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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亦敌亦友：梁启超与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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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梁启超与章太炎有多少共同之处，无论是禀性、学术，还是政治立场和行动方略方面，他们的差异、分歧之处都要比一致之处多得多。他们最初都是晚清思想领域内开风气之先的领袖，是近代以来启蒙的先驱，他们的文章在当时的舆论界是两面十分耀眼的旗帜，只是后来插在了不同的阵地上。
《时务报》两健笔
章太炎是浙江余杭人，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他是清代大儒俞曲园的学生。俞曲园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曾任翰林院编修，是自顾炎武、江永、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一脉相承下来的朴学大师，当时是杭州诂经精舍的主持。1890年，23岁的章太炎受业于诂经精舍，“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在这里，他“出入八年，相得也”。（《谢本师》，见《章太炎年谱长编》，11页）他的国学造诣之博大精深，即得益于此，而这是梁启超始终难以企及的。梁启超说，在清代学术处于蜕变、分化、衰落的时期，只有一个人“能为正统派大张其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余杭的章炳麟。（《清代学术概论》，95页）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章太炎走出书斋，也源自甲午年（1894年）中国战败于日本的刺激。他自己讲：“乙未（1895年），康有为设强学会，余时年二十八岁，先是二十五岁始居杭州，肄业诂经精舍，俞曲园先生为山长，余始专治左氏传。至是，闻康设会，寄会费银十六圆入会。”（《章太炎年谱长编》，27页）冯自由也说：“岁甲午，年二十七，闻有粤人康祖诒集公车上书陈请变法，诧为奇士。会康所发起之强学会向浙省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间或投稿上海报馆发表政见，文名由是日显。”（《革命逸史》上册，50页）
由于有了这段因缘，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时务报》创刊后，汪康年、梁启超就向章太炎发出了邀请。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说：“丙申（1896年），二十九岁，梁启超设《时务报》社于上海，遣叶浩吾（瀚）至杭州来请入社。问：‘何以知余’？曰：‘因君前有入强学会之事。’”（《章太炎年谱长编》，36页）冯自由也说：“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发刊《时务报》于上海，聘章及梁启超分任撰述，章梁订交盖自此始。”（《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氏所述多有不实之词，但他说章梁的交往由此时开始，倒是真的。章氏与汪康年有旧，此前，他还写信给汪康年，谈到他的办报主张。所以，他在接到梁启超的邀请后，没有迟疑，便答应了。夏曾佑与梁启超关系密切，应该也是他欣然前往的原因之一。为此，俞先生还有些不高兴。《章太炎自定年谱》提到这件事：“至是，有为弟子新会梁启超卓如与穗卿（夏曾佑）集资就上海作《时报》（应为《时务报》），招余撰述，余应其请，始去诂经精舍，俞先生颇不怿。”（《名人自述》，101页）。
丙申十二月（1897年1月），章太炎离开杭州诂经精舍，来到上海，在《时务报》馆任撰述一职。丁酉正月二十一日（1897年2月22日），《时务报》第十八册出版，刊登了章太炎出山后的第一篇文章《论亚洲宜自为唇齿》，接下来，第十九册又刊载了他的《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章氏的学问、才华让人们大为叹服，但也有人指出，他的文章文辞古奥，典雅有余而通俗不足。谭嗣同二月初七日致函汪康年、梁启超时便赞叹道：“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似贾谊，章似司马相如。”（《谭嗣同全集》，514页）三月十一日，黄遵宪致信汪康年，也提到了章太炎，他说：“馆中新聘章枚叔、麦孺博均高材生。大张吾军，使人增气。章君学会论甚雄丽，然稍嫌古雅。此文集之文，非报馆文。作文能使九品人读之而悉通，则善之善者矣。然如此既难能可贵矣，才士也。”（《黄遵宪集》，466页）不久，黄遵宪在写给汪康年的信中再次提到章太炎，他说：“章君之文亦颇惊警，一二月中亦可一二篇。”（同上，470页）但黄遵宪的愿望没能变为现实，章太炎在《时务报》的撰述只能到此为止了。章太炎未必不想继续写下去，但他很快就与梁启超产生了分歧，而且闹得很不愉快，有一次甚至因言语不和还动了手。他在给谭献的信中状告梁启超的门人打了他的朋友仲华。于是，丁酉（1897年）三月，章太炎便愤而离开了《时务报》馆，他们这一次合作的时间，最多不超过四个月。
章炳麟（1868—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流亡日本。他在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方面，都有很高造诣。
敬意与敌意之间
其实，此时的章太炎对康梁变法的主张不仅不反对，还是很赞成的，甚至对他们大谈特谈的经今文学，也没有表示特别的反感，虽然说到底他属于经古文学一派，但他撰写文章并不避讳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和提法。从他们发生冲突的具体事件来分析，章太炎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是梁启超及其他康门弟子对康有为的态度，以及创立孔教的疯狂举动。他在三月十九日写给谭献的信中讲道：麟（章太炎）自与梁、麦（孺博）诸子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仲华亦假馆沪上，每有议论，常与康学牴牾，惜其才气太弱，学识未富，失据败绩，时亦有之。卓如门人梁作霖者，至斥以陋儒，诋以狗曲。（原注：面斥之云狗狗）麟虽未遭謑訽，亦不远于辕固之遇黄生。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嗤。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尝谓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辈，咄此康瓠，皆未能为之奴隶。若钟伯敬（惺）、李卓吾（贽），狂悖恣肆，造言不经，乃真似之。私议及此，属垣漏言，康党衔次骨矣。会谭复笙来自江南，以卓如（梁启超）文比贾生，以麟文比相如，未称麦君（麦孟华），麦忮忌甚。三月十三日，康党麕至，攘臂大哄。梁作霖复欲往殴仲华，昌言于众曰：昔在粤中，有某孝廉诋諆康氏，于广坐殴之，今复殴彼二人者，足以自信其学矣。噫嘻！长素有是数子，其果如仲尼得由，恶言不入于耳邪？遂与仲华先后归杭州，避蛊毒也。（《章太炎政论选集》，14～15页》）
谭献是章太炎早年在家乡受业的一位老师，二人关系很好，常有书信往还，讨论文章学术，也交流各自的情况。谭献是浙江仁和人，字仲修，同治举人，曾在安徽全椒等县任知县，也是一位信奉常州今文经说的学者。章太炎在《自定年谱》中说他“好称阳湖庄氏”（《名人自述》，101页），这个阳湖庄氏就是清代常州经今文学的创始人庄存与。《清史稿》对谭献亦有记述：“治经必求两汉诸儒微言大义，不屑屑章句，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檃括于所为日记。文导源汉魏，诗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又工词。”（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12页）谭献当时正在武汉，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写道：“闻章生枚叔与同事哄而去，此我所预料，尝尼其行。”看来，不赞成章太炎上海之行的不仅仅是俞樾，谭献也曾试图阻止他。两天之后，即三月二十九日，谭献在日记中又对此事发表了看法，他说：“得章生枚叔书，乱离瘼矣，士人不图树立，无端为门户之争，竭心力而成战国世界，冷眼一笑，热心尤当一笑。”（转引自《章太炎政论选集》，15页“说明”）
章太炎是个非常自负的人，无论学问或文章，他都不大看得起梁启超。然而，梁启超虽比他略小几岁，但由于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倡言变法，创立强学会，主持《中外纪闻》及《时务报》的笔政，比章太炎出道要早，不仅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章太炎，而且，其鼓动性和感染力也非章太炎所能比，故章太炎对梁启超也还有几分敬意。特别是，他在此时还把康、梁的变法看作是推翻满人统治，恢复汉人地位的有效途径。后来他在《狱中答新闻报》一文中就曾述及《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共事的情形：“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章太炎政论选集》，233页）他的意思是说，自己始终都是主张革命的，并非开始主张维新，后来改称革命。那时他之所以没有对康、梁的维新主张提出批评，主要是因为，在他看来，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可以使民气获得伸张，而一旦民众觉悟，满洲人的末日就到了。
