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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嫩贝格诊所
苏黎贝格
苏黎世，瑞士
1872年5月10日
亲爱的玛丽·安：
谢谢你的问候，我的回答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惨。我在世上孤单一人，为家人所鄙视，被自己所爱的男人出卖——这些都发生在我头上。我想，我已经为自己的罪过受到足够的惩罚了。但是，现在这最后的惩罚，每个女人都要忍受的巨大痛苦……真是难以形容啊！说真的，玛丽·安，说起这些，我的头都快炸了。
坐在诊所的走廊里，我感到一种无边的绝望。没人能帮我，我畏缩在这个令人孤独的地方。鲜花在草丛中摆动，蓝色的湖面，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这本来应是个安慰人心的好地方，而对于我却毫无作用。想着我的遭遇，心里更觉难以承受。
我犹豫不决地把这件悲惨的事写进信里，希望袒露心扉能对自己的痛楚有所帮助。有一些你已经知道了——我的痴情，我的爱，对于X的。
而还有一些你还不知道。就在我们家在湖区小住时，我想尽了办法去小树林与他私会，不止一两次，而是5次。每次我们都做了那事。我真的是情不自禁，管不住自己。每一次约会我都比前一次更为狂热。因此，在激情的驱使下，我全然不顾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事实上，我满脑子都是他，再也容不下其他事，除了与他在一起，我也别无所求。
想像一下吧，当我感到他对我逐渐冷淡时，我是多么痛苦。似乎我的爱恋越来越深，而他的感情却在逐渐消退。第一次，一番亲昵过后，他是那么温存体贴，把我搂在怀中，细说着我的好处。这的确是减轻了我因没有抵受住他的要求而带来的负罪感。但是很快，他好像觉得他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我这个人——事实上，是我的身体，而且他开始做出无礼之举。我觉得我成了可怕的激情的俘虏——事情发展到关键时刻，不是愚蠢的幻想，而是真实的生活。
刚开始他对我们家的来访真是令人激动。我可以整个早晨都等着他的马奔向大门时的声音，等着故意拖延不出来见他。我只为享受那种期待中的欢娱之情。经常地，我会向房间环顾一周，借此来瞥他一眼，就像他也跟其他普通客人一样。然后，一个秘密的眼神交汇，桌子底下轻轻一碰——这些都让我加剧了那种无以名状的欲望之火。
然而，他的来访越来越少，有时隔上一天，隔上两天，然后是三天。我开始气急败坏，轻率地让人给他送了个信，而他没有回应。一天晚上，他弹了一曲四重奏，我的目光几乎无法从他的身上移开。我在入口处单独截住了他，想质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待我——不过话一出口就完全变了样——他装作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挣脱我的拉扯，匆忙跑了。
我很快陷入忧郁之中，只好推说自己有病。然而我还是很困惑——他还会来我们家吗，我还有希望吗？我在早上我们曾经走过的小路上散步，但再也没有遇见过他。一次跟他单独在一起时，我提议我们再定个约会。这么说时，我不惜放下架子，低眉顺眼，还朝他娇俏地一瞥。但他拒绝了，说他跟人约好了要去打猎，接着他就快步走开了，好像松了口气。
回家后，我是那么不高兴。这一次是真的病了，也因此错过了许多客厅里的聚会。客厅里的音乐与欢闹声传到楼上，更让我觉得郁郁寡欢。
