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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胆战的东条英机丝毫没有放松镇压活动，他在想尽办法搜捕抗日分子、镇压中国人民反抗的同时，还大力指使爪牙调查反对关东军的民间人士的黑名单。他指挥宪兵们不仅调查那些从日本国内逃亡到“满洲”来的社会主义者和国家改造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还将那些倾向“皇道派”的军人和民间人士也全都列入黑名单。当时关东军的中下级青年军官中，有许多是属于“皇道派”的。到1936年初，被东条英机列入黑名单的军人和民间人士有将近4000人之多。关东军第四课参谋田中隆吉和东条英机的亲信政信，都是这项工作的积极参与者。这成为东条英机后来“立功”获升迁的重要资本。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壮派军人在东京发动了军事政变。他们占领了首相府、陆军省、内务省和参谋本部等重要机构，还控制了《朝日新闻》社。内务大臣斋藤实、陆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相高桥是清等人被政变军人杀死。政变者以“尊皇讨奸”、“昭和维新”为口号，支持荒木贞夫等“皇道派”首领掌权组阁，建立法西斯体制，立即“北进”，讨伐苏联。政变使东京陷入一片混乱。
政变的消息很快传到“满洲”，作为“统制派”骨干的东条英机不禁暗暗吃惊，因为关东军内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为“皇道派”分子刺杀的目标之一。
不久，情势更加危急——驻哈尔滨的第十一特混旅团真川少将发出通电，声称支持国内的“兵谏”；驻“东满”的一一六师团已自行出动，赶往“新京”；佳木斯守备营发生暴动，已占领东站、拦截火车……东条英机面对危机情势，拿出一贯作风，根据关东军镇压命令的指示展开大搜捕，指示手下宪兵搜捕中可不与所属部队长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师、旅团及分散于各地的宪警长官发出密电和密令，命令立即处决叛国乱军者。根据“黑名单”，长春的宪兵迅速行动，逮捕毙杀了长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级军官。
另一方面，东条英机不失时机地向天皇和军部发出通电，表明立场，宣称关东军反对“兵谏”，坚决支持天皇。通电中说：“‘皇道派’逆徒戮帝国重臣，以武力逼宫，辱我皇威乱我政纲，致举世骇怒。今全体关东军声明矢忠于万世一系之皇统，不惜以武力歼灭任何反叛，以靖神国。今至誓师讨逆。敦请军部立即通令拘捕败类并整肃全国。‘皇道派’叛军如尽早举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顽抗不冥，关东军必振武奋击，代行天惩!”
东条英机的果断强力行动，稳定了关东军的局势，使“统制派”牢牢控制住这个“皇军之花”，遥呼东京的“平叛”行动。28日，东京戒严司令部发布“奉敕命令”，出动军队，镇压“叛军”。次日，叛军纷纷投降。后来，为首的17名“皇道派”军官和法西斯主义理论家北一辉等被处决，其他主要“皇道派”军官被解职、降职，“皇道派”势力在军部遭到大清洗。随着“二二六”兵变的失败结局，“统制派”获得了压倒“皇道派”的优势地位。
东条英机镇压中国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恢复“满洲治安”的“战果”，以及在“二二六”事变中支持天皇的忠心表现，为他赢得了军部中央的支持和赏识。1936年12月1日，东条英机被晋升为陆军中将。1937年3月，东条英机接替板垣征四郎登上关东军参谋长的宝座。
爬上高位的东条英机更是积极辅佐关东军司令官“剿灭”抗日武装力量，建立所谓的满蒙新秩序。他领命受职时，向天皇宣誓：“竭尽最善的努力，以期收到成效，鞭策驽马，竭诚奉公。”
1937年初，日本外务省就制订了《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以“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作为目标。4月份，外务、大藏、陆军、海军联合召开四相会议，确立了阴谋侵占华北的方针。
6月初，刚升任关东军参谋长不久的东条英机，就迫不急待地向当时的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和参谋总长今井清提交了鼓吹扩大侵华的《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在意见书中，他赤裸裸地叫嚣：“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如我们武力允许，则首先应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之威胁，此为最上策。”此时，他的目标已不再仅仅是侵略华北而是中国了，而后来事变的发展，也正如他所鼓吹的那样。
随着日本国内侵略华北之声日益叫嚣，华北日军数量骤增，形势剑拔弩张。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从此拉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对七七事变的处理，日本军部形成了强硬派与慎重派两种态度。强硬派以陆相杉山元、军事课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三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他们主张，中国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能毫不费力地将其征服，而现在正是日本出兵的好时机。
慎重派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石原莞尔和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对中国作战会陷入战争泥潭，不利于对苏备战，因而主张限地解决。起初，慎重派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近卫内阁当时的方针摇摆不定。在陆军内部强硬派的压力下，近卫准备向华北增派部队，同时，又寄希望于进行和平交涉，因而不想扩大事态。近卫这种既想侵略中国，又顾忌国际压力，不想使事态扩大化的暧昧态度，事实上纵容了军部进一步扩大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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