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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10月召开的“五相会议”上，广田弘毅推出“协和外交”的主要举措，他力主加强与“满洲国”政权的关系，同时对外表示日本将致力于改善与各主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尤其是因九一八事变而交恶的对华、对苏以及对美等国关系。广田弘毅宣称“在国际关系中，以世界和平为宗旨，并以外交手段贯彻我国之方针”。他的主张被采纳，并形成了指导外交策略的文件。广田弘毅在“协和外交”的幌子下，与中国国民政府交涉，实现了中国与“满洲国”的通车，中日两国公使馆也升格为大使馆。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日本侵略外交的实质，只是使这种侵略掩藏得更隐蔽而已。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部长天羽英二发表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声明，即《天羽声明》。在这个声明中，天羽英二公然叫嚣日本是亚洲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并警告英、美等国，如果再干涉日本对中国的垄断权，那么“日本对此不能置之不理”。这种赤裸裸的嚣张气焰，引起英、美的强烈不满和巨大的国际风波。
广田弘毅认为现在发出像《天羽声明》这样的文件，日本的侵略目标太露骨了，才会遭致强烈反对。可见时机尚不成熟。于是，他“亡羊补牢”地进行了一番遮掩。24日，广田弘毅先在内阁会议上宣称情报部弄错了声明，然后通知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天羽声明》并未经他的批准，是无效的，但在西方各国中造成了错误印象，实在是一大误会。同时，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日本绝对无意破坏《九国公约》的规定，以便觅取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事实上，《天羽声明》并不是天羽英二个人的狂妄叫嚣，其主要内容出自1934年4月13日广田弘毅以外相名义发给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第109号密电。该密电强调：
一、关于中国问题，帝国与列国因主张与立场不同，终于不得已退出国际联盟。在此情况下，帝国不管其他国家承认与否，为维护自己在东亚的使命，必须全力以赴。对诸列强虽一向以极谦逊态度调节利害关系以求亲善，但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属于日本必须单独履行的责任，帝国有决心完成此一使命。
二、为了完成上述使命，帝国不能不与中国共同分担维持东亚和平的责任。因此，保全中国之统一与恢复其秩序是帝国的迫切希望。但历史证明，只有等待中国自身的觉悟和协作别无他法。帝国基于以上观点，必须竭尽全力打破中国方面排斥日本运动和“以夷制夷”利用他国的策略。
三、鉴于满洲、上海事件后的形势，此时如列强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不论其以财政的、技术的或其他名义，必定含有政治意义，其结果将直接开创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先例或成为划分势力范围的开端之虞，诚恐为中国的觉醒及保全其国土主权带来不幸。根据帝国的主张，对此不得不表示反对。
四、各国如从经济贸易的观点出发，个别与中国交涉，对中国进行事实上的援助，只要不反对东亚的和平与秩序，当然可以任意采取措施。然而，上述行为万一构成扰乱东亚和平或秩序性质的行动(例如，供给军用飞机或设置军用机场，提供军事顾问、政治借款等)，帝国对此不能不加以反对。
五、基于以上观点，当前外国方面如对中国有所策动，其共同行动自不待言，即使个别行动(鉴于中国依然梦想依靠外国势力牵制我方)也必须在其成事之前，加以破坏。对此，希望本此方针努力完成我方目的。
显然，《天羽声明》不过是将密电的内容也就是其意图公之于众罢了。在第109号密电及《天羽声明》中充满了日本想要独霸中国的内容。所谓“协和外交”，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而这种欲盖弥彰反而使其侵略野心暴露无遗。
1934年7月，斋藤内阁因“帝人事件”的贪污丑闻而倒台，海军大将冈田启介出任首相，重新组阁，广田弘毅留任新内阁外相。此时，他继续以“日中亲善”为幌子，对中国进行侵略与渗透。不仅如此，为了放手扩军备战，广田弘毅还积极活动，最终在7月底促成政府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和《伦敦海军条约》。
1935年，日本天津驻屯军阴谋策划了“白胡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以武力相威胁，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迫使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停止排日，从河北撤军的协定，进行所谓“华北自治”，日本侵略的恶行就在“日中亲善”下步步展开。
起初，中国国民政府还希望日本真能因为“日中亲善”而放弃“华北自治”的种种苛刻条件。6月14日，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向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中国方面不因华北事件而改变以往中日亲善之方针，愿意商定实现中日合作的具体步骤”。其方法为：“将合作对象分为华北与整个中国两个方面，对华北首先以日方希望之所有事项为重点；对整个中国主要以经济方面之合作为基础；对政治方面亦希予以协调。”
而广田弘毅的态度则是对既得利益极力维护的同时，尽量扩大侵华利益，这从他会见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时的谈话中有明显的体现，他说：“关于满洲国问题，如您所知，由于中国方面坚持不承认该国之态度，因而产生种种纠纷。又因日本承认满洲国独立，甚至不惜退出国际联盟予以支持，与上述中国方面之对满态度经常发生龃龉，为此逐渐累及日中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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