尽管如此，他对康有为自谓“长素”—即超越了孔子，以及梁启超言必称康氏，把康有为尊为“教皇”、“圣人”等行为，很不满意，把他们比作邓析、少正卯、卢杞、吕惠卿、钟惺、李贽。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非圣非孔、离经叛道、不守法度、强言好辩、不从流俗、宁为异端的人物。梁启超与其他康门弟子自然不希望别人这样来贬低自己和自己的老师，他们约了一个饭局，实际上是想和章太炎辩论。章太炎也非寻常之辈，他素以独立不羁、固执己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鲜明个性而著称，人称“章疯子”，对这种称谓他自己倒也并不否认。现在，两伙“疯子”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一点疯狂的举动，反倒显得不正常了。梁启超的弟子梁作霖或许更年轻，火气也更大一些。他说，在广东的时候，有人诋毁康有为，大庭广众之下就被暴打一顿—言外之意就是说，你们是不是也找打呢？说着他便冲过去要打仲华。这个仲华，是沪上一个教书先生，章太炎的老乡兼朋友，经常参加梁启超等人的聚会，席间喜欢发表议论，却又与康氏一门的学问相抵触，他常常被康有为的这些门徒说得哑口无言，梁作霖曾骂他“陋儒”、“狗曲”。
这样一打一闹，也就伤了和气。三月二十二日，章太炎致信同乡兼老友汪康年，非要离开《时务报》，说什么也不干了：“报馆一席，断难姑留。投我木桃，在他人或未忍此，况彼自谓久要乎？久要而犹不免于此，则复合之后何如也。凡事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常以笔墨相交，则纪念自生，恐又自此开衅，不如早离为要。”（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43页）汪康年曾经出面挽留他，但他去意已决，不肯迁就，终于在三月二十七日之前离开上海，回到杭州。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孔教是个问题
说起来，当时不赞成康有为以教主自居、创立孔教的，并非章太炎一人。黄遵宪、夏曾佑、严复等人，他们与康有为有更多的来往，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但他们都明确反对康氏立教、保教的主张。严复很早就写信给梁启超，告诫他“教不可保”，“亦不必保”。（《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109页）那时梁启超对严复的意见还有所保留。戊戌政变之后，黄遵宪在家乡看到梁启超所作《南海康先生传》，再次提起当年关于保教、尊孔的话题。他对梁启超说，在近代欧洲，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反对宗教的，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坚持对宗教的信仰都是落后的标志，都表明其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社会进步。所以，即使要抵御西方宗教的影响，我们也没有必要弄出一个孔教来。而且，对于极端排外的守旧分子来说，保教之说的盛行，很可能会提供一种口实，担心他们“因此而攻西教”（《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这对传播、吸收西方文化其实是不利的。他在信中还详细讨论了孔子及其学说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异同，说明孔学非宗教，孔子也非教主，启发、规劝梁启超放弃康氏的主张，不要因此而误入歧途。
但无论是严复，还是黄遵宪，他们对梁启超的批评教育，不仅没有酿成不同学派之间的群殴，反而留下了一段文人间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佳话。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曾提到严复的来信，仍表示颇受感动。他说：“彼书中言，有感动超之脑气筋者。”（《梁启超年谱长编》，77页）但此时的梁启超对这个问题“固依违未定也”。（《致梁启超书》一，见《黄遵宪集》，486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作《复友人论保教书》，所持观点仍然是：“夫天下无不教而治之民，故天下无无教而立之国。”“故窃以为居今日而不以保国保教为事者，必其人于危亡之故，讲之未莹，念之未熟也。”他还发起成立“保教公会”，“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由斯渐广，愈讲愈明，则此道之不绝于大地，当有望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9～11页）这一系列言行，说明梁启超当时仍然追随康有为，“见人必发明保教之义”。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这竟引起当地另一些“保教”人士的不满。王先谦、叶德辉、曾廉等人都是以卫道、保教自居的，但他们却以自己的“保教”，攻击康梁的“保教”。王先谦的学生苏舆还受命将湖南士绅驳斥变法维新的书信、公约、奏牍等文件汇编成册，称之为《翼教丛编》。这里所谓翼教，就是“保教”的意思。在他们看来，康梁有“保教”之名，而无“保教”之实，属于打着红旗反红旗。曾廉在所上条陈则中说得更加直接，他说：臣窃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迹其学问行事，并不足与王安石比论，而其字则曰长素。长素者，谓其长于素王也。臣又观其所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诸书，爚乱圣者，参杂邪说，至上孔子以神圣明王传世教主徽号。盖康有为尝主泰西民权平等之说，意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稣；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风示天下。故平白诬圣造为此名，其处心积虑，恐非寻常富贵之足以厌其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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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进而梁启超之徒皆相继而进矣。梁启超在康有为之门，号曰越赐，闻尚有超回等名，亦斯驾孔门而上之。盖康有为以孔子为自作之圣，而六经皆托古。梁启超以康有为为自创之圣，而六经待新编。其事果行，则康氏之学，将束缚天下而一之，是真以孔子为摩西，而康有为为耶稣也。（《戊戌百日志》，486页）
这样说来，苏舆、曾廉之流的眼光还是很毒的，一眼就看出了康有为的提倡孔教，捍卫孔教，其实是想自己做教主，不仅取代孔子，而且要取代当今皇上。所以他们认为，康有为与梁启超的“保教”是假，想要天下易主是真，统统应该杀头。这时，偏偏是章太炎出头来为康、梁辩护，他作《翼教丛编书后》一文，针对《翼教丛编》的观点进行反驳。他先肯定该书驳斥康有为的经今文学，说到了点子上；但他认为，硬把康氏的经学观点与其变法维新的做法扯到一起，却是该书的一大缺陷。在他看来，学术是学术，政治是政治，不能说是一回事。“以去岁变法诸条，使湘人平心处之，其果以为变乱旧章，冒天下之不韪乎？”意思是说，去年变法期间实行的那些新政，如果这些湖南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想一想，那么，他们的改革旧章程是和天下人作对吗？他指出，只有持一孔之见的儒生才会说出这样迂腐的话，诋毁、非议他们所做的事情。他说：今之言君权者，则痛诋康氏之张民权；言妇道无成者，则痛诋康氏之主男女平权。清谈坐论，自以孟、荀不能绝也。及朝局一变，则幡然献符命、舔痈痔惟恐不亟，并其所谓君权妇权者而亦忘之矣。夫康氏平日之言民权与男女平等，汲汲焉如鸣建鼓，以求亡子，至行事则惟崇乾断，肃宫闱，虽不能自持其义，犹不失为忠于所事。彼与康氏反唇者，其处心果何如耶？（《章太炎政论选集》，96～97页）
由此可见，章太炎与康、梁，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承认与康有为在经今古文方面有分歧，但这种分歧古已有之，并非他们所独有。他也反对梁启超神化孔子，认为孔子只是个学者、教授，而非教主，他更反对把康有为说成是圣人，搞他的个人崇拜。即便是这样，他对康、梁变法的勇气却十分佩服，并不认为想当皇帝就一定是大逆不道。冯自由也曾讲到一件事：“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余年，何可出此狂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65页）
这个时期，章太炎已然有了“革命”思想，但也只是局限于“思想”以及朋友之间的言谈，还没发展到与满清朝廷公开决裂的程度；而康、梁也还没有举起“保皇”的旗帜，他们更多地是在呼吁民权、平等，要求开议院，争取士民参政议政的权利。所以，章与他们或有不和，却并不影响交往，有时还走得很近。有几则笔记写到章太炎的“革命”，一则是汪太冲的《章太炎外纪》，他说，张之洞因为章太炎崇尚《左传》而贬抑《公羊》，对章太炎颇有好感，请钱恂邀章太炎来湖北，“时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南皮（张之洞）不敢昼见，匿太炎于念老（钱恂）室中，午夜屏人，见太炎，谈达曙，大服之”。（同上）这里所说章太炎“稍有主张革命名”是实情，说张之洞“大服之”，却未必。
