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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实际上这样做了，我感到很遗憾。
是啊，先生，我知道，我不应该作什么声明，也不要道什么歉，而是应该首先介绍一下我的个人数据。我的π卡号码是02202606840013。我的名字叫图波尔·博特。我1984年6月26日出生在当时叫做联邦德国的菲斯滕菲尔特布鲁克。我母亲叫安妮玛丽，来自菲斯滕菲尔特，我父亲叫尤利斯·芬德尔，来自慕尼黑，不过他那时跟我们已经很少来往了。
我在菲斯滕菲尔特布鲁克长大，在那里上了小学，后来又上了综合学校，2003年我在慕尼黑高中毕业。从那以后，我又在大学学习统计学，重点是市场研究，并从这个专业毕业。那时是2010年，离现在已经有十五年了。从2013年开始，我住在沃维森。
您想知道更多有关慕尼黑的情况？
您为什么对慕尼黑感兴趣呢？
那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您想要弄清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那得从我这里开始。
首先，我对慕尼黑的印象很好。
十五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说得确切一点，那是一个除夕夜，1999年的除夕夜。
您也许知道，人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是吗？哦，是啊，也许您不知道。
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好奇心很强，甚至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一切。我在家里待得早就厌烦了。
我母亲一直是很宽容的，她忍辱负重，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个男人让她生了一个孩子，这是命运，她说，她命中注定是要生下我的。我的童年不怎么好，她想方设法让我长大。那个男人付一点儿钱，她自己挣一点儿，不管怎么样就凑合着过。无论如何日子总得过下去，我总是听她这么说。她在家里替人家干活，用那么一台老式的ＰＣ机，为附近的一家公司做税务报表。可是盛行破产的时候来到了，她的公司也关了门，她背上了一身的债。这又是命运。当然她又到了别的公司里工作，干了一阵子，那家公司也倒闭了。然后有一阵子是晚上去当招待，那时我大约十二岁。
我一个个晚上孤孤单单的，就在她那台不用了的计算机上敲敲打打。我进入了因特网，交上了几个玩计算机的伙计，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不，我可不把自己算做黑客，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我摆弄计算机，只是为了弄懂那些我懂得很少的事情。我跟人们结交，又散伙，那些人都是干这一行的。我跟他们只是聊天，不是交朋友，交朋友是以后在慕尼黑的事了。我在因特网上漫无目标地游荡，常常把自己扮成个大人，因为我用了我母亲的π卡号码。有一次，我用她的号码参加了一个单身汉晚会，却惹了一肚子气，因为他们从我母亲的账号上划走了二百欧元，还不断地给她寄来账单。可她要用这笔钱来买所有的东西，因为她没有男人。哎呀，也许吧，谁知道呢？
那几年我就这么对付着过来了。
除夕夜，是的。我们两个站在阳台上，就像两颗从天空中抛出来的卫星，只围绕着自己旋转，偏离了地球，迷失了方向，变得一无用处。可我才刚刚十五岁。
“妈妈，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我对她说，“一切都会变的。我们又会升上去的，妈妈，我们会变得很大，我们想干什么，很容易就干成了，就像伸伸胳膊踢踢腿那样，你明白吗，妈妈？只要我们干，就很简单！”
她用那双疲惫的眼睛看着我。“我什么也不会干了。”她说。
她那时候四十岁，大约就是这个岁数吧。我必须得算一算。我是十五岁。您懂吗？这两个年龄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她说的“我什么也不会干了”——我是说，四十岁的年龄并没有到头。我和她，这两个世界很轻易地就分开了，两颗卫星，失去了共同的轨道。她一点也没有向我表示出我是她不可缺少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意思。她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要了，她也不要我了，我想。我们面对着第三个千年，在我们面前，天空将是明亮的，色彩绚丽。我头脑里的旋涡在急速地旋转，血液在喷涌。可她还是用那双疲惫枯涩的眼睛看着我，说：“我什么也不想要了。”
“放屁。”我对她说。
后来我感到后悔，这样的话是不能对母亲说的，我心里其实也不想这么说，可我还是把它说出来了。
“可怜的人。”我也许该这么说，或者说“可怜兮兮的”，可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是想不到的。
我穿上衣服，套上鞋，披上外衣，扣上帽子。在三层楼的阳台上是很冷的。我走到冰箱边，拿出我们的那瓶香槟酒，走了。听起来挺滑稽的，但我还是这么轻易地跟母亲分手了，就是说了结了，您懂吗？就像一个男人跟他不喜欢的女友分手一样，我简简单单地走了。她认为那是命运，就跟所有的一切一样。从孤独到更孤独并不远，她反正什么也不想要了，对我也就无所谓了。
我跑出门去，腋下夹着那瓶香槟酒。可是，等我到了外面，我才知道，一切都过去了。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弄钱，去弄一套住房，可我知道，童年已经过去了。门关上了，童年结束了，它已经不值得留恋。没有什么伤感，反而是激动和说不出来的乱糟糟的心情，还夹着一点满足和兴奋，也许还有点愤怒，是的，不过更多的还是希望和激动。半夜的时候，我让瓶塞子从瓶子里迸出来，它蹿得很高，消失在布满彩色条纹的天空中。它没有返回来。我喝起来，还把瓶子递给周围的人，街上站满了人。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有人把我带到了慕尼黑，我奔跑着穿过整个城市，直到天亮。