一天晚上，我们都被召集到一起，爸爸说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当他笑着举起艾蒂的手时，她的脸刷地红了。爸爸说他很高兴宣布她很快就会成为理查德·利奇菲尔德夫人了。妈妈欢呼起来，兄弟们开始开艾蒂的玩笑，而我差点当场晕倒，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哭着跑回房去。客厅里如此喧闹，只有妈妈注意到了我的悲伤。
婚礼很快定在8月底举行。3个月后他就将走进我们家的生活，乔治安排了婚姻财产协议——我看了，它的总额达到5000英镑，每年还有400英镑的年薪。这笔钱足以让这对夫妻过得舒舒服服。我偷听到爸爸说，他怀疑这个人是一个“掘金者”。
我跟他单独见了一面。为了这次约会，我这几年中第一次去了圣玛丽教堂。我们前后相随地回了家。我要求他对他的所作所为给个解释，至少出于礼貌。他看起来很尴尬。他说他早就跟爸爸讨论过，向我们其中一个求婚。而爸爸说，他该与艾蒂结合，因为她是姐姐。他说他在格拉斯米尔意外地遇上我时，被感情冲昏了头，但很快他就感到这事很不光彩，也很不合适，从而决定把我们的关系作个了断，他说他将永远把我当妹妹一样看待。
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因为在8月中旬，我已经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告诉了妈妈，她真不敢相信我所做的一切。当她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时，她变得从未有过的生气和忧心如焚。她狠狠地甩了我几个耳光，而我没有哭。她说她知道那人是谁，但我们不能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爸爸。她编造了一个故事，说是湖区的一个庄园主的儿子，并让我坚持这种说法。
爸爸非常震惊，他把我叫进他的研究室里。他坐在日常坐的那张皮椅里，没有打我，而是看起来苍老无力，好像他自己刚受过一次沉重的打击。这使我感觉更糟。他没有质问我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是谁，他知道得不到什么答案。他说不管我多么痛悔自己的行为，我都将很难再赢回他的尊重，而我只能一辈子独身不嫁，他永远都不会为我准备嫁妆，但他也不会把我逐出家门，我可以永远住在这个家里。
但是，我不能留下这个孩子。为了保住我们一家的名声，他与查理·劳瑞·布莱斯取得了联系。他是美国人，经营着儿童援助社团。爸爸说他知道怎样处理这种问题。一周后，在布莱斯先生的建议下，我在身形未露之前被送到了苏黎世，并得在这儿待9个月。
她是个女婴。我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这一点。我只被允许在剪去脐带和医生检查的那几分钟里抱了她一下。接着她就被接走了。我被告知她将在苏黎世待一段时间，等长到能经受旅程后，就会被送给一个很好的家庭抚养。
她已经离开我10天了，我心中还留有抱她入怀时的感觉。她的小脸粉嘟嘟、皱巴巴的，肌肤上粘着新生的粘液，一头黑发。医生说她是个健康的宝宝。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返家了，到家时爸爸将已经收到我上周写给他的那封信了。我告诉他，我为自己所做的感到遗憾，而我也提到我们俩在各自的人生中都犯下了令人悲哀的错误，我说他不应该教我什么叫道德伦理。我还说到我已经发现了30年前他在去南美的旅行途中都做了什么，说他也不是个正人君子。
我整日整日地在门廊前坐着，虽没人来打搅，却被自己灰暗的心思弄得心烦意乱。他们给我送来了柠檬，好像我的问题只在于一个干渴的喉咙。
亲爱的玛丽·安，不要对我太无情吧。祈祷我能获得平和吧。
感念你的