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也有一则记载，说的是张之洞要办《楚学报》，遂请章太炎担任主笔，“太炎乃为《排满论》凡六万言，文成，钞呈总办，梁（鼎芬）阅之大怒，口呼反叛反叛、杀头杀头者，凡百数十次。急乘轿上总督衙门，请捕拿章炳麟，锁下犯狱，按律治罪。予与朱克柔、邵仲威、程家柽等闻之，急访王仁俊曰：‘先生为《楚学报》坐办，总主笔为张之洞所延聘，今因《排满论》酿成大狱，朝廷必先罪延聘者，是张首受其累，予反对维新派者以口实。先生宜急上院，谓章太炎原是个疯子，逐之可也。’仁俊上院，节庵（梁鼎芬）正要求拿办；仁俊曰：‘章疯子，即日逐之出境可也。’之洞语节庵，快去照办。梁怒无可泄，归拉太炎出，一切铺盖衣物，皆不准带，即刻逐出报馆；命轿夫四人，扑太炎于地，以四人轿两人直肩之短轿棍，杖太炎股多下，蜂拥逐之。太炎身外无物，朱、邵等乃质衣为购棉被，买船票，送归上海”。（《世载堂杂忆》，109～110页）
这段记载写得很生动，有很多细节，刘成禺自称当事人，在现场，但所记仍有夸张失实之病。首先，《楚学报》实为《正学报》之误，章太炎参与了该报的创办，还写了《正学报缘起》和《例言》，但该报并未出刊。而且，章太炎也未写过一篇“六万言”的《排满论》，张之洞或者约他写过文章，但只是请他撰文批驳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他因为不喜欢《劝学篇》中“多效忠清室语”（《章太炎学术年谱》，51页），便婉言谢绝了张之洞所请。很显然，这时的章太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康、梁这边的。
戊戌政变后思想分歧加大
事实上，章太炎与梁启超在思想感情、政治主张、革命方略诸多方面的分歧，都发生在戊戌政变之后，源于政变流血的刺激。冯自由讲过，政变发生之后，康、梁亡命日本，章太炎也在日本诗人山根虎雄的帮助下，逃往台湾避难。在台湾的时候，他曾经“著一文忠告康、梁，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文，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章太炎年谱长编》，73～74页）意思就是说，连稍通洋务的孙中山都知道满汉的分别，主张革命，你们身为知识分子，反而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太可惜了。
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与章太炎的看法确实不同。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梁启超为其同学徐勤的新书《中国夷狄辨》作序，开篇就说：“自宋以后，儒者持攘夷之论日益盛，而夷患亦日益烈，情见势绌，极于今日，而彼嚣然自大者，且日哓哓而未有止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48页）在他看来，一些儒生“攘夷”攘了一千年，夷未见攘，夷患倒是越来越严重了。持“攘夷”论调的人，都以《春秋》为根据，所谓《春秋》大义。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讲道：“架阁有蒋之（良骐）《东华录》，尝窃窥之，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事，甚不平，因念《春秋》贱夷狄之旨，先君不知也。”（《章太炎年谱长编》，5页）其《口授少年事迹笔记》也讲到，他在少年时代就从外祖父那里接受了“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教训，“排满之思想，遂酝酿于胸中”。他说：“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夫之）、顾亭林（炎武）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同上）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同盟会派人接他，东赴日本，在东京留学生组织的欢迎会上，他发表演说，讲到他的经历：“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与章太炎不同，梁启超幼年从祖父那里接受的熏陶和教育，则偏重于忠义、节烈。他家所在的茶坑村，离厓山不远，南宋末年，这里曾经上演过非常悲壮的一幕：蒙古铁骑一路追杀，将南宋小朝廷逼到此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誓死抗元的陆秀夫先将妻子推入海中，然后自己背着小皇帝赵昺投海自杀。后来，人们在厓山之下建了慈元殿，专门奉祀帝、后及死节诸臣。陈白沙、陈独漉等文士学人都曾题诗于此。明朝成化年间，这里修建了大忠祠，祭祀抗元牺牲的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三位忠臣，陈白沙为此撰写门联：宇宙万年无此事，春秋一例昉诸公。此后，厓山还陆续修建了忠义坛、全节庙，祭祀宋元时期的忠义、节烈之士。祖父梁维清便经常在这些场所给儿孙们讲述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缅怀亡国之痛，张扬民族气节。梁启超从小就感受到这样一种境界与情怀，这为他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操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底色。但他并没有因此觉悟到“种族革命思想”。在当地，影响最大的还是陈白沙，他与王守仁非常相似，直接从陆九渊那里继承了“心即理”的思想，强调道德修养的功夫。在陈白沙看来，立身之道就在于“正心”，也就是陆九渊所说的“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陆九渊集》，转引自《新会梁氏：梁启超家族的文化史》，11页）在这种道德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基本上是一个中规中矩的谦谦君子形象，他不缺少激情和勇气，但观念中没有“夷夏之大防”的所谓满汉之分。特别是在师从康有为以后，接受了康氏的经今文学，以及“三世三统”的理论，以世界大同为最高理想，当然不认为仇满排满便可以救中国。
针对所谓攘夷是《春秋》大义的说法，梁启超指出：“吾三复《春秋》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吾遍读先秦两汉先师之口说，而未尝见有此言也。孔子之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国也；治万世也，非治一时也。”他说到辨别夷和夏的标准：“后世之号夷狄，谓其地与其种族；《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所以，“《春秋》之中国、夷狄，本无定名，其有夷狄之行者，虽中国也，靦然而夷狄矣；其无夷狄之行者，虽夷狄也，彬然而君子矣。然则，藉曰攘夷焉云尔，其必攘其有夷狄之行者，而不得以其号为中国而恕之，号为夷狄而弃之，昭昭然矣。”他进一步追问：“何谓夷狄之行？《春秋》之治天下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禁攻寝兵，勤政爱民，劝商惠工，土地辟，田野治，学校昌，人伦明，道路修，游民少，废疾养，盗贼息。由乎此者，谓之中国；反乎此者，谓之夷狄。”可见，梁启超所谓夷夏，是根据文明程度来判定的，如果中国不进步，不改革，不行新政，那么，也是有可能变成夷狄的。至于满汉的分别，梁启超看到的是政治，而非种族。他认为，真正能救中国的，还是政治体制的变革；如果不进行政治变革，推翻了满洲的专制统治，还会有别的专制统治。
虽然章太炎很小就有了仇满、排满的意识，却也曾追随康、梁，鼓吹过维新、变法、改良的主张。事实上，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他与康、梁，特别是梁启超，一直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在私下场合，他不仅不否认，甚至还用自己的经历宽慰朋友：陶、柳二子鉴：简阅传文，知二子昔日，曾以纪孔、保皇为职志。人生少壮，苦不相若，而同病者亦相怜也。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丁酉入《时务报》馆，闻孙逸仙亦倡是说，窃幸吾道不孤，而尚不能不迷于对山（康有为）之妄语。《訄书》中《客帝》诸篇，即吾往岁之覆辙也。今将是书呈览。二子观之，当知生人智识程度本不相远，初进化时，未有不经纪孔、保皇二关者，以此互印何如？章炳麟白。（《致陶亚魂、柳亚庐书》，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1页）
这里的柳亚庐，就是后来的柳亚子。而章太炎的另一位老朋友汪康年，是比康、梁还要保守的维新派，他与汪的关系一直维持得很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十七日他写信给汪康年，汇报其近况，还谈到他与梁启超的关系：“伯鸾（梁启超）旧怨，亦既冰释，渠于弟更谢血气用事之罪。松柏非遇霜雪，不能坚贞，斯人今日之深沉，迥异前日矣。”这里所说，显然是指1897年章太炎任职《时务报》期间与梁启超等人发生的那次冲突，他说梁启超已经向他道歉，冰释前嫌，还劝汪康年也与梁启超重修旧好：“伯鸾尝问弟曰：‘穰卿果何如人？’答曰：‘洛、蜀交讧而终不倾入，章、蔡视木居士何如耶？’自是伯鸾亦念君。”（同上，93页）此后，汪康年与梁启超恢复书信往还，正是章太炎中间撮合的结果。
实际上，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革命党的势力还很薄弱，影响也很小，章太炎除了听梁启超谈论过孙中山，对革命党没有任何了解，也未和革命党中的任何人打过交道，在他周围，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是主张变法维新的，区别只在有的激进，有的保守而已。他的另一位好朋友宋恕（平子）就曾与他开玩笑说：“君以一儒生，欲覆满洲三百年帝业，云何不量力至此，得非明室遗老魂魄凭身耶。”（《自定年谱》，见《名人自述》，103页）意思就是说，难道你被明朝遗老的魂魄附体了吗？所以他后来也曾抱怨：“当时对着朋友，说这逐满独立的话，总是摇头，也有说是疯癫的，也有说是叛逆的，也有说是自取杀身之祸的。但兄弟是凭他说个疯癫，我还守我疯癫的念头。”（《章太炎政论选集》，269页）