洛曼是我的叔叔，我们都叫他洛。他大约比我母亲年轻十岁，那时刚刚三十岁。他独自一个人住在慕尼黑的一套最差劲的房子里，在我看来就是最差劲的。那是一幢旧房子的底层，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邻居家没有粉刷的肮脏不堪的砖墙。他的窗子透不进光线，更不用说看见太阳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他总是这么说，“这样在屏幕上就没反光啦。”
也许在他看来，黑洞洞的屋子和总也去不掉的发霉的气味是有好处的，不过我没问他是什么好处。他没有职业，从来就没有过，如果有职业，他就得离开他那个洞穴。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挣来钱，他的钱很多，他用不着这么多。在他的生活中没有白天黑夜，没有周末，也没有一年四季。他只有计算机。我甚至不知道他那时候吃不吃饭，睡不睡觉。可是我需要他——我的叔叔洛。我惟一的叔叔，我没有多少亲戚。
妈妈说，洛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从我母亲的嘴里说出来的，就总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我们这一家子都是古怪的。
新年的早晨，我摁响了洛的门铃，起先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我是料到的。虽然我不常跟妈妈一起到这儿来，可只要我们摁门铃，头三四遍他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门外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除了他的计算机。对外面的事，无论好坏，他都充耳不闻。没有什么理由让他去开门，除非门铃响个不停，刺激了他的神经，他才会去开门。
“图波尔。”他看见我的时候就这么说了一声，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也没有任何责备，一点儿也不像母亲所预料的那样。他仅仅是看到了，在他的门外边，站着图波尔。他开了门，然后径直回到他的屏幕前，我跟着他走进去，随手挪开几样东西，腾出一个平点儿的地方坐下来。
“今天是新年，”我说，“2000年的新年。”
“是啊，是啊，”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在他的键盘上敲打着，“已经在网上的废话里看到了。”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着他问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那时毕竟才十五岁。
那是2000年的第一天，我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腋下夹着一个空的香槟酒瓶子，有点醉醺醺地，失魂落魄地站在他的门口。他要是能问我点儿什么，那对我是很好的。可是他背对我坐着，手指在键盘上滑动。他的头发老长，用一根橡皮筋勒在后脑勺上，这样，头发就不会盖到眼睛上了。他的背驼了，套头毛衣是旧的，牛仔裤磨得破破烂烂。我突然问自己，除了因特网，他有过性的事儿吗？
“洛！我得在你这儿待一阵子。”
“她把你赶出来了吗？”过了一会儿，他头也不回地问。
“我自己跑了，我再也受不了她了。”他点点头。
“那儿有一张小床。那堆衣服就扔到墙角里吧。”
“我什么也没带来，”我说，“只有这个。”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香槟，酒还是温热的，已经变了味，也许它会让我倒霉的。
“你能给我钱吗？”
“钱？”他惊奇地问，他肯定得好好想一下，钱是什么东西，“钱，啊，当然啦。这儿，你自己拿出点儿来吧。”
他递给我一个纸袋子，那里面全是一百元的，肯定有好几千欧元。我拿出了五百欧元。
“我得睡了。”我说。
我进了浴室，扯开衣服，然后把小床腾空，就躺在了上面。我就这样突然之间长大了，我心里很不好受。
我在慕尼黑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洛其实并不那么可怕，也许要让他和一个人合得来，还需要时间。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帮助我，除此之外，他就把我扔在寂静之中。我通过电子邮件同妈妈保持联系，因为这样我可以尽量少说话。妈妈一点也不想把我接回去，这对我来说倒是挺好的，不过心里也挺难过的。我需要签字的时候，就把要签字的东西寄给她，第二天就能收到签好了字的邮件。我转了学，在洛住的街区找了一个房间，还建了一个账户。洛把他的计算机给了我一台，这样，我就可以把一切都连接在一起了。
开始的时候我用洛的钱来生活，后来，妈妈也寄钱来。
“这是你父亲的钱，再加上一点儿我的。”她在我的屏幕上这样写着，“没有更多的了。”
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坐地铁回家，想拿点儿东西。屋子里空空荡荡，没有人。我也没有告诉谁。我把衣服塞进两只箱子，还有些上学用的和我用得着的东西。当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房间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玩具、小动物、电子的小玩意儿、书、图片、唱片、键盘、电子萨克斯管、头盔、玩具汽车、潜水眼镜、杂志……我很高兴，能让所有这一切都留在这儿。
在街上她碰到了我。
“嘿。”我们互相打招呼，然后就说了起来。
