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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曼终日闭门不出。一天傍晚，趁他去山谷买烟之际，我溜进他的房间。三张桌子上，都堆满了稿纸。电脑边，彩色图片、透明塑料膜更是堆积如山。木质墙壁上，钉满了卡片。我的生活，就在这一堆纸中。它们记录着我的反响、我的反应、我的过去和我的将来，一片混乱地陈列在这间屋子里。它如实记载着我每天的灵性培训过程，以及他们的探索、假说、激活的构想和可能的解决方案……
那个写《小龙虾》的人哪里去了？那份受伤的温情，那份同情心，还有把自己融入角色：无论是人，还是甲壳动物的那种天赋，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他的笔下，我的故事，不过是一份作战方案。
“接见日期定下了！”客厅里，媒体专家正在拨弄着壁炉里的木头。克莱伯尼一步跨了进来，大声宣布道。
他刚下直升飞机，身穿翻领派克外套，里面是白宫的制服。吉文斯主教迈着小碎步，谨慎地尾随其后，深绿色的带帽粗呢大衣上布满了雪花，头缩在围脖中。他找把直背椅坐下，问吉米睡了没有。柯姆只要在她的电脑笔记本上，输入密码“智能粉尘”，就可以随时找到我。主教的语调不太乐观，他说，罗马教廷对欧米茄计划的反应让他感到不安。教廷大使自梵蒂冈发给华盛顿的第一封信的内容，就是请求尼尔克总统对克隆人的存在保持绝对的缄默。
“要理解他们，”克莱伯尼法官一边在火苗上搓着双手，一边宽厚地笑道，“从法律上来说，耶稣的继承人对教堂的产业拥有相当的权力。”
“我们的目的又不是持械抢劫。”欧文顶撞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让吉米写了封信，声明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产权。收到此信之后，教廷的秘书长才通知召见吉米，请他去教廷圣部面试。日期定在12月7日，8点15分。”
房间里响起了一阵欢呼声，充满了在某一项国际大选中支持入选人的俱乐部气氛。欧文站起身来，十分恼火地说道：
“你们是怎么回事？难道指望你们的冠军，到罗马去为你们赢回一枚金牌来？别异想天开了，我提醒你们，二十个世纪以来，教廷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过裹尸布是基督的圣物！”
“他们现在不得不承认！”古柏曼大声说，“我们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证据！”
“你们要这个活生生的证据做什么？要他像只木偶一样，用亚兰语来朗诵圣诗？还是要他改良酒？变硬面包？要他当一个变异的幽灵，还是个十字架的后代，或者是一个宗教艺术品商店的顶级模特儿？——你们要他成为一个爱的传播者，还是对强权的谴责者，或者是个反叛者？你们为他洗脑，好移植进去你们的知识、你们的理论、你们的野心、你们的困惑！你们每人，都用自己的思想来塑造上帝，你们每人，都在制造自己的克隆！你们难道以为，除去他的人性就能强化他的神性？”
“我们只进行了第一个阶段，”古柏曼放下白兰地酒杯，心平气和地说，“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二个行动阶段：艰苦的环境，来磨炼对苦难的承受力和同情心。”
“还有美德的培训，”吉文斯主教补充道，“这对梵蒂冈是最重要的。教廷圣部是要考查他的神性，不过，他的谦逊和牺牲精神要比异能更重要。我们只剩下三个星期的时间了。”
“他可以去印度的水灾现场。”媒体专家边往炉膛里塞着每天收到的报纸，边建议道。
“宣传痕迹太重，”古柏曼反对道，“罗马会以为我们在表演。”
“要么，去非洲的饥荒地区？”营养师提议道。
