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近世双雄：梁启超与孙中山

　



　　梁启超与孙中山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两个核心人物，他们二人的交互作用，开创了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尽管辛亥年武昌起义第一枪打响之际，他们都没在国内，没在现场。

　　孙中山与康有为为何没能结交

　　孙中山，人称国父，被认为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梁启超，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维新派、保皇党、立宪派的代表，其实，他的主要功绩在于启蒙，在于新的知识的传播，他是近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第一人。

　　胡适在 1912年 11月 10日的日记中曾经写下一段话：“阅时报，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兴），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 ‘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 ’，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18～19页）这是有代表性的说法，近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

　　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比梁启超大六岁，比康有为小九岁。他的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距梁启超的祖籍新会县茶坑村只有百十公里，与康有为的祖籍南海县银塘乡相隔也不算太远。光绪二十年（1894年）初，二十八岁的孙中山托朋友带话给三十七岁的康有为，希望和他结交。这时，孙中山正在广州双门底圣教书楼挂牌行医，距离康有为讲学的万木草堂很近。但是，“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冯自由作《革命逸史》，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于是说：“总理（孙中山）以康有为妄自尊大，卒不往见”。（《革命逸史》上册，46页）但据孙中山早期战友，“四大寇”之一的陈少白回忆，他们并非“卒不往见”，而是登门拜访，没有见着，他说：“我想到那年的春天，我和孙先生特地到广州去找他，到他那广府学宫里面教学的万木草堂，刚巧他还没有开学，没有见着。”（《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年谱长编》，69页）

　　没有见着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一年的二月，康有为与几个学生，如梁启超等人，已到达北京，参加甲午年的会试去了。如果孙中山真如冯自由所描述的那样，“以康有为妄自尊大”，那么，倒显出孙中山有一点自卑感。康有为固然有妄自尊大的时候，但在孙中山面前似乎还用不着。虽说孙中山当时已经搞出了一点动静，周围也有了一些拥戴他的人，但康有为要他“先具门生帖拜师”，也还算客气。康有为官宦出身，书香门第，又刚刚在乡试中折桂，中了举人，排名第八，几年前在京城上万言书，请求变法，也让他大大地出了风头，正是他非常得意的时候，对孙中山这个“四大寇”之一寇，又能如何呢？二月十八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曾提到孙中山，他说：孙某，非哥（指哥老会）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闻香帅幕中，有一梁姓者，亦其徒也。盖访之。然弟度其人之无能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4页）