“我不想再说放屁了。”我说。
她点点头。
“箱子我还是要的，我没有别的箱子了。”
“我知道。”我说。
她还轻轻地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话，我只好弯下腰去听。
“你再吻我一下行吗，我的孩子？”她问。
我放下箱子吻了她，还用了点劲儿。
她哭了。
“再见，妈妈。”我说。也许我说这句话早了几年，可是这一天早早晚晚总要来到的。
我来到洛的屋子里。我讨厌那种气味儿，讨厌那里的肮脏，那里的黑暗，还有那种整天湿乎乎乱糟糟的样子。我在家的时候就熟悉这种样子，整个家族都是这个样子。我竭力要改变它，我为自己买了干净的衣服，买了刮胡子后用的护肤霜，甚至还买了一件外套和两条领带。我把自己的东西都送到洗衣店去，还定期去理发店理发刮脸，我就这样一个早晨一个早晨地长大了。
我还每周两次从三点到十点到一家小吃店去烤汉堡包。工作是很紧张的，还有那种肥肉的气味让我恶心，可那样能挣来不少钱。有时候，我在店老板结账的时候站在他的身边，看他那样笨手笨脚地捣鼓那台计算机，我问他，我能不能帮帮他。我们都明白了，我在计算机上干得比在烤箱前干得要好。这样，我就离开了那台烤箱，每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到店里去结账。这份工作是每周七天，每天工作一小时，而从前，我是每周工作两天，每天七个小时在那里烤汉堡包——他给我同样的钱。我每小时挣的钱翻了一番。
几个星期以后店老板对我说，他还想再开两个店铺，再建一个加油站，问我能不能把那里的账也一块儿算一算。我们计算了一下，那样我每个晚上要来回走四个小时，那样他得每月付给我三千欧元。不久我才知道，这钱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在那两个店铺里安装了计算机，并让它们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把计算结果转到加油站的计算机上，因为人们在那个加油站都是用他们的π卡付钱，因此用不着结算现金。要是有现金，我们也是每半个星期结算一次。所以，我只要每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坐车到加油站去，把四个地方的营业额在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上一算，然后转账，监督款项的流动就行了。四个小时的工作我只用了一个小时。老板觉得那样很棒，仍然付给我三千欧元。到了六月初，我就有了足够多的钱，自己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宽敞明亮，有很多窗户，可以俯瞰慕尼黑。我总是偏爱高层住宅。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我邀请了全班的同学到我住的地方来做客。他们还全都住在家里，对我竟然自己做了主人，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到半夜的时候，有人先回家了，到最后，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只有莉莉还坐在我的沙发上。她有点儿醉了。
她有那种甜美的慕尼黑人的嗓音，很多女人用这种嗓音把自己装扮成小姑娘，当她们为什么事儿高兴或者惊讶的时候，这种“小娃娃”就会从头到脚发出“妈咪”的声音。
莉莉留在我这儿过夜，她甜蜜的声音像唱歌一样，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月，她给我带来了一切她懂的东西。我给她买来ＣＤ，有时也给她买衣服。我们在我的高层住宅里扮演着美丽、富有和著名的角色。后来，她的爸爸调到罗马去任职，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在电话里交流着思念的心情，然后，我们都在对方的视线里消失了。
对不起，先生，我给您说了这些事儿。我承认，您想听的不是这些。
您也许对洛曼更感兴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是啊，即使必须那样，我也最好别把他扯进来。他跟这事儿没关系。我承认，他那样做真像个黑客，每一次他都做得很漂亮。可能我把他的反面说得太多了，他天资很高，您应该知道，他在跟整个世界下一盘国际象棋。啊，这么说吧，我给您举个例子。当我做工挣了足够的钱，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跟她说有我父亲的钱就够了，她不必再给我寄钱了，我的钱已经足够了。她让那个人直接给我的账上汇款。那样，第一笔1200欧元汇到了我的账上，当然是没有汇款人，没有汇款用途的，只有“收款人图波尔”，就这些。有一次我跟洛说起这件事，问他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我连他的踪影也找不到。
“那么说，你想知道他是谁喽？”
“是的。”我回答。
他需要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坐在他的旁边。虽然那时候我对计算机、在线、网络、银行系统已经了如指掌，可在开始的时候，我还仅仅只知道他在键盘上敲打些什么。屏幕上总是一再出现中断的进入平台。然后，他绕过进入平台进入了开放的领域，启动了一种能够扫描所有代码的不知名的程序，不一会儿，他又取得了一点点进展。突然，他正确地进入了，全部汇款明细账目都赫然出现在屏幕上，他搜索着我的账户上1200欧元的委托期限，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尤利斯·芬德尔，慕尼黑勃艮豪森安德森路17号，邮编：81925”