“为什么不去卢尔德法国宗教名城。1858年，圣母马利亚对少女贝纳黛特显圣，自此以后世界各地的病人都前往此城祈福。”欧文突然说道，“在那里，集中了全世界最多的瘫痪病人、盲人和濒临死亡之人。那里，有狂热的信仰，也有心灵的无助，有不公正，也有希望的幻灭！吉米可以微服前往，如果他治愈了病人，我们可以归功于圣母显神，或者是岩洞的圣水的效用。如果没有成功，也没有证人。而且他的档案显示他当过志愿担架员，这段经历对他有利！那群教廷的傀儡们也许会给他加分。”
神情沮丧的柯姆很崇拜地看着基因学家，内心充满了感激。她试图把吉米拉回到人性的边缘，想让他找回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毫无结果。因为，在他的眼中，她只是一个要克服的对象。她除了保证他的安全之外，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欧文也许比她多些机会。
“您怎么啦？欧文？”古柏曼嘟哝道，“您现在来怪我们，为什么在计划开始时不说？而且，还是您把我们找来的。”
科学顾问耸了耸肩，转身继续打他的台球。他再也不想呆在这座布满窃听器、监视器的阴暗别墅里，受不了这群灵魂贩卖者把精神培训和精神控制混为一谈。自从在独木舟上与吉米促膝谈心之后，吉米很显然在回避他。这个短暂的默契和交流，唤醒了他内心深处被儿子所拒绝的亲情，再度遭否定，让他十分难以承受。一如他再次发作的头疼，每当他想起湖中的一幕，就会变得更加尖锐起来。
他不明白是什么激起了吉米的敌对情绪。是他关于神迹治病的理性解释？四年前，他带着妻子去卢尔德朝圣，希望把她从艾滋病中解救出来。他仔细研究过圣地的病例记录，他坚信，只要有活下去的信念，有虔诚的信仰，还有被周围成千上万个病人的信心所加强、汇集起来的巨大的能量，一定能启动大脑中的自愈机能：脑垂体会生产所谓的“信息分子”，对基因码做功。当然，并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有效，但一旦生效，奥秘就在这儿。经专家分析，岩洞中的水质并不具备任何治疗效果，尽管它能发挥“神效”，其实是体内自愈的功能，借助于圣水而发挥出来。对此种理念，欧文非常坚持。他太太的去世也没能改变他的信念。他对神迹抱着如此的不敬，让吉米十分不满。
“那么，对一棵树来说，它的脑垂体在哪里？”他生硬地反驳道，“我不能靠人的腺体取代上帝的理念来聚集信徒。”
吉米已不再有疑问，只剩下坚定。一如吉文斯主教等人所愿。他们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这个游泳池修理员转变成了一个普世外交家，一个多功能救世主。他既是庙宇的守护神，又是发号施令者。只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耶稣传教中最基本的思想：呼吁反叛精神和赤子之心：自由、信任、快乐、无忧无虑。一开始，吉米身上具备有一切素质，欧文对此确信不移。但是，这帮ＣＩＡ的人，这帮国务院、五角大楼的人，一点点地把它磨灭了，只为了迎合梵蒂冈的胃口。他们对他消毒、灭菌，为了让他获得走进市场的许可，好让他在宗教领域里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策略。但是，他们究竟使用的是何种方法？是通过圣言，还是通过肉欲？是通过道？还是通过血？是让他传播上帝的《福音》，还是把他当成实现他们个人目的的牺牲品？七月份，欧文启动的这项计划，是不是已经演变成一部魔鬼的机器？而吉米，只不过是其上的一个零件？
欧文曾提醒吉米，要他防备他老师们的勾当，吉米却不以为然：“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在他的答复中，既有清醒的原谅，也有盲从。欧文把白宫的工作全部移交给助手处理，好腾出时间常驻别墅，但是，他也无能为力，因为，这是吉米对他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去卢尔德，是个极好的主意，”格兰格将军从沙发里站起身，赞同道，“这应该是走进罗马的最好通道。”
