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正是寒露，山城重庆的气候仍处于仲秋季节，天空还是那样高，云彩还是那样淡，太阳还是那样红，是一年中最好的时候。远远近近的山峦、树木、房屋和嘉陵江上的船只，都把最细致的轮廓，以不常见的清晰，在玻璃般透明的空气中显露出来。 　　十月十二日上午九点，蒋介石板着面孔，由机要秘书陈布雷陪同，在他的云岫楼官邸办公室，接见昨天下午从南京来的白崇禧、徐永昌和商震等人。蒋介石面有愠色，准备训人；徐永昌和商震诚惶诚恐，准备挨骂，房间里的气氛紧张极了。 　　白崇禧想把房间里的紧张气氛缓和一下，微笑着对蒋介石说：“一个多月不见，委座显得消瘦多了，您要注意劳逸结合啊！” 　　可是，适得其反，蒋介石的话使气氛更加紧张了。他说：“我是被次辰、启予二位仁兄气瘦的啦，唵！这个，这个，上月二十五日上午，唵，杜鲁门总统从华盛顿与我通无线电话时，他告诉我，唵，次辰和启予与苏联代表一唱一和，跟麦克阿瑟将军作对，唵，把他搞得很难堪，吨！对此，杜鲁门总统很有意见！这个，这个，简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唵！半个月来，我一直睡不好觉，唵！” 　　蒋介石讲话，若没有秘书效劳事先写出讲稿照念，往往说了上句，就习惯地用“这个、这个唵”调整一下脑细胞，才能把下句话连接起来，越是焦急和生气，越是“唵”个不停。 　　麦克阿瑟于上月二十四日从东京回到华盛顿，第二天上午，就哪些国家派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哪些国家参加国际军事法庭、怎样修改日本宪法等问题，向杜鲁门作详细汇报。汇报中，自然会说到两个中国代表与两个苏联代表反对他主观武断的情况。杜鲁门很反感，麦克阿瑟汇报结束，就打开无线电收发报机与蒋介石通话，并措词激烈地要挟说：“如果中国要联合苏联与美国作对，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修改甚至取消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计划。但是，作为朋友，我们仍然真诚地希望中国在即将发动的内战中获胜。” 　　不过，蒋介石睡不好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蒋介石一边于八月底邀请共产党的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来重庆进行国共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谈判；一边又密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出动一万七千余人，在尚未缴械投降的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的配合下，进攻八路军占领的山西长治地区，因长治古称上党，故史称上党战役。为了在军事上给共产党方面一点颜色看，蒋介石每天与阎锡山通次电话，一定要把抗战胜利后进攻解放区的第一仗打好。可是，事与愿违。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军队奋起自卫，攻克长子、壶关、屯留、潞城四座县城，接着围攻长治。阎锡山急调二万五千人增援。刘邓部队一边继续围攻长治，一边将主力预伏在屯留与亭之间，于十月二日在预伏圈歼敌大部，并将参战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十二日凌晨又将逃窜敌军聚歼于将军岭和桃川地区。 　　这也是蒋介石推迟到今天才接见徐永昌和商震的原因。 　　“次辰，启予，唵，还有伯川（阎锡山），这个这个，都拆我的台，吨！”蒋介石脸色气得铁青，“今天清早六点，接怕川的电话报告，这个这个，长治这一仗，第二战区损失三万五千多人，唵！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和十名师一级的军官，当了共产党的俘虏，唵！”他越说越生气，“尤其是你们两位仁兄，吨，简直是在背后捅了我一刀！这个这个，如果没有盟邦美国从军事上、经济上支援我们，能消灭共产党吗，吨？这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二位想过没有，唵？” 　　徐永昌和商震十分难堪。蒋介石的话，句句是钢针，刺痛了他们的脑神经，也刺伤了他们的自尊心，感到做一个真正的人真难啊！ 　　发现真理，只需要贡献出脑细胞；而坚持真理，学金鸡报晓，号手呜金，狂飚鼓浪，飓风扫尘，常常要付出重大的牺牲。如果如实说出麦克阿瑟的专横跋扈，蒋介石不但听不进去，还会把问题弄得更糟。徐永昌和商震只好能屈能伸了，只好匿影藏形了，只好韬光养晦了！明知自己坚持的是真理，却要被迫放弃，是人生最大的痛苦和悲哀。有身份地位，又有正义感的人，这种痛苦和悲哀感也就更甚。 　　“我们错了，请委座息怒！”徐永昌违心地说，“我们愿意接受委座给予我们以任何处分！” 　　商震紧接着说：“革职查办坐班房，我们都甘领甘受，反正我们深深知道自己错了！” 　　“你们为什么要跟苏联代表一唱一和，唵？”蒋介石说，“八年抗战，唵，苏联是我们的朋友！这个这个，抗战一结束，苏联就会很快转化为我们的敌人。这一点，你们认识到没有，唵？” 　　“我们想到过，委座。”