贝西
1872年5月20日
亲爱的玛丽·安：
就在要离开苏黎世的那一刻，我收到了你的信，深深地感谢你。没有你的鼓励和安慰，我真不知该怎么活下去。
你问我回家的情形，那并没有我所想像的那么可怕。帕斯洛在奥尔平顿见到了我，并把家里的事都告诉了我。他说我没有参加艾蒂的婚礼真是个遗憾。他语气平常，我想他对我缺席的原因应该一无所知。我推说自己病了，不得不到瑞士修养了一段时间。他说爸爸身体也不太好，差点不能把艾蒂送到教堂里去。婚礼很短暂，也不怎么热闹。不过帕斯洛很惊讶地看见一群陌生人出席了典礼——原来他们是理查德在工人大学的朋友。
我到爸爸楼上的卧室去见他。他没有下楼来问候我。他整个下午都呆在那里，只在吃饭的时候下楼来。见到我，他只点了点头。饭桌上一片沉默。直到霍勒斯从三一学院回来了，他喋喋不休地说了起来。我问起艾蒂（这让妈妈狠狠瞪了我一眼），霍勒斯说那对新人在欧洲的蜜月旅行中生了病。“跟贝西说说艾蒂从肯纳斯写回的信。”他转身对妈妈说。很不情愿地，妈妈背了一段信的内容，艾蒂写道两个人都很愉快，躺在病床上，仿佛他们已经在一起呆了30年，就像爸爸妈妈那样，这段话让我耳朵发烧。
从我回到家，已经过去两天了。爸爸一直没有提起我在苏黎世时给他写的那封信的事。我决定给爸爸一个提及此事的机会，如果他也希望谈一谈的话。于是，今天下午，当他准备到沙道上作健身散步时，我问他可不可以陪他一起去。
他虽然很吃惊，但还是同意了。我们一起出去，聊了聊天气和其他一些琐事，然后陷入了沉默。我意识到爸爸并不想开口提那个萦绕在我们两人脑海中的话题——他也不想让我那么做。就我自己而言，我很高兴，正如谚语所说：让睡觉的狗躺着吧——别自找麻烦！
与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就越对家感到厌烦。我对他们唯命是从，这让我觉得正在丢失自我，在这世界上消失痕迹，变得不真实，就像花园里的晨雾一样，这种状况使我想起了《三月中旬》里的一段话，那里面对一位妇人的描写与我非常相像，上面写道她“被摧残并倒下了，因为单身女人有将她们的生命拴系在她们长辈身上的习惯”。
我真的很想你，玛丽·安，希望能见到你。除了你，没人能了解我身上那深深的悲哀。
你永远的朋友
贝西
1873年1月1日
亲爱的玛丽·安：
今天是元旦，我利用这天的时间来给你写信，告诉你我的近况。难以相信，我的不幸已过去半年了。我下定决心做一个恭敬孝顺的女儿和一个27岁的老处女，可我很讨厌这个称号。我们在唐豪斯过着平静的生活。其他的孩子都走了——威廉去了南安普敦的银行，乔治从事法律工作，弗朗西斯去学医学和他喜爱的植物学，莱昂纳多加入了皇家工兵军团，霍勒斯回大学读书，我和爸爸妈妈三人过着一成不变的日子，单调乏味。
爸爸不再跟帕斯洛打台球了，不过每天晚饭后还跟妈妈玩会儿双陆棋。多年来他都记录着他们的得分与失分情况；每次被迫给妈妈加分时，他都会大声嚷嚷“你就快完了”或是“去你的”之类的粗话。下完棋，他倚在沙发上，她给他读小说听。
你知道，他终于完成了他那本描述人与动物的著作——我们终于可以不再与那些恐怖的、做出各种怪相的人类照片和那些吼叫的动物们整日为伍了。现在他整天在花房里，收拾那些兰花、豆类以及那些能捕捉昆虫的茅藳菜。他又一直在提写自传的事，还说，这可以给他的子孙们提供些乐趣，也许对他人也有些教益。
我尽力不去想我的孩子。我运用起十足的意志力，整天琢磨怎么把那些记忆从脑海中抹去。只要脑子里一闪她的影子，我马上就去找人聊天，或者找些什么东西来读，尽量不去想她。然而，这些方法并不是每次都有效的。特别是当我外出散步并遇上她那个年龄的小孩时，记忆的闸门一下子就会打开。那时候我就禁不住问自己：她现在有多高了？她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长得像他父亲呢，还是像我？她是像我一样机灵还是像霍勒斯一样反应迟钝呢？这些问题折磨着我，让我一连几个星期都陷入一种阴郁的情绪中去。