一下飞机，就碰上雨天。窗外烟雨蒙蒙，窗上布满水汽。直到现在，我所看到的法国，就是公路限速牌和分岔出去的司机休息处。我们租来的汽车，穿行在一片片挤在山谷和铁路间的村庄里。围绕我的人员精减了：只剩下金大师、主教、心理医生和正在开车的媒体专家。柯姆和两个保安开着另一辆蓝色的汽车紧随其后。我的长发在脑后用锻带系成马尾辫，套在棒球帽中，我乔装前往：脖子上系着打着活结的围巾，身上背着实习生用的担架带。他们选择星期一到达，就是为了避开星期天那蜂拥的朝圣人群，避开游泳池前几小时的排队，以及严格的安全检查，让我更容易混进去。过了四个月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害怕回到尘世，但我却不露声色。
“卢尔德！”媒体专家用他那低沉的嗓音宣布。
我们擦去玻璃上的水汽，看见一条条夹在峭壁间的小街，陡峭而蜿蜒，边上的路灯，在下午三点就亮了。建筑物的窗户都拉上了铁帘，路不停地被截断，到处都在修路，空旷无人。古老的墙壁，关闭的店铺，歇业的旅馆：真是一座幽灵城市。
我们彼此交换着眼神。这同网上看到的图片太不同了。那上面是黑压压的人群：成千上万只担架、轮椅拥挤在货摊和店铺间。从这些店铺里，可以找到印有圣贝纳黛特的桌布、靠垫、床头灯，圣母马利亚的头像印在取泉水用的葫芦上……
路上，有几个行人手拿面包，行色匆匆。我们把车停在唯一一家没有打烊的面包铺前，我下车问路，想试试我的法语。脸色阴郁的老板娘在我手持的地图上，圈出我们通过网络预订的住处，我们没订旅馆，以免暴露行踪。在摆满甜点的玻璃橱上面，垂吊着一幅不停变化的基督像，时而是裹尸布的图像，时而是我现在的面目，随风相互交替着。
我买了包羊角面包，分给车里的人。我们的车，左边两只轮胎压在人行道上，在空无一人的施工围栏边，一寸寸地挪动。
“在这个国家里，人们的信仰呀……”主教在颠簸的车厢里微微摇头。
他的目光从紧闭的金属窗帘移到其上醒目的招牌上：神迹之处——圣洁的无玷始胎，珍宝溶洞，朝圣者福地，圣母免税店。还有贴在铁帘上的标语：“病态的医疗系统——护士罢工。”
汽车停在一座阳台上围有铁栏杆的老式房子前，我下了车，走到后面的蓝色汽车边上，柯姆摇下了车窗。
“这儿挺不错的。”她说。
“你们先进去，我出去转转。”
经过这一路长久的毫无意思的聒噪之后，我感到疲惫，需要自己呆一会儿，静静地祷告。
“别引起别人的注意。”她叮咛道。
我指了指身上的担架带，在这里，我只是一个摆渡的，把寻求康复的病人运到圣地。我边走边看地图，沿着熔岩街一直走到门庭大开的教堂入口处。掩映在松树和为工程募捐的广告牌之间的无玷始胎教堂，看上去像座迪斯尼乐园，灰色，又高又细，屋顶做出几座小尖顶，教堂的墙壁边搭着脚手架，盖着篷布。教堂前的广场上，空空荡荡，一辆挨着一辆的四轮平板车，被铁丝网圈住，车上，堆满了圣像雕塑。在四周的大草坪上，几把伞在移动。
一个拄拐杖的男人，仰面朝天，仰视高处的小钟楼，像在祷告。他一眼看到了我，立即瘸着腿，大步向我走来，脸上堆满了笑，伸出左手，像在求救。
我用接受、理解、温和的神情迎接他。他说：“不会太打扰您吧？在教堂前？”
他递给我照相机，我把取景框对准钟楼，边上有台自动售货机，还有一个按钮饮水池，一群日本人正在往瓶里灌水。
“什么鬼天气！”照完相，他的笑容马上消失了。
我还他照相机时，看着他的眼睛，郑重地说：“愿上帝赐福于您。”
“我有。”他让我看他斜挎在肩上的背包，里面塞满了圣殿园模型、圣母像，还有玻璃球，球内有微型教堂，还有模拟的雪花，漫天飞舞。在这种天气下，他居然还能买到这些圣品。
他匆匆忙忙、一瘸一拐地向出口走去。我的目光寻遍广场，想找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一具痛苦的躯壳……身披荧光雨衣的太太们边走边嚼着口香糖，戴着耳机听着导游的解说。穿着旱冰鞋的警察从她们身边滑过，一位园丁正用电吹风机吹扫落叶。日本人把水瓶装进小推车里，带着他们的战利品走了。
