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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没有睡得特别好，先生。我不想对您进行谴责，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是您知道，我在牢房里已经孤零零地待了这么久啦。隔了这么久再同一个人说话，是很容易抑制不住的。
昨天夜里我针对您的问题回想了一下，我怎么到的数据中心。我感谢您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密谋的理论从何而来，以及谁参与了这一切等等，我跟您说，这是不真实的。我不包庇任何人，反正您本来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人把我秘密地带进数据中心，或者就像您总是想表述的那样，是有人策划的。简斯是参与了的，可他并不是有意的。我将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您，但是我不会同意您把与这件事无关的人扯进来。请您把莎拉排除在外，我承认，自从简斯死了以后，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她跟这件事毫无关系。还有，您听着。
在第一个星期简斯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的家在森林后面的一幢小房子里，我从我的窗子里就可以看见。我当然去了，是为莎拉去的。
她显得老了，不仅老，而且不幸。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她了，尽管当她为我开门的时候，我们之间立刻就又有了那种焦灼的心情，也就是渴望，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简斯还是不回家来，只有两个孩子在后面的卧室里蹦蹦跳跳地玩。她不会相信，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彻底地迷失在我们之间的对视里了。她给了我一瓶波尔图葡萄酒，这对我来说也是十分可怖的，因为波尔图葡萄酒已经成为我的嗜好，也许在当时已经是我的恶习。
如果您今天问我，我在这儿，在牢房里最缺的是什么，那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波尔图葡萄酒。请您相信我。不过，没有也无所谓，我已经安下心来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它能使夜晚变得短一点儿。我们两个一整夜单独在一起坐着，因为简斯不在家。莎拉把两个孩子弄到床上去睡觉，简斯打电话来说，事情还得再耽搁一点，他很抱歉，他感到十分为难等等。从根本上说，简斯没有什么可为难的，如果他能够表明他是在怎样工作，那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为难的。莎拉做了点儿吃的，没有简斯在场，我们很容易就开始了，在我看来，她整个晚上都变得多少有点儿幸福了。
大约到十点半的时候，简斯突然冒了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可是显得十分满意。他并没有为这种表演而痛苦，谁痛苦呢？是莎拉。他只是在嘴上一千遍地道歉，什么也不想吃，只是咕咚咕咚地灌了一杯威士忌酒，在我们的交谈中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几分钟以后他又兴奋之极，独白似的对我们大讲特讲他在生意上的成就，然后他又灌下去威士忌酒，因为他什么也没吃，他很快就醉了。他的醉态比他的可爱来得要快得多。莎拉也不再说什么，我们两个就这样一直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简斯谈起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事政策来了，这可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过看起来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对此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解释了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实施社会规划，首先要协商，有多少人应当裁减，又有多少人应当接收，然后将强制实行，让他们到沃维森来。
莎拉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我，简斯是不是忘了，她和我不是已经这样被送到沃维森来了吗？或者他要暗示我应当尽快找一个新的地方？无论如何他这一通废话在我这儿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这是一场游戏，他说。他这样解释那些规定，对于那些从别的城市里来的新居民，将仔细筛选，只接收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其余的人嘛，就把他们吐出去，打发光。
“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作报告似地说，“人们在这儿，在沃维森也需要一定的失业率，以便把工资控制在低水平上，也是为了对移民进行调整。你自己也想想吧，假如每个欧洲人在这儿都能得到优厚的报酬，有保障的工作，那会怎么样？那用不了多久，柏林、伦敦、慕尼黑和巴黎的商店都要关门，因为那里没有人了。”
我不知道，他这是已经把底牌都摊出来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很多同事认为的那样。可是，如果突然之间人事部门给你打电话，这种热情就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我心里很清楚，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轱辘，也许只是一粒豆大的微光。
从那个晚上开始简斯的酒精水准不断攀升，他也开始对莎拉步步紧逼，纠缠个没完。等我走了以后，他打了她。
“我要去看你一次。”她轻轻地对我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不仅仅是一种诺言，您知道，而它确实是一种许诺，这里面没有第二层含义，它的意思很明确。这使我感到幸运，同时也感到孤单，至少对那个晚上来说是那样。我需要空气。
不管怎么说，我对坐在散发着霉臭味儿的电子包车的车厢里呼的一声回家不感兴趣。皓月当空，城市的天空中交织着橙黄色街灯的光芒和浅灰色的月光。在为收入较高、没有孩子的夫妇修建的台阶式建筑的后面，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飞降落。再后面的什么地方一准矗立着我的那栋公寓楼，还有收入较高的单身汉住的公寓楼群。我迈开脚步向那里跑去。