还有开户银行和账号，以及所有的细节。我想，洛很明白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根本用不着担心什么合法不合法。我还不相信他那时候在能力上有什么优势，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对其它的问题他说的绝对都是错的——那么，他就会三言两语把那些问题说得一清二楚，然后把我的那些蹩脚的东西弄到屏幕上，为我把它们一一解决。没有他对付不了的问题，他一下子就能得到所有的一切——也许除了他的生活之外，在生活方面他像个孩子，什么都不会。
是的，先生，我找到了我的生身父亲。开始的时候，我有很长时间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可是这样一张你不知装在哪个口袋里的写着地址的纸条却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像一块烧红了的铁放在皮肤上一样。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就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穿越整个城市。也许是她让我多多少少有点儿失落，所以，这样穿来穿去。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勃艮豪森，我半心半意地寻找着安德森路，17号完完全全是一幢淫荡的房子，是一座旧的别墅，四周全是钢铁和玻璃，一切都精雕细刻，昂贵至极。
“尤利斯·芬德尔建筑师”，一块黄铜的牌子上这样写着。
我像是被人胁迫着骑着车子回了家，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又乘地铁出去了。我不经常发抖，可这一次我却因为激动而颤抖，坐地铁要走好长时间呢。
那个人很有同情心，他有四十来岁，跟妈妈一样，不过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当他把门开开，看见我的时候，起先怔了一下，接着他笑了，向我伸出手来，“图波尔，是吗？”
我点点头。
“你的眼睛就像安妮玛丽，不会认不出来的。”
妈妈毫无生气的眼睛，看起来总是像在卧室里一样，那么疲倦、呆滞，我想。
我们两个人谈了很久，一个是丢失了又找到了的父亲，另一个是丢失了又找到了的儿子。事情现在是完全变样了，妈妈过去一直在对我撒谎，可他对我认他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反感。妈妈对此是不愿意的，她会认为这事儿太荒唐了，因为他现在的妻子会知道这件事，知道他有个孩子，知道我。妈妈是不愿意的，就像她从来不愿意要别人的东西一样。她希望我孤孤单单的，她要让别人看见，是她把我教养出来的，让人家看见这个了不起的、孤单单的、有教养的女人，勇敢地在生活的逆境中搏斗。我的生活陷在周围同情的目光和关怀之中，多么高贵，多么好。
尤利斯带我看了他的房子。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肮脏、黑暗、杂乱无章和破旧毛巾的厌恶是从何而来的了。在这里，宽敞明亮，一尘不染，一切都井井有条，香气扑鼻，不过也许都太过了点儿，也许还有点儿让人恐惧的过分的贵族气，当然这纯粹是个习惯问题。
尤利斯还领着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层，在它的后面就是花园。他让我看了他整个宅第的平面图和模型，还有绘画和照片。
我们一起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我钦佩他，而对妈妈却怒从心起，本来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可她为什么偏偏要迁出这个大院，一别十六年呢？
“你需要帮助吗？”我要走的时候他问我。
“眼下一切都不错，”我说，“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要是在学习上需要帮助，或者你没了兴趣，你可以辞了那份工作，我们有钱，我让你上完学，好吗？下次再来！”
突然之间我有了父亲。
滑稽的是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他，直到毕业我也只见过他两三次。我就是不去。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他的帮助。有时候，他在我的终端机上留下一两句话，可大多数时候我都没给他回话。我只想自个儿把事情干好。我的一部分来自妈妈——当然是从个性上说。毕业的时候他要送给我一辆汽车，可我拒绝了，我还没有驾驶执照呢。他还要为我付驾驶执照的钱，那倒是不错。我在慕尼黑都是坐学校的班车来来往往，直到我有了执照，我把它扔在了一边，又跨上了自行车。在快开学时，他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我在我的信箱里看到了他的邀请，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虽然我以前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他每次都给我发来邀请，他并没有因此责怪我，他从来也没有责怪过我。可那一次我却一时冲动，居然决定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认识了诺拉。她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学生，学建筑学，正在他的公司里实习。她留着红色的短发。我发现她这么让我激动，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又有过几个小故事，大多数都是那种校园里的事儿，有一次只有一夜，另外一次持续了几个星期。可我一看到诺拉，我就想和她厮守在一起。我虽然还没有话要跟她说，可我马上就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我开始一次次地到尤利斯的办公室去，看到她在那儿，我就凝视着她。我还从来没有对女人有过这样想入非非的好感，我深信，像诺拉这样的女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也不会对她的家乡离这儿有两千公里感到遥远。我总是想，男人献殷勤对她来说也许早就是一种消遣罢了。这种殷勤是经久不衰的，她想要的，也许是那种能和她一起呆在家里的人。她需要一座孤岛，她要在那上面生活。当我第三次到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她朝我走了过来。