徐永昌说，“在东京，我和商先生很坦率地与两个苏联代表交谈过，问及苏联是否会像支持东欧的罗马尼亚等七国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那样，也支持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这话引起蒋介石的极大兴趣，心中的愤懑一下子消了许多，铁青的脸庞也逐渐有了血色。他说：“他们是怎样说的，唵？” 　　“他们说绝对不会。”商震将迪利比扬格说的不论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与东欧这些国家不一样；在中国八年抗战中，苏联给予中国许多支援，但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以任何援助等情况说了一遍，然后说：“普尔卡耶夫说了，如果国共两党发生内战，他们也只会从道义上支持中共。” 　　“你告诉他们了，唵，我们会打内战？”蒋介石一怔，脸色又变青了。 　　“我们矢口否定。”徐永昌说，“我们告诉他们，目前国共两党代表正在重庆举行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谈判呢！” 　　“嗯，吨，应该这样回答他们。”蒋介石心中的怒气全消了，“说说你们去东京的其他情况，吨！关于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这个这个，不用说了，我己看了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唵！” 　　徐永昌和商震如获大赦似的轻松下来。 　　徐永昌将经过各国代表的争取，美国方面同意中国、苏联等六国各派三名法律专家，参加惩办日本战犯条例的制订；同意吸收中国、苏联、英国、法国等十国参加国际军事法庭，除荷兰以外，其他九国各派一个师的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以及已经开始逮捕日本战犯等情况一一作了汇报之后说：“基南先生说了，三名法律专家务必在十月上旬，最迟不超过中旬赴东京工作，今天已经是十月十二日了。” 　　蒋介石很兴奋，腰杆子也一下硬了许多。 　　他说：“请健生（白崇禧）兄，唵，与居觉老商量商量，派哪三个法律专家好，唵？争取在三五天之内去东京，唵！” 　　他说的居觉老，是立法院院长居正，字觉生，年纪比蒋介石大十一岁，故以“居觉老”相称。 　　白崇禧说：“等会儿我就与居觉老商量，定下来了再向委座报告。” 　　“军事代表团什么时候进驻日本，唵？”蒋介石望望徐永昌，又望望商震。 　　商震说：“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十月上旬或中旬进驻日本。” 　　“我的意见，唵，军事代表团团长必须具有上将军衔。”蒋介石面向白崇禧，“你是国防部长，这个这个，你认为派谁任团长好，唵？” 　　“请委座决定。”白崇禧说。 　　徐永昌说：“我推荐启予兄担负此重任。” 　　商震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并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在日本呆了三年时间。抗日战争中，先后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缅甸军事考察团团长，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并以蒋介石的随员身份，参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的中、美、英三国开罗会议，又有上将军衔，是十分理想的人选。 　　商震想到自己这次从东京回来受到的批评，心里憋了一肚子闷气。人间苦涩，世路崎岖，一切执著不如放弃；可他热爱祖国的激情不泯，惩办日本战犯的宿愿难了。但考虑蒋介石不会接受徐永昌的推荐，于是他说：“我才疏学浅，胜任不了，请委座另选贤能担负此重任。” 　　“你就是贤能啦，唵！你任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这个这个，工作干得出色，唵！”蒋介石说，“我同意次辰兄的推荐，正式任命你为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唵！这次去要吸取教训，这个这个，再不要与盟邦美国作对，唵，具体说，不要与麦克阿瑟将军作对，一切以盟邦美国的意见为意见，唵！要以自己的言行，为这次赴东京的三名法律专家，这个这个，为今后参加国际法庭的中国检察官和法官起表率作用，唵！” 　　商震很委屈，实在不愿意再赴东京。但是，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如果自己不去，蒋介石派一个软骨虫去，一切仰人鼻息，一切由麦克阿瑟说了算，还有什么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可言，还有什么坚持正义审判可言！ 　　“我服从委座的派遣。”商震说，“我已是五十四岁的人了，会用‘吃一堑长一智’这句名言来约束自己。” 　　是的，吃一堑长一智，不过蒋介石着重理解一个“堑”字，商震着重理解一个“智”字。 　　“很好，唵！”蒋介石说，“至于带哪个师去，让谁任参谋长，这个这个，要哪些人作助手和随员，由启予兄自己定，唵！” 　　十月十六日，暂编第十师官兵穿着崭新的军装，携带最好的武器，由代表团参谋长喻哲行中将率领，乘坐“胜利号”运输舰，由吴淞口出发，经东海去日本。