我奔跑着，起先是急匆匆的，随后脚步越来越放松，就像我在大学学习时那样。我在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就像马拉松那样的长跑，我也像许多人一样，没把它放在眼里。跑，只是跑，什么也不想，什么问题也不提起，只是一门心思地跑，呼吸，跑，呼吸。
在这个时间，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阶梯式房屋前的汽车都缩在了停车处，漂亮的小轿车正适合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他们在沃维森这个新世界里挣了很多钱。我渴望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可是我跑呀，跑呀……这会儿脚步放慢，已经松懈下来，头脑里血管膨胀，连空气也烧灼着我干干的喉咙。在我的身后几公里的地方，耸立着沃维森西区的公寓楼群，在这座城市的行话中叫做单四楼。那里面有成千套小公寓房，我的那套在其中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可不能一下子就把它找出来。我要继续跑下去，也许再跑上半个小时，只要我的气还能喘得过来。
突然，我在一道低低的篱笆前停住了。进场航道！它把机场和整个森林完全隔绝开来，我看到在它的背后是那些房子，可是我必须在它的外圈跑，绕过整个机场。
我转身看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飞快地一跳，跃过了篱笆，隐没在浓密的冷杉林的阴影之中。在我的左边，一架喷气式飞机轻轻的哨音和隆隆的吼声越来越近了，接着我可以从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辨别出跑道灯。我又开始奔跑，我想跑过跑道中间，这样，当飞机向这里飞来时，我可以看见飞机从我的头顶上掠过，感觉到大地地震般的颤动。我又像一个孩子了，就像从前那样，我和朋友们一起躺在草地上，那些银色的“燕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隆隆地飞过。我们必须第一眼就辨认出，必须在巨大的雷鸣般的隆隆声中大声说出它是什么飞机。“波音767”，或者“Ａ310，翼展87米，两台罗尔斯·罗伊斯引456人”……几分钟以后，当所擎，最大载客量有的飞机都飞了过去，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航空煤油味，可是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然后我们又躺下来，等待两只跑道探照灯像两根手指那样穿透黑暗的夜空交叉在一起，新的一轮游戏又开始了。
可是我离跑道中央太远了，地上又潮湿又泥泞，我的鞋子上沾满了泥，与其说是在跑，不如说我是在踩高跷。接着，脚下的沼泽地开始颤动，我看见大约一百多米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正呼啸着掠过树梢，从被红绿色的灯光和白色的闪光照亮的舷窗里，可以辨认出一张张脸，它们正紧紧地贴在舷窗的玻璃上。仅仅几秒钟，它就飞过去了。
“老式的797！”我喊着，“翼展112米……”可引擎是什么型号我却说不上来了。
我继续步履沉重地走着，几分钟之后我到了跑道中央，在一片大约二十米宽的地方，树木被砍掉了，两排红色的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我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黑暗的夜空，那是喷气式飞机的灯光在繁星之间撕开一道裂缝的地方，那闪烁不定的光点就在那高高的空中出现。可是夜太冷了，要躺下等下一架飞机到来，要再像孩子那样玩一回，是需要时间的，可是我太冷了，太疲劳了，时光毕竟不会倒流。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叫做沃维森的地方，我的生活就在机场那边的后面，那里有高楼的灯光、扬声器、身份检测器，它能认出我的姓名，还有透镜里面的眼睛、一排排灰黑色的门。我脚步沉重，像个盲人一样摸索着走。我行动迟缓，疲惫不堪，啪哒啪哒地走过发出汩汩水声的沼泽地和扎人的灌木丛，一直朝着有灯光的地方往前走，也许从那里可以到家。
已经能看到另一边的篱笆了，我突然听到了狗的狂吠。随即，一只狗闪电般地向我扑来，咬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拽倒在地。我想用另一只胳膊来抵挡，我听到狗的狂吠和撕咬的声音，感觉到贴着我脸的地方有一种腐烂的呼吸的气息。经过了仿佛是凝滞不动的长时间之后，我看见左边有一道灯光并且听到一声刺耳的命令：
“出来！”那只狗随即像一个幽灵似的消失了。
“您现在可以起来了，它不会找您的麻烦了。”一个声音吼着，一道手电光直射到我的眼睛里，刺得它们生疼。我恢复了常态。
“到机场管理处去！”那个声音说。那道手电光稍稍离开了我的眼睛一会儿。那个人腾出一只手，掏出了机场的证件，然后立即又用手电光逼住我的眼睛。
“您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机场禁区，这您是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我故意说，“我是新来这座城市的，准是迷了路，我只是散散步。”
我在身上摸出了我的π卡，把它展示在灯光下，“您能不能停止盘问？”我请求说。
“对不起。”那个声音说。那道手电光落到了地上。我看见在我面前的是一身制服，制服里面是一个人，那颗脑袋比我自己的脑袋还要小。没有了那道禁锢我的手电光，他也失去了威严。
在我的旁边两米远的地方趴着一只警犬，它不再那样躁动不安，但还是用它那对黄色的仿佛僵直的眼睛紧盯着我。
这个穿制服的人接过我的π卡，把它放到灯光下审视着，然后说：
“对不起，我还得再照一下您。”说着，他把我的脸和卡上的照片对照起来，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大小的无线电装置，抽出一根小天线，开始通报：
“机场217呼叫中心！”
“请讲！”几秒钟后传来了回音。
“发现可疑情况：跑道西栅栏区，二点七公里处，有人未经允许进入了，据说是因为迷路。”然后，他把我的π卡插进那个无线电装置的一道小缝里，他轻轻地得意地晃着脑袋等了几秒钟。
“机场217吗？”
“听见了。”
“那个人是图波尔·博特，1984年6月26日生于慕尼黑，住在西2区乌法路389号。您能证实一下吗？”
“情况属实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
“他证实了。”他对着无线电装置说。
“好吧，没有嫌疑。”几秒钟以后传来了答复。这个穿制服的人把卡从缝里抽出来，还给了我。“好吧，”他说，“您可以走了。您知道您该往哪儿走吗？”我点点头，手指着单身公寓的灯光。
