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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本是千篇一律的，除了星星就是月亮，所谓“千里共蝉娟”。但由于人们用灯光给予夜的装饰不同，便构成了各种各样的夜色。
在南京，当夜幕四合时，光辉灿烂的电灯光和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一齐映照在琳琅满目的橱窗上、光怪陆离的商品广告上、惹人情怀的演出海报上、滚来滚去的各种车辆上、婀娜摩登的女郎和英俊潇洒的男士的脸上和衣着上，万花筒似的使人眼花缭乱。
晚饭后，蒋介石正偕同宋美龄在官邸后花园荷塘边散步，待卫官廖容仲前来将一份电报送给他。蒋介石接过电报一看，只见电报全文是：
“中国南京国民政府：为落实有关甲级战犯的犯罪事实，特传讯冈村宁茨来东京出庭作证，恳望支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蒋介石再看电报的时间，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三日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从东京发出，下午六点四十分传到南京。
宋美龄问：“什么电报？达令！”
蒋介石没有吭声，将电报递给妻子。
宋美龄看了电报，说道：“达令，不是已向麦克阿瑟将军说了，冈村宁茨的问题由中国政府处理，国际法庭怎么又传讯他出庭作证？”
蒋介石说：“传讯他出庭作证，唵，与过去提出逮捕他，这个这个，送往东京接受审判不一样，唵！”
“达令同意冈村去国际法庭作证？”
“去不得，达令，唵！”蒋介石的语调充满了关切之情，“他一去，吨，会有去无回！还与上次一样，要国防部，这个这个，给国际法庭回个电报，说冈村又病了，病情很严重，不能去东京，唵！”
蒋介石为什么这样关心冈村宁茨？事情实在太微妙了，也太复杂了！
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连自己也作了被定为甲级战犯处死打算的冈村宁茨，公然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庇护，每一个与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之仇的中国人，无不感到不可思议，无不感到不能容忍！
为了揭露这一内幕，不得不将时间退回到一九四六年八月。
八月八日上午，蒋介石收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转来的、中国解放区战犯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关于要求逮捕冈村宁茨写给该法庭的一封信，以及《冈村宁茨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和基南在上面的一段批语。
吴玉章的信言简意赅，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惩办冈村宁茨的正义呼声：
“冈村宁茨是侵略中国历史最久而罪恶最大，是日本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首要战争罪犯。一九二八年，他任驻华日军步兵联队长，参加侵占济南的战争，是济南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一九三二年任日军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三年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侵略中国主权的《塘沽协定》。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历任日军第一军司令官、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了极其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可是，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冈村宁茨仍然安居南京，逍遥法外。因此，我们强烈要求贵国际法庭维护正义与公道，通知中国政府逮捕冈村宁茨，并押往日本东京接受正义的审判。”
《冈村宁茨在华犯罪事实调查材料》着重揭发冈村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三光政策”犯下的滔天罪行。《材料》说：
“据不完全统计，冈村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间指挥日军在华北、华中两地区杀害中国军民五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人，烧毁大小房屋一十六万五千四百余栋，抢走各种牲口一十二万八千六百余头，各种粮食三千八百五十六万余斤，棉花二百三十四万五千六百余斤，使二百五十四个村庄成了无人村，一百五十五个村庄成了一片瓦砾场。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中，敌酋冈村宁茨曾多次乘飞机往返指挥。为了防止冈村狡辩和抵赖，特附上他说明自己这一行动而先后发给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的六份电报底稿原件。”
