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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的天气好极了，天空中白云朵朵，虽然太阳当头，却不很热，也不很潮，空气中散发着草叶的芬芳。
一个美好的假日总能给人留下永恒的回忆，往事在我眼前一一浮现。即使是父亲也在国庆日停止了工作，和我们一起坐在烧烤架旁戏耍，坐在小河边看焰火。现在我仍然住在父亲这套老房子里，还是我从小长大的那问，但是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跑到那么远看庆祝场面，只需要坐在电视旁边就可以了，然而，当第一束烟花升上空中的时候，我还是闻到了小河的清香和火药以及父亲雪茄混和住一起的气息。
我深爱这所房子。它是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楼的周围有很大的庭院，里面种着橡树和枫树，由于时间的久远，现在已是枝叶参天了。这房子的左侧就是我妻子的家，而右侧则住着我幼年时的第一个篮球教练。我在想，当我和妻子携手故去之后，我们的孩子会不会仍住在这里，会不会像我怀念父亲一样怀念我们呢？我还在想是不是同样的想法会出现在萨斯塔脑子里呢？她此刻正在嗅着那块儿位于烤架后面属于她父亲的墓碑呢，那上面写着：我们的狗宝贝戴西，1967～198l。
到两点的时候火已经烧得很旺了，孩子们也都陆续地赶来了。首先是阿比和史蒂夫带着他们两个孩子，然后是珍妮弗带来了她的大学室友——未来的牙科医生，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是个男人，而是一个高大的非洲女人，穿着夹克衫，耳坠儿垂到了肩上。
一见到史蒂夫我就把坡特和查利之问关于K－PAX公转轨道的小同意见告诉了他，如果我理解得没错的话，坡特所说的运动更像是个摆形，而查利则以为是“8”字形。我让史蒂夫看了看坡特给我画的“日历”和另些些星际空间描述。史蒂夫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那些东西，然后懒洋洋地告诉我查利现在正在加拿大度假，但他向我保证只要查利一回来就立刻把这些差异告知他。我问他最近五年来有没有著名的天文物理学家失踪，尤其是在1985年的8月17日。就他所知没有什么天文物理学家失踪，尽管他开玩笑说希望有些讨厌的同事永远失踪。
弗雷德也从亚特兰大及时赶来了，还是穿着那套空军制服，还是那么孤独。现在所有的家人都聚齐了，这是自去年圣诞节以来的第一次。而奇普，总是要找个理由去会他的朋友们。紧接着，贝蒂出现了，带着他的丈夫——纽约大学的英语教授，并且是空手道的黑段选手。他们是跟着坡特和另一个院里的实习生一起过来的，之所以叫上那个实习生，是因为他本人是业余摔跤好手，这样如果坡特真的出现什么不正常时也可以阻止住了。
萨斯塔显然很少见到这样特观的场面，所以它有点紧张，对着每一位来客狂吠不已，以表示自己的勇敢与愤怒。
坡特带来了礼物——几张从不同的地点看宇宙的“星空”图，还有一本翻译成pax-o语言的《哈姆雷特》。然而他下车还不到5秒钟，就发生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儿。萨斯塔突然从门廊里向坡特冲了过去，我急忙吆喝它，怕它伤了坡特。但它却及时地停到了坡特身前，以只有马耳提地亚狗才拥有的动作摇起了尾巴，身体轻轻地蹭着他的裤角，坡特立刻蹲了下去，和狗一起满地打滚，狂吠，绕着院落飞跑。我的外孙们则尾随其后，沙士比亚和那些星位图满天飞舞。幸运的是我们最后还是凑齐了它们。
过了一阵，坡特在草地上坐了下来，萨斯塔则躺在他旁边，一副志得意满的表情，不停地舔着自己。后来它又第一次破天荒地跟雷恩和斯达玩儿了一会儿，但那个下午它一次也没有再回到门廊里，即使是附近人们为了庆祝燃放礼炮的巨大声响也不能把它吓回去。那一天它变成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狗。
我们也如此。
那天晚上，焰火过后我们送走了客人，弗雷德来到我们一楼的娱乐室，我正在里面用我那破旧的音响边听歌剧边打着台球。
很多年来我一直感觉到弗雷德似乎想告诉我些什么。有很多次的谈话中断使我感觉到他确实要说点什么但又无法开口。我从来不强迫他说什么，因为我以为总有一天他会告诉我和卡伦究竟是什么在困扰着他。
这并不是全部原因，我之所以不强迫他说出来，主要是因为我害怕他会告诉我他是个同性恋。这是一个做父亲的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几乎所有的父亲都是异性恋的。
我相信他的妈妈——如果没有八个孙子孙女就不会满足的女人，也不愿意听到这些，