“噢，还有，我能看看您的胳膊吗？”他察看着被狗抓咬的地方，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狗牙留下的深深的印痕，不过，无论上衣还是衬衣都没有咬穿。
“奇迹。”他满意地说，“我们把它的犬牙几乎都磨秃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用不着为财产损害打官司啦。那样做的结果实在是棒！那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一直朝着灯光走，不要陷到沼泽里去。”
我走了，他用哈哈大笑在后面为我送行。
又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练脚板，我总算到达了乌法路边的那个小湖，在湖畔的斜坡上躺着一对鸭子，它们的头都藏在翅膀底下。在单身公寓楼摩天巨人般的背景下，它们显得极其渺小又十分不自然。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显得很不自然，这个小湖、这些天鹅、鸭子，还有这些鲤鱼和乌鸫，都显得与这庞大的背景格格不入。这里原来是一片沼泽，后来建成了沃维森的西2区，然后，人们在这里又开辟了供人们散步的高标准人行道，建造了人工湖、小溪、动物园，还设置了灭蝇装置、电子新区包车站点、递送滑道，提高了这里的可居住性。我把我的π卡插进了门上身份识别器的窄缝。
“晚上好，博特先生。”扬声器说，“现在是两点十三分。”
接着门开了，我走进电梯，又把我的卡插了进去。
“42层。”那台机器说。
在42层上，我踏进了柔软的走廊，走廊里有一种湿乎乎冷嗖嗖的感觉，还有幽暗的地毯，让每一个脚步都变得悄无声息。
无数的房门，一扇与另一扇都一模一样，只是有几扇门似乎在抗议一般，在房门的号码旁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有名字，还有一种小得看不出来的方向标志。
在右边，从落地窗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瞥见沃维森的市中心、北1区的别墅、那个湖。在它们中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闪着点点红色灯光的双股飞机跑道。
在远处，汽车的车灯在围绕着市中心闪烁，从那里辐射出七条铁路支线，蜿蜒着消失在大地上，它们从地下一起汇集到沃维森的巨大的内环线。它们是这座城市畅通无阻的经脉，也是它的骄傲。这是一座为完美无缺的人们建造的完美无缺的城市。
我支撑着进了屋，又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那一夜余下的时间我一直没睡着，简斯已经使我明白，如果我也成了一个酒鬼，那么，在马科隆我将失去前程。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起了床，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屏幕上出现了招聘统计员的广告，我勾画了自己期望中的工作岗位的轮廓、工作地点、薪水的要求，以及家庭条件和马科隆出版社人事办公室提供的个性描述。
从隔壁的房间里，透过墙壁传来了轻轻的、勉强可以听得见的音乐声。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谁住在那里，我暂且把他叫做4257吧，因为这是我对他惟一所知的。
我让个人通讯机搜索全欧洲适合我的统计员的工作位子。我算了一下，至少有五到十个这样的位子，惟一适合的那个是在数据中心的位子。
我不大清楚那个数据中心是个什么单位，地方性的数据中心，很好，不过我那时候可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尽管如此，对马科隆出版社我已经一点热情也没有了，马科隆已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我让自己登录到数据中心，为那份工作输入了我的π卡号，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回复：
“您好，博特先生：
感谢您的申请，您的资历和工作职位有百分之八十七与我们的要求相符。
我们将在下一个工作日与您本人联系。
顺致
敬意
数据中心人事部
（预先要了解的信息将通过计算机传送。根据ＳＳ289 Ａｂｓ的规定，2ＡｕＰＳｃｈＧ不能取代面谈。上述信息不能产生任何类型的额外要求。）”
电话是两天以后打来的，一个有一头黑色卷发的美人通过可视电话闪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高兴的是，她还请我进行了一次介绍性的面谈。到了晚上，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就在那个晚上，我通过网络在线宣布我在马科隆的工作到月底为止，没有人留恋我，也没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我的感觉是，马科隆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又摆脱了一个累赘。
当我要在数据中心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沃维森生活了六个星期了。我感到自豪，我一点儿也没有拖拖沓沓，耽误时间，而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顺顺当当地办好了。我居然能这样，我喜欢自己。
“沃维森数据中心”一行字竖立在门卫的小屋子上方，有钢制卷帘大门的宽大的入口处上着锁，职员们像潮水一样从三个十字形转门里涌进去。在数据中心的两边，都各有一道足足三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把里面与山毛榉林隔开。
我为工作面谈已经来过这儿一次，那一次我由一个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十分友好、浑身散发着香气的烫头发的人领着，走过仿佛没有尽头、没有一个人的玻璃走廊。
这一次我站在了蜂拥而入的职员的人流中间，朝着门卫的玻璃窗挤过去——他们这儿的门卫还仍然是有血有肉的——去按铃。当门卫询问了我的来意，他让我把我的π卡塞进了那个不可缺少的读卡器里，然后他在计算机里键入了几个密码。
“您已经被登录了，博特先生。您现在可以出入您的工作岗位了。您能找到吗？”他通过他的通话器尖声尖气地说。
“我恐怕——找不到。”我说。
他点点头，嘟嘟嚷嚷地说：“叫谁信呢？”然后他又提高了嗓门说，“我让人来领你去。”
我等着。人们从那三个十字门里流进去，机械地、懵懵懂懂地把他们的π卡插进读卡器，用臀部挤开那个十字门，然后踏上自动扶梯的阶梯。他们站在那里，让电梯把他们送进隧道，然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到一个什么地方，坐在一把充气的、具有最舒适的靠背、有调节出汗功能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台什么终端机。