基南在信上的批语是：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收到吴玉章先生的信函和调查材料之后，曾向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作了口头报告，并于八月四日上午召集参加国际法庭的十一国法律代表团团长或代表开会，讨论近一个小时，英国、法国、苏联、菲律宾等四国代表团团长认为冈村宁茨应定为甲级战犯，并速予逮捕送东京接受审判；美国代表团团长认为解放区不是中国政府，吴先生的意见纯系民间要求，只能作参考；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四国代表团团长和代表建议由国际法庭和中国政府组成联合调查组，对冈村在华所作所为进行调查之后，再决定冈村是不是战犯或甲级战犯；印度代表团团长弃权；中国代表先同意美国的观点，最后也弃权。兹将上述不同意见转告贵国政府，请研究决定，并将你们的意见告我们。特说明一句，这同样是麦克阿瑟将军的意见。”
蒋介石对吴玉章的信和调查材料只匆匆浏览一遍，而对基南的批语却连看几遍，细细咀嚼，感到余味无穷。
一个小时之后，他召集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白崇禧、机要秘书陈布雷和曹土澂等人开会，研究如何答复麦克阿瑟和基南的问题。等与会者看了吴玉章的信、冈村犯罪调查材料和基南的批语之后，蒋介石说：
“基南先生的批语，唵，是他与麦克阿瑟将军对我们的暗地支持！这个这个，这两位美国朋友，唵，对冈村宁茨的态度与我们完全一致，这要感谢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唵！”
蒋介石为什么要感谢杜鲁门？一言难尽。
最高总司令部开始逮捕战犯时，老于世故的冈村宁茨认为蒋介石是把可以利用的保护伞，但是，他又不便直接去见蒋介石，想来想去，决定利用何应钦、汤恩伯是日本士官学校同班同学的关系，为自己搭桥。他抓住这三个人的强烈反共心理，于一九四六年四月八日给何应钦、汤恩伯写了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作为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势必定为甲级战犯而被逮捕。我罪有应得，已作了死的打算。但我为两件事而深感遗憾，死不瞑目：一是我在中国事变八年中，尽管我一直把主要精力和兵力用在对付共产党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上，可是我未能彻底消灭他们，而给中国政府带来无穷忧患；二是在与共产党军队交战的胜与败中，逐渐丰富了自己的作战经验，很想写篇《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的文章。但想到自己即将走向绝路，心情很乱，已经写不成了，只好让它随同我的躯体进入焚尸炉。”
四月十四日上午，何应钦与汤恩伯拿着冈村的信去见蒋介石。蒋介石看了冈村的信，马上表明自己的态度：
“应该说，唵，冈村宁茨是罪大恶极的。但我们的原则是以德报怨。这个这个，日本投降后，他指挥的军队以战争的手段，唵，拒绝共党要日军缴械的要求，没有让共党得到一枪一弹，是立功赎罪的表现。我看啦，唵，可以给冈村充分的时间，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写出来！这个这个，如果确有独特见解，而又切实可行，同样是立功赎罪，唵！”
何应钦心里暗暗高兴，他说：“冈村之所以给克勤兄和我写这封信，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对委座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接见他的一种报答，也是深受感动所致。五天后，我和克勤兄作为老同学去看望他，他将这天的日记给我们看，说委座问及他的身体好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中国政府将尽量给予照顾；说委座始终面带笑容，和蔼可亲，总是以好言相慰，深受感动，深感钦佩。”
他稍停又说：“我想，如果不是冈村在八年抗战中以主要精力和兵力对付共党的抗日根据地，共产党部队还要发展得更快。从这一点看，冈村的确帮了我们的大忙。”
蒋介石两只眼睛转动了两下，表示默认。
“从攻打共党部队这一点看，冈村是个很理想的军事顾问，只是他的民愤太大了。”汤恩伯试探着说。
他见蒋介石皱着眉头不吭声，马上转过话题说：“刚才委座说给冈村以充分的时间，让他把《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写出来，如果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要在最近逮捕他怎么办？”
“这好办，唵。”蒋介石说，“就说他现在是在华日军总联络部长官，唵！噢，现在叫日军联络班长了。这个这个，就说联络班还有一批日军和日侨没有遣送回日本，唵，工作需要，目前不能逮捕他。关于让冈村作军事顾问，现在不是时候，唵！”
