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联合国华人雇员生活揭秘
作者：张振中 汤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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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区中城东边的东河河畔，坐落着一幢三十八层高的浅灰色玻璃石板楼建筑群，这就是联合国总部所在地。每天都有几千名男男女女进出这座大楼，其中就包括数百名中国籍雇员。在常人眼里，国际公务员仿佛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怎样?年轻人怎样才能实现到联合国工作的梦想?春节前记者采访了几位回国探亲的中国籍女雇员，对她们的生活做了一番探秘。
留学女孩当上国际公务员
正直而又能干的北京人郭晓捷，是从联合国实习生变为国际公务员的。刚过而立之年的她，如今已是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的高级职员了。1993年从外交学院毕业后，读外交英语专业的郭晓捷又自费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郭晓捷于1995年到联合国总部实习过三个月。从那时起，她就对这个过去只在报刊和电视上见到过的国际机构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机遇总是眷顾有心人。当年年初，联合国曾进行过一次招聘，但没有招满，于是决定在同年的8月份再招聘一次，对象为专业2级(P2)。郭晓捷回忆说，当时报名的各国精英近40人，而录取比例为10％。正在联合国实习的郭晓捷决定报考，并递交了个人简历。接下来，就是投入到两个月的备考中去。根据联合国圈定的考试范围和发放的模拟试卷，郭晓捷主要“恶补”了国际形势方面的有关知识。
先是笔试，分两个上午进行，每次3小时。第一天上午考国际形势，多为论述题。由于有所准备，郭晓捷没有遇到难题。第二天上午考专业科目(经济方面)，试题多为基本原理知识和假设案例分析。对于正在攻读国际经济硕士学位的郭晓捷而言，自然驾轻就熟，轻松过关。四个月后，郭晓捷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抽签准备阶段，限时5分钟；二是口试阶段，包括陈述和回答考官的问题。为时两小时。那阵势就如同“过堂”一样。郭晓捷抽到的题目是“开放贸易的利弊问题”。她回忆说，当时有10位考官(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专家)，每人问一道题，问题涉及面较广。当时有位考官问了有关高失业率和劳工方面的问题。让郭晓捷有点措手不及，但她还是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应付了过去。面试下来后，郭晓捷自我感觉不错。果然，三个月后收到通知——她被正式列入联合国后备人员花名册。经过“漫长”的10个月等待，她终于被联合国派往设在泰国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工作，2000年初又调回纽约联合国总部。
据郭女士介绍，目前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约有二百名。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用联合国地域分配员额的人员，现有五十多人，主要是较高级别的官员、管理层和其他专业人才。所谓联合国地域员额，是指一个会员国的国民可以在秘书处任职的额度，它是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按照一个基于会籍、会费、人口三大因素的复杂计算公式推算出来的比例额度，其中以会费缴纳多少最为重要。
另一部分是不受地域员额分配所限的技术性或服务性人员，如同声传译、笔头翻译、速录员及一般工作人员。这部分职员由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招聘，原则上不需要顾及来自某个特定的国家。联合国曾于1995年、2001年、2002年和2005年2月，4次在中国举办了选拔考试。考试合格进入联合国人事厅后备人员名单的共68人，其中35人已被联合国正式聘用。由于中文是联合国的正式官方语种，秘书处所需的一批中文人才绝大部分来自中国。但不管你来自哪里，也不论过去做什么工作，一旦受聘于联合国秘书处，理论上都要和原籍国“划清界线”，只效忠于联合国秘书长。
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当中，级别最高的当属副秘书长。根据有关规定，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均有权推荐一位本国国民担任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处下面主管政治、维和、人事、财务、法律、新闻等事务。近年来，分给中国副秘书长主管的是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简称为大会事务部)。这个部人员最多，约占秘书处员工总数的近二分之
当然，大会事务部也是中国职员最集中的地方。除中国副秘书长以外，还有几名来自中国的借调人员和级别较高的专业管理人员，其他一百来名中国职员主要从事中文口译和笔头翻译工作，还有一部分是编辑审校人员和中文打字员。可以说，联合国大楼的整个二十三层几乎都是中文翻译和打字员的天下，口译同传和速录人员则散在大楼内外的其他地方。
此外，在联合国秘书处的其他部门，如政治事务部、裁军事务部、维和行动部、法律事务办公室、人道事务协调办公室、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也活跃着中国籍人士的身影。
谈到这几年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感受时，郭晓捷感慨地说：必须不停地“充电”，不断地学习新知识，才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
小职员也能在纽约购房置业
1．73米的高挑身材，满头飘逸的乌黑长发。那双明亮的大眼睛不由让人想起“万人迷”陈好。举止优雅的郑州女孩刘娜是位经典的东方美女。有趣的是，小时候刘娜十分喜欢芭蕾舞，14岁时，女孩经过重重筛选，在全国一万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考入上海芭蕾舞学院。当时她的愿望是进入世界知名的上海芭蕾舞团，但这个消息并没有令她的父亲感到高兴。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认为跳舞没有前途可言，极力反对她学舞，他希望女儿长大后能像自己一样当一名外交官。尽管母亲非常支持她的选择，但因为父亲的坚持，刘娜的入学时间还是推迟了半个多月。
好不容易进了学校。没过多久，在一次训练中刘娜不慎受伤，这一意外更使她的父亲坚定了不让她学舞蹈的决心。就这样，后来刘娜考进了上海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虽然没当上外交官，但出乎老父亲意料的是，她却一步步走进了纽约联合国总部。
刚到这里。刘娜就耳闻目睹了许多新鲜事。比如，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大楼二层有一间专门的磋商室，房号为“C座209”。这个房间约八九平方米。每逢世界上发生大事急事，“五常”各级官员的磋商便会跟着时代的脉搏，变得频繁起来。这时，该磋商室就犹如“急诊室”，格外引人注目。一些媒体的记者削尖了脑袋设法混进大楼内，将摄像机直接架在磋商室的出口处，同步猎取五国大使的动静。一些文字记者则各有“绝招”，手握微型数码录音机，尾随五国大使或其助手，见缝插针地偷偷采访第一手资料。后来就连不少美国老百姓都幽默地称这个磋商室为“世界急救室”!
还有联合国召开会议时，各国与会代表都有中午打盹的需要。但在这幢大楼内想找一块中午小憩的地方，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只有二楼的代表会客厅、过道走廊和一楼的哈马舍尔德图书馆等几个地方才设有沙发和椅子，供大家免费使用。于是，每到中午，就会看到用餐后的各国代表和联合国职员争先恐后地抢占这些“要地”。大家午休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的。既有东倒西歪、鼾声如雷的，也有头戴耳机、闭目养神的。如何在联合国抢占午休地盘，还真的成了一项有趣的研究课题。前两年担任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德雅梅大使还专门对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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