你的
贝西
1873年7月6日
亲爱的玛丽·安：
今天我很高兴，想与你一起分享这快乐的心情。这是个夏日的周末，我们这儿来了很多客人，大约有70个男男女女，来自工人大学。一会儿赫胥黎一家和许多当地人也来了，人数又有所增加。天气很好，阳光普照，玫瑰怒放。我们在花园里架起小桌子，放好茶水和草莓。大家在草地上跳舞，又在新建的门廊里休息。孩子们在新修剪过的草地上打滚，在沙道上玩扮印第安人的游戏。他们手里拿着从园艺工人那儿拿来的榛树标枪。
像往常一样，我每次都觉得理查德的来访最令人扫兴。期待中，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狂跳，呼吸急促，几乎害怕会晕倒。
第一次见到这对新婚夫妇时，理查德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只是屋里摆设的一件家具。艾蒂紧紧地拥抱了我，并牵着我的手到花园里去散步。这让我的心平静了下来——因为我总害怕在他们的蜜月中，他一时冲动袒露了我们过去的越轨行为。我太不了解他的本性，但时不时地我还是有些嫉妒艾蒂。她经常在不经意间估量我，仿佛在竭力窥探我的秘密。一次，在客厅里，我碰巧坐在了理查德身边，当他匆忙站起来换座位时，我看到艾蒂盯着他，一丝阴云掠过她的眉头。
但这次就大不相同了，所有人都那么兴高采烈。男人们在橡树下唱歌，而理查德带来了他的六角手风琴。有一刹那，他那低沉的琴音在我耳中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我偷偷地在近处看着他，仔细地观察着他，我的X先生。他有一点发福了，我又回想起和他以前的时光，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当我回想它们时，我不再感到悔恨和痛楚。那些都已经烟消云散了，剩下的只有一种平静的快乐。我走到一棵橡树的树荫里，在树的一边站下，看着理查德歪着头歌唱。我意识到我对他已不再有以前的那种感觉了，我的激情已经消失，或许变成了其他的什么东西，更为宁静，而毫无伤害性。也许那已成为一种记忆。
我想，今天，我开始慢慢恢复了。
你的
贝西
1874年1月10日
亲爱的玛丽·安：
你让我从自己的角度来描述一下那天晚上在赫胥黎家参加的降神会，以便比较一下我们的经历。你也许不知道吧，爸爸是在表兄亨斯利的一再催促下才去的。他一向很鄙视这种神秘主义和唯灵论的事情。
就像你先前所说的，催眠术，通灵人，灵魂向导，精神印象等等都是当今伦敦的流行时尚。在一座黑乎乎的客厅里，一大群人坐在一张桌子周围，与死去的人沟通，或者探求一些关于未来的片断。爸爸对这些事情非常反感，而这次他被极度虔诚的赫胥黎先生拉了进去。
“鬼魂显灵”是由乔治安排的，他选了查理·威廉姆斯做通灵人。除了爸爸妈妈，我很惊讶地发现许多人都在那儿，包括艾蒂和理查德，亨斯利和芬尼，还有弗朗西斯·加尔顿。我特别高兴看到你和刘易斯先生也在那儿，因为你的出现总能让我消除焦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出那个在最后一刻偷偷溜进来的人。我确信那是赫胥黎本人，乔装打扮一番，毫无疑问，这增加了他出场的戏剧性。
我觉得真是有趣，禁不住咯咯笑了。那时门关上了，窗帘也拉上了。乔治和亨斯利把威廉姆斯先生的手脚绑了起来，而我们都坐在黑暗中等着表演开场。屋子里很快就让人感到非常憋闷，四周一片漆黑，我开始想像许多神鬼的形象。听到有人喘息的声音，还有其他一些动静，没人知道是谁发出的，真是有点阴森恐怖。而这时，已经热得有点受不了了。接着，铃声响起，表演开始了，我们都听到了风穿过房间的声音。有人叫喊着站了起来——我听到一把椅子摔倒在地上，有人痛苦地深吸了口气。灯光亮了起来，想想我有多么惊讶，我想你也注意到了，爸爸那时看起来几乎都不能呼吸了，他一直躺着被抬到了楼上的床上。之后，演出重新开始，更多的声音和火花，桌子升离了地面，高过我们的头顶。