明显是跟坡特的谈话激励了他要说出自己想法的愿望。但是他告诉我的不是关于他的性趋向，而是这么多年来，作为飞行员的他竟然患有飞行恐惧症！
我知道有些牙医看到牙钻会发抖，有些外科大夫无法拿起手术月。有时候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还要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一一就像在黑暗·辛吹口哨一样。但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飞行员竟然害怕飞行！我问他那他到底为什么要选择这份工作，他告诉我在很多年以前的一次午餐中我说恐惧症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对所恐惧环境的适应而得到治愈，还举了一些怕蛇、怕高的例子。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带他到迪斯尼玩儿，可是我没有意识到他害怕飞行。这就是为什么他高中毕业后去上飞行课的原因——自己动手来解决恐惧症。其实这没起作用，但他还是坚持训练一直到自己已经飞遍了全国并且通过了飞行测试。即使在那之后他还是恐惧飞行。所以他想到惟一能做的事就是去一所空军大学学习成为一名专业的飞行员。他获得了飞行驾照，成为了一名飞行专家，就这样过了几年他发现自己还是深深地陷在对飞行的恐惧感中。今天在和坡特短谈过后他终于决定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并向我寻求意见。
我们在娱乐室里待了很长时间，打台球，乒乓球，投飞镖，聊天。九年的飞行生涯没有改变他对飞行的任何恐惧感。
以前我遇到过很多飞行恐惧症患者，许多人患病时间甚至长达二三十年。事实上，飞行恐惧症很普遍，原因也很好理解：我们的祖先是生活在树上的，所以一直害怕掉下来。很多这样的恐惧症患者都可以治愈。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拒绝去任何只有飞行才能达到的地方。无论多么不方便，他们也拒绝飞行。
我仔细地把这些解释给弗雷德，并且告诉他很有可能他属于后者。
他想知道该怎么办。
我建议他改行。
“那正是坡特对我说的！”他叫了起来，而且二十多年来他第一次拥抱了我，“但是他认为我应该先和你谈淡。”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这么开心。
然而似乎我轻松得有些过早了。弗雷德刚走出去，珍妮弗就进来了，她刚洗完澡，脸色粉红。她拿起球杆，打了一球，没中。我们谈论了一会儿关于医学院的事儿，始终玩儿着台球，直到我发现她一个球也没入袋，这对她来说不太正常。
我说：“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讲呢？”
“是的老爸，是一”我知道一定是我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因为她已经有几年没这么称呼过我了，而且今天她也与坡特谈过。但这似乎费了她好大的事儿。“我看到你拥抱弗雷德了，”她说，“那很好，我从来没看你那么做过。”
“很多次我都想那么做。”
“为什么没做？”
“我不知道。”
“阿比觉得你对我们的事儿不太感兴趣。她说因为你在医院已经听够了病人的麻烦，所以不愿意在家里再听到这些了。”
“我知道，今天晚上二她临走前跟我说了。但遣不是事实，我关心你们每一个人。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咀为我在干涉你们的生活。”
“为什么不？我所知道的每个家长都要干涉的。”
“说来话长。”
她又没击中那球，“试着说说。”
“嗯，是因为你们的爷爷，我的父亲。”
“他对你做什么了？”
“他想让我成为一名医生。”
“这有什么错吗？”
“我不想当医生。”
“爸爸，他怎么能强迫你进医学院呢？他死的时候你才十一二岁啊，是吗？”她说十一二时的声音好听极了。
“是的，但他已经在我身体里种下了种子，它不停地生长，无法阻止。我猜我是想完成他的后半生。也因为我的妈妈，你们的奶奶。”
“我认为你不能替代任何人做任何事儿，爸爸。但是作为补偿，你确实是一个出色的医生。”
“谢谢，”我也打丢一球，“顺便问一下，你去医学院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吧？”
“部分原因吧，但不是因为你想让我成为医生．我觉得你也没那么想过。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的办公室或医院的其他地方。也许这就是我对医学感兴趣的原凼，看起来它太神秘了。”