　　这应该也是康有为的看法。他们不大看得起孙中山，倒并非仅对其人，更多的还在于不能认同他的做法，所谓“无能为”，就是觉得他不会有太大的作为。这时的康梁，特别是康有为，还是寄厚望于朝廷能自上而下进行改革。八月二十四日，留在北京的梁启超致信因脚伤提前南归的康有为，向他汇报在北京活动的情况，其中提到林奎（字慧儒，新会人，万木草堂学生），对孙中山颇有好感：“慧儒极称孙，某固亦疑之，曼宣（麦仲华）亦谓其人不足言也。此皆由未尝见人，动为所慑，其在此间亦然，凡时流与之相见者，皆退而轻薄之。”（转引自《晚清史事》，70页）他希望康有为对林奎的做法提出批评。这一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被拒绝后，愤而出走海外，重游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相号召。（《孙中山年谱长编》，74页）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再次入京参加会试，行至上海，这一次他们见到了孙中山派往上海向郑观应寻求帮助的陈少白。那天，他们都住在洋泾浜的全安客栈，陈少白听说康梁就住在隔壁，遂往见之。这一次，“康庄重接见，正襟危坐，仪容肃然。少白向之痛言清朝政治日坏，非推翻改造，决不足以挽救危局。康首肯者再，且介绍梁启超相见，谈论颇欢”。（《革命逸史》上册，46页）看得出来，在这里，康梁既没有妄自尊大，拒而不见，也没有表示更多的意见，而只有礼貌和客气。这时，孙中山正忙着筹划广州起义，他在广州开办农学会以为掩护，并分头联络广州周围的民团和会党参加。根据冯自由的记载，孙中山当时也曾邀请康有为和他的学生陈千秋等人加入，但康有为置之不理，虽然“陈颇有意，以格于师命而止”。（同上）事实上，康有为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从公车上书到开办强学会，引起一班保守派官僚的嫉恨而弹劾，八月二十九日，他为躲避风头，在朋友的劝说下离开北京，经天津，游山海关，到陕西，拜见陕抚魏午庄（光焘），再到上海，入江宁（南京），劝说张之洞在上海开办强学会，直到十二月才因母亲做寿回到广东。此时，孙中山原定于重阳节的起义，由于内部不和，争名逐利，起义尚未发动，有人已将起义计划泄露给广东巡抚，使起义不曾发动便归于失败，孙中山与陈少白等人亦逃往日本，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初九日，陈锦涛与中国驻澳洲领事梁澜芬（维新党人）等人在香港品芳酒楼设宴，兴中会的谢缵泰在此与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相见，他一再陈述两党合作之必要。这是两派人物第一次正式会面，康广仁答应把他的意见转告康有为。此时，康有为已回万木草堂重开讲座，梁启超则尚在北京，由于京沪两地强学会同时被查封，他们正忙于在上海筹办新的报纸。而孙中山正在檀香山筹款，秘密筹划下一轮的行动。有记载表明，直到八月底，康有为才在香港与谢缵泰见了面，但所谈似乎仍为应酬，不得要领。康广仁后来向谢缵泰解释说，康有为并非忠心扶满，只是想用和平方式救国，张之洞等人都很赞成他的主张，所以不便与革命党人接近。这一次康有为去香港，后至澳门，都是康广仁陪伴的。到了十月间，梁启超回广东省亲，也来到香港、澳门。在此期间，谢缵泰是否见过梁启超，不得而知，但他对康广仁把两党“上层”人士召集起来开个会的建议，并未表示反对。而此时的康梁，对谢缵泰乃至杨衢云，似乎也颇有好感，杨、谢并不反对他们“和平”革命的主张。

　　这一年的八月，孙中山自美国纽约启程赴英国伦敦，不久便在伦敦蒙难。然而，对他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坏事。正是在这里，他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被推向世界舞台。此时康有为对孙中山或许仍有保留，但梁启超却已经有所不同。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消息传到国内，梁启超正在上海主持《时务报》，他在该报第21册及第27册分两次刊登了译自外电的《论孙逸仙事》。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三月的一天，正在《时务报》担任撰述的章太炎，与梁启超谈起孙中山，他问梁启超：“孙逸仙何如人？”梁启超告诉他：“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听了，“心甚壮之”。（《孙中山年谱长编》，134页）若干年后，章太炎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还说：“是时上海报载广东人孙文于英国伦敦为中国公使捕获，英相为之担保释放，余因询孙于梁氏，梁曰：‘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余曰：‘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章太炎政论选集》，840页）由此可见，在梁启超的心目中，孙中山有被轻视的一面，这或许源于传统士大夫的优越感；但如果考虑到他也曾自诩为“新思想界之陈涉”的话，那么，他把孙中山比作陈胜、吴广，显然又有钦佩他的一面。