结束时，大部分人都因兴奋过度而头晕眼花。这时，爸爸清醒过来，说这些都是垃圾，我看他真是非常心烦意乱。乔治，这个神灵论的忠实信徒，走下楼来悄悄对我说：“我得说，这是一个憎恶与旧人对话的人。”
之后，当你紧握着我的手，说起所谓的我的“艰辛”时，我被感动了。你说：“亲爱的，女人总是要承受痛苦，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将来仍旧如此。但令人欣慰的是，当男人们在我们的泪水中逍遥时，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变得更为深刻。”你说这些时，我看到一滴眼泪滑过你的脸颊。这让我想起几年前，我读过的《妖精市场》中的那个小妹妹，果汁从她脸上流下，滴落在她的酒窝里。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痛苦难耐的那段日子里，是你给了我鼓励和支持。
你的
贝西
1877年11月18日
亲爱的玛丽·安：
与你4年不见了，发生了很多事，又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如你所知，可怜的艾米死于难产后，我们已经把弗朗西斯的儿子伯纳德接到了我们家里。虽然我真希望这从来没发生过，我必须承认这个一岁孩子的到来使这个古老的地方变得生气勃勃起来；他的哭声好像震落了椽上的灰尘，也使育儿室外面的桑树发出颤动之声。我估计那些旧玩具很快就会给弄坏，包括楼梯上的滑板。妈妈说伯纳德严肃得像个庄严的喇嘛。我又一次怀中抱着一个宝宝，心中自然是又苦又甜。有时候我眼中噙满了泪水，我也不知道那是因为悲伤还是欢乐。
爸爸开始对蚯蚓感兴趣。赫胥黎先生说，这对一个“思想钻进了坟墓”的人来说很合适。他在花园里安了一个磨盘，缚上一个装置来测量它挖掘泥土的深度，以及它在地下的活动。他确信它们很聪明，让妈妈弹琴，弗朗西斯吹低音管来测试它们的反应，全然不顾一个事实——就像妈妈指出的那样，他们没有耳朵。
帕斯洛两年前退休了，住在村舍里。他现在成了一个优秀的园丁，他种的土豆在两年一次的村级展览中获得了冠军。
如你所知，爸爸的声望一再攀升。昨天剑桥大学授予了他法学博士荣誉学位。妈妈担心他不能坚持到典礼结束，但他做到了——其实根本不必担心。大学理事会大厅里人满为患，那些吵吵嚷嚷的大学生有的站在窗户上，有的坐在雕像上。就在爸爸身着红袍走进大厅的那一刻，一只身穿学位服、头戴方顶帽的猴子标本从廊台上悬吊了下来。让大家失望的是，一个学监立刻没收了它。但是当一个人说要展示一下“看不见的联系”时，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男生从高处俯下身来，在爸爸头上摇晃。他看似没注意到这一切。人群中欢呼声和嘲笑声向他袭来，不过很明显那没什么恶意。除了这位演说家最后宣称人与猿的区别就在于人具有道德观念时，他的一番拉丁语全不为人所理解。
我禁不住感到骄傲。很多事除了你以外，我都没有告诉任何人。也许就在那天结束时，我发现他身上的确具有一种颇有建树的特质，尽管他的学说和著作来自一个应被人们唾弃的阴谋，一个只有我和其他极少的几个人才了解的阴谋，至少他是一种伟大思想的传递人。我欣慰地想，他该是自然科学的天使加百利。
既然我已经了解了他最坏的一面，宽恕也该开始了。
你的
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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