他把脸转向何应钦：“请敬之兄给商震先生打个电话，请他将我们的意见，唵，转告基南首席检察官！”
于是，冈村宁茨花了二十天时间写了《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全文一万五千余言，分战略战术两大部分。关于战略的主要论点是：“必须记住中国古训，‘为虺弗摧，为蛇若何？’消灭共产党军队宜早动手，小蛇易打，大蛇难灭；以八百万雄师对付不足三百万敌军，全军上下必须牢树猛虎捕羊的必胜信念。”在战术上他提出“击虚避实”，“以众击寡”，“张网捕鱼”，“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并针对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天时地利人和，提出不同的具体作战方案。
冈村将文章送给何应钦和汤恩伯时，附上一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自知死期已近，不然，对每一场战争怎样进行，我还可以向二位学长提出具体谋略方案，因为我十分了解贵国的天时地利人和，也十分了解八路军和新四军，即现在的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特点。”
蒋介石看了冈村的文章和信，如获至宝，马上将文章铅印若干份，发给军以上单位学习，并派外交部长宋子文携带一份飞往华盛顿，送给杜鲁门。如果杜鲁门认为冈村的战略战术可行，希望他给麦克阿瑟打招呼，给冈村减罪或免罪。
因此，蒋介石才对何应钦、白崇禧等人发出“感谢杜鲁门总统”的感叹。
眼下，蒋介石接着说：“请诸位发表意见，怎样回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唵？”
“我说两点意见，请委座裁夺。”何应钦说，“冈村实际上已成了我们不公开的军事顾问，我们对他应想方设法予以保护。他不愧为有谋略的军事家。我们在攻打共党部队中，凡是贯彻执行他的《消灭共产党军队之战略战术》的都打了胜仗。反之，就打败仗。比如苏中战役的前阶段，由于徐州绥靖区司令顾祝同先生切实执行冈村先生的‘由南向北，由东向西，逐步压缩’的方针连打胜仗，歼灭共军二万五千余人；后来，由于顾先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违背了这一方针才吃了败仗，致使国军损失五万六千余人。”
何应钦继续说：“我要说的第二点意见是，八月四日国际法庭讨论吴玉章的信函时，美国法律代表团团长说吴玉章的意见只能代表民间意见，不能代表政府意见，我认为完全正确。也就是说，能否定冈村为战犯，不能以老百姓的意见为意见。对吴玉章的叫叫喊喊，中国政府和国际法庭可以不予理睬！”
白崇禧说：“冈村虽然身处艰险境地，但他一直关心着我们这场消灭共党的战争，我曾经三次接见过他，他每次对我们即将进行的某个战役都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难得啊！我完全同意敬之兄的意见，我们应该保护他。”
他稍停又说：“我再补充两点意见：第一，就说日军联络班的工作千头万绪，近半年内还不能结束，即使冈村是战犯，也得等这一工作结束之后才能逮捕他；第二，把日军在华北、华中地区所犯罪行，都推到冈村身上是不公正的，当然，他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是，他应该负哪些主要责任？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中国政府负责进行调查，也请国际法庭相信我们的调查。”
蒋介石面问陈布雷：“那就请彦及兄，唵，按照敬之、健生二位的意见，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写个复函，送给行政院长哲生（孙科）先生过目后，派专人送给国际法庭。”
他见陈布雷连连点头，又吩咐说：“请彦及兄在措词上下点功夫，唵，既要达到我们的目的，又不要让英、法、苏、菲四国代表团有空子可钻，唵！”
蒋介石接着说：“我看啦，吨，为了充分发挥冈村的军事才能，这个这个，请敬之兄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要他与你一道直接指挥一次战争，唵！”
世界和人生的本质似乎就是荒谬。荒谬，是一切不可理解的问题的标准答案。
何应钦决定让冈村宁茨与他亲临前线指挥鲁南战役。这天上午，他驱车来到日军联络班所在地南京金银街四号。在班长办公室，他向冈村说明来意之后说：
“如果老同学把这一仗打好了，蒋委员长就会正式聘请你当军事顾问。那么，你的问题就会获得彻底解决。”
六十六岁的冈村宁茨，满脸的皱纹像张河网图。大概是绞脑汁过多，额头上三道皱纹格外深，看去像个古稀老人。黑而粗的两撇浓眉，经灰白头发和灰白仁丹胡的衬托，更显得突出，也描写出他的凶残。他穿一身褪了色的土黄布军装，一个潦倒失意军人的形象呈现在何应钦眼前。
他听何应钦这么一说，仿佛突然燃起一堆火，心呼地热了起来，全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两眼禁不住潮湿了。他无比激动地说：