　　梁启超倾慕孙中山，欲与之联合

　　事实上，从一开始，在孙与康梁的关系中，孙这方面就表现得比较主动，而康总是不以为然，缺少诚意。至于梁启超，初期则显得有些矜持，到日本后，态度为之大变，由倾慕而发展到谋求联合。这是因为，在戊戌政变前，梁启超对清政府的“自改革”尚未绝望，对孙中山反满兴汉那一套主张，也还有所保留。再从根本上说，梁启超终其一生一直致力于思想启蒙，以为可以通过开启民智，进而实现以“宪政”为标志的政治革命；孙中山则更希望用炸弹和烈士的鲜血惊醒国人，完成他的民族革命，建立民国。他们也许会殊途同归，但他们走的却不是一条路。不过，在最初的那几年里，孙中山为了寻找更多的同盟者，尝试与各种势力携手合作，不可能忽视康梁的存在。特别是在他越来越意识到宣传、教育对革命事业相当重要之后，更不能视康梁为可有可无。不必讳言，康梁在当时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着新的社会力量的意见领袖。所以，当旅日华侨邝汝磐、冯镜如等人于丁酉年（1897年）发起创办横滨华侨子弟学校，希望从国内聘请教员，与孙中山商议时，孙中山推荐了梁启超，他说：“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中山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这段记述出自冯自由的《革命逸史》，其父冯镜如是发起创办该校的几位侨商之一，孙中山是他父亲的老朋友，横滨华侨子弟学校即大同学校开学后，他曾作为第一批学生入校读书。这样看来，他的这段记述还是有些根据的，他继续写道：“邝持中山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陈少白也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讲到此事，他说：“觉得学校既然没有教员，就想起梁启超来……我就写了一封信，交横滨学校的董事，请他们派人拿着这封信到上海去见梁启超，托他代为聘请教员……校董派了两个专员，携着我的介绍信，到了上海，果然请得三个教员，一个徐勤，一个林奎，一个陈荫农。”（转引自《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1页注 2）两段记述，略有异同，大约孙中山的信是写给康有为的，指明要聘梁启超，而陈少白的信是写给梁启超的，请他代为延聘。不过，梁启超的大女儿梁令娴后来不认为康有为曾经推荐过梁启超。而按照何擎一的记述，孙中山似乎也没有参与过此事，他说：“日本横滨华侨设学，倡议于光绪丁酉夏秋间，冬月邝君汝磐至沪聘徐君君勉为教员，不闻孙氏所荐，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氏。”（《梁启超年谱长编》，73页）但《知新报》第 40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刊出了梁启超所作《日本横滨中国大同学校缘起》一文，说明他是知道并参与了此事的。他未能赴日讲学，应该与《时务报》是否需要他无关，事实上，冬天到来之前，他已离开《时务报》，应聘于湖南时务学堂，到长沙去了。他的行踪，康有为不会不知道。

　　不过，康有为的谨慎、小心是有道理的。尽管康梁在与孙中山的接触、交往中，一直不是很主动，也不很积极，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闰三月初五日，北京的汪大燮写信给上海的汪康年，讲到一件事，他说：“昨日菊生（张元济）来言，译署接裕朗西（裕庚）函，言孙文久未离日本，在日本开中西大同学校，专与《时务报》馆诸人通。近以办事不公，诸商出钱者颇不悦服等语，即日由总办带内回邸堂云云。当即往见樵（张荫桓），言狱不可兴。樵颇深明此意，惟谓：‘长、卓二人在此设堂开讲，颇为东海（许应骙）所不悦，有举劾之意。而译署有东海，弟设以此言告之，即增其文料。如果发作，则两邸皆旧党，虽瓶公（翁同龢）不能遏，无论樵矣。’此时两公能为掩饰计，但又虑朗西归来，直燃之恭（恭亲王），亦甚足虑。此间已密嘱长、卓诸人弗再张皇……”（《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75页，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83～384页）

　　汪大燮是汪康年的堂兄，也是康梁的朋友。他是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举人，一直在京城做官，消息非常灵通。这里似乎有一点小误会，徐勤等人确是康有为的学生，这没有问题，但他们并非“《时务报》馆诸人”。如果说孙中山曾“与《时务报》馆诸人通”的话，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汪康年。去年年底，汪康年访问日本，是与孙中山见过面的，这种事自然瞒不过驻日公使的耳目。但裕庚或许并不清楚其中的关系，他只能从《时务报》联想到梁启超，从梁启超联想到康有为，于是得出康梁结交革命党的结论。如果此时他将这件事汇报给恭亲王，而且，译署的确有人想要“兴风作浪”（《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76页），那么，康梁可能等不到八月政变就死于非命了。当时，处于风口浪尖上的康梁，正因为保国会风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人说他们“保中国不保大清”，许应骙一班守旧官僚早就想参奏他们了。试想，这样的猛料如果落在许应骙的手里，局面将会怎样？毕竟，暗通革命党不是一般的罪名，梁启超埋怨汪康年私会孙中山，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的本意并不想与孙中山走得很近，他们甚至从未想过要拉孙中山一起参与改革，现在却由于汪康年的不检点，影响到变法的大业，甚至还有杀头的危险，所以梁启超致电黄遵宪，有“容甫（汪康年）东游，牵动大局，速派人接办报事”之语。