如果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前的章太炎，主张革命、排满的思想很少有知音的话，那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日本之行，经梁启超介绍，他开始接触到孙中山及一班革命同志，并从他们的言论中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共鸣。冯自由记述：“己亥夏间，梁启超主办横滨《清议报》，与孙总理时相过从，遂致函邀章赴日，谓当介绍孙某与之相见。章至东京，下榻于小石川梁寓，初以不谙日俗，误在室内坐席无心涕唾，致为管家日妇所窃笑（时著者亦下榻梁寓，故知其详，日妇名太田，康徒罗某之情妇也）。梁引章同访孙总理、陈少白于横滨，相与谈论救国大计，极为相得。”（《革命逸史》上册，50页）冯自由的记述总是少不了八卦，但他所说章太炎与孙中山的初识还是可信的。此后章太炎开始疏远梁启超，虽然梁启超为他的《訄书》原刊本写了题签，但他还是在该书出版前修改了其中的一些文章，比如《客帝》一篇，就增加了“逐满”的内容。然而这类修改并不彻底，鲁迅先生多年之后就曾指出：“太炎先生是以文章排满的骁将著名的，然而在他那《訄书》的未改订本中，还承认满人可以主中国，称为客帝，比于嬴秦的客卿。”（《病后杂谈之余》，见《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183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六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相号召，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给了章太炎一个机会，他以唐才常“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革命逸史》上册，240页）他的《自定年谱》也记载了这件事：“其夏，宛平不守，清太后、清主西窜长安。唐才常知时可乘也，与侨人容闳召集人士宣言独立，然尚以勤王为名，部署徒众，欲起兵夏口。余谓才常曰：‘诚欲光复汉绩，不宜首鼠两端，自失名义。果欲勤王，则余与诸君异趣也。’因断发以示决绝。”（《自定年谱》，见《名人自述》，103页）不久，他撰写《解辫发》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称自己“断发易服”，“惟支那四百兆人，而振刷是耻者，亿不盈一”，即一亿个人里不超过一个。这在当时，的确有一种振聋发聩的作用。
冯自由（1882—1958）原名懋龙，字健华，祖籍广东南海县人。1882年出生于日本，自幼留学日本，1895年在日本横滨加入兴中会，时年十四岁。1900年因反对康有为、梁启超而改名自由。冯自由最初是梁启超的学生，后因政见不同，竟视其为仇人。
革命与改良之争
章太炎拉开架势与梁启超论战，大约始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十日发表于《国民报》第四期的《正仇满论》一文。《章太炎年谱长编》也称之为“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主张批驳的第一篇文章，可视为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良论争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该书曾引述《国民报》的编者注说：“右稿为内地某君寄来，先以驳斥一人之言，与本报成例，微有不合，原拟不登。继观撰者持论至公，悉中于理，且并非驳击梁君一人，所关亦极大矣。急付梨枣，以饷国民，使大义晓然于天下，还以质之梁君可也。本社附志。”（《章太炎年谱长编》，121页）《国民报》是留日学生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创办的一份月刊，秦力山自任总编辑，1901年5月10日创刊于东京，刊登章氏文章的第四期问世不久，就被迫停刊了。秦力山、冯自由最初都是梁启超的学生，后因政见不同，竟视其为仇人。庚子勤王失败后，秦曾纠集一些人，到东京找梁启超算账，梁不胜其扰，只好躲到横滨去。章太炎的文章自然很对他们的胃口，是求之不得的，哪有“原拟不登”的道理？这种说辞只能视为虚晃一枪。
章太炎的《正仇满论》是针对梁启超的《中国积弱溯源论》而作的。梁启超的这篇长达两万余字的文章，深入探讨了中国几千年政治腐败的根源。全文分为四节。
第一节：积弱之源于理想者；第二节：积弱之源于风俗者；第三节：积弱之源于政术者；第四节：积弱之源于近事者。首先他指出：“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为什么会薄弱呢？在他看来，“其发源于理想之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不知道国家与天下的差别；第二，不知道国家与朝廷的界限；第三，不了解国家与国民之间的关系。所以他说：“以上三者，实为中国弊端之端，病源之源，所有千疮百孔、万秽亿腥，皆其子孙也。今而不欲救中国则已耳，苟欲救之，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虽有善者，无能为功。”
其次，他讲道：“以今日中国如此之人心风俗，即使日日购船炮，日日筑铁路，日日开矿物，日日习洋操，亦不过披绮秀于粪墙，镂龙虫于朽木，非直无成，丑又甚焉。故今推本穷源，述国民所以腐败之由，条例而偻论之。非敢以玩世嫉俗之言，骂尽天下也。”他从六个方面探讨了人心风俗作为积弱根源的具体表现：一是奴性；二是愚昧；三是为我；四是好伪；五是怯懦；六是无动。他说：“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经历夫数千余年，年年之渐渍，莫或使然，若或使然，其传染蔓延也，盘踞夫四百兆人人人之脑筋，甲也如是，乙也如是，万方一概，杜少陵所以悲吟；长此安穷，贾长沙能无流涕？”这里所言，应该说，正是二十世纪关于国民性批判之滥觞，梁启超对国民性的认识，不仅影响了几代人，而且，直到鲁迅之前，很少有人能出其右。第三节，他讲到了延续几千年的统治术：“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数千年民贼，既以国家为彼一姓之私产，于是凡百经营，凡百措置，皆为保护己之私产而设，此实中国数千年来政术之总根源也。”
他进一步指出说：“吾尝徧（遍）读二十四朝之政史，徧（遍）历现今之政界，于参伍错综之中，而考得其要领之所在，盖其治理之成绩有三：曰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是也。而所以能收此成绩者，其持术有四：曰驯之之术，曰餂之之术，曰役之之术，曰监之之术是也。”然后他说：“观于此，而中国积弱之大源，从可知矣。其成就之者在国民，而孕育之者仍在政府。”最后他讲到中国积弱的近因，自然与清代统治者有关。他认为，顺治朝开始实行的“严满汉之界”是一个根本性错误，直到清末，还有刚毅这样的人，制造出“汉人强，满洲亡，汉人疲，满洲肥”的十二字诀，仍然是“急于为满洲朝廷计利益，而未暇为中国国民谋进步也”。乾隆时代是当今很多人赞赏的盛世，然而梁启超说：“乃高宗不用其才，为我中国开文明政体之先河，乃反用其才为我中国作专制政体之结局。”他把乾隆比作法国的路易十四，“中国自乾隆以后，四海扰扰，未几遂酿洪杨之变，糜烂十六省，蹂躏六百余名城，其惨酷殆不让于法国之一千七百八十九年矣”。所以他说：“吾诚不愿我中国自今以往，再有如法国一千八百三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者。”后来，这曾被有些人认为是梁启超反对革命的证据。最后他讲到了光绪，他从光绪身上看到了未来之希望，他说：“今上皇帝以天纵之资，抱如伤之念，藉殷忧以启圣，惟多难以兴邦，天之生我皇也，天心之仁爱中国而欲拯其祸也。”接着又说：“今上皇帝，忍之无可忍，待之无可待，乃忘身舍位，毅然为中国开数千年来未有之民权，非徒为民权，抑亦为国权也。”但那拉氏的昏庸、专制和腐败，使得光绪不能有所作为，“那拉氏之仇皇上，其仇民权耶，其仇国权耶，仇民权则是四百兆人之罪人，仇国权抑亦大清十一代之罪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13～41页）
梁启超在这篇文章里明确表达了对革命的担忧，以及对光绪皇帝所寄予的希望，但他更明确地提出要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专制统治，改变一家一姓将国家据为私有的现状。而改变这一切最好的办法，在他看来就是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他在大约同时还有《立宪法议》一文发表于《清议报》，更早一点还有《各国宪法异同论》，这两篇文章更充分地表达了他对君主立宪的看法。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章太炎却不想说得太多，他的《正仇满论》，恰如标题所显示的，关注的焦点只是作者对满洲及其统治者持怎样的态度。这再次证明，章太炎眼中只有“满洲”、“异族”，只有“夷夏之防”，而梁启超看到的却是数千年来民贼窃取民权的历史。这是他们的重要分野之一。而且，章太炎在谈到革命的时候，常常是把革命作为排满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他曾经直言，在当今中国，最急需的是“光复”而非“革命”。他在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中讲到“革命”与“光复”的区别：“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革命军序》，见《章太炎政论选集》，193页）其后，他更以“光复”二字命名他们的组织。可见，“光复”对于章太炎来说，是断然不能放弃的原则。此后他与孙中山发生分歧，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仍在于对“革命”的认识有所不同。