考虑战后的日本生活物资奇缺，还带了大批粮食罐头制品，以及五辆军用卡车、六辆吉普车、四辆小轿车和一辆中型客车。 　　十八日，商震率领秘书史兴楚少将，助手王锡钧少将、李勋德少将，三十四名上校级工作人员，八名翻译，五大捆记载着日本军国主义在各个时期侵略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的各种证据，以及向哲浚、方福枢、易明德三名法律专家，乘DC47型242号专机，从南京起飞赴东京。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代表麦克阿瑟的萨塞兰、惩治日本战犯条例起草领导小组组长基南、先期抵达东京的喻哲行、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英国代表团团长巴特斯克、法国代表团团长勒克莱、澳大利亚代表团团长布莱、加拿大代表团团长戈斯格罗夫、印度代表团团长贾迪、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新西兰代表团团长艾西特等人，在东京羽田机场迎接商震一行。除了贾迪、阿基诺和艾西特，其他人都彼此打过交道，大家握手言欢，显得十分亲热。 　　九国军事代表团的驻地，设在千代田区前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部的六层办公大楼一至五层，除五楼只驻着印度代表团以外，其余每层楼驻两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与苏联代表团驻在三楼。因这座大楼呈半弧形，故大家称它为“半月楼”。每个代表团所属部队除一个警卫连随团住在半月楼以外，其余的人分别驻扎在东京的各个区。中国驻日部队驻扎在涩谷区。 　　接着，商震一行由喻哲行陪同，驱车去千代田区，向哲浚等三名法律专家驱车随基南去明治生命大楼。 　　晚上八点，迪利比扬格带着汉语翻译彼尼斯基来见商震。商震由俄语翻译苏文源陪同，在会客室接见迪利比扬格。房间里的气氛欢快而融洽。 　　迪利比扬格出生于乌克兰，年约四十，原是苏联贝加尔方面军副总参谋长兼作战参谋。挂在胸前的三枚勋章，说明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赫赫战功。 　　他望着商震，高兴地说：“商震先生希望我带团来日本，我也希望商先生带团来日本，现在彼此的愿望实现了，今后让我们团结战斗，真诚合作！” 　　商震苦笑着点点头，他甚至怀疑自己还是不是商震？不是商震又是谁？贾桂的形象活脱脱地冒了出来。但只是一瞬间的事。他坚信自己辽是那个有正义感的商震。几天来，他苦思冥想过，蒋介石的旨意，固然不能违拗，但还得坚持正义。“吃一堑长一智”，那么，智谋在哪里？他想得最多的是暗斗，他心胸中塞满了苦涩，但也有几分安慰和自信，因为随团来日本的喻哲行和全体工作人员，几乎无一不是他先后任绥远省都统，国民革命军北方军第一军长，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天津警备司令，河南、山西省主席和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期间提拔起来的亲信。他把自己的主张坦诚地告诉大家，希望他们密切合作，并获得同仁们与他同心同德的满意回答。 　　“我非常羡慕将军阁下，有个敢于与美国抗衡的领袖斯大林主席！”商震的话脱口而出。 　　脱口而出的话，是真诚的流露。当然，在一个苏联将军面前说这种话，似乎有损蒋介石的形象。这，商震自然想到过。但是，既然迪利比扬格愿意与自己真诚合作，就得在朋友面前说真话。再说，谁叫你蒋介石在杜鲁门的指缝里生活？！ 　　“蒋介石委员长是亲美的，这我们十分清楚。”迪利比扬格说，“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希望商将军不要含糊，贵国是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啊！” 　　“将军阁下的话语重心长，对于我们是激励，也是支持，十分感谢！”商震沉沉地嘘口气，“我们一定与贵国代表团，与其他坚持正义的代表团一起，团结战斗，真诚合作，但是，我们只能暗斗，恳望阁下理解我们的苦衷。” 　　“我们理解。”迪利比扬格说，“明斗是火，暗斗是焰，火与焰加在一起，就能燃起冲天大火！” 　　商震高兴地说：“阁下的话富有哲理。” 　　接着，迪利比扬格告诉商震，战后由裕仁天皇皇后良子的叔父东久迹宫组阁的第一届内阁，因拒绝执行最高总司令部关于取消军队。释放一切政治犯、给日本人民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命令，出于麦克阿瑟的压力，已于十月五日总辞职了，十月九日由币原喜重郎组成新内阁。 　　东久迩宫辞职和币原喜重郎上任的事，商震已从国内的报道知道了，但政治家的习惯思维方式又促使他提问：“币原在这时候出任日本首相，有什么政治背景没有？将军阁下。” 　　“大概是因为他是亲美的。”迪利比扬格说，“币原曾于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四年出任驻美国大使，是华盛顿国际裁军会议的日本全权代表。一九二四年秋以后，曾四次出任日本外务相，因他奉行对美的亲善方针，曾被日本军部和右翼团体谴责为‘软弱外交’。” 　　