“你是为我来的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点头。
我们一直坐在煮咖啡的小厨房里。
“你是谁？”
“图波尔，我是尤利斯的儿子。”我用一种小心谨慎又让她有信任感的嗓音说。
“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
我们说的是英语，她的德语那时候还结结巴巴的。
“一切！”我眼睛看着别处，轻轻地说。当我直视她的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太多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看看吧。给我打电话，好吗？”
也许很正式的关系都不是从匆匆忙忙就上床开始的，也许是因为她谨小慎微，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我是有耐心的。在第一个晚上她对我说，我们都是各自寻找着的，总的来说，凡是她想要的，都是我乐意和她一起寻求的。她喜欢我的眼睛，可那却是我自己最瞧不起的，这双惺松呆板的睡眼，可她却把它们叫做孤独和安静的小岛。
我们在一起待了七年，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相爱着。她转学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学校的时光，在同一年得到了文凭，并且还一起找到了工作。她开始在一家主要是建造厂房的小建筑公司里上班，我在马科隆出版社工作，那里正在开始实施一项叫做“洛果”的工程计划。我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接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到来了，她的那家完全依赖于工业投资的建筑公司在2011年底之前就早早地关了门，很多人对此都怒不可遏，可那全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她转向了住宅建设，找了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她很不满意。
我们那时候在“洛果”工程上还有很多钱，那项工程是由我工作的出版社资助的，叫做“检验多媒体市场营销目标”的工程，可在内心里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发行量在走下坡路。我更深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周末在家里也趴在计算机前，千方百计地要把那个星期里余下的工作都做完。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不再注意她的存在。她已经漂泊到她自己的那座小岛上，远远地离开了我的小岛。
有时候我们也在一起用早餐，可实际上她已经心不在焉了。突然之间我们不再寻求那些我们过去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我们已经不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了。
接下来是“洛果”工程下马了，我们在2013年停止了出版，因此不会再有四月号的出刊了。
三十四个人站在街道上，其中七个人将由出版社提出接收建议，我是其中之一。
这项建议简单明了：
由在沃维森的马科隆出版集团接收；减薪；职位由专业部门负责人降为基层单位负责人。
另一项选择：去劳工局。
沃维森那时候有一个矛盾的声誉，许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全新的、装配好的城市，非常有魅力。在那个城市里，所有的技术和信息系统都是最新的，在慕尼黑要花很多钱才能得到的东西，在沃维森的每套住房里都已经预先配置好了，是标准化的。跟ＰＴ也就是个人通讯机相配套的是，每套住房里都有与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数据网连接的终端机，而且，还通过ＶＯＣ即视频在呼系统与欧洲三大电影公司连接。因此，这座城市是根据使用π卡的要求设计的，现金在那里是多余的。只要有那张卡，或者说甚至仅仅一张π卡与一次性写入的语音识别系统连接就足够了。
哎呀，我这是在给谁说这些事呢？我承认，检察官先生，您在这儿已经住了很久了，您了解这座城市，您对这些早就了如指掌，对吗？
好吧，先生，既然您想知道，我都可以谈谈。是的，这件事是我的主意，也许不那么客观，可当时我确实是那么认为的。我的视角后来慢慢地改变了。当然啦，那时也许不应该走得那么远。不过如果您听得无聊，您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
沃维森建在柏林门前边，当时在柏林的联邦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座大都市，那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的。然后就是欧洲的联合，欧洲政府在柏林只能分成几个部分，突然之间这项计划要泡汤了，拯救的办法是通过电子工业和建筑业的合并。人们想把这座城市建成欧洲的样板城市，很多企业要迁到它的周围，因此，应当创建可选择的生活条件，同时还要创造可选择的工作条件。