我走到显圣的溶洞前，非常失望。我以为会挤满了人，成千上万的病人到此来解除他们的苦难，放弃他们的绝望。而我眼前出现的，只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沉睡的小水坑。我是为它而来，我要用我的祷告、我的信仰来启动它，我不求回报。
为排队所设的回栏边上，有一排排椅子。我期望看到一个真正的岩洞，有活水从洞穴深处流出。其实，所谓的溶洞，不过是在教堂底部加固了几块岩石，放了一尊圣母雕像，一个小祭台，还有几束凋谢的花。有一个女人把一栋房子的照片，平贴在光滑的岩壁上，为的是能尽快卖出或者尽早买进。她的左侧，有两个电工蹲在那儿，修理祭台支架上的电缆线，伴随着电钻的嗡嗡声，他们在谈论足球。有水从岩石里渗出，滴落在朝圣者摆在下面的纸张上，融解着他们的心愿。
我在这里，看不到网上张贴的相片里所表现出的那份虔诚，看到的只是漫不经心、毫不经意。人们该怎样对待这块圣地？一代又一代的朝圣者，抚摸过这块他们心中神圣的岩壁，使其光滑如镜。
我转过身来，看到一名担架员正快步跑着，身上挎着皮质担架带：他是一名正式担架员。我追上他，向他问好。
他冲我笑了笑，却没有放慢脚步。他看了一眼我背的布质担架带，对我说：“您能参加，真好。”
他的热情立即感染了我。我调整脚步，跟上他的步伐，朝出口走去：我们应该是去火车站抬病人。
“不用开车去？”
“有标语牌就够了。”他答道。又有三个背着皮质担架带的人，从问询处出来，加入我们的行列。有的手持扬声筒，有的举着蓝底白字的牌子，上写着：“卢尔德圣母院——护理人员联合会。”
“欢迎您参加。”他们对我说。
我问他们参加什么？
“参加护士游行。”
我停下脚步，说不，我是来抬病人的。他们用谴责和遗憾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是个不顾集体利益的自私自利的人。他们耸了耸肩，跨着有节奏的步伐，走出大门。
雨越下越大，我又回到了广场，找到教区分布图，从中查到：圣母院接待处，Ｃ3楼，34号。我循着地图穿过一座下面泥浆翻涌的小桥，走到一座现代化的楼前，楼房通体为茶色反光玻璃，圆柱状的电梯突出于墙外，还带有三座侧翼。这里，是朝圣的病人和瘫痪者的住处。天桥下面的玻璃门前，堆满了罩着蓝色篷布的三轮推车，是搬运病人去游泳池的工具。车牌上注明各个捐款机构。我一扇又一扇地挨个儿推着玻璃门，直到最后一扇，敲门声把一个年轻女人从办公室里唤了出来，她返身回去，再出来时，手中多了串钥匙。她很意外地看着身挎担架带的我：
“您有什么事吗？”
“你们有没有病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需要运到游泳池去？”
“现在关门了，”她面含歉意地微笑道，“从11月中旬到圣枝主日也叫基督苦难主日，是每年4月复活节前的最后一个主日，都不开门。”
我愣愣地看着她。她问我有没有注册。
我说没有。
“注册处还开门。您先去医院问讯处，它在楼房的另一侧，36号。那里有人值班。”
我谢过她，她锁上门。我再次穿过桥，向左转，沿着一排又老又旧、刚刚修复的灰色的建筑物走着，找到了医院问询处。没人，值班人员应该也去参加游行了。门上贴了一张纸条：“担架员培训处：二楼，70室”。我按照医院分布图弄清了方位，转身走进刚才出来的那栋楼的隔壁。门半开着，大厅空无一人，有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双拐和拐杖，上写着“朝圣者捐”。
电梯把我带上二楼，走出电梯，是一个开阔的白色楼道，灯自动亮了。楼道左侧，是一扇双层玻璃门，上写着“欢迎义工”。门关着，敲了半天，无人回应。楼道另一侧，是间很大的、漆成浅蓝色的展览厅。我走进去，沿着橱窗，一个个地浏览。