“我只不过不想对你们做我父亲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可能我以前没有告诉你，但你决定做个医生我真的很开心÷”
“谢谢爸爸。”她盯着球桌研究了一阵，又打飞了一颗球，“如果小学医的活你会做什么呢？”
“我梦想做一个戏剧歌唱家。”
她咧开嘴笑了起来，这笑很像她的妈妈，“听起来不错。”
我被她的笑搞得有些恼火。“怎么回事？”我说，“你就知道我做不了戏剧歌唱家？”
“我认为任何人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儿：”她回答，突然严肃起来，“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的。”话说完她又彻底打飞了12号球。
“出手，”我说，“该你了。”
“我的意思是说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她轻轻地靠进我的怀里抽泣着说。“噢，爸爸，我是个同性恋！”
已经是午夜，珍妮弗刚走，奇普就进来了，他今天也行为占怪。我振作起精神准备承受冉-次的打击。不过奇普却没和我说话。
即使是我的小孙子外孙们从7月4日那天以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不再互相追逐，乱扔东西，而是老老实实地洗澡或者梳理头发——这真是个奇迹。
我们还是回到野餐中来吧。坡特拒绝吃任何带肉的东西，不过他吃了许多沙拉和果汁。他看起来非常放松，整个下午都在和雷恩、斯达、萨斯塔玩儿飞碟和羽毛球。
然后发生了一件事。卡伦为了使孩子们凉快些打开了洒水器，正在与他们玩耍的坡特突然看起来充满了焦虑。感谢上帝，他并没有发狂，只是用恐惧的眼光看着孩子们彼此在水花中嬉戏。突然他发一声尖叫，然后绕着院子狂奔。我想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停了下来，跪在地上把头夹在两手中间。萨斯塔就蹲在他旁边。
贝蒂的丈夫和那个实习生在观察我的反应，而我惟一的反应就是：“关掉那该死的洒水器！”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他，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就已经抬起了头，一幅怡然自得的表情，又和萨斯塔滚成一团。那天下午再也没发生什么离奇的事儿了。
卡伦那天晚上和我说了很多话，当我们入睡时天已经破晓了。她想知道弗雷德离开航空公司后会做什么，她还为珍妮哭了一鼻子，不是因为她的选择，而是因为她知道珍妮心里也不好过。然而在入睡前她的最后一句却是：“我讨厌戏剧。”
第二天一早我就看到了吉塞拉在等我，她在我身边跳来跳去，“他来自西北部地区！”她说，“有可能是西蒙大拿州，北爱达荷州或者是华盛顿。”
“这就是你找的那个家伙对你说的？”
“她不是家伙，她是个女的，就是她说的。”
“那几个地方的警察能不能查出在5年前失踪的人，尤其是科学家？”
“当然，我在第六区有熟人，用不用我帮你查查？”
几天以来我第一次忍不住笑了，她好像在每一个领域都有认识的家伙。“当然了，快去吧。”我挥了挥手，她就像离弦之箭一样
同一天早上，贝蒂带来了一只被遗弃的小猫，她在地铁站里发现的，我以为她要在晚上把它带回家。可是她却建议让病人收养这小东西。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毕竟是一家研究性医院，我让宝贝蒂通知厨房注意小猫的饮食，然后我们把猫放在楼道里让它自由漫步。
它直接朝坡特走去。
坡特和它亲热了一会儿又说了几句“话”后，它就开始“会见”其他病人并熟悉这个新世界了。
有一两个病人，就像厄尼和玛丽亚因为自己的某种原因躲着那猫，而大多数病人则欣喜若狂。尤其令人惊讶的是查克一改往日常态，说“它一定也不臭”，并且用一些线绳和橡胶小球逗引小猫。更多的病人也加入了他的行列，其中也有阿彻女士，就我所知，在没来我们这里以前她养了不计其数的小猫。
但是受益最大的还是贝斯。因为难以和其他的人接触，她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这只可爱的小猫身上。她假设自己有权抚养它，替它清理住所，跟它一起嬉戏。当然如果任何人想和它玩儿，贝斯会立刻将它交出，同时悲伤地点点头，好像在说：“你们是对的，我根本没有权利拥有它。”但是夜晚来临的时候小猫总要回到贝斯的身边，员工们会在第二天早上发现她（它）们正在共享一个枕头。
这样过了几天后我就考虑是否应该多带几只小猫到病房，因为似乎这对病人的治疗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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