这里说的军部，是在近代天皇制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军事势力，包括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教育总监部及内阁中的陆军省和海军省，虽不是如立法、行政之类的国家机构部门，但却独立于政府、议会的管辖之外，形成一股巨大的势力。 　　“原来如此！”商震说，“军部把握着日本权力中枢，疯狂推行法西斯侵略政策，起过破坏的作用，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使日本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分析说，“币原出任首相，对于用美国政治模式改造日本有利，但对战犯的审判可能带来某种不利，因为币原的言行完全控制在麦克阿瑟手里。” 　　“将军阁下说得对。”迪利比扬格说，“等着瞧吧！” 　　商震的判断，来自他政治理论上的成熟。 　　第二灭，也就是十月十九日上午九点，币原喜重郎领着卫士中冲耕吉，急匆匆离开首相府，乘坐小轿车去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他身上的毛孔张开，微微出汗，说明他的心情紧张，比觐见天皇还要紧张几分。在他七十三岁生涯里的驻荷兰公使、驻美国大使、四任外务相和代理首相期间，曾多次受到大正天皇和裕仁天皇的接见，心情都没有这样紧张过。 　　他坐在轿车里，十月十四日上午第一次会见麦克阿瑟时对方的一句话，又洪钟般地在耳边响起：“我同意裕仁天皇的意见，让你出任日本首相。希望首相阁下从东久迩宫内阁的倒台中，吸取深刻教训，以真诚的态度、卓有成效的工作效率，同心同德地与最高总司令部合作。” 　　麦克阿瑟的第一句话，说明他是日本的太上皇。他的第二句话，是给币原戴上了紧箍咒。 　　裕仁物色币原出任首相时，币原的妻子纯玉子曾语重心长地劝过他：“你出任首相，既要听天皇的，又要听麦克阿瑟的，是在夹缝中受罪，年过古稀的人了，何苦而来？” 　　币原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七千万日本人，唯独我受到麦克阿瑟的器重，也算是三生有幸，不论今后承受的压力有多大，我都挺得住。” 　　然而，现实生活又是如此严酷。因此，几天来，他如履薄冰，总是提心吊胆。 　　这时，他耳边又响起了良秀子的声音：“喂，是币原首相阁下吗？请你马上来最高总司令部一趟。最高总司令说了，与他上次接见你一样，不要带秘书和翻译来，也与上次一样，由我担任翻译。” 　　他后悔自己出任驻美国大使五年间，没有把英语学好。讨厌的是良秀子偏偏又是日本人，麦克阿瑟那些教训式的话让她听到了，面子上总有点过不去。不过，不带秘书来也好，少了一双耳朵。 　　但他想得最多的，是麦克阿瑟第二次接见的动机，是他又有新的吩咐，还是让他汇报情况，抑或发现他对最高总司令部不忠？他诚惶诚恐走下轿车，再乘电梯登上帝国饭店第十楼。 　　良秀子在会客室门口迎接币原，她说：“首相阁下请坐，我去请最高总司令出来，他正在批阅文件。” 　　麦克阿瑟左手握着烟斗，从里面房间里出来了，币原赶忙起身，双手握着他伸过来的右手。 　　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币原想观察一下麦克阿瑟的表情，但他的两只眼睛却被墨镜遮着，无法看清楚。发明和制造墨镜的人，都该杀！他想。握手时，他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的手劲很大，不愧是军人。那么，他的心劲呢？他意识到对方的心劲更大于手劲。想到这里，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需要开电扇吗？”麦克阿瑟问。 　　“不用，谢谢。”币原赶紧将擦过汗的手帕，塞进银灰色呢料西装口袋里，尴尬地笑笑。 　　麦克阿瑟说：“请首相阁下来，有个问题想听听你的意见。新内阁还有外务相、陆军相和海军相三个大臣人选没有定下来，你认为由哪三个人出任合适？” 　　币原感到为难。他认为可以的，麦克阿瑟未必认可；麦克阿瑟认为适合的，他不一定说得中。于是，他说：“我说不准，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 　　麦克阿瑟说：“今天是朋友之间的随便交谈，不是阁下在内阁会议上作结论，说不准无妨，我不会计较的。” 　　这话虽然不够尊重，但币原却获得某种慰藉。以受到一人的不尊重，换来了受到全体日本人的景仰，从得失论衡量，谁能说不是一种巨大的胜利！ 　　但币原仍然不提具体人选，敷衍说：“还是请最高总司令定夺，我拥护。” 　　麦克阿瑟说：“我又不是日本的天皇，也不是首相，怎么由我定夺呢？” 　　“那就请阁下听听天皇陛下的意见。”币原说。 　　“我问过他，他却要我听听你的意见呢！”麦克阿瑟说，“你们硬要迫我当日本的太上皇是不是？哈哈！”他用哈哈大笑掩饰一切。 　　“阁下不是太上皇。”币原说，“阁下洞察当今世界政治局势，洞悉以美国为首的诸同盟国的政治动态，更洞彻日本政界人物的政治倾向和才干；由最高总司令提出三位大臣的人选，一定是因人制宜，更有利于日本的稳定和发展，也更有利于日本政府与最高总司令部赤诚合作。” 　　“那我就提三个人选。”麦克阿瑟很有滋味地吸了口吕宋烟，“吉田茂先生可以继任外务相，米内光政先生可以继任海军相，陆军相也由下村定先生继任。行不行？首相阁下。” 　　币原说：“最高总司令阁下用人得当，简直是慧眼识珠。” 　　“不！阁下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麦克阿瑟说，“不能人云亦云，你要讲真话，把自己对这三个人的真实看法说出来。” 　　