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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军的内蒙工作早在板垣征四郎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之前就已经展开，并先后在乌珠穆沁右旗、阿巴嘎旗建立了特务机关。板垣出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期间，曾先后三次“不辞辛劳”地亲赴内蒙，为日本谋求在内蒙的“权益”而竭尽全力。
板垣不仅亲自帮助扩建蒙古军队，促成德王与关东军司令南次郎会谈，而且企图把内蒙从中国分裂出去，阴谋策划内蒙古“独立”，制造一个由日本人控制的“蒙古国”。但这一阴谋计划不久后就败露了，一个日本间谍和被收买的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典人在西安被杨虎城将军抓获，迅速执行枪决。板垣征四郎的“蒙古国”之梦又破灭了，但是“蒙古军政府”却还是建立起来了，它与“满洲国”、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连为一体，共同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服务，这被板垣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
1935年1月，副参谋长板垣会集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在大连开会。会议以《塘沽协定》为中心，商讨了进一步对华政策。会议最后形成了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对满洲的方针是由“治安第一主义，变为经济第一主义”；对华北的方针是“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的办法，逐步前进”。
按照既定方针，1935年5月，关东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勾结，以天津日本租界内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和国民政府遵化县县长资助热河抗日武装的孙永勤部队，违背《塘沽协定》为借口，挑起所谓“河北事件”，乘机以武力相逼，迫使国民党政府让步。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愿与日军正面对抗，步步妥协退让，最终派何应钦与日华北驻屯军司令达成所谓《何梅协定》。通过这个协定，日军不废一枪一弹即占领了河北和平津的战略要地。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所谓“逐步前进”的阴谋得逞。
同时，板垣又指挥关东军炮制了“张北事件”，迫使国民党政府再次妥协退让，于1935年6月27日，秦德纯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秦土协定》。日军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华北大部分权益，占据了华北的战略要地，为进一步武装攻占华北做好了准备。
板垣征四郎随后又与土肥原勾结在一起，拟订了以“反共”为口号，建立所谓“华北防共自治政权”的计划。在大本营的支持下，土肥原策动大汉奸殷汝耕，于1935年12月25日，在通州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从此，冀东20余县落入日寇之手。
加紧对国民党华北实力人物的策反工作是板垣征四郎进行的另一项阴谋。
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为代表的河北及平津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面对日军威逼利诱，而南京中央政府又无力支持其抵御日军进逼的情况下，不得不宣布自治，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随着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整个冀察实际上已半脱离国民政府，板垣基本上实现了其“华北自治”的目标。
屡立“奇功”的板垣被天皇委以重任，把历史悠久、装备精良的“王牌”师团第五师团归其指挥，荣耀一时。不想却先遭平型关一役的重挫，再吃台儿庄战役的败绩，他只有“切腹以谢国人了”
伴随日军的步步进逼，整个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软禁蒋介石，实行“兵谏”，迫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初，国共两党实现停战，共同抗日。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卢沟桥附近制造了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
早在1937年3月，板垣征四郎即被裕仁天皇亲命为精锐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为天皇的赏识而诚惶诚恐，立志要率这支“王牌”部队，为天皇“尽忠”!
战争爆发不久，板垣征四郎所率第五师团，即作为第一批增援中国战场的部队，编入华北方面军。与其他增援部队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线出击，企图速战速决，先拿下华北全境，再南下西南，“三个月内征服中国”。
板垣率领机械化装备的第五师团横扫察南，得手后，野心勃勃的板垣准备南下进攻山西，这样一来就超越了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限制范围。大本营开始不同意板垣的方案，担心仅靠板垣师团深入山西腹地，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且会对平汉线主要作战方向造成严重影响，一旦开辟山西战场，必然会牵涉到东条兵团。除此以外，关东军要对付的是苏联，如其南下山西，则会对帝国的“整体国防”带来危机。
板垣对山西蓄谋已久，这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是华北的天然屏障。在他担任关东军参谋长时，便以考察为名于1936年秋，对平绥铁路沿线各处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板垣认为“制服山西就能制服华北，制服华北就能制服全中国”。
板垣通过私交将电报发到时任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处，请他帮助在参谋本部进行游说。
大本营最终批准了板垣的计划，发起规模巨大的太原会战。板垣如愿以偿地率领第五师团野心勃勃地向山西腹地推进，企图与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所率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配合，先攻占大同，再越过内长城，沿同蒲路攻下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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