所以，他对梁启超“所极不忘者独圣明之主”绝不能接受。他是坚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在他看来，“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其利禄”，即使所谓圣明之主如光绪皇帝这样的人，也和普通人的情感是一样的，他真的能把满洲已经享有的一切都放弃，让汉人享用吗？也许他没有满汉不同的偏见，但五百万满洲人能答应他吗？“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洲有民权，且有贵族之权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所以他说：“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桀（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进退无所处，而犹隐爱于此一人，何也？”对于梁启超所批评的国民的劣根性，以及官吏的腐败和愚昧，他竟认为，不过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意思就是说，他们对满洲都不是真心，“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用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他甚至把束身自好，优游卒岁，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统统看作是“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以为是一种不合作的态度，这就有点以“仇满”、“排满”、“逐满”为是非了。按照他的设想，满洲人应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东胡大抵，旷荡鲜人，水草犹多，牧马犹殖，使夫五百万人者，反其故土，林林而立，总总而居，亦犹是满洲之旧俗也”。他以为，这样对待满洲人，已经“至公至仁”了，即使真像当年满洲人对待汉人那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也“合于九世复仇之义，夫谁得而非之”？对于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他认为，以中国目前的条件，是做不到的。因为，要对权力进行限制，就必须要有国会和议院，“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但当今中国的民权在哪里呢？而且，当国民拥有民权之时，为什么还要尊光绪为皇帝呢？（《正仇满论》，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94～99页）
梁启超没有对章太炎的《正仇满论》作出回应。事实上，梁启超虽然也谈保皇，但自流亡海外以来，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停留在保皇上。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何擎一将梁启超数年所作文章汇编为《饮冰室文集》，这是梁启超的著作第一次结集出版，他在《自序》中说：“以吾数年来之思想，已不知变化流转几许次，每每数月前之文，阅数月后读之，已自觉期期以为不可。”（《梁启超年谱长编》，294页）而此时他的思想正日趋激烈。那时，他不仅鼓吹革命，鼓吹破坏主义，也鼓吹排满，他在民国元年《莅报界欢迎会演说词》里说：“当时承团匪之后，政府疮痍既复，故态旋萌，耳目所接，皆增愤慨，故报中论调，日趋激烈。壬寅秋间，同时复办一《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同上，298页）不过，就梁启超而言，当时他所面临的局势太复杂了。大约两年前，他与孙中山的合作意向，由于康有为的反对而被迫终止，双方不再往来。这时，章太炎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纪念会，聘请梁启超、孙中山为赞成人，梁启超先是复书赞成的，数日之后，又致函章太炎，表示自己支持他的举动，但不必具名，希望将他的赞成人名义取消，就是考虑到康有为的感受。他在这一年的四月写信给康有为，还说：“至民主、扑满、保教等义真有难言者。弟子今日若面从先生之诫，他日亦必不能实行也，故不如披心沥胆一论之。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去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弟子所见，谓无以易此矣。满廷之无可望久矣，今日日望归政，望复辟，夫何可得？即得矣，满朝皆仇敌，百事腐败已久，虽召吾党归用之，而亦决不能行其志也。”（同上，286页）
梁启超说的是实话。从他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左右为难。在经历了戊戌政变，六君子蒙难，庚子勤王失败之后，梁启超对清政府已经非常失望。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慈禧和光绪一行返回北京之后，并没有表现出变法维新的诚意和决心，而是更加让人失望。这年一月，奉行两百多年的满汉通婚的禁令宣告废除，梁启超写了《似此遂足以破种界乎》，他在其中写道：“今则外忧日迫，民智日开，政府窃窃然忧汉满水火，终酿大患，颇思所以调和之策，顷乃以懿旨诏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但是，“满汉之沟绝数百年矣，其俗不相习，其性不相同，虽日下一诏以敦迫之，吾知其不过一纸空文耳”。他又说：“政府若真欲除汉满之界也，则当自大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实利实益示之，虽无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虽通何益？”（1902年2月《新民丛报》第2号，见《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79页）
但是，康有为对于梁启超的态度颇不以为然，他当时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等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只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这两封信以《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为题发表于《新民丛报》第16号，章太炎看到后，当即慷慨陈词，写下了名噪一时的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二十九日的《苏报》上发表，巧的是，第二天，清政府便照会上海租界当局，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等罪名将章太炎逮捕。邹容闻之，激于义愤，亦主动投案。章太炎的被捕最初也许不是由于这篇文章，但这篇文章在后来的叙事中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的导火索。
梁启超游美记
章太炎锒铛入狱之际，梁启超正在美国考察。梁启超对美国向往已久，四年前，美国旧金山的维新会就曾向他发出过召唤，他亦欣然前往，没想到，由于当地的疫情而滞留于檀香山。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禁令解除，他才获准进入美国，却又因汉口勤王，箭在弦上，电促其立即回国，只好报以遗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美洲保皇会邀请梁启超游历美洲，终于遂了他的心愿。正月二十三日他从日本启程，二月初六日凌晨抵达加拿大的温哥华港口。随行者有黄慧之、鲍炽二人。
关于此行的目的，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介绍，主要是三件大事：“第一在开办美洲各地保皇分会；第二在扩大译书局股份，集股开办商务公司，以树立实业基础；第三在筹款发展会中其他各事；此外并附带为大同学校和爱国学社捐款。”（《梁启超年谱长编》，311页）梁启超在加拿大居留两月，四月初三日，由温哥华乘车前往纽约，所行路线即著名的横贯美洲大陆之太平洋铁路。在此期间，他将《新民丛报》交给蒋智由、麦孟华、罗普、周伯勋、蒋方震、汪荣宝等人打理，自己很少再写文章，而专心于美洲大陆的考察。在美国，除了在各地参加保皇会的活动，开展募捐以外，他一路走，一路看，一路谈，一路想，自东而西，历时半年有余，行程不下万里，“所见美国政俗，其感触余脑者甚多”。（《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33页）举其大端，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其一，美国的国体、政体、社会、民众自有其特质，这是美国所以实行共和联邦制的社会历史原因；其二，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最完美的，也有其弊端；其三，进一步认识到华人社会的问题，不仅离民主共和很远，甚至离民主立宪也很远，只能实行君主立宪制；其四，革命不会使我们获得自由，倒可能得到专制。他在旅美期间时时处处都拿“我民族与彼民族”相比较，感触不限于这四个方面。徐勤为其《新大陆游记》一书作序，就曾感叹：“且彼以十月间所观察所调查，乃多为吾三年间所未能见及，人之度量相越，不亦远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页）但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对梁启超来说，就是改变对革命的认识和态度。二十世纪被称为革命世纪，中国更是被革命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是福是祸都与革命有关，可见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来，尽管梁启超一直在宣扬保皇，宣扬君主立宪，并自称改良主义者，但他在言谈话语及撰写文章的时候，不仅不回避“革命”这个字眼，甚至还表现出对“革命”以及破坏主义的向往。直到踏上美洲大陆，在加拿大，他仍然觉得革命是必要的。这一年的四月初三日，他在写给徐勤的信中还说：“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梁启超年谱长编》，318页）勿言是因为康有为听了不高兴，所以不说。半个月之后他再次致信徐勤，仍然表示：“长者（康有为）此函责我各事，我皆敬受矣。惟言革事，则至今未改也。”他不加掩饰地说：“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叶惠伯，又名叶恩）、章轩（刘章轩，保皇党，曾与叶恩等开办振华实业公司）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同上，320～321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所说的“不能不革命”，“舍革命外无别法”，既包含着对清政府的失望，也包含着对民众心理的认知，用他的话说就是，不讲革命，以什么名义向民众募捐呢？