“感谢何学长，感谢蒋委员长！我曾经多次指挥部队在山东南部地区的新泰、莱芜、沂源、平邑、费县、临沂等地与共产党部队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形地势比较熟悉，我一定协助何学长打好这一仗，争取中国政府对我的宽大处理。”
“好！熟悉地形地势，是打胜仗的重要前提。”何应钦也很高兴，“加上老同学又十分了解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鲁南战役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但愿如此。”冈村说，“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怎样？国军计划出动多少兵力？”
何应钦说：“敌人约三十万兵力，分别驻防在新泰、沂南、宫县、平邑、费县、临沂等地。我们计划调集五十五个旅计四十五万兵力投入战斗，分别由集团军司令欧震、第二缓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国军目前的驻防情况是，欧部三十二个旅在枣庄、郯城、临沭一带，李部二十三个旅在明水、邹明、淄博一带。这一仗怎么打，想听听老同学的意见。”
冈村取下鼻梁上的近视眼镜，换上一副老花镜，打开摆在桌子上的一本军用地图，望着图上的鲁南地区沉思一会，说道：
“依愚见，迫使敌人在临沂或沂蒙山区决战。具体作战方案是：以欧部为南线，分三路沿沂河、沭河，也就是从苍山、郯城、临沭三地区北进临沂；以李部为北线，从明山和邹平南面的周村南进莱芜和新泰，形成南北对进，夹击共产党的解放军，最后在临沂或沂蒙山区聚歼之。”
他取下老花镜，戴上近视眼镜，望着何应钦：“不知何学长的意见怎样？”
“好！你我真是不谋而合。”何应钦兴奋不已。
鲁南战役决定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上旬进行。可是，十一月四日至八日，蒋介石先后收到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远东委员会、苏联政府和驻日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寄来的信函，第二次提出逮捕冈村宁茨的事。
两个国际组织都在信中指出，冈村宁茨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若不逮捕他，实在难以平息中国人民之愤慨，也严重压制了正义之伸张。”信后都附有除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九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关于中国政府、最高总司令部包庇冈村的抗议书。苏联政府在信中说：“庇护穷凶极恶的敌酋，无异否定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之胜利。”最高总司令部没有信，也没有批语，只将八月间两个国际组织、九国军事代表团关于逮捕冈村分别写给最高总司令的信函，转寄给中国政府。
十一月十日上午，蒋介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南京卫戍司令汤恩伯开会研究对策。他让陈布雷将所有的信函念了一遍，首先表明自己的观点：
“冈村，唵，既是凶恶的敌酋，又是和善的朋友！这个这个，因为他指挥日军屠杀了几十万中国人，唵，因为他在对待共党问题上与我们心心相印，唵！”
他接着说：“他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在朋友中有不同的看法，这个这个，平心而论，应该是功大于过，唵！仅说他确保百余万日军的各种武器全部交给了我们这一点，唵，这个功劳就了不得！自然啦，唵，在我们的敌人共党看来，他一点功也没有，只有罪恶，唵！”
他喝了口白开水（他提倡新生活运动不喝茶），又说：“对冈村，唵，我是不忍心逮捕的，这个这个，那么，面对这些要求逮捕他的信函，我们该怎么办，唵？”
“可以置之不理。”汤恩伯说，“两个国际组织，苏联政府，九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总不至于直接派人到中国来抓人吧！再说，有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就确保冈村平安无事。”
“置之不理恐怕不行，总得给人家一个答复。”何应钦说：“还是过去说的，日军联络班的工作仍然没有结束，目前不能逮捕他。”
“同意敬之兄的意见，就说等日军联络班的工作结束，中国政府会依法逮捕他和审理他。”白崇禧不偏不倚，“克勤兄的分析也是对的，谁也不能到中国来抓人。有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支持，冈村可以安心地配合敬之兄打好鲁南战役这一仗。”
“那就，唵，请彦及兄给两个国际组织，给苏联政府，分别写个复函。这个这个，也给麦克阿瑟将军写个信，对他表示感谢，唵！”蒋介石说，“至于鲁南这一仗，唵，暂时缓一缓！这个这个，待宿北战役结束，部队进行一次整顿之后，再进行鲁南战役，唵！”
因此，鲁南这一仗推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下旬才进行。