币原沉思片刻，说道：“感谢阁下对我的信任，那我把自己的真实思想说出来，供最高总司令阁下参考。对这三个人选，一些国家的驻日军事代表团，如苏联、英国、菲律宾，特别是中国代表团会提出反对意见的。” 　　麦克阿瑟说：“请阁下说具体些。” 　　币原说：“按照上述国家的观点，这三个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死敌呢！” 　　“请一个个说。” 　　币原先介绍吉田茂的情况，他说吉田曾在中国工作多年，曾积极参与田中义一内阁侵华政策的制订。一九二八年，他出任外务省次官不久，协助田中义一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并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直接参与侵袭中国山东的指挥，故中国报纸载文说他是“披着外交官外衣的间谍和军师。” 　　“那么，米内光政呢？”麦克阿瑟问。 　　币原说，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米内任侵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官，多次侵犯中国沿海地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九年，任林铣十郎内阁、近卫文麿第一、二任内阁海军相。一九四○年任首相期间，不仅是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之一，而且是侵犯苏联的一九三八年的张鼓峰事件、一九三九年的诺门坎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陈述到这里，说道：“听说上个月，中国和苏联代表来东京出席日本投降仪式时，曾就吉田出任日本战后第一届内阁外务相，米内出任海军相，下村出任陆军相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过抗议，不知是否有这回事？” 　　“有这么回事。”麦克阿瑟说，“你再说说下村定。” 　　币原说：“下村定从一九四二年春开始率军队进驻中国华北地区，先后任第一一五师团长、第十二军军长和驻华北日军总司令直到日本投降，他在华北的三年多时间，正是日华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他在那里的所作所为可想而知。” 　　麦克阿瑟陷入沉思。 　　币原又说：“一些国家一定会认为这三个人是战犯。” 　　“哪有那么多的战犯！”麦克阿瑟说，“请币原先生转告裕仁天皇，分别任命这三个人为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如果有人反对，一切由我负责！” 　　十月二十一日上午八点，吉田、米内、下村的委任状，抄送给各驻日军事代表团。 　　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三国代表团看了委任状，若无其事地没有引起任何反应；法国、英国和印度代表团感到不可思议，但也不置可否；中国、苏联和菲律宾代表团始而大吃一惊，继而无比愤慨。 　　商震端坐在代表团团长办公室那张皮垫转椅上。与其说是满腔愤慨，不如说是被无情的痛苦折磨着。由于国家的不强盛，从鸦片战争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岁月中，祖国累遭帝国主义者侵略和欺凌，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胜利了，他与四亿五千万同胞一样欢欣鼓舞，扬眉吐气。然而，现在，中国仍然被人瞧不起！屈辱的民族心理，低落的民族情绪，又像沉重的阴云笼罩着他，使他喘不过气来。 　　他将那纸连看过三遍的委任状沉沉地放在办公桌上，缓缓站起开始发福的身躯，拖着像灌满了铅似的两条腿，在房间里踱了几步，然后肃然站立在悬挂在墙壁上的那幅秋海棠叶子似的中国地图面前。他感到它是那样神圣，心中涌起一股远离故乡而强烈思念母亲的激情。 　　这股激情，如同地底下的熔岩，随时会喷出炽热的岩浆来！他决不允许祖国的尊严受到挫伤。谁歧视和鄙视他的祖国，他就与谁斗到底！ 　　他拿起委任状走到门口，对在外面房间办公的秘书史兴楚说：“小史！你把这纸委任状送给喻参谋长看看，然后在全体工作人员中传阅，一个小时之后在会议室开会研究对策。看来，这是一场力量的拼搏！” 　　小史并不小了。他二十二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之后，在商震手下工作十四年了。但他在五十四岁的商震面前还是小字辈。史兴楚感到他的后一句话很有分量，沉沉地点点头。是的，一场力量的拼搏不可避免了！ 　　人类社会不外乎由三种力量支撑着，即暴力、财富和知识。这三种力量的层次，暴力属于低级，财富属于中级，知识属于高级。暴力的施展，财富的聚敛，都得依靠有着神奇力量的知识。日本疯狂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靠的是第一种力量；许多国家对日本进行经济封锁，靠的是第二种力量；全世界人民最后战胜日本法西斯，从根本意义上讲，靠的是第三种力量，麦克阿瑟之所以目空一切，只因为手中有四十六万军队，只因为美国比较富裕，拥有前两种力量。而商震他们，驻军只有一个师，中国又比较贫困，但他们有着由执著维护祖国尊严而产生的左右逢源的智慧；拥有知识，就能够创造一切和战胜一切。 　　