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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宣告成立1932年3月1日，“满洲国”宣布成立，溥仪就任“满洲国”“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3月6日下午1时许，溥仪乘车到达汤岗子车站，板垣亲自前往车站迎接。待溥仪一行来到下榻之处“对蓼阁”后，板垣与溥仪再次进行会谈。板垣先向溥仪通报了关东军司令部对“满洲国”人事安排的决定，然后拿出事先拟定好的《溥仪?本庄换文》让溥仪签字。展开换文的溥仪心里五味杂陈，只见换文中写道：
为铭感贵国军队及人民在维持满蒙治安中所蒙受之重大损害，并为今后国家之安全发展，仰仗贵国之援助指导，特要求如下各点：
1.国防及治安秩序委诸贵国，所需经费由我方负担。
2.贵国军队在国防上所需之铁道、水路、航空等的管理及铺设新线，委任贵国或指定之机关办理。
3.援助贵国军队必需之设施。
4.贵国人中具有远识名望人士可选为参议府参议，亦得任中央、地方官吏。贵国人士之选定、推荐、免职，在贵军司令官同意之下进行。变更参议人数及总数时，另行协议。
5.将来两国正式缔结条约时，以上述各项主旨为基础。
以上约定事项，应成为日满关系及有关指导满洲国将来的基础。溥仪心里当然明白，只要一签字，他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而这个“满洲国”，也只是日本人用来掩人耳目的傀儡政权罢了。即便有一天真的登基做了皇帝，恐怕也是个日本人的儿皇帝。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无奈的溥仪拿起笔在“换文”上签了字。3月9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安排下，在“新京”举行了“就职典礼”，并发布了《执政宣言》，任命板垣征四郎为“满洲国”“执政顾问”。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1934年3月，“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
板垣征四郎终于实现了侵略中国东北，将其变为大日本帝国殖民地的计划，“功勋卓著”的板垣自然被日本统治集团大为嘉奖了一番。1932年8月，板垣征四郎被破格晋升为少将。
话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大大刺激了其侵华野心，很快便挥师南下，将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华北。
1933年2月，关东军大举进犯热河。板垣征四郎披挂上阵，从奉天奔赴天津，建立“板垣”机关，负责北平和天津方面的“谋略”工作，配合关东军作战，企图策动华北“自治”，以炮制出一个和“满洲国”相似的傀儡“华北国”。
刚到天津，板垣征四郎就立即向日本军部提交了一份分裂华北的计划。在这项“计划”中，板垣根据对中国情报的刺探，把华北的中国军政要员分为四派：蒋派、反蒋派、现状维持派、首鼠两端派。他认为可以通过策反工作，利用后三派及北洋军阀的残余势力，从而将蒋介石在华北的力量排挤出去，再以这些人为骨干，建立起由日方操纵的傀儡政权。获得军部首肯和支持后，板垣征四郎开始秘密实施这一计划。他先是和密友土肥原贤二计划，策反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和孙传芳，在北平成立亲日政权。但这些人物慑于当时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浪潮，对于板垣的登门拜访要么让其吃闭门羹；要么就是嘴上答应，实际不行动；或者想答应，却被舆论抓住小辫子，不敢妄动，总之板垣的计划一直难以得逞。
板垣征四郎后来看上了曾任湖南省督军的张敬尧。张敬尧任湖南督军时，苟捐杂税、鱼肉百姓，后被赶下台，闲住天津，妄想东山再起。当板垣征四郎找到张后，两人一拍即合。板垣计划由张敬尧在天津收罗旧部，然后发动一次“平津暴动”，宣布成立“自治政府”，由张敬尧任“自治政府”头目。双方拍板后，板垣征四郎随即给张敬尧700万日元，作为张的活动经费。
张敬尧投降卖国的行径，被北平的民间抗日组织“专锄汉奸救国团”得知，该团于是接连向张敬尧寄出7封警告信，警告张敬尧立即停止卖国行动，否则将采取严惩手段。可是，张敬尧不思悔改，他改名化装从天津潜往北平继续活动。1933年5月7日，汉奸张敬尧在所居六国饭店被刺，次日身亡。因为张的遇刺身亡，板垣征四郎花了700万元的钞票，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关东军对板垣这段期间的活动极为不满，撤去了他奉天特务机关长兼天津特务机关长的职务。接着，命他以“参谋本部特派员”身份去欧洲、印度、菲律宾及南洋群岛等地“视察旅游”一番，先离开对华工作一段时间。
1933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在塘沽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三省及热河的占领。这时，华北就更加成为日本一定要得到的猎物了。
1934年8月1日，板垣征四郎调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同年12月关东军人事变动，武藤信义离任关东军司令，南次郎继任，西尾寿造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则被晋升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兼驻“满洲国”武官。1936年3月，升任参谋长，直至1937年3月调任广岛第五师团师团长以前，板垣在关东军任职的这两年半时间里，一方面继续强化日本对“满洲国”的统治，另一方面，不愿放弃“华北国”的梦想，伙同土肥原贤二先是策动内蒙独立，后是苦心孤诣地策划所谓“华北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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