　　这里不排除汪、梁的矛盾和纠纷的原因，但汪康年在日本会见孙中山，肯定是康梁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汪康年东游日本之前，曾致信梁启超与其相商，梁启超当时就明确表示反对：“兄自往则弟以为不可，不可轻于一掷也。”（《梁启超年谱长编》，102页）事后，徐勤也曾致信韩树园，责备汪康年“东见行者（孙中山），大坏《时务报》馆名声，欲公度、卓如速致书都中士大夫，表明此事为公一人之事，非《时务报》馆之事”。（转引自《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383～384页）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既已发生，危险就在眼前，最紧张的肯定是康梁，而不会是汪康年。汪大燮说，“康、梁终日不安，到处瞎奔”（《汪康年师友书札》一，776页），应是实情，他们处在漩涡的核心，不可能心静如水。他主张“此事宜静不宜乱”（同上）也是对的，此时的康梁，不能不有所收敛，真闹到恭亲王或慈禧那里，不仅翁同龢救不了他们，怕是光绪也救不了他们。作为汪康年的堂兄，汪大燮自然更担心这种危险会波及汪康年，乃至他自己，所以，他一面给汪康年通风报信，要他早作准备，并提醒他，康梁有可能要将此事“归咎于弟”（同上，782页）；另一方面，他也积极活动，疏通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当即往见樵，言狱不可兴”（同上，775页）。

　　尽管在戊戌政变之后，监察御史杨崇伊在给朝廷的奏章中，依然把康有为称为“孙文羽翼”，认为“康梁避迹，必依孙文”，实际上，到了海外的康有为，在与孙中山打交道时仍显得十分谨慎。他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孙中山请陪同康有为来日本的宫崎滔天（寅藏）介绍他与康有为会晤，被康有为拒绝了。为此，宫崎感到很惋惜，不仅为他们二人惋惜，也为中国惋惜。他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写道：“孙先生之所以要见康，并非在主义方针上有如何相同之处，而只是对他当前的处境深表同情，意在会面一慰他亡命异乡之意，这实在是古道热肠，一片真诚。而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

　　宫崎滔天还说：“同时，康先生心中尚怀有另一个梦想，可能也是他不愿接近孙先生的一个原因。那就是他的自负心。他心中暗自有所期待，以为以自己的地位一定会说服（外务）大臣同情自己，允许派兵牵制守旧派，以便挽回自己的势力的。这种自负心是由信赖心产生的，这是过于相信自己。而这种过信自己的反作用，就变成失望和怨恨，这也是人类自然的道理。大隈伯爵得以回避此事，且能把声望维持到今天的原因，可以说受内阁瓦解之惠最大。（大隈）内阁既已瓦解，（山县）内阁组织以后，对康先生的态度非常冷淡。因此他们愈发倾心于（大隈）伯爵。然而伯爵现在已非当权之人，不能再谈回天大业了。过了不久，以前待康先生以上宾的我国人士，对他的为人逐渐感到厌腻而疏远了。这可能是因为康先生不无缺点，但是，我国人易喜易厌的老毛病也是个主要原因。”他甚至为康有为辩解：“作为个人来说，康有为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度量似乎亦狭隘，见识既不丰富，经验也不足。然而，他以一介草莽书生，受到皇上的知遇，却是事实；说动皇上，唤起他改良中国的决心，也是事实；而且辅佐皇上，颁布变法自强的上谕，也是事实；因而震撼了四百余州，也是事实；使李鸿章一时在清廷中失去威力，也是事实。虽然不幸一败涂地，一切计划都归泡影，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而且这些事实，是进取的，改良的，也是确实。仅从这一点上，我便认为李（鸿章）渺小而康伟大。因为他志在挽回国家大局，其名誉心也是为此而动。世人认为康渺小，只是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以及不知道比较判断的分寸。”（以上见《三十三年之梦》，147～150页）都说宫崎是孙中山的革命挚友，就这番话而言，说他是康有为的知己也不为过，怕是很多中国的历史学者，对康有为也未必能有这样的见识。