喻哲行与商震是保定同乡，二十一岁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先给商震当文学秘书，一年后改任副官。因与商震心心相印，五年后陡然让他当了师长。快四十岁的人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脾性。他看了那纸委任状，禁不往“咚！”地一拳头击在办公桌上，随即吐出四个字：“欺人太甚！”他的感觉如同自己脸颊上被人狠狠打了几记耳光。他牙关咬得很紧，真想咬碎点什么！他仿佛是为了驱赶眼前的伤感似的，狠狠地在烟灰缸里捏灭了正燃烧着的半截香烟，他从眼前的这纸委任状，联想起两年前自己由商震手下的一名三十七岁的军长，接受集团军总司令委任状的情景；从那时起，他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他知道自己之所以想起这件事，是受一种冲动的支配，要在军事代表团这个特殊的岗位上，以特殊的手腕辅佐商震搏斗一番。 　　他这么想着，起身走出他的办公室，将那纸委任状退还给史兴楚，然后去见商震。 　　一个小时之后。代表团的近四十名工作人员，围着一张铺着大蓝色桌布的条形长桌，就坐在东西各两排座位上。 　　会议室北面墙壁上悬挂着孙中山的半身画像，画像下方挂着一幅中堂，上面是由书法家于右任书写的，孙中山临终时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一句话：“和平奋斗救中国”！悬挂在南面墙壁上的是一幅中国地图。 　　商震说：“如果我们不对日本政府新任命的外务、海军、陆军三个大臣进行坚决的抵制，就有愧于长眠于九泉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有愧于伟大的祖国和祖国人民！我们要设法把这三个人从日本内阁大臣的宝座上拉下来，给日本政府以震慑，让他们的头脑清醒清醒，不能无视中国代表团的存在。出于同一个道理，也是让麦克阿瑟的头脑清醒清醒；谁都知道他是日本的太上皇，币原出任总理大臣是经过他首肯的，这三个大臣的任命还能不请示他！” 　　他的话像调节光束焦点的聚光灯，把同仁们头绪纷坛的思想集中到了一点。 　　商震接着说：“上月，在密苏里号舰上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前夕，我国的徐永昌将军和苏联的迪利比扬格将军，曾就吉田、米内和下村在日本内阁任职一事，向当时的东久迩宫首相提出口头抗议，他表示向天皇和麦克阿瑟反映。现在，居然还让这三个人在内阁继任原职，我们能做软骨虫吗！”他望了望坐在他左边的喻哲行，“我们该怎么办？请喻参谋长发表意见。” 　　喻哲行说：“下面，我负责传达商司令长官的意见。” 　　商震插言说：“我已说过，司令长官已是过时的官衔，如同过眼云烟，请大家都称我商先生。” 　　“我老是改不了口。我向商先生学习，以后也请诸位称我喻先生。”喻哲行笑笑，“好，我传达商先生的意见。第一，请诸位集中时间和精力，力争在今天晚上，把这三个人在中国的犯罪证据查阅清楚，并整理出书面材料来；第二，按照国父遗嘱中说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也就是联合其他驻日代表团，特别是苏联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 　　商震的助手之一王锡钧说：“报告商先生和喻先生！档案室的几个同志从抵达东京的当天晚上开始，夜以继日地将从国内带来的五大捆日本侵华罪证史料大致阅读了一遍，已将史料编了号，并以每个犯罪人为单位写了卡片。因此，只需两个小时就可以把这三个人的犯罪事实写出书面材料来。” 　　商震很高兴：“很好！感谢档案室同志的通力合作。你们辛苦了！” 　　喻哲行接着说：“由于诸位所知道的原因，我们与麦克阿瑟的斗争只能暗斗。这次斗争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半明半暗。这是中国代表团进驻日本之后的首场决战，只能获胜。否则，麦克阿瑟他们就不会把我们看在眼里，以后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就无真理可言，无正义可言！” 　　上午九点五十分，苏联代表团团长迪利比扬格、参谋长谢列诺维奇，菲律宾代表团团长阿基诺、参谋长托尼斯，领着各自的汉语翻译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 　　商震和喻哲行知道，菲律宾虽然规定泰加洛语为国语，但政府文告和主要报刊却使用英语，因此，他们领着俄语翻译苏文源和英语翻译施崇民，在会客室接待四位将军。 　　商震已知道对方的来意，故直截了当地说：“我和喻将军计划先去拜会迪利比扬格、谢列诺维奇两将军，然后上四楼拜会阿基诺、托尼斯两将军，正准备行动，四位将军却来了！面对日本政府委任的三个大臣，你们一定带来了好对策。” 　　托尼斯说：“我们不请自到，说明我们三个代表团之间的心心相印！” 　　阿基诺接过托尼斯的话头说：“也是同心同德。尽管日本政府和麦克阿瑟将军这样做，是有意与苏联和中国作对，但菲律宾被日本侵占达三年之久，也深受其害，所以，我们坚决站在苏联和中国一边。” 　　商震很激动：“谢谢菲律宾代表团的支持！” 　　迪利比扬格说：“至于说到好对策，中国代表团一定考虑得很成熟了，请中国朋友说说。” 　　于是，喻哲行将查阅和整理吉田茂、米内光政和下村定在中国的犯罪事实，以及联合代表团与麦克阿瑟斗争的设想说了一遍。 　　“好啊！