狭义的“革命”
不过，梁启超所理解的“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或不完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驱逐另一个民族的暴力行动。其实，后面这一点，恰恰是从中国传统的“革命”语境中引申、发展出来的。在古老的中国，自先秦已有“汤武革命”之说，指的就是以武力推翻前朝，建立新政权，恰如《周易》所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周易译注》，172页）这句话来自《周易》革卦的彖辞，它不仅表明了“革命”的合法性，而且指出了它的必然性。其后，在新的语境中，“革命”被等同于进化的历史观，具有了天然的正义性和道德优越感，二十世纪以来的激进主义均被冠以“革命”的名义，其道理或如是焉。但梁启超所说的“革命”，却与此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很早就提出了“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概念，在这里，“革命”已非传统语境中的政治暴力、天意民心，而是包含着“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释革》，《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40页）的现代含义。但他尚未明确反对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而是将新义和旧义纠缠在一起混用。这一方面是他在学理上还没有辨析得更清楚，另一方面，也来自现实环境的刺激。事实上，大约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梁启超旅美之前，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努力传播的“革命”思想在现实中已被误读，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但他还不想就此放弃“革命”，他撰写《释革》一文，试图对“革命”的内涵加以限定，或索性改称“变革”，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他在其中写道：“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同上，第41页）但他又说：“而倡此论者多习于日本，以日人之译此语为革命也，因相沿而顺呼之曰革命革命。又见乎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国之大变革，尝馘其王，刈其贵族，流血徧（遍）国内也，益以为所谓Revo.者必当如是。于是，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阋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而不可拔。然则，朝贵之忌之，流俗之骇之，仁人君子之忧之也亦宜。”（同上）
实际上，即使后来梁启超选择了否定革命的态度，他也仍然回避不了“革命”这个提法。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开篇即言之：“近数年来中国之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31页）在这里，他不再反对将Revolution译成“革命”，而是将“革命”做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他说：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此前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同上）
考察美国政体
梁启超这种研究便开始于旅美期间。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写道：论者动曰：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得自由，此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巩固则可，谓美国人之自由以独立后而始发生则不可。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故使美国人前此而无自由，断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战争而得此完全无上之自由。彼法兰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变为暴民专制，再变为帝政专制，经八十余年而犹未得如美国之自由。彼南美诸国皆以革命求自由者也，而六七十年来，未尝有经四年无暴动者，始终为蛮酋专制政体。求如美国之自由者，更无望也。故美国之获自由，其原因必有在革命以外者，不可不察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34页）
梁启超曾自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86页）为什么会这样呢？梁启超在美国究竟看到了什么，并刺激了他的哪根神经呢？他是四月十六日到达纽约的，在纽约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他不断往返于纽约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波士顿、华盛顿、费城等，见了很多人，看了很多地方，也讨论了一些问题。他注意到在美华人地位卑微，原因就在于没有选举权，“使我华人在美者而有此权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由此可见，在这个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国家，选票是多么的重要。但他也看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就像在专制国家人们不敢批评朝廷的缺点一样，在这里，为了拉选票，政治家常常要媚众取宠，迎合选民，故意逃避责任，或伤害民族、国家的利益。他认为：“此亦共和政体一大缺点也欤。”（《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34页）
在华盛顿，他拜会了外务大臣约翰海氏和总统卢斯福（编者注：即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他发现，除非在战时，美国总统的权力其实很小，没有多少自由行动的余地。其宪法规定，总统及其阁臣是不能向议会提出法律案的，也没有列席国会的权利，看上去只是一个“行政主管”。这一点和英国有很大不同，虽然都以三权分立为权力制衡的原则，在政治上实行的都是宪政，但英国国王却可以高居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而美国总统的权力，从一开始就受到严格的限制。美国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忧虑，他们总是在想，如何才能避免从一个权力集中的中央政府中产生一个专制暴君的悲剧？这也就是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所说的：“美国自建国以来，于专制武断政体，深恶痛绝，此等脑识，传数百年，入人最深，其所最惧者，若克林威尔、拿破仑等人物滥用其权力，驯变为僭主专制政体也。”（同上，62～63页）他们所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对权力进行分割。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各自独立，已经是一种分割，但美国人认为还不够，他们在此基础上又分割出各州、各市、各县，乃至鸡毛小镇的权力，这些地方权力都是独立的，各自为政的，官员也是由各地选民直接选举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共和政体虽然源自英国，却没有英国对贵族的依赖，他们在自治和分权方面走得更远，也更加依赖于选民的选票。
