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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叟（1340－1400）约在1387年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托玛斯·马洛礼（？－1471）在1469年写了《亚瑟王之死》。这两部作品是中世纪最后的杰作。在这两部著作中，都具有幻想和超自然的成分，同时，也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世界观，即认为超自然应有其一定时作用。但是，即使在乔叟之前，种种迹象已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我们这个世界及其义务和责任的制度，等级和宗教的干预，都正在分崩离析。
14世纪初，文艺复兴于意大利开始；正是在这一世纪，火药传入了欧洲，武士变成了士兵。在英国，罗杰·培根（1214－1294）是位奇才，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视无知高于知识。然而，正是培根开创了对自然科学的研究，主张实验和直接的观察，尽管圣奥古斯汀①（354－430）曾经写道：“只能尊奉《圣经》的权威，因为这一权威大于全人类思想的力量。”
【① 圣奥古斯汀，基督教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罗马帝国北非领地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安纳巴]教区主教。】
培根与当时的许多名人发生过争论；他被指控玩弄魔术和占星术，终于在1277年被投入监狱，并在狱中度过了整整15年。人们说，在他临终时，他曾说：“为了结束无知，我自寻烦恼，我为此深感后悔。”但他预见到，在未来，人类将作出丰功伟绩；这种预见是中世纪科幻小说之先兆，而且大部分得以实现。在一封著名的信中，他曾预言：
大型的远洋船只将会制造出来，一个人就能驾驶，其速度比载满划桨水手的船快得多。
高速的车子也将出现，不必用人力或动物作动力……
也能制造出飞行器，人坐在其中只要转动曲柄，翅膀就能像鸟那样扑打空气飞行……
也可能制造出这样机械，一个人就可拉动成千个人，朝自己的方向走，也可拉动其他东西运行。
也能制造出这样的装置，人在其中可游弋于海底或河底，却不会有任何危险……
无数的东西都可能制造出来，像没有柱子或桥墩的桥、各种机器以及从未听说过的发动机。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亚瑟王之死》两部杰作出版之间的年代里，德国金匠谷登堡（1398－1468）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从而开始了文学普及化的过程，因为，新的印刷技术有可能为广大读者提供廉价的书本。随着文化水平普遍的提高，文学普及化的过程在19世纪得以完成。但这也导致了文学的通俗化，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广大群众有钱读书，就得有人替他们写书。许多评论家认为，18世纪出现的长篇小说，正是为了满足新兴的中产阶级的需要。
1492年，哥伦布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到达了美洲。这完全改变了西方欧洲人关于地界的观念。从此，一个圆形的世界代替了一个扁平的世界；不仅如此，对整个世界的大小和形象也产生了根本的改变。在不断发现和开拓的新大陆中，人类和各种生物，奇出怪样，与中世纪旅行记中想象的一切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富庶程度不亚于当时的中国和祭司王约翰①所描写的那些传奇式的王国；无数的山林河川和广袤的大地等待欧洲人去开发。
从此之后，作家们在书中把他们探险的地方或理想的社会，置于那些远离文明世界而尚未发现的海岛上，直至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文明人涉足。当然，即使在本世纪30年代（以及50年代的电影中），人们还在想象在非洲或南北两极，曾存在过高度发达的文明，但在本世纪初叶，作家们的目光开始转向宇宙中的行星和其他星系——他们把新发现的“岛屿”置于太空之中。
拉伯雷（1495－1553）②，天主教本笃会③修士和学者，写了两部重要的讽刺小说批判社会，即《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1532－1534）中译本名《巨人传》），小说中充满了想象和奇异的描述；他那粗野的幽默和尖刻的讽刺后来被称作“拉伯雷式的文风”。
【① 祭司王约翰，传说中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世纪国王兼祭司，曾统治过远东和埃塞俄比亚。】
【② 拉伯雷，法国作家，人文主义者，长篇小说《巨人传》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要求。 ．
【③ 本笃会：由圣本尼迪克特（4807－5477）创建于公元529年前后。】
早在此几年前，科幻小说史上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问世了。这是由学者兼律师托玛斯·莫尔（1745－1833）创作的。他是一位英国人文主义者，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1529－1532）。因对国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和教会政策持异议，被诬陷处死，1935年被追谥为圣徒。他的事迹被编成剧本在舞台上上演，近几年还被改编成名为《四季人》上映。在1514年和1516年之间，莫尔写了一本关于一个理想社会的故事；他把这个社会置于一个理想遥远的海岛上，并把这个海岛及其故事取名为“乌托邦”。这个词是他的创造发明，由两个希腊词组成：“乌”意为“不存在”；“托邦”意为“地方”。“乌托邦”，即为“不存在的地方”。
世上没有搿乌托邦一这个地方。因为“乌托邦”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乌托邦”也有“好地方”、“理想的地方”之意——这理想的好地方是不存在的。这层讽刺意味贯穿于所有的乌托邦设想之中。这种讽刺当然一部分也出于叙述故事的需要：乌托邦必须置于一个遥远的、无法到达的地方；否则，读者就会知道这个地方了。
莫尔的《乌托邦》，是受了柏拉图哲学和阿美利哥·韦斯普奇①游记的启发。但他这部半小说半哲学的著作，开创了乌托邦式著作的先河。作家们在表达关于改善人类状况这一主题时，找到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莫尔的《乌托邦》引发了一系列的类似著作：意大利作家康帕内拉的《太阳城》（1623），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1624），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1726）；这些小说又引发了一系列“反乌托邦”式的作品。所谓“反乌托邦”，是指“坏地方”。勃特勒的《埃瑞洪》（1872），贝拉米的《回顾，2000－1887》（1888），威尔斯的《新乌托邦》，以及其他许多长篇小说。总的来说，科幻小说是一种社会小说，因此，直到今天，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一直是科幻小说中一个历久不衰的主题。
【① 阿美利哥·韦斯普奇（1454－1512），意大利商人和航海家，确认新发现的大西洋以西的陆地不是亚洲部分而是一个新大陆，后以其命名为“阿美利加”。】
随着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变好的可能当然是不可逆转的，但同时，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变坏的可能也是存在的。莫尔《乌托邦》中的第二部，是全书兴味较浓的一部分。关于这部分的情况，莫尔是在比利时北部港市安特上普听拉斐尔·希斯拉德叙述的。按莫尔的说法，拉斐尔·希斯拉德是一位水手；他曾与韦斯普奇一起进行了三次航行。在第四次航行时他自己要求留下。然后，他自己招人进行探险活动，最终到达了乌托邦岛。
（郭建中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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