当我得到这个到沃维森工作的建议时，沃维森已经运转了两年了，有关这座新城市的落成和第一次、第二次扩建的数不清的电视报道，我只依稀记得一些数字。这座城市里单身汉占百分之八十四，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五。到购物中心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少于三公里。人们计算了ＮＥＡＲ也就是新型电子化区域包车的运行，它的停车点紧紧围绕整个城市的中心划分，从城市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十九分钟之内到达，并且，为了城市未来的扩展，在直径十五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实行工业化。那时候，这座城市里已经住着二百万人，平均每天新迁入沃维森的大约有四百人。
但是诺拉知道另外一组数字：每个人住房面积大约是二十九平方米，生活费用比欧洲平均费用高出百分之三十四，中风人数比欧洲高出百分之十七，死于心脏病的人数比欧洲平均数高出百分之四十二，自杀率高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那个地方她连看也不想看一眼。
可是我却要去那里，我想要亲自去了解它。我已经决定，不附带任何前提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这座城市整个逛一遍，我还要对它的好处和坏处进行比较和权衡。不过，我也没得出什么结果来。
马科隆出版社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要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决定是否接受那个工作，如果不接受，他们将把那份工作转给别人。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诺拉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看起来，她似乎早已作出了自己的决定，我是说，我觉得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决定。当时我确信，她也许无论如何是要走她自己的路了，即使我仍然待在慕尼黑——在慕尼黑没有工作，无所事事。
我坐到自己的计算机前，进入网络，咔嗒咔嗒地把我自己敲进去，直到我到达了沃维森的门口。然后，我戴上了ＶＲ，也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的头盔，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戴那玩意儿啦！随着一种温柔动听的当当的声音，我被领进了这座城市的虚拟现实之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这座新城市做广告而播发的，当然是为广告，不过我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感染的。
考察的结果也大致差不多，不过我今天的看法与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种只存在于表象世界里的踏实感，姑且就叫它踏实感吧，仅仅几分钟之后就让位于一种冷淡麻木的感觉，这种踏实感是不能通过虚拟现实世界来得到的。仅仅几分钟以后，大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环境，以至于连真实和虚拟之间的区别几乎都分辨不出来了。只是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那些尝试者声明说，他们想弄清楚，他们现在正要去的那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表象世界。可是因为对许多人强化应用了虚拟现实手段，他们连这点仅有的现实性也没有了。
情况总是这样，那时候我确信，我任何时候对这个世界的美妙表象都是了解的，我深信，并且想牢记在心，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不是现实的，或者至少不应该是现实的，全是些骗人的电子村庄。可是每天居然还有四百个新的迁入者，那可是四百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深信，他们在这儿真的会比在巴黎、柏林、慕尼黑、伊斯兰堡或者德累斯顿等的任何地方都生活得美好得多。我在古老的内城里游荡，看看那些小酒馆、大剧院，还去看住宅区，乘坐电梯登上那些高塔般的公寓楼。下午五点钟，当太阳从沃维森西边的湖上落下去时，欣赏那里的景色。我将在这里居住，住进西区的一栋摩天楼里。这可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不过也许比在其它地方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开端。在42层有一套空房子，三十四平方米，有小厨房和小浴室，房间很大，还配有一台最新一代的个人通讯机，这已经包括在房租之内了。整个居住区，就像其它所有新建的居住区一样，都是全π卡化的。全新的区域电子包车的中转车直抵那四座相同的摩天楼下，它们构成了沃维森的一个区域——西2区。在这个西2区里，有一个购物中心，里边有室内游泳池、电影院、迪斯科舞厅、小酒馆和健身房，它像一只乌龟那样趴在四座摩天楼中间的一个玻璃穹顶之下。我让电梯把我带上第42层，沿着铺了有消声作用的蓝色地毯走到4256号房间。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色。在这个高度，人们的视野可以越过湖面，一直看到后面的第一座山峰，当然不是很高的山峰，我们现在可不是在慕尼黑，可是这里也是山峦起伏，绵延不绝。在那些山里，人们可以迈着沉重的脚步游来荡去，迷失方向，然后又重新找到自己。在右边，朝北的方向，飞机场的跑道像村中小路一样笔直延伸，跑道上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的飞机不停地起降。为了谨慎起见，我查看了4256号房间的测量记录，噪音平均低于70分贝，比我预料的要低。在机场的后面遥远的地方，就像胡乱堆放的火柴盒一样，在田野和草地上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一些两层的小楼，那是给沃维森的有孩子的家庭居住的。这时候我想起了诺拉，她那个空空的肚子，我还想到了将来，我的心里有点儿像一把小刀在扎。