一月二十六日早饭后，冈村宁茨身穿国民党高级将领制服，佩戴上将胸章和领章，站在穿衣镜前照了照，一种消失己久、亲临前线督战的豪迈感，又死灰复燃地在心胸中升腾起来。
下午四点，他与何应钦飞抵山东济南。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他们驱车来到山东中部偏南的孔子故里、文化名城曲阜县。也许是想有个幽静的环境，便于思考作战中的种种问题，抑或是这里与这场战争南北两线的距离大抵一样，他们把鲁南战役总指挥部，设在祭祀孔子的孔庙里。
孔庙始建于公元前四百七十八年，西汉以后历代封建帝王不断给孔于加封追溢，孔庙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现在的孔庙，是明清两代建的，高而厚实的红墙圈地三百二十七亩八分，其建筑物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宿所、十六亭和五十四门坊，布局严谨，气势雄伟，古柏参天，郁郁葱葱。住在这里，即使是思想迟钝的人，也会有几分开窍。
年纪都不过四十岁的欧震、李仙洲和二十多名团级工作人员早已等候在这里。
何应钦和冈村宁茨稍事休息，就由欧震、李仙洲等人陪同去参拜孔子塑像。
孔子塑像为明代弘治年间塑成，身高九尺六寸，腰大十围，头戴十二旒之冕，身穿十二章之服，手执镇圭，道貌岸然地站在佛龛上。这尊塑像居中，左边立着颜回、曾参的塑像，右边立着子思、盂子的塑像，称为“四配”。
何应钦和冈村及陪同人员，怀着虔诚的心情，先对孔子塑像三鞠躬，再向“四配”塑像各一鞠躬，既是对孔孟之道的推崇，也是祈求这些偶像保佑他们在鲁南战役中打胜仗。
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失败。
鲁南战役于一月三十日上午打响。解放军在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的指挥下，针对国民党的进攻态势，避开南线国民党军主力，主动放弃临沂，仅以两个纵队的兵力伪装为主力，在临沂附近阻击南线敌人，造成决战之假象；主力七个纵队迅速隐蔽北进，在新泰和莱芜两侧集结，围歼李仙洲部于莱芜。
二月二十日凌晨四点，解放军围歼李部的战斗开始近一个小时，李仙洲才通过无线电收发报机向何应钦报告。何应钦和冈村宁茨都大吃一惊，慌忙命令远在一百六十多公里的苍山、临沂、宫南一带的欧部北上莱芜，为李仙洲部解围。
可是，解放军在沿途设下伏击战，使欧部的大部分兵力不能自拔；其中有八个旅日夜兼程，绕道滕州，经泗水和楼德，于二月二十三日抵达新泰北面的化师店、泰安东面的司马河时，李仙洲的二十三个旅已被解放军全部歼灭，李仙洲也当了解放军的俘虏。
现在，何应钦和冈村慌乱而烦躁地坐在孔庙总指挥部里，谁也不说话。幽静的环境，帮助他们思考与督战完全相反的问题。何应钦想得最多的是怎样向蒋介石交代，怎样保住冈村一条命。冈村想到这回以自己的实际指挥，否定了自己的战略战术的正确，若因此在蒋介石面前失去庇护价值，一切都完了。
人的一生，是不断地折磨自己，不断地折磨别人，不断地被别人折磨的一生。何应钦和冈村正在受折磨。何应钦被折磨得焦头烂额，冈村被折磨得做出一副垂危者的怪脸。
“我对不起蒋委员长，对不起何学长、汤学长和白部长！”冈村垂头丧气，“联络班的工作已经结束，我等待国际法庭对我的审判。”
“请老同学不必焦虑，蒋委员长那里我自有办法应付。”何应钦终于想好了对策，“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李仙洲身上，就说他违背了你提出的作战方案。即使他不被共党处死，也等于死无对证。欧震与我的交情很深，我给他打招呼，就说他按照你的部署出击，消灭了多少多少共军。”
“何学长——！”冈村眼泪夺眶而出，“对你，对你的恩德，我，我没齿不忘！”他说得如此艰难，也是一种折磨。
就这样，冈村宁茨正式成了蒋介石的军事顾问。从此，他直接参与了蒋介石在内战中发动的大部分战役。但是历史证明，他的战略战术在人民解放军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尽管如此，蒋介石仍然将他保护在南京，直到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这天下午三点左右，国民党政府收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封信，第一次提出传讯冈村宁茨去东京出庭作证的事。三月二十九日，是蒋介石、李宗仁、程潜等人竞选总统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召开的头一天。虽然蒋介石通过金钱和封官许愿拉到了不少选票，但竞选尚未揭晓，究竟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蒋介石一颗心悬着，没心思考虑冈村的问题，只将国际法庭的信看了看，就交给何应钦和汤恩伯去处理。他只吩咐一句：
“如果让冈村先生去东京出庭作证，唵，他就完了！究竟怎么处理好，由你们决定，唵！”
何应钦和汤恩伯想到冈村宁茨患有肺病，虽然不那么严重，但是个很好的借口。于是，他们以冈村患病为由，将他秘密送往上海，第二天，《中央日报》发了则消息，说冈村肺病复发，咯血不止，病情严重，已于半个月前送往某地医治；待他的病情好转，再由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同时，以同样的理由复信给国际法庭。
