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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利诱、恐吓、软硬兼施的阴谋手段，土肥原终于把胆战心惊的溥仪秘密诱出天津，11月18日，辗转送达旅顺。
辗转到达东北的溥仪夫妇但是，溥仪被挟到东北后，并没有立即上台。这背后有一定的原因。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请求国联主持公道和进行“调停”。9月22日，国联做出了“停止一切冲突，双方撤退军队”的决定。为了排除国联的干涉，转移列国对中国东北的关注，板垣征四郎于1931年10月11日，对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面授机宜，对他说：“日本政府屈服于国联的威胁，因此，我们的计划受到了干扰”，“下一步准备使满洲独立，已经想方设法去接溥仪来”，如果事成了而国联抗议的话，“东京政府将感到头痛”，所以，“我要请你在上海搞点事，以转移各国的注意力。当你们引起骚动的时候，我们将拿下满洲”。同时，板垣征四郎还拨给田中隆吉两万日元，作为他的活动经费。田中隆吉秉承板垣征四郎的旨意，回到上海后立即策划，终于在1932年初制造了“一?二八”事变。
就在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大家关注淞沪战局的时候，受到裕仁天皇亲自召见，手持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的《满洲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的板垣已风尘仆仆地回到奉天。1932年1月29日，板垣受本庄繁司令官派遣，前往旅顺和溥仪会面，询问溥仪对“建国”方案的意见。
在旅顺大和旅馆，被挟持来的溥仪已经被幽禁了近两个月。溥仪被迫退位后，没有一天不想着复辟清朝，这次有了日本人的帮助，他当然要“把握机会”了。
溥仪对板垣征四郎开门见山地表示，他赞成建立新国家，也可以担任元首，但必须坚持的是，新国家必须是帝制。溥仪还天真地提出了复辟的理由。他说：“土肥原先生在天津时就已答应未来的新国家肯定是帝制”，而且“清室优待条件中，没有废止皇帝称号，因此，我现在仍然是皇帝”，同时“满洲民众的素质普遍较低，需要实行帝政”。除了要复辟帝制以外，溥仪还向板垣提出要“组建帝政制度下的一般内阁，设置皇帝直属的政治机构，亲理万机”。这些条件，板垣当然不可能答应——寄人篱下的傀儡岂能要求如此之多?二人为此相持不下，板垣非常生气地暂且告退。
此后，板垣绕过溥仪，直接向溥仪身边的“忠臣”郑孝胥的儿子郑垂问道：“宣统皇帝打算拒绝出任新国家元首吗?”这名为询问，实为施压。郑垂一看板垣的脸色，赶忙解释道：“哪里，哪里，皇帝他只不过是出任前谈一下意见和希望罢了。”板垣心中暗想：“谅你也不敢!”于是接着说道：“如此说来，溥仪是答应出任新国家元首了，那我就可以回去复命了。”探了溥仪虚实之后，2月16日，板垣操纵张景惠召集熙洽、臧式毅、马占山等人，在奉天举行了建立“满洲国”的“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臧式毅在会上提出“联省自治”的主张，遭到板垣的严词拒绝，而且板垣还迫令四巨头接受关东军事先早已拟订好的建立“满洲国”的计划。会议决定，建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指令专人在日本授意下起草“建国宣言”。
18日，关东军利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伪造的“宣言”，宣布东北各省完全独立。
21日，板垣奉命再度动身去旅顺，最后与溥仪谈判，使溥仪接受日本帝国既定的“建国方案”。22日，板垣到达旅顺，一见面就开始与溥仪会谈。板垣以关东军的名义，明确地说：“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说完从皮包里拿出所谓的《满蒙人民宣言》以及五色的“满洲国旗”，放到溥仪面前。溥仪对此大为不满，因为他一心想的是恢复帝制，重当皇帝。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气说道：“这算是什么国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我要做的是大清的皇帝!”板垣平静地回答说：“自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而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举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也就是‘执政’。”溥仪当然无法接受，他向板垣陈述了十几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翻来覆去地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板垣当然不同意。两人谈了三个多钟头，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板垣最后给溥仪丢下句“请阁下再考虑考虑”便起身而去。溥仪拒不退让，板垣扬长而去之后，溥仪身边的郑孝胥提醒溥仪说：“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溥仪一听又害怕又沮丧起来。第二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郑垂等人叫到他下榻的旅馆，态度强硬地让他们向溥仪转告，这是关东军的最后决定，是不能改变的，溥仪必须出任“满洲国”的“执政”，而不是什么宣统皇帝，如果不同意，就视为敌对态度，就会采取对待敌人的手段了!这三人被吓得战战惊惊，赶紧回去传话。
在板垣的威逼利诱之下，溥仪无可奈何，又怕没法向日本人交代，又不愿放弃复辟大清当皇帝的打算。最后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郑孝胥拿着这个妥协的方案再去找板垣报告。板垣心想：“当务之急是让溥仪赶紧上台，至于以后怎么办，还不是由着我们说了算。”于是，板垣表示同意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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