突然我的乐观情绪不见了踪影，我说的是那种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顺顺当当地办成了事儿的乐观情绪。面对着这样的前景，还能有什么美妙的东西呈现在我面前呢？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在家里面对着屏幕，可在这里边，屏幕又将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内心升起一种不安，我慢吞吞地来回踱着，我要奔跑，我要飞奔，最好赶快离开，离得越远越好，永远不再回来。
终于，一个个子矮小、胖墩墩的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一只手上拿着一根燃着的香烟，另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薄薄的老式公文皮包。我记得在介绍性的面谈中见过这张面孔，可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在离十字门还有一米远的地方就掏出了他的π卡，脚不停步地把卡刷过读卡器，并且以同样的速度跑过十字转门，可他差点儿在那根挡杆上绊了个跟头，因为转门这时候已经锁上了。我听见我周围的人在哈哈大笑，这个矮胖子折了回去，愤怒地朝大笑的人们瞪了一眼，挠挠屁股上的痒痒，然后他敲敲门卫的窗户，冲着那块防弹玻璃吼着：“你们的混蛋计算机又怎么啦？”
门卫慌忙在他的计算机上敲打着，想找出毛病，当他肯定什么毛病也没有时，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然后他打开了对讲机，对胖子说了些什么，忽然他又指了指我。
胖子注意到了我，径直朝我走来。
“您是图波尔·博特吗？”他把手向我伸了过来，可他忘了他的手上还夹着香烟，在一刹那间他要把香烟换到另一只手上，可那只手还拿着公文包和π卡，他干脆把香烟叼在了嘴上。
“我叫菲尔贝尔，”他一边说着，一边对付着迷到眼睛里的烟雾，“从今天起您就在我的部里了，我想起来了，您抽烟吗？”
他掏出烟盒递到我面前，我示意我不抽烟。
“那也好，那也好，抽烟本来就是到处都禁止的。您现在跟我来吧。”
他又快步朝那个十字门走去，一边匆匆忙忙地想把那张卡刷过读卡器的缝，可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故意用手顶住了转门，这一次他可拉开了门闩。他朝门卫点点头，然后又冲着我的方向命令说：“您过来！”
我把我的卡刷过读卡器，计算机也确认了我的通行有效。
在自动扶梯的起点旁边有两个填满了黄沙的大烟灰缸，在烟灰缸的上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为保持空气清洁，整个数据中心禁止吸烟！”
菲尔贝尔稍稍停留了一下，深深地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剩下的烟头用力摁进沙里。“来吧！”他又朝着我高喊。
我们跳上自动扶梯，可是菲尔贝尔却并不满足就站在传送带上，他迅速向左转到超越通道上，嘴里一边喊着：“对不起！”一边把那些冒险要阻拦我们的人都推到一边。
我竭力跟上他的步伐。空调器里喷出来的冷嗖嗖的风灌进我的鼻孔，传送带移动的速度再加上我们奔跑的速度使我们像百米冲刺那样快。我没有时间瞥一眼窗外玻璃的穹顶和原始森林，攀援植物紧紧地包裹着幢幢玻璃大楼的承重结构。我们就像在惊恐中逃亡一样从一个个人身边蹿过，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菲尔贝尔不顾一切危险，在原始森林中开出一条路来。我看见当我们从人们身边挤过去时，有些人脸上露出了冷笑。菲尔贝尔每天早晨这种恶魔般的举动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见得太多了。
然后我们转了个弯儿，要穿过一座办公楼。我们的左右两边是清一色同一式样的门，在每个门边还有一个读卡器。好多房门虚掩着，按规定所有的门都应自动关闭，可这些门都被一个废纸篓或者一把椅子挡住，没有关上。
忽然，菲尔贝尔喊了一声：“跟上我！”就跳出了传送带。我不知道人在这样高速的移动中是不能突然停住的，而是必须随惯性跑动，慢慢停下。他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拉住了我的胳膊。
“您还得像大家一样学着点儿。跟我来！”他说。
菲尔贝尔用他的卡打开了一扇房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大约有二十台终端机的小厅。每个终端机前都坐着一个人。我们进去的时候，屋子里嗡嗡的说话声停了下来，有几个人懒洋洋的坐姿变成了一种正经点的、稍稍前倾的姿势，眼睛注视着他们面前的屏幕。菲尔贝尔迈着急匆匆的脚步穿过整个小厅，眼睛不停地向左右两边扫视着，并且一直把我落在后面。然后他在小厅的一头撞开一扇门，熟练地绕了一个大圈，转到他的写字台后面，让身子陷进一张皮制的长官椅里。
“椅子？香烟？”他一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点着，一边向我示意。
我为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在指定的位置上和他面对面坐下来。
“谢谢。”我慢悠悠地说，“我不抽烟，我以为这儿禁止抽烟呢。”
“您在这儿看见绘迹器、印刷机、感光仪、固定盘了吗？这儿没有任何会出故障的东西，也没有会伤着那些小伙子的东西。”他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终端机的侧面说，“我这样说对我的办公室本身就是一种特许！”他的脸上掠过一种很古怪的表情变化。这仿佛是在预示着什么，可它本来应该是一种微笑。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极小的白手绢，条件反射似地在鼻子尖儿上轻轻地擦了擦，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我在情况介绍面谈时就已经见到过了。
他向我说明这儿的人员结构，首先是他本人在这儿的地位，可他颠三倒四，说了半天，又从头开始。
“说到这儿都明白了吧？”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说了一遍，可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命令，而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就不打算对任何一点刨根问底了。
所有的一切我都要学，要看，要弄明白，这是毫无疑问的。