冈村在三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
“如果我能活下去，自然知道我这条命是谁给的。我在南京金银街住了一年又九个月，今日离去，无限感慨。”
“青年时代我曾经住过的南京，由我指挥过百万大军的南京，由我签订投降书的南京，使我患过肺病的南京，再见！”
晚上八点三十分，冈村由国防部二处处长吴文华、科长吴永明和十名便衣武装保护驱车离开南京，第二天早晨七点抵达上海，住在黄渡路王文成家里。何应钦和汤恩伯让冈村住在这里不无原因。王文成出生于日本，在日本念完大学才回国在外交部任科长和司长。一九四二年春，受戴笠的派遣打入汪精卫政权，当了实业部次长。这期间，他与冈村过往甚密。抗战胜利后，他继续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副主任委员。
王文成显得很亲热地对冈村说：“昨天下午我先后接何总司令和汤司令打来的电话，说冈村先生会住到寒舍来，兴奋不己。我呀，真是‘三生有幸’！”
“给王先生家添麻烦了。”冈村也很激动，“如果今生不能报答，只好来世变王先生家的坐骑相报！”
“快莫这样说，快莫这样说，冈村先生！”王文成手往楼上一指，“三楼四问房子全给冈村先生使用，一问卧室，一间会客室，一间浴室，一间书房。我有上千种图书，其中有半数是日文版，阁下可以随便翻阅。”
他说：“至于饮食方面，你想吃什么就吩咐女佣做什么。还有，我与日籍医生中山省二郎博士约好了，每天上午来给你检查一次身体。”
冈村的眼睛红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
王文成说：“关于冈村先生的安全问题，淞沪警备司令部已派来一个排的便衣武装保护你，其中四人住在我家一楼客房，其余的住在我这住宅四周。”
“谢谢王先生，谢谢关心我的中国朋友！”冈村禁不住热泪双流。
有一天，王文成在小学四年级念书的女儿王宝敏来到三楼，对冈村宁茨说：“外公！我讲件事给你听，好吗？”
“好，好，宝敏讲，外公听。”冈村欢笑着，把十岁的王宝敏拉到自己身旁坐下。
王宝敏说：“今天上午，老师给我们读报时，念了篇《惩办战犯冈村宁茨》的文章。”
她见冈村两撇浓眉紧锁在一起：“外公不愿意听？”
“愿意听，愿意听，宝敏继续说。”冈村一脸苦笑。
王宝敏说：“老师刚念完，有个男同学问：‘老师！冈村宁茨现在哪里？’老师说：‘现关押在上海江湾战犯监狱里。’我听了忍不住笑出声来。”
冈村一惊，好像干坏事当场被人抓住似的惊慌和尴尬。
“你为什么笑？宝敏！”冈村脸色惨白，“那么，你说冈村宁茨在哪里？”
“外公就是冈村宁茨。”小姑娘说话直来直去。
“不，不，”冈村摇头否定，“我是室敏的叔伯外公，我是中国人，名字叫李子贤呀！”
“外公说谎。”王宝敏说，“那天有个日本人来看望外公，他把自己的身份证给爸爸看过之后，悄声问爸爸：“冈村宁茨先生住在贵府吗？”爸爸点点头，手往三楼一指。”
小姑娘说：“我正在写作业，隔着窗户看得很清楚。但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也不敢问爸爸，不敢问妈妈。”
冈村宁茨红着脸说：“是的，我是冈村宁茨，宝敏！你恨我吗？”
王宝敏没直接回答冈村，她说：“因为你住在我们家里，所以当老师说你被关押在上海江湾战犯监狱时，我就忍不住笑出声来。”
小姑娘又说：“老师问我笑什么？我也说了谎。我说，冈村宁茨终于被关进战犯监狱，我感到非常高兴呢！老师说，对，应该感到高兴！”
冈村在日记里记述了这件事之后，感慨地说：“王宝敏，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在上海这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我的往所能得以保密，实非易事啊！”
冈村隐居王文成家一连四个月，除了《中央日报》以外的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南京、上海、北平、广州、武汉的街头巷尾，不时地出现传单、漫画和标语，一齐对国民党政府庇护冈村的倒行逆施行为，进行质问、谴责和讽刺。
八月十日上午，戴笠飞机失事死后，继任国防部保密局局长的毛人凤，心慌意乱地拿着刚从南京街头墙壁上撕下来的四幅题为《穿连裆裤》的石印漫画、两幅题为《在青天白日下》的木刻漫画去见蒋介石，要求蒋介石批准保密局进行侦破，逮捕漫画的制作者和张贴者。
蒋介石沉默不语，铁青着脸，先拿起石印漫画看了看，见上面画着他的右胳膊挽着冈村的左胳膊，两人笑逐颜开地共穿一条连裆裤。木刻漫画上，画着冈村跪着匍匐在地上，身上覆盖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旗，只露出个破裤裆裹着半个屁股和两只光脚板。使毛人凤感到意外的是，蒋介石既没有习惯地骂“娘希匹”，也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只冷冷他说：“你们不必大惊小怪，唵！这个这个，派人把这些漫画撕掉就行了，唵！”
舆论是可怕的。毛人凤走后，他给何应钦打电话：“是敬之兄吗，唵？你们国防部，还是让冈村宁茨住到江湾战犯监狱去。这个这个，应该向他说明，唵，这样做，可以说是保护拘留。另外啦，唵，在适当的时候，对他进行必要的审讯，希望他能够理解，唵！”
冈村在八月十一日的日记里写道：“国防部派吴永明先生来上海通知我入狱，并转告蒋委员长与何学长对我的关怀。我完全理解，并深深感谢他们。”