　　对康有为来说，知遇之恩成了一道跨不过去的坎儿；对梁启超来说，这道坎儿轻而易举就迈过去了。到日本后，梁启超有一种可以为所欲为，畅所欲言的感觉，以前约束他、钳制他的旧势力，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现在都奈何不了他了。而谭嗣同等人抛洒的热血，更激发起他的斗志，他不再遮遮掩掩，也不必欲言又止，他开始言革命，言破坏，言民权，言自由，他大声疾呼：今日之中国，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称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五，50页）

　　这正是梁启超倾慕孙中山，并试图与其联合的思想基础。孙、梁二人第一次会面应该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康有为托故不见孙中山一事，被日本宪政党魁犬养毅听说了，他担心中国新党中这两派人因此而产生隔阂，就约了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时，除康有为以外，其他人都到了。梁启超解释说，康有为有事不能来，特派他为代表。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孙中山，与陈少白，却是第二次相见。有犬养毅的殷勤招待，他们三人谈得非常投机。犬养毅陪坐到三更后，回房休息。他们三人，继续讨论，彻夜长谈，各抒己见，陈说合作之利，直到第二天天大亮方散去。据说，“梁启超对先生（孙中山）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孙中山年谱长编》，175页），答应回去与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

　　过了几天，陈少白与孙中山商量说，康有为既然派了梁启超来同我们会面，我们也应该回访他才是啊。陈少白就约了日本朋友平山周同往。到了康有为的住处，在门前碰到了徐君勉（勤）。陈对徐说明来意，徐说，很不巧，康先生今天有些头痛，不能见客。陈便要和平山周返回去。凑巧梁启超从后面出来，看到陈与平山周，便要请他们进去。陈说，君勉刚说你生病了，不能见客。梁启超说，并无其事，请进来吧。一面招呼他们到客厅，一面又进去请了康有为出来。不久，康有为果然出来和陈少白见了面。这也表明，在康有为这边，在与孙中山接触这件事上，梁启超比其他人都要积极得多。

　　康有为自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春天离开日本，赴加拿大。梁启超摆脱了老师的约束，与孙中山的接触也就不再避嫌。他们你来我往，越来越打得火热。据蒋百里的侄子蒋复璁回忆：“尝闻梁令娴女士称，其先君在日本次年（1899年），中山先生曾多次往访，二人大谈革命。一日令娴女士在隔室中闻孙梁二先生高声辩论革命之道，以为二人争吵，急趋探视，见其父来回度于室中，孙先生则倚床而坐，各叙所见，状至融洽。”（《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3～84页）梁启超也在《杂答某报》一文中提到他们在这一年的七月间，在横滨的吉亭相晤，夜半三更，拥被长谈。那时他们谈到革命的手段，以及土地国有等问题，梁启超称赞孙中山的主张，“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同上，83页）

　　这期间，梁启超与杨衢云也曾有过接触，似乎是经冯镜如介绍的，他们第一次在横滨的文经商店会晤，时间是己亥年（1899年）四月二十八日。几天后，杨衢云便将会谈情况函告谢缵泰：“他劝告我努力继续做好我们党的工作，而他将努力继续做好他们党的工作。现在他还不愿意同我们合作。”（《孙中山年谱长编》，180～181页）据说，“谢初于运动两党联合事，极为热心，嗣闻杨言，始意气萧索”。（《梁启超年谱长编》，第 180页）但是，梁启超并没有放弃努力，他把自己的朋友，像章太炎、唐才常、周孝怀（善培）等，都介绍给孙中山。章太炎戊戌政变之后去了台湾，这时，应梁启超之邀，东渡日本，先后便寄寓在横滨的《清议报》馆及东京梁启超家。六月初一日，梁启超约他去见孙中山。据冯自由讲：“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革命逸史》上册，50页）但他记忆有误，此时，陈少白并不在场，三月间，他已离开日本，前往香港，筹款办报去了。章太炎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也提到了这次会面，他说：“兴公（孙中山）亦在横滨，自署中山樵，尝一见之，聆其议论，谓不瓜分不足以恢复，斯言即浴血之意，可谓卓识。惜其人闪烁不恒，非有实际，盖不能为张角、王仙芝者也。”（《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956页）当时，他们讨论的问题很不少，据冯自由回忆，孙中山“在己亥庚子年间（1899—1900）与章太炎、梁启超及留东学界之余等聚谈时，恒以我国古今之社会问题及土地问题为资料，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其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之单税论。是为土地公有论之一派。总理以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故倡导惟恐不力”。（《孙中山年谱长编》，182页）