某个叫做布莱因·罗德勒尔的人将成为我的直接上司，我费了不少的劲儿才记住这个名字。可是菲尔贝尔却是这个罗德勒尔的顶头上司，而在他的上面那就是可爱的上帝了，那么，有什么事最好还是去问那个罗德勒尔，而不能事事去跟菲尔贝尔打交道，更不能去和那个可爱的上帝，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或者甚至还有什么别的人物打交道。我在脑子里盘算着，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注意听他说话了。
“您抽烟吗？”他又为自己点着一支烟的时候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他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独白，我开始数他的香烟数和擦鼻子的次数，我的两只脚痒痒了，可我克制自己不去蹭它们。
忽然他跳了起来，这样他的头就伸进了一个在天花板下面飘荡、散发着臭味的烟雾里了。
“说得够多了。您跟我来！”他喊着，人已经风一样地刮出门去。我们又回到走廊上，路过了两扇门，然后他站住了。
“您的工作岗位在这里边，您试一下吧，看您的卡是不是已经管用了。”他命令说。
我把我的卡刷过读卡器，果然，门开了。
“太奇妙了！”菲尔贝尔喃喃自语，“一次就成功了！”
他抢在我前面进了门，我能够一眼就看出，刚刚在他办公室里的情形又出现了，很多人转动坐椅，把他们的脸转向了他们的终端机，屏幕上那些色彩缤纷的游戏消失了，变成了干巴巴的、好像是数据表格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又到了打游戏的时候了，先生们？”菲尔贝尔咆哮起来，“罗德勒尔，这位是您的新同事，还记得那名字吗？”
其中的一个年轻人站起来朝我们走过来，他有一头红棕色的卷发，戴着眼镜，蓄着胡子。
“博特。”他说，“那名字是图波尔，图波尔·博特——对吗？”
我点点头，他咧开嘴笑了。
“如果您能够让博特先生先了解他的任务，然后再带他到游戏世界里去逛游，那我将对您十分感谢，罗德勒尔先生！”说完，菲尔贝尔转过身，一个招呼也没打就走出了房间，不见了。
这个蓄胡子的年轻人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这儿所有的人称呼人都用‘你’，我叫布莱因。”
“我叫图波尔。”我说。
他简单地把我介绍给房间里的其余五个人，菲尔贝尔一出门，他们又恢复了那种懒懒散散的样子，其中一个又让他的屏幕上出现了游戏。另一个走过来，“往下打呀！”他催促着。
“重要的是，”布莱因转脸对我说，“那个菲尔贝尔总是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这里边来。如果我们有别的事儿要做，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不让他登录进来，那样他就必须敲门，我们就有时间把事情都收拾好。如果他像刚才那样做，他问你，能不能用你的卡来开门，你就用脚在门上哐当几下，弄出点声音来，那样我们就是接到通知了。”
“你们不让他登录进来，可他不是这儿的上司吗？你们能把你们的上司撵出去？”
“不，”布莱因笑开了，“是计算机把他撵出去了，0－6－0－6，当然只有人事处才能把他撵出去，除非人们知道这个代号。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那么0－6－0－6就是菲尔贝尔，对吗？”
“他的个人代码从0－6－0－6开始，无论怎么搭配都很合适，数据中心的人都知道这个号。”
布莱因整个上午都呆在我这里，那也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些灰白色的耐磨清漆刷的写字台中间要好。布莱因为我弄来一台终端机，指导着我进入程序，中午的时候还领着我去餐厅。
饭菜还过得去，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不过对于大食堂来说，这样的饭菜还真不错。
布莱因其实一点儿也不想吃，不过也要了一盘鳜鱼绿面条。他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在盘子里挑来挑去，一会儿抱怨那条鱼味道不好，一会儿又说面条如何差劲。
他是那种叫人同情的爱发牢骚的人。他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什么什么不对啦，别人的愚蠢和无能永远压在他身上啦。但是，他又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什么事儿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人，在他的眼睛里总可以看到微笑、讽刺，还夹着嘲弄，当然对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自己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们一起在餐桌旁坐了很长时间，也许太长了，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
“要是现在菲尔贝尔来了，那该怎么办？”我问。
“他从来不来餐厅，可这样的事要减少，所以我必须训练你，必须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待得长一点。没有一个地方比在餐厅更好了。”
我们又待了几乎一个小时，他又给我说了很多事情，可我听懂的很少。
“你再给我说一件事儿。”我终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我们在这儿管理数据，那些数据来来往往，都经过这里，据说我们这儿是计算机的领导中心，尤其是当计算机不能处理的时候。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些什么数据？”
“当今时代的一切。”他回答说，一边站了起来，“先要弄明白那些简单的事，然后再问那些复杂的。不要弄颠倒了。我们回去吧。”
在数据中心上班的第一天下午，我就坐在转椅上注视着我的新同事们。我对这里到底在干什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留下。这个屋子里有七个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我那时候是二十九岁。布莱因·罗德勒尔差不多已经快四十岁了，不过，也许他那一脸浓密的红胡子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点儿。在餐厅里我还注意到数据中心的另外几个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都是身着灰色或者黑色的西装，打着领带，他们全都目不斜视，走路也都迈着正步。可是在我们这儿，没有一个穿西服，也没有一个打领带的，我们全都是千篇一律地穿着蓝色或黑色的牛仔裤、Ｔ恤衫或者开领的短袖紧身衫。