我查看了沃维森西2区的住房合同，房租并不低，可是用我的新工资无论如何也能对付得了。我做了语音识别录音，我的声音清晰洪亮，还录下了数字和密码，因此是完全可靠的。然后，我把自己登录在马科隆出版社沃维森分社，出示了自己的工作合同，也做了语音识别录音。我取下头盔，诺拉正站在我的身旁。
“你不愿跟我一块儿去吗？”我问，“那里绿树成荫，有漂亮的小房子，还有游乐场和幼儿园。”
“你已经签名了，我都听见了。”她说。
我耸耸肩，现在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她转过身去，“那么再见！”她走出房间的时候轻轻地说。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沃维森的机场上降落了，我在机场就看见了那四座高高耸立的摩天住宅楼，现在，它们看起来却显得阴暗、肮脏、模糊不清，仿佛罩上了一层粗线网的虚拟现实图像被印成了很差劲的彩色图片一样。
但是那仅仅是一瞬间的犹豫，当这一瞬间过去，这座美丽的新城市完美无暇的一切立刻就抓住了我的心。她很迷人，从起点出发，除了π卡，我别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在新区电子包车的车厢里把π卡插进读卡器，然后就有一个声音问我：“去哪儿？”我回答：“西2区，4256房间。”接着，车开动了，几分钟以后，车厢平稳地停下了。
“现在请您下车，请您使用蓝色的四号自动扶梯，谢谢您的乘坐！”一个温柔的女人的声音对我说。
在我的身后，门已经轻轻地关上，车开走了。
我踏上了在玻璃穹顶下的蓝色自动扶梯，它坐落在四栋摩天楼的中间，我发现自己来到了我的楼房入口处的购物中心的范围里，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现实主义的建筑风格。我认识那种穹顶，认识那种楼房的入口，还有大厅，我也知道该从哪儿走去乘坐电梯。在四部电梯的中间放着一个带烟灰缸的大废纸篓，这种东西我也见过，它在虚拟现实的节目里真实地报道过，只是在那里面它是空空的。可是在这儿，在真实的现实当中，里边烟头、纸和饮料罐塞得满满的。
“欢迎您，博特先生。”电梯里一个声音说，“希望您度过一段惬意的电梯旅程。您的房间已经可以居住了，并且已经登记在您的卡上和语音录音上。电梯现在送您上42层，您走出电梯时请向左转，请注意房间号。”
走廊里铺着深蓝色的地毯，可门却是蓝灰色的，在门的中间有一行小字，是房间号，没有名字。每一个门边都有一个读卡器。我一直走到4256号房间的门口，把π卡塞进了读卡器的缝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说：“您必须在十秒钟内说出您的语音密码，请您再使用一次您的π卡。”
我把卡又读了一遍。“诺拉。”我清晰地说。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弹开了。
房间里很清冷，空荡荡的。我期待的是什么？孤独像一片冰冷的云从四面的墙壁上向我聚拢过来，我觉察到了，虽然只有很短促的一丝气息，但我觉察到了，这是一种我永志不忘的寒冷。我克制住自己，猛一步跨进了门，又随手把它关上。从前的住户把一切都拆掉了，只有墙上一些草草涂抹的木楔缝在告诉我，以前墙上挂过衣架和图片。房间里的设备仅有炊具和那台个人通讯机，它在沃维森属于动产，通讯公司经常用最新一代的产品来更换它。
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仅仅几秒钟，比我在慕尼黑的那台老掉牙的机器要快得多，那个平时漆黑一片的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原用户已消号，请新用户用π卡和语音识别录音进行登记。”
我把我的π卡读过那个阅读器，又说了一遍“诺拉”，几秒钟以后，这个方方的东西开始运转，接着是一些完全多余的有关安装和其它的废话，屏幕背景的设定，以及哪些消息需要连接，哪些要储存，发送和接收信息有哪些优先，诸如此类。最后是一些问题：“您喜欢用什么样的声音通知您？女高音或者女低音，中性计算机口音，男高音或者男低音，或者使用者自定义的声音？”
在慕尼黑，我会把自己用的通讯机通过使用者自定义的口音来确定，也就是用诺拉的口音。当计算机用她的口音通知我时，我会很得意。有时候，就像上一次那样，当她把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一边的时候，我就让那个声音骂我，或者对我说些蠢话。
不过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回忆她，最终这个声音将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我选择了低沉的男性口音。 “非常感谢，图波尔·博特，这是您选择的口音。您喜欢用姓还是用名来称呼您呢？另外，您喜欢用‘你’还是用‘您’来称呼您呢？”
我选择了名和“您”。在我看来，对于一台计算机发出来的低声部的隆隆的声音，它们既亲近又疏远，是这两者的和谐的混合。
然后我又登录了一个家具商店，挑选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需要。它们将在四天以后送到。我打开了自己的睡袋，我估摸了一下这几天我会睡得多么困难，最好是让躺着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