里面陈列了六十八个公认的、颁有主教证书的神迹，它们是从七千例经医学证明的治愈病人中严格挑选出来，其他病例均被教堂否定，因为它们不合标准。在墙角，挂着个玻璃镜框，里面注明具体规则：
一、损伤或器质性的不治之症；
二、有肯定和准确的诊断，具有致命性；
三、瞬间彻底治愈。
我看相片，看入选者的简历，还有被淘汰者的资料。这里的病症包罗万象，有常见病，也有罕见病，有几乎绝迹的病，也有现代病。被显神迹的人的涵盖面也极广：有孩子，有退休老人，有农民、艺术家、公务员、军人、宗教人士、汽车修理工……许多是信徒，有些也不是，还有昏迷患者。大部分都是在游泳池治愈的，也有例外——比如彼尔，他是比利时人。左腿粉碎性骨折，卧床八年。1875年4月7日，他所住的佛来米村庄仿建了一座卢尔德岩洞，他拄着双拐前去，突然之间，他的左腿能动了。他不由得跪了下来。第二天，医生发现，坏疽消失了，伤口愈合，骨头也在瞬间修复。几天之后，他又开始在田间做活。二十三年后去世，生理解剖显示“骨头上有一条旧断痕，断裂时间很久，瞬间接上，左腿骨与右腿骨长度相等”。用铜浇铸的两根胫骨也陈列在橱窗里，边上是它们的主人的那张和善的面孔。
我对神奇“修复”的印象最深刻。通常，骨头或器官会根据需要，先凑和着使用。比如，阿尔卑斯山的猎人米什利，编号63，他的胯骨被癌细胞蚕食了，他的腿与骨盆仅靠皮肉相连。1963年5月24日，他带着石膏浸在游泳池中，感到大腿关节在重新生长。具体过程，分了几个阶段，正如X光片所显示的那样：首先，长出了一节骨头让股骨和骨盆相连，像水暖工临时搭的桥，几周之后，这根骨头才长成与体形吻合的胯骨。在这里，似乎神的旨意也要屈从于教堂对神迹在时间上的苛求：先做一些紧急处理，让病患能正常运作，然后，再花费时间来精雕细琢，使其完美。
有时，功能甚至比器官更早恢复。玛丽，编号37，在一次朝圣中眼睛突然复明，可以读报给她的医生听，而失明的原因——双侧视神经乳头萎缩在两个月后才消失。还有45号的弗朗西斯，1938年，在他四岁时忽然复明。为他做检查的医生说不可能，因为他的视神经损坏过度。“你的领带，这里弄脏了。”孩子对他说。
有人甚至被显过两次神迹。像圣贝阿特丽斯修女，1904年8月31日治好了结核病，第二年，重返此地来感谢主，因她知道感恩，结果近视也治愈了。
“胃口大开。”
我转身，看到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手中拿着洗涤喷雾器。他用一块黄色抹布画着圈地擦洗着橱窗玻璃。
“这些人唯一的共同特点就是，”他在陈列1860年到1875年神迹的橱窗上喷了三下，又接着说，“一旦康复，他们都胃口大开，可以吃上几个小时的牛排和酸菜，甚至那些仅靠静脉输液维持生命、几个月都没进食的病人，也一样。就像身上所有的储存，都在一瞬间耗尽了。”
我点头赞同，这正符合欧文的理论：“信息分子”，成千上万个荷尔蒙分子，作为脑垂体的神经传输元，被输送到病区，去修复其细胞结构。但是，如果这就是神迹的运作原理，那么，为什么并非对所有人都起作用？洗玻璃的工人耸了耸肩膀：所有人都可以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但并非人人都可以抵达山顶。
“您是第一次？”他指了指我的担架带问道。
“是啊，但我找不着病人。”
“城里有一家医院，虽然现在并非是朝圣旺季，但是，生病是没有季节的。”
他恭恭敬敬地擦拭着玻璃，退后两步，检查玻璃的透明度，然后，又转身去擦另一个橱窗。
“您知道为何圣贝纳黛特没有同他们在一起？”他指了指这些相片问道，“她是最早被显圣的，圣母向她显灵十八次，但她从不提要求，一生受尽磨难，换来的是死后尸体不朽。但这对她没有什么实际好处，而且，对于死后才显的神迹，教堂也不承认。”
我问他本人有没有被显过神迹，他说他从来没有生过病，但身为卢尔德人，他关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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