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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由于通讯联络不畅，再加上一些顽固的法西斯军人的煽动，许多地区的日军并未立即放下武器，仍在负隅顽抗。为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当即电告山田乙三，要求“从8月20日12时起在全线停止对苏军采取任何战斗行动并缴械投降”，关东军司令部要将停止抵抗和投降就俘的命令下达到自己的一切部队。如果一旦开始缴械，苏军将停止战斗行动。
18日3时30分，山田乙三通过电台答复苏军总指挥部，准备履行一切投降条件。同一天，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谢拉霍夫率领一支空降部队降落在哈尔滨机场时，意外地碰上了山田乙三派来同苏军洽降的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19日，在苏联远东第一方面军司令部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同秦彦三郎就日军投降问题谈判。秦彦三郎接受了苏军提出的全部投降条件。当日中午，苏军代表飞抵长春机场，开始解除日军武装。
自19日起，关东军各部开始缴械投降。苏军先后受降关东军将领148人，校以下军官和士兵59.4万人。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也成了“降将”。至此，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之花”彻底覆灭。
随着关东军的覆灭，“满洲国”也寿终正寝。宣布退位的“满洲国”皇帝溥仪，19日，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被苏军抓获，后被押往西伯利亚。
“胜也东北，败也东北”。山田最初的“战功”是在中国东北立下，在“大讨伐”中更是“春风得意”，“战果累累”。他投降后，被押往西伯利亚。随着细菌部队的罪恶浮出水面，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
山田乙三投降后，先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的赤塔市郊的莫洛阔夫卡，后转移到伯力特别收容所。
随着二战后对在押日本战犯罪行调查的深入，日军从事侵略战争的各种罪行进一步被揭露。
原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一部分队员，在苏联红军对日宣战进攻东北关东军时，来不及逃跑，因而被苏联红军俘虏，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战俘营。苏联政府通过对这些战俘的审讯，才初步揭开了日军细菌部队的罪恶，掌握了他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细菌战犯进行审判。
1949年12月6日开始，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山田乙三等12名日本战犯进行了预审。12月16日，提出了由检察官毕列佐夫斯基签署的起诉书。起诉的内容主要包括：日本帝国主义曾使用细菌武器；建立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准备与进行细菌战；在活人身上进行细菌试验；在对华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加紧准备对苏的细菌战；各细菌战犯个人的具体罪行。
1949年12月25日上午，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在远东伯力城开庭，公开审判以山田乙三为首的12名细菌战犯。
法庭庭长契尔特科少将宣布开庭后，检查官斯米尔诺夫开始宣读《起诉书》。《起诉书》指控：“山田乙三自1944年起至日本投降时止，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资格领导过第七三一和第一○○两个特种部队准备细菌战争的活动。在此期间，山田本人或委托司令部负责军官巡视过该部队，多次听取该部队部队长的报告，极力设法使此种部队经常处于备战状态。被告山田从亲身视察及细菌部队指挥官报告中，熟知对活人进行罪恶实验的情形，并且鼓励过此种暴行。因此，山田应对用传染致命细菌法惨杀成千人命的野蛮屠杀行为负责。”12月的苏联非常寒冷，山田乙三听着检查官的起诉，低垂着脑袋，瑟瑟地抖着，待检查官念完起诉书，山田乙三微微抬起灰白的脸，对这些罪行供认不讳。
随后，法庭进一步听取了苏联医学院院士朱柯夫代表法医专家委员会确认第七三一部队和第一○○部队等从事细菌试验、进行细菌战争的罪行的鉴定书。同时，法庭还听取了检察官的发言、辩护律师的发言以及山田乙三等战犯的最后陈述。山田乙三在最后陈述中坦白：“我承认应对各部队在我任关东军总司令一职时期……为准备细菌战而犯下的一切罪行负责任。”
12月30日下午，山田乙三知道决定自己命运的时候到了。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宣读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审判前日本陆军军队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的判决书。法庭庭长契尔科特少将宣布：判处山田乙三拘留劳动感化营，期限25年。
山田乙三听到审判后，双手微微颤抖地摘下翻译的耳机，向法官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被带下了法庭。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皇军之花”的灵魂人物，从此开始为他自己以及自己所率军队曾经犯下的累累罪行赎罪。其实，即使他穷其一生，也无法弥补他以及他的军队对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人民所犯的罪行!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7月，根据中苏两国政府达成的协议，苏联将山田乙三等969名日本战犯移交给中国政府，山田乙三随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经过教育和改造的山田乙三对自己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表示了深深的忏悔，他说：“我了解我所犯罪恶的深重性。”山田乙三认罪态度较好，而且积极接受改造，1956年6月，中国政府特赦并释放他回国。山田乙三1965年7月18日病死在日本，最终走完了他的一生。
曾经的伤害永远不可能消失，忏悔也不可能改变曾经的历史。接受认罪与忏悔是为了后人能够明白战争的残忍与和平的珍贵，永远不要再拿起侵略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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