似乎没有一个人抽烟，可多多少少我还是看见，几乎每个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出去一下，找个什么僻静的地方去抽抽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特别大声地说话，可是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受到什么约束或者显得特别安静，一点声响也不弄出来。这七个人中的每一个人我也许都可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熟人，也可以邀请每一个人去喝一杯啤酒，或者喝得更多。我也可以跟每个人谈谈政治、女人和世界，但是不能同任何一个人谈论上帝或是孤独。他们就像一群心理上的多胞胎一样，一起坐在终端机前，玩赛车或者垒球游戏，在黑森森的山谷里追逐黑色骑士，为揭开迷宫般的错综复杂的图像而苦苦思索，或者用计算机玩打牌的游戏。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监视器上同时出现的都是游戏，至少有一台，有时候两台、三台监视器上是变动着的数字列、表格或者是图表，这些东西都由那台监视器的使用者观察着。有时候一个人会突然动作起来，键入一些数字，然后观察变化中的数据。有时候布莱因会被叫来，别人一个示意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到那个要求帮助的人后面。他在监视器上这儿那儿指指点点，通常他们似乎把问题都解决了。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我是不能理解的。
有一次，布莱因离开他的游戏，转到我认为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我问他：“那都是些什么？”
“统计数字。”他回答，连看也没看一眼屏幕。
我是个经过深造的统计员，我懂得很多统计学上表示统计数据的形式和方法。我想，要是那些真的是统计数据，也就算了，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过一张表述统计数据的表格可以用来证明他说的不是神话。它处理的到底是什么数据呢？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数据每隔几秒钟都在变化。
“有点难以理解，是吗？”他觉察到我在沉思，就问。
“老实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弄明白了，它就不那么神秘了。”
“注意！”他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一下，调用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程序，几秒钟以后，屏幕上的显示完全改变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名字，一个π卡号，一些完整抄录的数据。布莱因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着我，他留给我几秒钟让我自己看一下，然后他开始解释：“这是一份个人档案，你肯定曾经见过这样的档案，或者跟这差不多的东西。”
“彼得·威尔尼斯，”我读了出来，23161908620213，1962年8月19日生于辛德尔芬根，住在沃维森南1区法尔肯路87号。”接下来还有一些有关工作地点、保险、病历和账号等等未解码的数据，再下面就仅仅是数字行了。可这一次的数字都是没有变化的数字，它们是固定的、永久性的数字，也许是一些统计资料，用我以前所熟悉的形式出现。
“万一真有其人，你把他弄在屏幕上，这可是严重违法的，对吗？”我直截了当地说。
布莱因惊奇地盯着我。这是一种装出来的惊奇，我想。
“真的吗？违法的？”
“啊，是的，数据保护法等等。”我说。突然之间我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惊奇地围过来看着我。
“噢，噢，”布莱因咧开嘴笑着说，“这样的傻话可千万别说出来！”
看来他觉得我第一天对工作能了解这么多已经够了，至少是这个五十岁的彼得·威尔尼斯一瞬间已经从他的屏幕上消失了，他又把它变成了游戏，引导一只尽可能不浑身颤抖的老鼠穿过由燃烧着的圆圈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立体迷宫。
快到五点的时候，几个叽叽喳喳闲聊着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涌进了屋子，接替了那些监视员。我吃了一惊，谁也没有跟我说过在这个岗位上还有倒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布莱因回答了我的疑问。可是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处，一天到晚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打游戏，还要每班八个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呢？我弄不明白，我只有一种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我得好好了解。
下班的时候我看见那八个刚上班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他们全都跟我年龄相仿，也是一色的蓝灰色或者黑色的牛仔裤、Ｔ恤衫或者开领短袖紧身衫，就像我一样。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或者打领带。我对上夜班的这八个同事不再有什么新奇感，我知道，他们的样子跟我一样。很显然，在这个不公开的处里，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三班八个清一色的年轻人在不停地运作。看样子，我是被选中作为其中之一的。我乘坐电子包车去西2区，我还要去采购些东西，好让这个夜晚过得舒适一点。在沃维森购物，就像在慕尼黑一样，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市场的玻璃穹顶既可以遮风避雨，也可以隔开大雾和臭氧。人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商店，用不着留神汽车或者发了疯似的公共大巴士或者出租车。在所有的商店里，只要用π卡就可以去要一辆购物车，可以在整个大市场里用。要是买的东西多了，那就可以把购物车一直拉到自己住的公寓去，在那里有专用的电梯，可以把购物车送到要去的楼层，然后把车推进自己的厨房，把东西卸下来。再把车送回电梯，用π卡把它退回就行了，一个全自动的系统会把购物车送回购物中心。这种服务的费用很低，如果有人想更方便一点儿，就先不把选好的货物送到收款处，而是交给送货处去送货上门就行了。送货处会在你约好的时间把东西送到房间里。我有现金，自从住到沃维森以后还一直没用过，不过我还是像在慕尼黑那样随身带着小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可是这儿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用那张小小的π卡来支付。
