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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回到房间的时候，发现菲利普·卡斯尔——那位镶嵌画师、历史学家、自己做索引的人、讨厌鬼和旅馆老板正把一卷卫生纸放进我的厕所。
我说：“十分感谢。”
“不必客气。”
“我要说这儿可真是一个想客人所想，急客人所急的旅馆。有多少旅馆的老板能象您这样直接关心一个旅客，的舒适呢？”
“有多少旅馆的老板只有一位客人呢？”
“您本来有三位客人的。”，
“那是白天的事了。”
“您知道，我可能是出言不逊了，但是象您这样兴趣广泛、才华横溢的人怎么会对开旅馆业有兴趣。”
他困惑地皱了一下眉头，说：“看来，我对旅客还没有做到应有的体贴，是吗？”
“我在康奈尔认识一些旅馆学校的人，我不得不说，他们对克罗斯比夫人会抱与您不同的态度。”
他困窘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我知道。”他挥动着双臂说：“鬼晓得我为什么要盖这家旅馆。我想可能是生之所求吧！为了有些事干，为了不寂寞，”他摇了摇头，“或者是当一个隐士，或者是开一个旅馆，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您不是在您父亲的医院里长大的吗？”
“是的。蒙娜和我都是在那里长大的。”
“是啊！您一点儿也不想继承父业吗？”
年轻的卡斯尔微微一笑，避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是一个古怪的人，父亲是一个古怪的人，”他说，“我想您会喜欢他的。”
“我想会的。还没有人象他那样大公无私呢！”
“有一次，”卡斯尔说，“那时候我大概十五岁，有一条从香港开往哈瓦那去运柳条家具的船在附近发生了哗变。叛者夺了船，但却不会开。于是他们就把船在蒙扎诺“爸爸”的城堡附近的岩石上撞碎了。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些老鼠还活着。老鼠和柳条家具都上了岸。”
故事讲到这里好象就完了，可我又不敢肯定，于是就问了一句；“后来呢？”
“后来有些人白捡了一些家具，”。有些人却得了淋巴腺鼠疫症。在父亲的医院里十天内死了一千四百人。您看见过死于淋巴腺鼠疫的人吗？”
“那种不愉快的事我没有碰到过。”
“腹股沟和腋离下的淋巴腺肿得象葡萄粒那么大。”
“我相信会那样的。”
“死后，尸体变成黑色的，就象煤一样，不过山洛伦佐并不需要这种媒。瘟疫日益泛滥，森林中的‘希望与同情之家’看来就象奥斯什维辛或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似的，死人堆成了山。推土机把尸体推进万人坑时，推都推不动了。父亲夜以继日地干，人也日以继夜地死。”
卡斯尔的恐怖故事被电话铃声打断了。
天哪，我都不知道电话已经接通了。
我拿起电话，“喂？”
是弗兰克林·霍尼克少将打来的电话。他上气不接下气地、惶恐不安地说，“您听着！您必须立刻到我家里来。我们要谈谈！事关重大，此生难遇！”
“您能先说个大概吗？”
“电话里不能说，电话里不能说。到我家里来，请立刻来！”
“好吧！”
“我不骗您。确实事关重大，此生难遇！”他挂上了电话。
“卡斯尔问我；“什么事？”
“我也莫名其妙。弗兰克·霍尼克叫我立刻去。”
“别着急。不用紧张。他是一个蠢货。”
“他说事情很重要”
“他懂得什么重要不重要？我用一个香蕉都能削出一个比他好的人来。”
“好吧！您的故事到底讲完了没有？”
“我说到哪儿了？”
“淋巴腺鼠疫，推土机都被死尸挡住了。”
“哦，对了。有一晚上我睡不着，就跟父亲一块熬夜。我们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找一个活人治疗一下。可是走过一张床又一张床，看到的全是死人。””。
“父亲咯咯地笑了起来，”卡斯尔接着说，“他笑个不停。他拿着电筒走进了夜色，一边走还一边咯咯地笑。他用手电筒上上下下地照着外面的那些死人堆。他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您知道那位杰出的人对我说什么鸣？”卡斯尔问我。
“不知道。”
“我父亲对我说：‘儿子，有朝一日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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