　　这时，在维新派内部，因为与革命党的联合问题，也发生了两种意见。在日本的梁启超，“及同门梁子刚、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等与总理往还日密，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革命逸史》上册， 57页）冯自由讲到当时的情形：“孙总理以梁等渐倾心革命，遂有联合两党进行革命之计划。旅日康徒半赞成之。两党有志者协议公推孙总理为两党合并后之会长，梁为副会长。梁语总理曰，如此则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对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 ‘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等语。署名者同门十三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十三人为叛逆，呼之曰十三太保。是岁秋启超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并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初得十三人劝退书，已怒不可遏，及得徐麦二人函，乃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康门徒侣向视其师如帝天，及得康有为答书严词申斥，不准所请。复因梁欧二人先后被逼离日，此十三人之团体遂无形消灭，而孙康合作之局亦随而瓦解矣。”（同上，213～214页）

　　冯自由的记述并不准确，在这段时间里，梁启超并未去过香港。不过，此时的梁启超，其言论却更加激烈，其行动也越发积极。我们看他发表在《清议报》上的文章，就知道他那时的毫无顾忌。他的《自由书》、《少年中国说》，都见于那个时候的《清议报》。他告诉我们：“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他又说：“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1～12页）

　　这段话便出自他的名篇《少年中国说》，他把年轻一代意气风发，热血沸腾的精神风貌生动地描述出来，那又何尝不是梁启超自己的心情。他积极地投身于行动之中。七月，他在横滨提议设立华人商业会议所，虽说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到八月底就宣告解散了，但它却是梁启超一手操办起来的，当时便有人说，“该所为梁启超一派把持”，并在华商中分为“梁启超派”和“孙逸仙派”（《孙中山年谱长编》，185～186页），但就梁启超而言，不过是想通过商会这种形式，对海外民众进行民主、自治的普及和训练。他的《商会议》一文，开宗明义就说：“商会者何？欲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四，1页）在此期间，他还写了《论商业会议所之益》、《论内地杂居与商务关系》等文章，发在《清议报》上，阐发商业会议所必须设立的理由，启发大家对权利的自觉。为什么要创设商业会议所呢？他说：“以联声气，以一众心，以保利权，以抵外力，一埠虽小，实力行之，各埠应之，他日全国总会议所之设立，必当不远。以中国人之聪明才力，加以团结合为大群，又岂惟商务而已。二万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皆将赖之。”（同上，11页）

　　同月，他还在东京创办了高等大同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少年英才到这里来。其章程规定：“凡学生以立身报国为主义。”（《清议报》第 25册）“从学者有前湖南时务学堂旧生林锡圭、秦力山、范源濂、李群、蔡艮寅（松坡，后改名锷）、周宏业、陈为璜、唐才质、蔡钟浩、田邦璿、李炳寰等十余人，横滨大同学校学生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曾广勤、郑云汉、张汝智等七人。梁自任校长，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时梁方与孙总理、杨衢云、陈少白诸人往返颇密，且有联合组党之计划，故所取教材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诸生由是高谈革命，各以卢骚、福禄特尔、丹顿、罗伯斯比尔、华盛顿相期许。是时我国留东学生全数不满百人，以主张排满之戢翼翚（元丞）、沈翔云（虬斋）等为最激烈。戢、沈每至大同学校访友，恒流连达旦。此外尚有北洋官费生黎科、金邦平、郑丞煜、郑葆丞、张煜全、傅良弼诸人亦持革命论调，与总理及梁启超时相过从。”（《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186～187页）这样一批革命青年，追随于梁启超的身边，闹着要革命，要救国，又并非坐而论道，专尚空谈，他们一直谋划着要采取行动。唐才常于这一年的秋天离开日本回国，第二年在上海组织“正气会”，就是梁启超与孙中山共同谋划的结果；他们还派了林圭、秦力山、毕永年等回国，联络会党，筹划起兵勤王。