在这个晚上，我既不用送货服务，也没把购物车推进厨房，我只买了一个面包、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几个苹果。这些东西我自己带得了。在大市场里拥挤了一番之后，我又回到了42层上那阴森的蓝色的走廊。在电梯上升的时候，我用口哨吹了一支小曲，可是那些暗蓝色的、上面有号码的门一扇也没有打开。
在房间里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像往常一样有一连串的消息在等着我，那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传输过来的。
9：02 汽车公司尼迈耶尔
9：07 德意志电信公司
9：11 家具公司卢格尔
12：35 安妮玛丽·博特
17：34 沃维森市场西2区
汽车公司的尼迈耶尔和他的供货建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天。自从我搬来以后，他以持久不衰的韧劲每隔两天就给我发来广告，向我兜售旧汽车，可是我不想要汽车。现在时髦的什么星级、特级、超级、顶级供货，我统统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们用鼠标扔进了废纸篓。
电信公司每周一次报来结算单，那就意味着花钱。反正在我的线路上所进行的一切都是要花钱的，首先我每天晚上在世界信息网上的漫游就要花费我一大笔钱。
对家具公司的卢格尔，我是期望能尽快知道我期待已久的壁橱的交货期，可是他们却一个劲儿地向我唠叨沙发椅的全套装饰件的广告。那套东西只能用来装饰一张沙发椅，可我从慕尼黑随后就能运来一套。
我又很快核对了一下我买东西的账单，然后给我母亲拨了电话。
她的声音显得很疲惫，我为她提供了可视图像，可她不想见到我。
“那样会让你花很多钱，我的孩子。”她说，“我还是跟从前一样，而你自从上次走了以后，也不会再长大了。”
“长大？”我问。这种类似的幽默在她是很少有的。
有很多次我都希望，刚好碰上她有好的心情，我们两个都给对方一次机会，可她总是从一开始就固态复萌，长吁短叹。
这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在同自己的母亲通话时向她提供可视频道。可每一次我都很高兴，因为每一次她都把图像关掉。也许她已经猜到，我对她的唉声叹气是习以为常了。为了让我自己躲进一个避风港，当她给我啰嗦菲斯滕菲尔特的坏天气时，我就给面色抹黄油，当她从头到尾给我介绍她的收支流水账时，我就给自己削一个苹果。
“那很快就会好的。”我会说，要不我就说，“现在你也不要激动，要是换了别人，情况也不会两样。”
同她分开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懂得，她是不期望听到任何答复、任何劝告、任何建议的。她所希望听到的，只是种种关于厄运的消息，可她自己为了逃避这些厄运，却没完没了地唠叨她身边那些平淡乏味的琐事。
电话打了足足有一刻钟，然后她突如其来地提了一个问题：“你把什么都弄妥当了，是吗？”
“啊，是的。”我一边把盘子都放进洗碗机，一边说，“我挺好的。”
“自从你住在这么高的地方，我就为你担心。”她说。
“你有空来一趟吧。”我说，“那样你就看见我们平平安安，这里的一切都没危险。”
我这么说是让她不要担心，其实她是不会来的，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菲斯滕菲尔特了，在那些年里她甚至都没出过家门。
“那么，改天再说吧。”我说。她又给我发来几条关于线路的好建议，然后她就跟我提外①了。
【① 这是音译，意为在键盘上关闭通讯时用的键名。】
谢谢。
用个人通讯机07011308550003进行语音通讯，安妮玛丽·博特
收费表Ｎ3
区域600，通话22分钟话费17．42欧元
然后是一片寂静。我知道，接下来的将是一个在电视中度过的夜晚。快八点了，八点钟的时候在ＡＲＤ频道是新闻，从2000年开始都是这样。新闻无非就是一座悬崖，我从这座悬崖上跳下去，落进电视的汪洋大海里。我不想成为一个电视白痴，所以我对自己发誓，决不在八点钟之前让那个方方的机器播放电视节目，除非电视里播出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是，电视什么时候播出过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呢？每天晚上八点钟以前我也把我的终端机当成电话，预订、订票、打游戏、打电脑和上网、听ＣＤ，有时也用做语音收听，可从来没有当电视用过，我在八点钟以前不看电视。
弗里德里希·克拉伦的脸出现了。每逢克拉伦播新闻，我总是兴高采烈，那就像在家里看一场戏，至于人在哪儿就无所谓了。
在马科隆出版社的时候，我曾有一次受命到过温尼伯①。那种事说来也是够奇怪的，我作为一个统计员离了家居然没事可做。当时那可是一项少有的计划，已经有好几个人进行过调查，可是他们在温尼伯的这家公司里调查却没有取得进展，因为这种调查与其说是有关人的，倒不如说是有关他们的数据的。可是，突然一下子飞过来这个叫博特的家伙，特别擅长对付这类事情。他们为我在这个城市的市郊找了个旅馆。我可不能说我住过很多旅馆，能对它们的好坏作出比较，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住进了一个最劣等的蹩脚旅馆，这样的旅馆就是我们的旅行部也会摇头的。
【① 温尼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省会。】
那段日子可真叫人不寒而栗，没有人愿意同我谈谈事情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把我撵走，也没有人请我吃饭。自从我在阿尔托尔快餐店吃了一口油腻腻的饭以后，我就一直呆在我的糟透了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汽车声，听着外面不知从哪儿开来的火车声，听着门开门关的砰砰声，人们在尖声叫喊或是窃窃私语，还有从那个散发着霉味的旅馆酒吧里传出来的听腻了的音乐。
那时候我也像今天一样打开了电视机，在卫星频道上选择了ＡＲＤ。ＡＲＤ频道那时候正播映着夜间新闻的最后一则消息，那时候是两点半，整个欧洲都在睡梦中，只有弗里德里希·克拉伦还醒着，他那明亮、友好的目光一如往常。他直视着我，我虽然身处世界的末端，却有一点点在家的感觉。
那时候他就和每天晚上一样，总是用一句“我祝愿您在您注视着我们的地方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来道别。
从那以后，这句话每天晚上都碰到我的灵魂中那个软弱敏感的地方。