美国的这种政治设计自然有其合理性，梁启超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在离开美国以后撰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其中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美国之能变英国政体而为今政体者何也？彼其未离母国羁轭之时，而共和之原质已早具也。当其初年，其民之去本国而移殖于他乡者，于祖国之议院制度、自治制度，固已久习熟练，怀抱政治心以去，及其至新大陆，又不能复依赖贵族及本国官吏之力，不得不以自助及相济两主义为安居乐业之本原。共和政治之精神，实根于此。及其自助相济之既久，习而成风，一旦而再欲加以束缚，其势自不乐受。（《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77～78页）
很显然，在梁启超看来，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之所以在美国行得通，是因为美国国民素质的起点很高，又经过长期的地方自治的训练，相沿成习，不得不如此。他也看到，共和国体相较其他国体，确实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养成国民之自觉心，使人自知其权利义务，且重名誉也。（二）使人民知人道之可贵，互相尊重其人格也。（三）以选举良法，使秀俊之士能各因其材以得高等之地位，而因以奖励公民之竞争心也。（四）凡有材能者，不论贫富贵贱，皆得自致通显，参掌政权，以致力于国家也。（五）利导人生之善性，使国民知识可以自由发达，而幸福日增也。（同上，79页）
于是，他发自内心地赞美道：
以故苟为国民者，能于共和所不可缺之诸德，具足圆满，则行此政体，实足以培养爱国心，奖励民智，驯至下等社会之众民，其政治思想，亦日发达以进于高尚。美哉共和。（同上）
尽管如此美妙，但他还是觉得，美国的共和政体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至少在两个方面还有所欠缺：一曰贱视下级之国民也。同为公民同有自由平等之权利，但使其教育程度在社会水平线以下者，一律蔑视之，不独待烟剪人黑人为然也，凡与彼辈在同等之位置者，莫不有然。（按，观其待华人可知矣）此亦平等主义万难实行之徵证也。二曰猜忌非常之俊杰也。凡国民之门第学识聪明才力资产挺出于社会水平线以上者，率为公众所嫉忌，而不得自效于政界，惧其含有君主贵族之余质，而将以倾覆国宪也。故共和政体者，最适于养中等之人物，齐国民之程度而为一者也。（同上，79～80页）
共和政体适合中国吗
不过，他更关心的还是美国式的共和国体能否实行于中国。在整个旅美期间，这个问题始终纠缠着他，念念不忘，挥之不去。这种内心的纠结和冲突在旧金山几乎达到了不可调和、不能平复的程度。旧金山是美国华人聚集最多的城市，当时有人口三十四万多，其中华人就占了两万七八千人。这里的维新会成立得最早，注册会员有上万人之多。梁启超抵达之时，人们奏响军乐迎接他，据说，盛况超过了纽约。这使他感到很兴奋，当即表示：吾以为，欲观华人之性质，在世界上占何等位置，莫如在旧金山。何以故？内地无外人之比较，不足以见我之长短。故在内地不如在外洋。外洋华人所至之地，亦分两大类，一曰白人少而华人多者，白人为特别之法律以待我，如南洋诸区是也；二曰白人多而华人少者，我与彼同立于一法律之下，如美洲澳洲诸区是也。其第一类者与内地几无以异，故亦不足研究，所研究者第二类而已。第二类之中，其最大多数之所在，莫如旧金山。（同上，104页）
梁启超在旧金山住了一月有余，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他首先考察了华人的职业以及他们的生活状况；其次，他考察了华人的组织情况，各种名目的社会团体和公共慈善事业；最后还考察了当地华人报馆的情况。他对旧金山华人社会所作的这番考察，使他看到，华人确实有其所长，比如不肯同化于外人，梁启超认为，这种国粹主义、独立自尊之特性，是建立独立自主之国家的元气。又如很有侠义情怀，再如很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最后还有勤俭守信用的美德，这些都是华人的长处。同时，他也看到了华人的短处，“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说，“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不以个人为单位。所谓齐家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同上，121页）二者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就在于，一个是宗法的，一个是契约的。前者与君主专制制度可以相安无事，不仅统治者易姓换代，其不受影响，甚至异族入主，都不能使其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在中国，“政府与民间，痛痒不甚相关。无论何姓代有天下，而吾民之自治也如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49页），因而也就很难养成国家意识。而后者却是现代民主共和体制的社会基础，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以契约的方式组织在一起，一个乡、一个县、一个市、一个州是这样，扩展到一个国家，也是这样。这种超越了族群、乡里的自治经验，才是中国人最缺乏的。梁启超特别发现，具有乡村自治传统的中国人，一旦“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赍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121～122页）
其二，他认为，中国人只“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考察美国历史可以知道，这种地方自治观念，是美国实行共和制的前提。虽然过分强调地方自治，可能使国家利益受到危害，但这里只是分寸和尺度的问题。如果分寸和尺度把握得好，对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是有利的，但中国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发达过度”了，“岂惟金山人为然耳，即内地亦莫不皆然，虽贤智之士，亦所不免”。（同上，122页）
其三，他沉痛地表示，中国人“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这么说也许很不中听，但却说出了实情和真相。他说：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夫内地华人性质，未必有以优于金山，然在内地，犹长官所及治，父兄所及约束也。南洋华人与内地异矣，然英荷法诸国待我甚酷，十数人以上之集会，辄命解散。一切自由，悉被剥夺。其严刻更过于内地。故亦戢戢焉。其真能与西人享法律上同等之自由者，则旅居美洲澳洲之人是也。然在人少之市，其势不能成，故其弊亦不甚著；群最多之人，以同居于一自由市者，则旧金山其称首也，而其现象乃若彼。（同上）
有人告诉他，旧金山华人也曾有过比较规矩，比较安定的时候，但那恰恰是由于该市警吏“严缉之而重罚之也”。此后，主张严打的前任领事一离开，便故态复萌了。梁启超无奈地表示：“此实专制安而自由危，专制利而自由害之明证也。”（同上，122～123页）他在海外走了几十个地方，所见过的华人组织不外两端，一种是领导者很强势，没有人敢反对他，“众人唯诺而已，名为会议，实则布告也，命令也，若是者，名之为寡人专制政体”；另一种是领导者遇事不能决断，遂成无政府状态，“若是者，名之为暴民专制政体”。或者是寡人专制，或者是暴民专制，几乎成为中国的宿命。这让他感到很失望也很伤心，他说：“此不徒海外之会馆为然也，即内地所称公局、公所之类，何一非如是？即近年来号称新党志士者所组织之团体，所称某协会、某学社者，亦何一非如是？此固万不能责诸一二人，盖一国之程度，实如是也，即李般（即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所谓国民心理，无所往而不发现也。夫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合议制度，能耶否耶？”在这种情况下，选举之混乱也就可以想见了，“各会馆之有主席也，以为全会馆之代表也。而其选任之也，此县与彼县争；一县之中，此姓与彼姓争；一姓之中，此乡与彼乡争；一乡之中，此房与彼房争。每当选举时，往往杀人流血者，不可胜数也。夫不过区区一会馆耳，所争者岁千余金之权利耳。其区域不过限于一两县耳，而弊端乃若此，扩而大之，其惨象宁堪设想？恐不仅如南美诸国之四年一革命而已。以若此之国民而欲与之行选举制度，能耶否耶”？（同上，123页）
梁启超最终是给出了答案的，他说：“以旧金山犹如此，内地更可知矣。且即使内地人果有以优于金山人，而其所优者，亦不过百步之与五十步。其无当于享受自由之资格，则一而已。”（同上，124页）所以，他只能暂时放弃在中国实行共和的诉求。在他看来，走向共和，就是走向灾难。他说：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同上）
这绝不是一时的激愤之词，而是他此时此刻的真实感受。当时，章太炎因《苏报》案而入狱的消息传到美国，蒋智由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谈到这件事，并提到吴稚晖向江苏候补道俞明震出卖章太炎的传闻。梁启超很震惊，但最初他并不相信。后来收到横滨同人的来信，其中附有章太炎狱中写给朋友的信，也认为他的入狱是由于吴稚晖的告密。虽说蔡元培后来曾出面为吴稚晖开脱，说他是冤枉的，但当时远在美国的梁启超并不知晓，以他当时的心情，在回复蒋智由（观云）的信中乃痛心疾首地表示：“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并且声称：“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梁启超年谱长编》，328页）
“告别革命”