　　梁启超远赴檀香山，与孙中山势成水火

　　但是，迫于师命，梁启超不得不启程赴檀香山。这样一来，形势急转直下，两党联合的势头，也就戛然而止了。但临行前，孙中山还是写了一封信，把梁启超介绍给自己的兄长孙眉（德彰）和他的朋友。梁启超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抵达檀香山，自然多了几分便利。冯自由在《孙眉公事略》中这样写道：“是岁十一月启超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见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备受欢迎，旋赴茂宜岛访德彰及其戚属杨文纳、谭允等，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阿昌执弟子礼，复导启超乘马遍游牧场，经日始毕。启超惊其规模之伟大，抚德彰背曰，人称君为茂宜王，今乃知为名不虚传。德彰闻之大乐。启超乘便渐以组织保皇会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与令弟之宗旨实殊途同归。德彰人素憨直，且误为预得总理同意，遂允竭力助其成事。故在檀旧兴中会员李昌、黄亮、钟木贤等亦同入彀中，前后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德彰更令其子阿昌随启超至日负笈于康徒所设之大同学校。总理在日闻之，乃驰书责启超失信背义，并劝德彰及诸友勿为所愚。然德彰及在檀兴中会员受毒已深，久未觉悟，其后孙昌至日留学虽由总理代管学费，然仍申父命，与檀侨子弟罗昌（罗登桂之子）、何望（何蕙珍女士之弟）、梁文贤（梁荫南之弟）等同肄业东京大同学校，总理亦不能禁之也。”（《革命逸史》上册，196～197页）

　　抵达檀香山不久，梁启超怀着兴奋之情给孙中山写了一封信：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以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它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以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出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余容续布，此请大安，弟启超。一月十一日。（转引自《梁启超与清季革命》，87页）

　　这封信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十一日，此时的梁启超，刚抵檀岛，他对两党联合的前景仍寄予很大希望，并请求孙中山给他一些时间，他一定可以找到说服康有为的办法。但他也请孙中山体谅他的难处，“不无从权办理之事”，这里所指显然是组织保皇会的事务，后来他们之间发生矛盾、冲突，导火索就在这里。檀香山本是孙中山最早创建兴中会的地方，但自梁启超来了以后，檀岛的兴中会几乎瓦解，绝大多数兴中会员加入了保皇会，包括其兄孙眉，这是最让孙中山恼火之处。所以，后人中多有指责梁启超对不起革命党的，说他的“名为保皇，实为革命”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在当时，这句话正是梁启超的自我写照。他既不能与康有为正面冲突，公开决裂，也只能阳奉阴违，以保皇来敷衍他。而他心里此时还真是渴望着革命的。但那时交通不便，海阻云隔，不可能随时交换意见，隔阂日久，矛盾日增，弄到后来，只能各行其是，彼此就很难兼顾了。而以梁启超的赫赫名声，又兼当时侨商对清朝政府还不能完全绝望，保皇自然要比革命更容易为人所接受，大多数侨商转向保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毕竟有挖人墙角之嫌。所以，孙中山在其自传中说：“由乙未（1895年）初败以至于庚子（1900年），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名人自述》，40页）由此可见，与康梁的这段交往，在孙中山的记忆中，最终演化成了一段伤心往事。

　　此处确有让孙中山伤心之处。檀香山本是他的“龙兴之地”，现在却转移到梁启超的手中，庚子勤王之役，保皇会集资捐款近十万华银。其后，孙中山赴檀香山筹款，仅得二千余金，实有天壤之别。光绪二十九年（1903），梁启超新大陆之游，更将旅美华侨中的绝大部分力量吸引到保皇会一边。他的鼓动性太强大了，虽然他在思想上还保持着革命愿望，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却使保皇会的势力迅速扩张，给革命党带来了巨大压力，从而闹到你死我活，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后来，孙中山只得宣布与康梁为敌，公开论战，此是后话。而当时梁启超仍在试探合作的可能性，三月二十九日，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希望他稍加变通，看清时势，共举勤王大旗，他说：足下近日所布置，弟得闻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可得千万左右，原注），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磬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如何？（《梁启超年谱长编》，258页）

