状况才稍有缓和。
我在那大市日军慰安所干了近两年,1943年底;我设法逃离了慰安所,日军对我擅自脱逃大为恼怒,便逮捕了我父亲吴亚老,将其押到那大市芋子顶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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