天黑了。在各个住宅楼之间可以看到的人很少，只有在玻璃穹顶下面人头攒动。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冲动，坐电梯到下面去，让我自己也有一会儿混杂在人群里，喝一杯啤酒。可是走到房间门口我又转了回来。
以后这几天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已经发誓要把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完美无缺。我没有懒洋洋地游来荡去，没有蔫头蔫脑地萎缩不前，也没有迟迟疑疑慢慢吞吞，既然是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无论如何要做出个样子来。我要着手干起来，要手脚麻利、痛快淋漓地干一场。现在没有时间萎缩不前，没有时间考虑孤独。所以，我马上在个人通讯机上填写了我的到达和注销登记表，又预订了沃维森的新区电子包车，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乘坐它去上班。然后，我给诺拉写了一条干巴巴的消息，说我很好，初步的印象很不错，未来将在明天开始，可今天仍然是过去，昨天已经变得遥远等等等等。我把它发到我们在慕尼黑的通讯机上。可我仍然坐了几分钟，我是想看看有什么直接的回音，可是看样子她不在家。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了马科隆出版社的小门口，想用门口的计算机办理我进入出版社大楼的许可证（不知什么原因它没有为我预先办好手续），可这台计算机却固执地坚持我只能出入慕尼黑的马科隆出版社的大门，而在这儿，在沃维森却无处寻找我的许可证。我正准备通过接线员呼叫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到门口来，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哦，图波尔，我真不敢相信！”
是简斯·多普勒。简斯大约比我年长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脾气倔强的人。在慕尼黑马科隆出版社，我们做了几年门挨门的邻居。后来他被一下子提拔上去。我和他一起走了出来，我不能说我对他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可我喜欢他的妻子。
他妻子的名字叫莎拉。她比我大几岁，是个妙不可言的女人。一想到这儿，想到在沃维森居然能碰到她，我对简斯把胳膊搭在我肩上这种过分亲热的举动也就忍下了。我的脑子里只琢磨着眼下怎么找个借口问问莎拉是不是也和他一起在这儿。只有这一点是我感兴趣的，而不是他那种唠叨和父亲式的没完没了的问题，比如身体好不好啦，想在这儿干什么啦等等。
我机械地回答着他的问话，他用他的卡开了门，带我一起走了进去，这就省得我向门口那台计算机费口舌了，至少这会儿是这样。简斯解释了一下他平时都是怎么做的，还谈到他的工作，他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业绩。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已经在沃维森扎下了根。这使我确信，他把妻子和孩子也带来了。简斯可不是那种能在单身汉公寓楼里挨过孤单单的夜晚的人。
那是一个晚上，诺拉和我在多普勒夫妇的家里，就像同事之间为了互相熟悉，大家一起聚餐那样。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诺拉醉得很厉害，喝酒多多少少违背了她的爱尔兰人的天性，她不能像一个无底洞那样往里猛灌。天已经很晚了，简斯又胡诌说他必须马上就同国外进行什么联系，也许他是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必须挤出时间来安安静静地去蹲厕所。诺拉像一只小刺猬那样蜷在房间那头的一张沙发上打呼噜，她喝酒已经喝到了极限，她在这一年里已经这样醉过一两次了。这是一个她不能逾越的极限，她没有一次不吐个一干二净，没有一次不在第二天早晨头痛难耐，没有一次不说可把她折腾苦了。她就这样一直喝得蜷成一团，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还得把她弄到床上去。
当然还有莎拉，她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识的，我突然之间与她面对面在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互递秋波，对诺拉的豪饮和简斯那不堪忍受的自我吹嘘极尽挖苦嘲弄。可突然之间，当人与人之间和事物之间都没有了距离的时候，要再这样做下去是很难的。
“我们两个之间该有点什么吧？”我有意做个试探。
她十分阴郁地看着我，然后用她那双光着的脚轻轻地碰碰我的腿，她脚上的鞋早就为了舒适而甩掉了。
“我盼着呢！”
就在这一刻简斯回来了，“跟这伙美国佬打交道真叫人要吐了！”
我们两个人都往回退缩了一点儿，没有再往下进行。
哎呀，天很晚了，我承认，先生，我让您感到无聊了，是吗？您是说，您明天将继续传讯我？您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沃维森的事，我为什么从马科隆出版社转到了数据中心？是啊，您知道，这也是和简斯有关的，他那时候……
是的，好吧，我懂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您要回家了，您肯定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嗯？啊，好吧，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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