　　不知孙中山是如何回应梁启超的，可以想见的是，孙中山不大可能放弃他的“倒满主义”，更不可能换成“勤王”的旗号。或许他还会想到，一旦放弃了排满的主张，转而迁就他人，他的领导地位很有可能就保不住了。真有一天，握手共入中原，那么，谁为主，谁为副呢？而且，在梁启超的背后，还有一个康有为，梁启超能置他的老师于不顾吗？从实际情况来看，孙中山此时正忙于筹划惠州起义，他们也想借北方义和团兴起的机会，在南方首先取得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从而实现“驱逐鞑虏，光复中华”的社会理想。一些日本人，如宫崎寅藏，仍然希望能说服康有为，实现两党的联合，携手同行。他毛遂自荐前往新加坡去见康有为。然而，正是这次行动所造成的误会，使孙中山与康有为的关系彻底破裂，不复有合作的可能了。冯自由在他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里，记载这件事说：庚子某月（六月），日人宫崎寅藏语中山，谓彼于康有为有恩，闻康近到新嘉坡，拟亲往游说，使其抛弃保皇之义，联合革命。中山以为不易，宫崎固请，乃许之。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遽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以告新嘉坡英官。故宫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狱。中山到自越南闻其事，乃亲访英总督，说明底蕴，始获释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倡道孙、康合作之议，始废然抛弃，而两党更无合作之望矣。（同上，257页）

　　《孙中山年谱长编》也引述了一种说法：

　　6月29日抵达，往访邱菽园，求见康有为，欲劝说其与先生（孙中山）合作。康风闻宫崎等系刺客，拒绝面晤，派汤觉顿赠金百元，为宫崎所拒。宫崎等一面等候先生到来决定进取方针，一面于7月5日致书康有为，驳斥“刺客”之诬。信为警察所截，认为语含胁迫之意，同时又有林某将此事报告总督。是年8月11日康有为致康同薇函说：“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极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然无如何，又不敢言其非，恐得罪林及英官也。”（《孙中山年谱长编》，217页）

　　无论如何，自此以后，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冲突日益剧烈，鸿沟不仅没有被填平，反而越挖越深，难以弥合。自兴中会而同盟会而国民党，与梁启超一直处于势不两立、水火难容的境地。1925年 3月 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4日，梁启超至中山行馆吊唁，汪精卫负责接待，其间还有国民党人质问梁启超，为什么写文章批评总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里所说文章即前一日（1925年 3月 13日）发表于北京《晨报》的《孙文的价值》一文，其中就有“为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句话，但在这句话的前面，梁启超还讲到孙中山的三大价值：孙君是一位历史上的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于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应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疑至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饮冰室合集 ·集外文》中册，957页）

　　接下来他便提到了他所认为的孙中山的缺点：我对于孙君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孟子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这句话也许有人觉得迂阔不切事情，但我始终认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为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人人都藉口于“一时过渡的手段”，结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边，所谓“本来面目”倒反变成装饰品了…在现在这种社会里头，不合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同上）

　　所以，对于国民党人的质问，梁启超当时就回答说：“此仅感叹中山先生目的之未能达到。”有人还要继续质问，汪精卫出来打圆场：“梁君吊丧而来，我们如有辩论，可到梁君府上，或在报上发表。”算是给梁启超解了围。却也看出隔阂之深。所以，四年之后，当梁启超去世的时候，国民政府表现得相当冷淡，胡汉民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氏，直到 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吴佩孚、曹锟，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了梁启超一下。

　　1941年4月18日，为救治病中的梁思永和林徽因，傅斯年写信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说到梁启超身后的情形以及对他的不公：骝先吾兄左右：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编者注：肺结核），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如下：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国民党此时应该表示宽大。即如去年蒋先生赙蔡松坡夫人之丧，弟以为甚得事体之正也。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耳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少！二人所作皆发扬中国历史上之文物，亦此时介公所提倡者也。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如何？乞示及，至荷。（《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198～200页）

　　傅斯年在国民党内不是一般人物，他的一番肺腑之言，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梁启超在国民党人眼里，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所有这些，都是他与孙中山是非恩怨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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