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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高桥坦在梅津授意下，再次以驻华使馆武官名义，发表公开讲话说：“天津的暗杀事件是蒋介石政权对日本采用双重政策的铁证，亦为蹂躏日本租界中的警察行政权之重大事件。此事真相正由我外交机关与天津驻屯军、关东军及北平武官协力调查中，不日即可完竣。”显然日军拿出了武力的大棒，准备将事态扩大，迫使国民政府就范。
不仅如此，梅津美治郎另一手又挑起了“孙永勤事件”，即所谓的孙永勤部进入非武装区事件。1935年，日军开始以“剿匪”为名围攻东北的抗日义勇军。5月17日，日军将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孙永勤部由热河境内逼入关内，日军借此硬说国民党遵化县县长接济孙永勤的部队，违犯了《塘沽停战协定》。5月29日，梅津美治郎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的身份发表通告说，由于发生了“孙永勤事件”，日军便有理由再次越过长城线，并单方面擅自宣布：把北平和天津也并入所谓的停战区内，要求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出。
此后，梅津美治郎充分利用这两个事件迫使国民政府妥协。他一边不断派兵骚扰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国民党天津党部等机关；一边派他的参谋长酒井隆和高桥坦，分别代表日本天津驻屯军和关东军向何应钦提出“抗议”，举行武装游行和飞机低飞示威。此时，英、美仍是一贯的绥靖政策，即使它们在华北也有重大利益，但它们宁愿牺牲这种侵略利益也不愿“惹火上身”。据指挥飞机低飞示威的高桥坦战后回忆说：“彼时，英、美等国大使及武官尚驻北平，但一般均持观望态度。只有一次，当关东军的重轰炸机在北平低空飞行示威时，一个平素和我交好的英国武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飞机飞得太低了，已影响工作，大使让我来请你们考虑一下。’我说：‘好吧，我转告他们再稍微飞高一点。’英国武官对这个问答很满意。”
在国际社会的纵容之下，日军以武力步步紧迫。梅津美治郎串通关东军，于6月7日由关东军派一个步兵大队开到山海关，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主力进入古北口，一个飞行中队集结锦州待命。6月9日，日本海军也派两艘驱逐舰开进天津大沽口。梅津美治郎还将轮换回国和新调来的日本士兵都集结于天津，摆出一副随时准备进攻平津的架势。
6月4日至8日，国民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不得不采取一连串措施，希望能通过妥协退让，满足日军所提的无理要求。4日，罢免天津原市长张延谔，改以亲日分子王克敏接任；6日，调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8日，决定调走驻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五十一军。
梅津美治郎见到国民政府退让，更进一步要求：第五十一军全部撤离河北的日期告知日方，国民党中央军必须离开河北省境，禁止全国的排日行为，并让酒井隆传话说，“绝无让步可言。若在6月12日以前不能答复，日军会采取断然处置”。
6月10日，何应钦约见高桥坦，口头答复并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无理要求，准备“10日起开始撤出河北省境内的国民党党部；11日起开始以火车运送第五十一军，预定25日将其全部撤出河北省”；“决定将第二师、第二十五师调到河北省以外”；承诺“国民政府决定近期向全国发布命令，禁止排日活动”。
事实上，国民政府6月11日就马上公布了《友邦务敦睦谊令》，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言论和行动。
但梅津美治郎对国民政府的屈辱退让还不满足，认为何应钦是以口头约定的方式答应的，不太正式，所以要求何以书面的备忘录形式正式答复。6月11日，梅津美治郎派酒井隆，将日本单方面拟定的《觉书》送交给何应钦，要求何应钦签署承认。
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觉书》中所提各项要求：“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本日起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美治郎的《觉书》和何应钦的复函，就是历史上的《何梅协定》。这个协定虽未正式签字，但何应钦的复函在事实上已构成对《觉书》的法律承诺。
通过《何梅协定》，日军不仅将在华北的中国军队主力尽数赶出，而且将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宪兵部队及特务机关部队也驱出华北地区，获得了对华北的操控大权，在国民党政府的一味妥协之下，日本侵略者最终实现了“不战而取华北”的目的，不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平津地区的战略要求。这为不久之后日军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祸根。
%%%“二二六”事变后，梅津美治郎官至陆军省次官，陆军大臣的位子却被比自己资历浅的板垣征四郎抢走了。后来，关东军司令官一职正合了他的口味，从此开始“苦心经营”起日本帝国的“北进”计划《何梅协定》是梅津美治郎的“得意之作”。对他的“出色表现”，大本营自是大为“赞赏”。1935年8月，将梅津调任为第二师团师团长。
1936年，日本国内右翼少壮派军官发动了“二二六”事变。在事变中，梅津美治郎反应迅速，“站对”了立场，因而获得了更大的提拔。他在事变刚发生、事态尚不明朗的情况下，就马上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坚决镇压。他致电宪兵司令部，明确表态称：“对于叛乱集团必须予以坚决一击。我已经向部队下达了动员令。”后来陆军作出“肃正”的决定，而作为一开始就主张镇压的一大“功臣”，事变后，梅津美治郎自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广田弘毅内阁中的新陆军省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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