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我不是同性恋

作者：艾　欣　唐厚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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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欣口述　唐厚梅整理
　　
　　2006年7月，我以优异的成绩从重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了，即将开始人生下一阶段的奋斗历程。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拥有幸福的家庭、知心的朋友以及自信的笑容。但谁又能想到，我曾经在整整10年的时间里被人称作傻子、同性恋，并一度挣扎在死亡的边缘?
　　
　　童年孤独
　　
　　1981年，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由于生得聪慧漂亮，儿时的我曾一度是父母的骄傲。我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在那个动乱刚刚结束的岁月，他们只想拼命工作、努力学习，以弥补失去的青春。于是很小的时候，我便被送进了一所寄宿制幼儿园。由于长期缺乏父母的关爱。加上幼儿园严格的教育模式，天性敏感的我形成了胆小、压抑的性格，与家庭的隔离又使我没能及时得到正确引导，我逐渐变得自我封闭起来。
　　1988年升入小学，我性格上的弱点明显地表现出来。长期的自闭使我无法与同龄孩子正常交流，我常常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童话世界里，根本无法融入学校的学习生活中。小学二年级的期中考试，我的语文成绩仅为38分，是全班倒数第一。很快，我被老师和同学看作班级的后腿，傻子成了我在学校的代名词。每天上下学的路上，总会有一些孩子边叫喊着：“打傻子喽，快打傻子!”边将一些土块、石子掷在我的头上、身上。在一个寒冷冬日的傍晚，几个顽皮的孩子抢走了我的帽子和棉衣。为了逃避责骂，我不敢回家，冻得浑身发抖却只能在雪地里徘徊，委屈的泪水伴着漫天飘飞的雪花，簌簌地落下。
　　由于我学习成绩不好，经常完不成作业，我的父母不知被老师叫到学校多少次。对于我的表现，老师除了表示无奈外，还经常流露出对我智商的怀疑。每到这时，痛心的父母自然少不了对我的打骂，他们从没有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小时候人见人爱的聪明女儿变成了现在这样又笨又懒的孩子。
　　一次家庭聚会，我的舅舅得意地在众人面前夸耀他的儿子如何聪明，还对我母亲说：“姐姐，你女儿的智力肯定有问题，你还是带她去检查一下吧!”母亲顿时感到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她冲到我面前，狠狠地扇了我一巴掌。正在玩耍的我受到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大哭不止。
　　为了摆脱傻子这个称号，小学期间，我曾先后转过三所学校。但是我孤僻的个性、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仍不为同学与老师所接受。我没有朋友，连参加集体活动的权利也经常被剥夺，尽管在检查完智力后。我的智商高达138分。
　　我开始怨恨这个世界，怨恨周围的人，也怨恨我自己。我变得更加自闭了。
　　1995年。我初中二年级时。班里新换了数学老师。她叫毛芳——一个漂亮、能干的中年女教师，与其他老师不同。对于我的乖僻，她并未表现出不解与厌烦。相反。我常常得到她作为鼓励所给我的理解的微笑。
　　一次数学课堂测验我得了50分。课间休息的时候，毛老师走到我桌前要为我讲解错题，自卑的我一把将她推开，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懊恼地喊道：“用不着你管，没有人理我，你凭什么管我!”毛老师被我推了一个踉跄，她先是一愣，但很快又走上前，轻轻将手搭在我的肩头，柔和而诚恳地说：“我是你的老师，怎么能不管你呢?不管你，你会走弯路的。”我瞪大眼睛诧异地看着她。以前从没有一个老师会对我说这样的话，她的宽容与耐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从此，我对数学有了一种近乎狂热的兴趣。每一次作业，我都用最好的练习本一笔一画地完成。课余时间，我常常找一些课外难题做，然后以问问题为借口到毛老师办公室，看她带着一贯的和蔼笑容，柔声为我讲解习题，成了我每天最快乐的时光。渐渐地。我在不知不觉中对毛老师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依恋。每当看见她的身影，我的心中便会充满无尽的踏实与宁静。在那段孤独无助的岁月里，毛老师给我的关爱，无疑为我冰冷的内心注入了一线温暖的阳光。
　　1997年中考前夕，抱着还能继续和毛老师在一起的愿望，我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任性地在中考志愿表上只填了所在中学的高中，并且表示坚决不服从分配。然而事与愿违，我以十几分的差距落榜了。8月底，父母通过关系把我转到了另一所高中。
　　落榜的巨大失落加上与毛老师的分别。使我更加强烈地渴望得到理解与呵护。我的情况越来越糟，白天听不懂老师讲课，晚上不依靠药物无法睡眠，发展到最后，我一看见学校的大门，心底的恐惧就会让我浑身发抖。
　　1997年12月，为我操碎了心的父母。无奈地给我办理了休学手续。
　　
　　陷入深渊
　　
　　我的休学对我那望女成凤的父母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个被他们寄以殷切期望的掌上明珠到底怎么了?1998年1月。通过一本书的指点，母亲带我来到位于重庆西部的一家区级医院的心理门诊，求助于一位据说是国内比较著名的精神分析专家。那天，那位年近古稀的老专家不在，接见我们的是他的学生——一个40多岁姓王的男大夫。听了我的情况介绍，王大夫很快给我开了一张价格昂贵的进口镇静剂的药方，约定了以后一周一次的门诊会面时间，他还要求我写一份描述我从小到大成长历程的心理自述。
　　出于对医生的信任，我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自己十几年来孤独压抑的感情：幼时的幻想与压抑，上学时受歧视的痛楚，以及后来对毛老师的思念，全在这长达13000多字的自述中一吐为快。令我和家人欣喜的是，通过这次发泄，一直以来在我内心深处沉溺已久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我甚至从常年挥之不去的阴霾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然而，希望的光辉并没有在我的头顶上驻留，恰恰相反，更可怕的消息像魔鬼一般阴森森地恭候着我。那位王大夫在看过我的心理自述后，着重问了几个关于我与毛老师之间关系的问题，最后他竟向我宣布，我患了性取向错位。也就是同性恋!我一下子惊呆了。同性恋当时被当成一种严重的心理畸形病，是为大多数中国人所不齿的。我虽然只有16岁，却也懂得其中的羞辱。一直以来，我并不清楚自己对毛老师的依恋缘自何处，但我做梦也没想到，同性恋这个名称竟会和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逃也似地奔回家中。父母虽然对这个诊断结果也同样的震惊，但是数年来，我已带给他们太多的失望与打击，经过几个辗转难眠之夜。他们还是勉强接受了这个现实。母亲甚至劝我：“既然有病，就要承认它，任何一种心理疾病都不是一次就能治好的，我建议你继续回去治疗。”母亲的一席话等于默认了这个可怕的诊断，本来我的心头刚刚升起一丝宽慰，转眼又跌入了更深的失落。
　　几天后，在母亲的陪同下，我回到了王大夫的诊室。接下来的几次会面，王大夫开始就同性恋的问题对我展开一系列治疗，并建议我找到毛老师共同配合治疗。对此，我提出了疑问：“毛老师对这件事毫不知情，她怎么就有义务来配合我的治疗?”王大夫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你应该和她商量，她才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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