我们三个代表团想到一起来了，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谢列诺维奇说，“日本侵犯我国的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米内是决策者之一。有关这方面的罪证，我们负责提供。” 　　迪利比扬格建议将这三个人的罪证材料打印若干份，分送各代表团，相信会得到他们的支持的。他接着说：“罪证材料后面怎么落款？” 　　商震说：“我们想好了，署上‘中国原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提供’。” 　　阿基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写由‘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提供’？” 　　迪利比扬格说：“他们有为难之处。” 　　“哦，噢！”阿基诺似懂非懂地望着商震。 　　迪利比扬格考虑到米内的罪证材料上有张鼓峰、诺门坎事件，有关他的那份材料上落款可加上“苏联驻日军事代表团”字样。他接着问：“三份材料送不送给麦克阿瑟将军？” 　　“应该送，让他知道他支持的是些什么人。”商震说，“对日本政府的抗议书，也应该送给他一份。” 　　“中国代表团是否在抗议书上署名？”谢列诺维奇问。 　　“署名。”商震说，“因为斗争矛头不是直接对着麦克阿瑟将军的，我们可以署名。” 　　“好吧！我们来表演一场指桑骂槐戏。”托尼斯轻松地一笑。 　　这时，王锡钧送来了吉田、米内、下村的罪证材料。 　　“中国朋友的工作效率如此之高，令人钦佩！”谢列诺维奇回头对彼尼斯基说，“你回代表团督促一下，要档案室快点把张鼓峰、诺门坎事件的材料提供出来。” 　　商震将材料浏览一遍，然后要苏文源用俄语、施崇民用英语念一遍。 　　有关吉田茂的罪证有四条，前三条是他任安东、济南领事和任天津、沈阳总领事期间，他写给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的十二封信的摘录。他在这些信中说，中国东北、华北都是膏腴之地，盛产小麦、棉花、羊毛，并有丰富的煤、铁、盐等资源，这些都是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掠夺这些物资的手段是：第一步，日本先以与中国合资开矿、办工厂、办学校、办洋行、办银行等方式，让日本人进入这两个地区；第二步，以保卫日侨为由，再派军队进入；第三步，在适当时候，进行武装侵占。田中义一和他以后的内阁，完全采纳了吉田的意见。第四条，揭露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日，吉田以军事顾问名义赴济南，与时任日军步兵联队长的冈村宁茨等人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六百余人，国民党政府派蔡公时为特派交涉员，带领十六名外交官与驻济南日军司令部交涉停战事宜，吉田和冈村等人竟然将蔡公时的两只耳朵割掉，然后将他们全部处死。 　　“他们公然违反不杀使者的国际准则，如此野蛮和残酷，实在令人发指！”迪利比扬格说。 　　阿基诺说：“吉田茂是地地道道的刽子手！” 　　这时，彼尼斯基送来了两份材料，迪利比扬格看过后，由精通汉语和英语的彼尼斯基分别用汉语、英语念了一遍。 　　米内曾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一次日本内阁会议上说：“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是人类的公敌，北进苏联是日本的主要国策之一。因此，我极力主张在张鼓峰、诺门坎两地对苏联发起攻击，也就是伸出两只触角，试探一下苏联布防在两处的军事虚实，为以后的全面进攻苏联作准备。” 　　米内在中国的犯罪事实是：他任日军第一舰队司令官的两年中，在中国沿海地区进行过三十八次骚扰，共夺走轮船一百二十多艘、渔船五百六十艘，屠杀中国军民一千八百九十多人，抓走青壮年渔民五万六千多人，被送往日本做劳工。米内三任海军相期间，不仅参与卢沟桥事变的策划，而且积极支持和扶植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一九四○年一月出任首相到七月倒台的半年内，先后纠集日军发动进攻南宁、包头、绥远、五原、宣城、信阳、冀东地区、确山、粤北地区、枣阳、襄阳、樊城、宜昌、晋西北地区、鲁中地区等大小八十五次战争，屠杀中国军民三万九千多人，烧毁房屋五千八百多栋，抢走粮食十九万五千多斤。 　　“米内罪行累累！”商震说；“我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就是在抵抗日军进攻枣阳的战役中，于一九四○年五月十六日上午殉国的。” 　　谢列诺维奇说：“还让这样一个法西斯分子出任海军相，是对苏联和中国明目张胆的挑战，是对其他驻日代表团的蔑视，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下村定在中国华北地区的所作所为，更是罪大恶极。据不完全统计，他在华北三年多时间里，发动大小战争二千五百余次，除使中国军队造成一百五十八万余人的伤亡外，由他下令屠杀的军民有二万八千多人，其中有一百八十五人被定为“好战分子”而被活活剐死！经过这二千五百余次战争，使四百五十多个村庄成了废墟。与此同时，他们还抓走青壮年四十七万六千余人，其中二十一万二千多人送往中国东北地区，其余送往日本从事繁重的劳动。 　　