为了入狱方便，冈村剃了光头。他在八月十四日的日记又写道：“在监狱，可能两个月难理一次发，故今日剃了光头。想到社会舆论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今日入狱，于心始安。一进监狱，我老是想着小姑娘王宝敏。”
在监狱里，冈村住着一卧室一卫生间的小套间，不仅可以会客，而且可以在院内自由走动；监狱还派一名叫邬志文的中年人为他做饭菜、送茶水、扫地和洗衣服；中山博士仍与过去一样，每天为他检查一次身体。上午十点以后，房间里的气温比较高，邬志文就将藤睡椅搬到树荫下，让他躺在上面看书报，冈村对前去看望他的汤恩伯说：
“一切都与我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由和方便，丝毫没有蹲监狱的感觉。”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决定八月二十日对冈村进行公审。先天晚上八点左右，典狱长孙介君遵照何应钦的意见，将有关情况告诉冈村：
“本来，蒋总统无意使冈村先生受审，但考虑国内外舆论，不得已而为之。让先生受审，仅仅是一种形式而已，不要存在任何畏惧心理。蒋总统与何部长、汤司令都说过，希望先生在受审时，对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遭受的痛苦要表示痛心，以求得中国人民的谅解。”
“好，好！”冈村很激动，“我遵嘱照办。”
临时法庭设在塘沽路上海市参政会礼堂。审判台上用麻绳吊着四个孤零零的大字：“公审大会”。
这种布置，独具匠心：既含糊又不含糊；既说明问题，又不使冈村受刺激，恰到好处。
台下坐着一千二百余人，他们是各省市的代表，军队代表，各驻华使馆代表和新闻记者。
八点四十五分，身着黑色法衣的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法官叶在增、葛召荣、李之庆、宋书同，检察官陈光虞，书记官张体坤，在台上前排座位上就坐，指走辩护律师江一平、杨鹏、钱尤生坐在第二排座位上。
“五分钟之后，身穿深灰色西服，头戴同样颜色礼帽的冈村宁茨，由四名法警押人法庭。他抬头望了望悬挂在审判台上的四个大字，心里获得几分慰藉，步子也迈得坚实了。他摘下礼帽向台上深深一鞠躬，又向台下深深一鞠躬，然后提着礼帽面对台上立正站着。
九点正，石美瑜宣布开庭：“公审大会开始！下面，由被告说明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和身份。”
翻译将这句话译成日语说给冈村听后，他沉沉地点了一下头：“是！本人是冈村宁茨，男，六十六岁，日本东京人，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陆军大将。”
石美瑜说：“现在，由张光虞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说远不说近，说轻不说重，而且非常抽象：
“被告在华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较之其他战犯的犯罪事实要多。民国十四（一九二五）年至十六（一九二七）年任皖系军阀孙传芳的军事顾问，为孙传芳割据浙、赣、皖、闽、苏五省出谋划策，破坏中国的统一。翌年，他任日军步兵联队长，参与由大仓利通师团长指挥的攻打济南的战争，屠杀中国军民五千余人，中国政府派交涉员蔡公时等十七名外交官前往济南与日军交涉，结果蔡被日军割掉耳朵和鼻子，几天后蔡与十六名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
陈光虞念到这里，冈村按照蒋介石等人“要表示痛心”的吩咐，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又向台上台下各鞠一躬。他抹着眼泪说：
“我有罪，我有罪！虽然攻打济南由大仓指挥，在那里实行大屠杀和割掉蔡公时先生的耳鼻是他的主张，但我应该劝阻。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有罪，我有罪！”
他连捶两下胸脯，把罪责完全推到大仓利通身上。
石美瑜一击惊堂木：“等起诉宣读完了你再说！”
“我一心只想到自己的罪行，竟忘记了法庭的规矩，敬请原谅！”他向石美瑜鞠一躬。
陈光虞继续念道：“民国二十一（一九三二）年，被告作为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侵占上海的战争，使四千多个无辜市民死手非命，翌年五月，被告与中国代表熊斌签订了《塘沽协定》，使日军进一步控制了华北。被告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时，为伪满洲国的所谓独立出谋划策，又一次破坏中国的统一。”
关于冈村在华北、华中地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起诉书一字不提。
陈光虞最后说：“被告率部驻华北期间，以及后来任驻华派遣军总司令期间，多次发动侵占中国领土的战争，使中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石美瑜说：“下面由辩护人江一平律师为被告辨护。”
