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轰动全国的《南京知青之歌》案
作者：郜合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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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不过他一直安慰任毅，劝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善良的眼睛流露出担忧的目光。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在“一打三反”运动中死去。因为他曾经送了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给下乡的老同学，其中一人因“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郑剑峰，他身体本来不好，加上惊吓，不久就发病而死。
任毅的预感很快被证实。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它已经被定为反动歌曲，“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也许是还没有查明作者，当时只是批判歌曲，还没有批判歌曲作者。
任毅万分恐怖，差不多成了惊弓之鸟。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烧毁，包括女朋友写给他的信——她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两人经常书信往来，当时两人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只是两人关系还未明确。连同女朋友的书信一同焚毁的，还有一本《圣经》，这是任毅从外婆那里拿来的，《圣经》被抄出来也是要定一个罪名的。
任毅等待着恶运降临。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起来，想象中的灾难比现实中的灾难还要令人恐怖。有一段时间任毅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中煎熬下去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自己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说：“这里也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当1970年到来时，形势更为紧张。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正月十五那天，他们便开始来抓任毅。这是根据张春桥的一个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任毅已感觉到周围气氛更加严峻，在正月十一日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他不愿自己在外婆家被逮走，于是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回到知青点4天后，就是农历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任毅开始了长达9年的牢狱生活。
1970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夜，荷枪实弹的军人砸开了知青点的房门。茅草房被四面包围，窗外手电筒雪亮的光柱四处扫射。任毅不知睡在隔壁的同学黄力高、齐克、陈建中醒了没有，他的箱子被军人打开了，他们什么也没搜到，因为不久前任毅烧完了所有的文字，说起来也可笑，为烧字纸竟烧开了一大锅水。一个士兵发现了任毅的吉它，使劲摇晃，实在摇不出什么东西，他便拉断琴弦，A弦发出沉闷的崩断声。他说：“这是他小子的犯罪工具。”
“带上你的洗漱用品，跟我们走!”
任毅举起戴着手铐的手，轻轻摘下已经准备好的放满牙刷、牙膏、手巾和换洗衣服的书包，套在头上。在前前后后拿枪军人的押送下，他迈出了知青点的大门，从而结束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历史任务。
深夜，汽车在南京内桥附近拐了一个弯，忽然放慢速度，悄然驶进了一个大门。士兵们把任毅押下来，在一个铁门前站下。任毅突然醒悟了：这不是娃娃桥吗?那不知什么年代就传开的南京人民家喻户晓的“进了娃娃桥，小命就难逃”的话倏地闪现在他的脑海。
任毅被推进一个柜台，经过严格搜身，抽去了里里外外所有裤带、皮带，据讲为了防止自杀。
“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看守说着将一块1寸宽2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阿拉伯数字：3427。
陪绑
从2月19日任毅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在这5个月时间里，他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审讯人员逐字逐句地审查歌曲的歌词，光一句“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他们审了任毅好几天。一定要逼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任毅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虽然是一字之差，可是此时彼时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因为知识青年身上还存在着没有得到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没有工农兵那种一往无前的脚踏实地的精神，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这虽然仅是一字之差。却关系到任毅的命运，所以审讯过程气氛十分严肃。
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任毅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估计是从全国各地搜查来的，有油印的、有打字的、有复写的、有手抄的，各种样式的都有，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不过就是这个词把任毅搞得死去活来。
就是在这5个月期间，他们还3次拉任毅出去陪绑。当时的“公判大会”气氛很恐怖，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根据当时专案组对任毅的审讯，似乎任毅也足够杀头之罪。运动的恐怖气氛，足以使所有被拉去参加公判大会的人都有一种末日将临的感觉。不过，随着陪绑次数的增加，经验告诉任毅，要被判处死刑的人，拉出去前都要用细麻绳扎住裤管，据说是为了防止他们听到判决后控制不住，大小便失禁。只有这个细节可以预先暗示人的命运，而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在当时是不需要任何通知的，根本不存在什么上诉，说拉走就拉走。
就是在这种气氛中任毅被拉去开了3次“公判大会”，心理承受能力也一次比一次加强。给他刺激最大的是1970年4月28日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开的那次大会，宣判的是70年代轰动南京的“2·12反革命案”的主犯。首犯叫陈卓然，还有一个同伙，姓安，他是任毅小学同学。当在这种场合下见到他时，任毅几乎要惊愕地喊出声来。
陈与安都是南京八中的高中生，后来到苏北插队当知青，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经历使他们长期积压在心中的愤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1970年2月12日，《新华日报》破例出了下午版，黑体字的社论《坚决镇压反革命》，预示着一场大恐怖要开始了。但是反抗者毕竟还有，这两个知识青年用剪刀剪下报纸上的字。用这些字组成所谓“反动标语”，然后再用胶水贴在纸上……当天夜里，他们一个放哨，一个戴着手套把这60多条标语贴到南京市主要街道上。标语内容有：“我们要真正的马列主义!查金华烈士永垂不朽!”等等。查金华是南京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头一个被枪毙的人，仅仅因为他自己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小组，用马列的观点对现行政策提出了一点怀疑，于是这个认真的年轻人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些标语出现后，顿时南京城炸开了，掌权者忙成一团，召开紧急会议，发布通缉令，全市刷满了大标语，排查线索几乎落到了每个人的头上，尤其是回城的知识青年。两个月后，这个案子还是给破了，因为有一个知情者为了保护自己而揭发了他们。
在公判大会上，任毅看到他们两人神情都很镇定，当陈卓然看到那个告密者时，他大声骂道：“总有一天要跟你算账!”突然他叫不出声音来了——看守勒紧了套在他脖子上的一根尼龙绳，陈卓然被勒得眼珠都要被挤出来。这就是70年代的新刑具。
就在这一天，陈卓然被枪决了，时年20岁。和他一起处决的还有其他10人。任毅的那位小学同学被判了15年，而那个告密者却被当场释放。这就是当时的“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的政策。
在审讯任毅的5个月期间，隔三岔五地将他拉出去批斗是家常便饭。对他至少开了有30多场批判会，他是所谓“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一个典型”，专门有一个批判任毅的小分队，将他拖来拖去巡回批斗。场面最大的要算是南京体育馆召开的那次。
为了肃清任毅在知青中的流毒，他们还把他拖到插队的江浦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批斗。不过在知青中召开批判任毅的会，就不那么便当了。当小分队的人念批判稿时，底下常有人起哄，会场上始终没有他们想要制造和达到的气氛和效果。只能走个形式，草草收兵。
1970年8月3日，任毅又被拖去参加一次全省的公判大会，这次被宣判的人中间也有任毅。当判词读到任毅的时候，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判刑10年……”在此之前，任毅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从死刑到无期徒刑全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到会给自己一个10年。10年，在当时可算是一个轻刑。任毅禁不住用胳膊捅捅站在自己旁边的一个犯人，问：“这个10年判的是不是我?”那个人正紧张地听着对自己的判决，立刻也用胳膊捅捅任毅，叫他不要作声。
从8月3日这一天起，任毅离开了整整禁锢了他65个日夜的娃娃桥监狱囚室，他又被押到劳改农场去服刑，在那里等待他的是漫长的3000多个日日夜夜。
(责编：乌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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