在沃维森此时正是八点。克拉伦在播讲新闻，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无非就是经济危机的发展在不断加速，穷国正在向我们步步紧逼，它们正以各种各样的战斗扭住我们，每天向欧洲的边界推进。再无非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开始是很适宜上镜头的那种恐惧，紧接着又是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她的孩子在阿尔卑斯山失足滑进一个深谷，在那里呆了十七个小时后才得到营救。接着是天气预报。我把我的屏幕分成两半，让右边的这一半罗列一串视频可呼电视的故事影片目录。
您等来的是欧洲中部的暴风和大雨，到处是恶劣天气，只有我们的玻璃穹顶下一切如常。在爱尔兰乌云已经消散，西海岸甚至已是天朗气清。这是一个老习惯了，诺拉和我总是注意爱尔兰的天气情况。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会坐在绵绵细雨中，希望能领略到丁勒海湾的风暴和带咸味的气息。我们总是这样一心想着别处。
视频可呼电视没提供什么新的节目，上映的只有《卡萨布兰卡》，收视价是4．99欧元。这倒是挺便宜的，不过这种蹩脚货我已经看过十遍了，再花一个欧元看一遍也太多了。再看看流行的片子，十个欧元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最新的好莱坞或巴伐利亚片子要花29．95欧元。一个人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晚上要花这么多钱，我吃不消。
在布拉格是阳光灿烂，人们已经坐在公园里，巴黎笼罩在雾中，跟柏林一样。
我决定了，今晚不看视频可呼电视节目，我必须省钱，家具在我的开支计划中已扯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我把平常的电视节目都列了清单，现在我可以很好地来使用电视了。我自己知道什么节目里有什么。当天气预报以巴基斯坦最新的洪水大灾难的画面结束时，我把节目列单关掉，开始转换频道。
快到九点的时候我就徘徊在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的节目上了。我讨厌这个人，讨厌他的娱乐节目。他倒是有办法让大家都讨厌他。《鼓起勇气一起干》这个节目播出至少已经有十二年了，一直是由这位了不起的戈尔斯解说的。十二年之久，人们不断地走进演播室，到他那里去忍受屈辱、受他的嘲讽、被他辱骂、让他的唾沫喷到脸上。据说这个戈尔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酗酒的问题了，可是，他非但没有从屏幕上消失，反而把酒也做到节目里来，在播出时醉态百出，跌跌撞撞，在演播厅里辱骂观众，还破口大骂和他一起演出的同事。人们可以控告他，让他道歉，还可能得到十万欧元的赔偿。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试图这样做，线路就占线了。
我咕咚咕咚地把我的第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喝下去，然后继续看电视。戈尔斯跟在一位女参赛者的后面喊：“看看她怎么摇晃她的屁股，你们也不要待在原地不动了。”那个女参赛者转了个身，向他扑了过去，使劲儿掴了他一个耳光。演播厅里的观众都怪声怪气地嚷嚷成一片，戈尔斯却给了她一个飞吻。“谢谢您，心爱的。”他大叫，“我需要这个耳光。”他给她加了10分。她一口唾沫吐在他面前。
我不停地转换频道，可我又一次次地回到戈尔斯这边来。我已经在喝第四杯波尔图葡萄酒了，那个戈尔斯也已经硬着头皮喝了半瓶威士忌了。他吵吵嚷嚷地把摄像机对准酒瓶上的标签，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家伙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收视率，这个国家期待着他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就会为他创造一个最终的收视率。他会即刻醉得不省人事，最好得到解雇通知。急救医生会风风火火地赶到舞台上，先往他那张蜡黄的、销蚀的醉鬼的脸上瞥一眼，然后再把镜头摇向那个威士忌酒瓶，他们在大厅里的观众的大呼小叫声中把他抬到幕后。然后他死了，这个大伟人戈尔斯，他的垂死挣扎被实况转播，使他成为第三个千年里最伟大的表演大师。这下可好了，大伟人戈尔斯！我为我们共同的恶习而喝干了我的第五杯波尔图，又把频道转到亚德里亚电视台。对这个频道我曾经短暂地留恋过，这是个意大利的有点儿绵绵色情味的小频道。他们在射门中总是有那么美丽的黑眼睛在转动。亚德里亚电视台没有德语节目，在我听起来这种叫人心烦的呻吟像是用意大利语讲的。他们摸摸索索，叽哩咕噜，翩翩起舞，可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于是我又继续转换频道。
十一点过了，所有的频道都开始播映夜间影片，三个西部片，四个反间谍片，一个警匪片。还有一些东西这么让人费神，在十一点我可受不了，所以我就浏览一些游戏节目，再在一个不列颠的夜新闻频道上看看那个悬崖下的孩子和他的精神失常了的母亲，然后我又转到那个意大利的射门者的节目上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以2：1的比分领先于曼纳队了。
差一刻就是午夜了，我的计时器关闭了，这是我残存的自律约束。我在这个时候上床睡觉，那么明天在工作时还能保持清醒，把自己吸引到屏幕上的数字队列里边来。我可以用那张π卡把时间再拖延下去，那样不会花费我的钱，顶多不过失去一点点自我尊重。不过我不那样做，我进了浴室，疲惫不堪地赖在莲蓬头底下，然后脑子里想着那双发疯一样旋转的黑眼睛，躺到了床上。
人也许应该像卫星上发射出来的电视波束那样，只要一掀按钮，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就到诺拉的床上去了，在好几个小时里感觉到她的体温，她脊背的温暖。或者“嗖”的一声就跨到了亚德里亚，不，不到亚德里亚，到丁勒海湾，跟诺拉一块儿去丁勒海湾。就像几年前一样，又像后来我们重又做过的——最后一次做的那样，为了在那儿呆一个星期飞到那儿去。诺拉哭了，她背朝上趴在沙滩上，双手抠进沙子里。她在大西洋的沙滩上嚎哭，因为我听不懂她的凯尔特语。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飞回了家，可是她的心还像以前一样留在了爱尔兰。
公寓楼里静悄悄的，喷气发动机关闭时轻轻的叹息般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听不到了，但隔壁房间里的音乐还点点滴滴地透过墙壁轻轻地传过来。
我翻过身转到左侧，波尔图葡萄酒起作用了，就像往常一样。
是啊，先生，您说的是对的，酒精不会使事情变好的。不过我想，正是因为孤独对酒精起了作用，而不是相反。后来也许是酒精造成了孤独，可是最早还是孤独带来了酒精，所以才会这样，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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