阿基诺说：“让下村定出任日本陆军相，是对《波茨坦公告》的践踏，天理难容！” 　　“请中国代表团起草个抗议书。”迪利比扬格说，“同意我们观点的代表团团长在上面签名，把三份罪证材料附在抗议书后面，争取明天上午送给日本政府。” 　　“起草抗议书，我们责无旁贷。”商震说，“两个小时内拿出初稿来请四位将军审阅。” 　　商震的话音刚落，币原领着吉田、米内、下村拜访商震和喻哲行来了。陪同他们来的，还有驻日同盟军总参谋长萨塞兰。很明显，这种拜访，是麦克阿瑟授意的，是为了得到各国代表团的谅解和支持，至少是不反对。 　　好比一场预测准确的大地震即将发生，会客室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紧张了。 　　币原说：“我和新上任的三位内阁大臣，由萨塞兰总参谋长引路，特地前来拜访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我们拜访的先后，从第一楼开始，现在来到三楼。正好，中国、苏联、菲律宾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都在，我们就一并拜访了！” 　　他领着六十六岁的吉田，六十五岁的米内和五十八岁的下村向大家深深一鞠躬，然后都主动伸出右手与大家握手。 　　商震苦笑着：“那我就权且充当三国代表团的东道主。诸位请坐，诸位请坐！” 　　宾主坐定，币原又说：“我和这三位大臣，受命于日本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任务十分繁重，而我们又都才疏学浅，深感难以胜任，万望各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给予支持。” 　　一阵沉默。会客室里死一般的沉寂，似乎把空气凝成了固体。 　　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已迫在眉睫，无法避免了。 　　萨塞兰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为了打破沉默，他说：“三国代表团团长和参谋长聚集在一起，是在商讨什么问题吧！” 　　“是的。”迪利比扬格说，“我们正在商讨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币原总理大臣和三位大臣来得正好，那我们先提出口头抗议，再向日本政府递交书面抗议。” 　　“噢！是怎么回事？”币原脸上出现问题即将彻底败露时的那种惶惑不安。 　　迪利比扬格说：“抗议日本政府肆意践踏《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原则，公然任命吉田、米内、下村三位先生分别为外务相、海军相和陆军相！” 　　“肆意践踏《波茨坦公告》的基本原则？”萨塞兰大吃一惊，“问题有这么严重吗？”他两个肩膀一耸，又两手一摊。 　　真理和正义，尊严和人道，像四把烈火，在商震和喻哲行心胸中熊熊燃烧！他们顾不得蒋介石的这叮嘱那叮嘱了。 　　“问题的确很严重！”商震说，“吉田、米内、下村三位先生应该定为战犯予以逮捕！至于是甲级战犯，乙级战犯，还是丙级战犯，把他们的罪证进一步调查清楚了再定。” 　　“不能信口雌黄，商将军阁下！”萨塞兰咆哮着，“请你们拿出确凿证据来！” 　　“我们决不是信口雌黄！”喻哲行拿起那些罪证材料在空中扬了扬，“萨塞兰总参谋长和币原首相哪位先过目？” 　　这使萨塞兰感到非常意外，他一怔：“币原首相你先看！” 　　喻哲行起身将罪证材料递给币原，他起身伸出双手接过去，如同接过烧得通红的铁块。 　　吉田、米内、下村都脸色苍白，好比犯罪被人当场抓获似的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底下躲藏起来。 　　币原看了罪证材料心脏一阵阵急跳。他起身用微微发抖的手将它们递给萨塞兰。萨塞兰像抢夺什么似的接了过去，似乎很生气。 　　萨塞兰看完，望着商震，责备道：“你们是蒋介石委员长领导的代表团，可不要与中共勾勾搭搭！” 　　商震回敬说：“我们与中共的政治主张不同，但对日本侵略中国所犯罪行的追究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对原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及时提供的有关材料表示欢迎。”他面向喻哲行，“请将这三份罪证材料，分别送给吉田、米内、下村三位先生自己看看。” 　　“我不看，我不看！”吉田头和手一齐摇动。“我表示抗议！”他无力地半举起右手拳头。 　　阿基诺很生气：“你抗议谁？吉田先生！请你冷静一点、现在已不是日本军国主义在别国领土上横行霸道的时候了！” 　　吉田挨了当头一棒，这才老实一点。他的头微微垂着，似乎已陷于沉思。 　　喻哲行间米内：“米内先生！有关你的罪证材料你看不看？” 　　米内讷讷地说：“我不看。” 　　下村紧接着说：“我也不看。” 　　喻哲行冷笑着说：“心理学告诉人们，你们很想看，巴不得马上就看，只是感到现在不是时候。” 　　这时，下村起身向币原一鞠躬：“我向首相阁下提出口头辞职，下午再呈送书面辞呈。” 　　吉田和米内也照此鞠躬和说出同样的话。 　　“三位不要急于提出辞职。”萨塞兰说，“请你们听听麦克阿瑟最高总司令的意见再说。”他话一出口，就感受到自己的话揭了麦克阿瑟的一层面纱。遗憾的是，话一说出就收不回了。 　　好吧！且看麦克阿瑟如何处理这件棘手难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