“庭长先生！不用辩护人为我辨护。”冈村显得很沉痛，“起诉书说的全是事实，我一概承认。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中国人民！”
他又哭起来：“不论法庭怎样对我量刑，我都甘领甘受！即使判我死刑，我也是死有余辜！”
历时四十分钟的公审，谁也没有直呼冈村宁茨的名字，颇有点礼貌相待。石美瑜宣布被告退庭后，冈村哭哭啼啼离开法庭。
当天晚上，冈村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在日本大东亚省任课长的长子冈村忠正写信：
“今天，我第一次受审，开始不免有些紧张，但听完检察官念的起诉书之后，紧张的心情就消失了。按起诉书的陈述，无论如何定不了我的罪。不过，我还是按照中国政府有关领袖的叮嘱，在法庭上显得十分沉痛，居然三次流了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泪是怎么流出来的。但我注意到了，我的眼泪并没有打动多少与会者的心。关于我的问题，最大的矛盾是中国最高当局与老百姓的看法不一致。然而，我相信，只要中国的现政权不被共产党所取代，我就有生还故土的希望。遗憾的是，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内战，国军累战累败。因此，我仍然忧心忡忡。”
正因为如此，当一九四九年一月蒋介石下野时，冈村如丧考妣似的痛哭了一场，而且伤心得一连两天只吃下两个馒头。何应钦知道后，派秘书王顺民去监狱安慰他。王顺民对冈村说：
“何部长说，蒋总统名义上引退，但中国的实权还掌握在他手里，请冈村先生放心。本来，政府早就想宣布先生无罪回国，但考虑国际法庭对一批定为甲级战犯的人尚未作出最后的判决，让先生回国十分不利，所以仍让你暂时留在中国。”
“依王先生判断，我什么时候能够回国？”冈村问。
王顺民说：“估计快了。”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兵临长江，严重威胁着南京。一月二十日晚上，代理总统李宗仁与刚回到老家溪口的蒋介石通了电话，决定国民政府迁往广州。第二天，何应钦偕同曹士澂飞抵溪口，为在押战犯的处理向蒋介石请示。
曹士澂向蒋介石报告说：“我们从东京引渡的乙、丙级战犯和自己逮捕的战犯五千二百五十六人，已被判处死刑的一百四十五人，病死监狱的四十七人，被判无期徒刑的一百四十九人。业经调查不能定罪的四千九百一十五人，已陆续释放了三千二百五十一人，还有一千六百六十四人，外加冈村宁茨。”
“我们来见总统，就是请示这些战犯如何处理，冈村先生是否可以在最近宣布无罪释放。”何应钦说。
蒋介石煞有介事地说：“我已经引退回家当老百姓了，唵，不要叫我总统。”
“不！”何应钦显得很深情，“你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党国唯一的领袖！那就允许我叫领袖吧。”
“你们向德邻（李宗仁）兄请示过没有，唵？”蒋介石问。
何应钦说：“请示过。是他吩咐我们来见领袖的。”
“我看啦，唵，不能定罪的就统统释放，冈村同样释放，唵！”蒋介石说：“请敬之兄转告冈村先生，以后我还要聘请他当顾问的，唵！”
一月二十四日下午十时，仍在上海市参政会礼堂，由石美瑜主持对冈村进行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审判。审判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只有二十一名中国记者在场。
十点过五分，石美瑜宣布判决书：
“本案被告于民国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接任驻中国派遁军总司令。所有长沙、徐州各会战日军之暴行，以及酒井隆在广东之犯罪，松井石根和谷寿夫在南京之大屠杀，均系被告到任之前发生的事，与被告无关。被告在任期间，中国军队作战大有发展，日军陷于孤立，战争意志丧失。虽然驻湖南、江西、浙江等地之日军曾发生过零星罪行，已由该驻军直接上级落合甚九郎、菱田元太郎等承担责任，本庭已分别判刑，现在服刑中。以上零星罪行无以证明与被告有联系，因而不应负共犯罪责。日本投降后，被告立即停战，率百万大军奉命投降。综合以上各项，依法判处被告无罪。”
冈村两眼噙着泪水听完宣判，向台上台下各一鞠躬：“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宽大为怀，衷心感谢中国政府宽大为怀！”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茨的谈话发表时，冈村己由十名中国便衣武装保护乘轮船到了日本福冈。
这些，都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
现在，再回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上午九点左右，蒋介石又收到国际法庭发来的电报：
“十四日复电敬悉。待冈村宁茨病情好转，请嘱其就东条英机、小矶国昭之犯罪写一证词。对甲级战犯的最后审定在即，证同请于本月二十五日前派专人送国际法庭。”
蒋介石在电报上批了“请曹士澂先生照办”之后，起身在房间里边踱步边想：哪些人将被定为甲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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