这当然只是个小插曲，但正当梁启超三十而立之际，他的人生之路，却实实在在地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是所有人（同时代人与后来者）都真真切切地看到和感觉到的。他十月十二日乘中国皇后号自温哥华启程，二十三日抵达日本横滨，立即宣告其宗旨已经改变，他在《新民丛报》第三十八、三十九号连续发表文章，声称已放弃先前所信奉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转向更加稳健、渐进的改良和“立宪”。《答飞生》一文，或许可以看作是他“告别革命”的宣言书。飞生何许人？有人说是蒋百里曾经用过的笔名。他在《浙江潮》第八期发表《近时二大学说之评论》一文，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有新政府然后有新民，还是有新民然后有新政府？梁启超认为，这个问题与“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是一个道理，都是“互相为因，互相为果，强畸于一焉，均之非笃论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2页）二者所谈虽是同一问题，但心中所存答案却是两端。飞生固然希望先新政府，而梁启超则担心，“非从新民处下一番工夫，其孰从而变置之”？（同上，43页）
所以，他不认为“有一震撼雷霆之举，足以使沉睡之脑一震而耳目能一新”。（《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520页）思想的启蒙不是一两个豪杰做一惊天动地之举所能奏效的，需要耐心地培养和教育。但革命者总是等不及，他们以现政府为万恶之源，以为打倒了现政府，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因此，他们往往主张“单易直捷以鼓其前进之气”（同上），梁启超指出：“吾向者固亦最主张‘鼓气’主义，乃最近数月间，几经试验，而觉气之未尽可以恃，气虽扬上，而智德力三者不能与之相应，则不旋踵而瘪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页）他说，鼓气主义不可不用，亦不可常用，就像大黄、附子这样的猛药，偶一食之可以，天天吃就会出问题。“今日欲改造我国家，终不得不于民智、民德、民力三者有所培养，苟非尔者，非惟建设不可期，即破坏亦不可得也”。他觉得，像《苏报》所掀动的学界风潮，以及东京留学生的抗议活动，都有点儿得不偿失，不仅“不能损满洲政府一分毫，而惟耽阁（搁）自己功课”。“或鼓其高志，弃学而归，归而运动，运动而无效，无效而惧丧，惧丧而堕落，问所嬴（赢）者几何？曰废学而已”。（同上）黄遵宪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也说过同样的话：“仆所最不谓然者，于学堂中唱革命耳。此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自上海某社主张其说，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至于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力，其影响及于各学堂、各书坊，有何益矣。若章（太炎）、邹（容）诸君之舍命而口革，有类儿戏，又泰西诸国之所未闻也。”（《黄遵宪集》下卷，514页）
这样的话，当然都是逆耳之言，不仅当时的年轻人不爱听，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爱听。但他还是告诫诸君，他也曾“痛心疾首，恨不得日旋雷霆于其顶上以撼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44页），那是为了激发气衰者，对于气盛者，这种方式就不适合。而且，“欲民之有气者，非欲其嚣然尘上而已，将以各任一二实事也”。（同上）他那时所谓实事，很重要的一点，即文明的输入，他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为宣传阵地，大量译介东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陈三立称他为“输入文明第一祖”（《黄遵宪集》下卷，501页），恐非过誉。章太炎站在他的立场上看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知道保皇复辟没有希望，“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章太炎政论选集》，162页），却算不得梁启超的知己。
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在外人看来也许发生得很突然，其实是有其内在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告别革命”代表了一个新的起点，不如说在他的思想中一直就有对革命的怀疑以及对民族国家的向往，这种转变只能是其某些基本倾向的最终发展。事实上，梁启超的思想从来不是简单的、单一的，而是由许多复杂内容纠结在一起的。你可以说他是个改良派，甚至是个保皇派，但如果你细读他的文章，则不得不承认，他从最初参与变法维新，其思想意识就包括了自上而下的改良与反对王朝专制的革命两大部分，即使在戊戌变法期间，也还有“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说法。戊戌政变之后，梁启超逃亡海外，他的言论一度趋向激烈，并与孙中山的革命派探讨过合作的可能性，曾引起康有为的责骂与批评。但他在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等问题上，并无定见。有时他承认革命的必要性，有时又把革命描绘成盲目破坏的洪水猛兽。他不接受章太炎“攘夷”、“排满”的主张，却只能以《春秋》公羊传的“三世三统”、“天下大同”来立论。
《新中国未来记》
梁启超的犹豫不决最突出地表现在《新中国未来记》这部长篇小说中。他承认，这部小说酝酿了五年，但其所作，“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自顾良自失笑。虽然，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八十九，2页）
虽然如此，小说却另有使我们感到十分有趣的地方。比如他所设计的理想的新中国国体和政体，即美式民主共和，其理想的国号，即“大中华民主国”，其理想的开国纪元为1912年，其理想的第一任总统名曰罗在田，第二任总统名曰黄克强。这里所谓罗在田者，即爱新觉罗·载湉。他在许多场合都曾表示，如果中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第一任总统可以由光绪皇帝担任，但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能世袭，所以有了下一届总统黄克强。
小说还用很大的篇幅追述了共和国创建之父黄克强与他的朋友李去病之间发生的一场重要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便是他们应该采取哪一种政治途径，实现怎样的政治目标。李去病是革命派的代表，他主张用暴力的手段，推翻现行政府，建立直接的多数人的政治，舍此不能救中国；黄克强反对李去病的革命路线，他认为，中国人的素养还不具备实行民主政治的条件，中国虽有村社自治的传统，但与现代社会从权利、义务两种思想中生发出来的自治不是一回事，所以，暴力革命只能使中国陷入法国大革命的灾难，造成生灵涂炭的局面。而且，暴力革命还可能引发列强的军事干涉，给列强瓜分中国提供新的口实。他希望能在和平与秩序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和改良，开启民智，逐步养成国民的自治力，从而实现民主共和的政治理想。
很久以来，人们常把黄克强当作梁启超的化身，而李去病身上也有孙中山、章太炎的影子。但实际上，这两位主人公恰恰构成了梁启超一身而兼二任的两面性，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争论，完全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内心冲突的一种表达。如果我们将1902年的《新中国未来记》与一年以后的《新大陆游记》对照来读，就会发现，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换了一种叙述方式而已。多年来，梁启超一直在撰写介绍西方民主制度的文章，并利用各种场合为实现自由、民主、民权鼓与呼，即便是在《新中国未来记》中，他也没忘记表达对美国式民主共和的向往。但当他置身于这个国家之中，近距离地观察它、研究它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不仅没有加强他的热情，反而加深了他的担忧。这样看来，《新大陆游记》不仅成了《新中国未来记》的见证，也恰好印证了梁启超的心路历程。如果说，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的问题上还没有作出明确选择的话，那么，当他写作《新大陆游记》的时候，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解决。
保皇立宪与革命排满之争
这时，革命党与康梁的矛盾已经发展到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章太炎曾经认为，挑拨革命党与保皇党的关系，使二者互相残杀，是张之洞等人的一大阴谋，希望孙、梁二人不要落入张之洞的圈套。但“任公、中山，意气尚不能平，盖所争不在宗旨，而在权利也”。不仅如此，革命党讲到自己的敌人，康梁排在第一，超过了张之洞，可见痛恨之深。他因此担心孙、梁之争可能危害到革命大局。他说：“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章太炎政论选集》，162～163页）可惜，章太炎最不愿看到的两派矛盾，在他入狱后愈演愈烈。革命派还把章太炎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说成与保皇派公开论战之始。这时，革命派在香港、上海等地所办报刊已有《中国日报》、《广东日报》、《世界公益报》、《警钟日报》及《大陆报》数家，不久，又增加了《民报》一家，成为他们抨击保皇立宪、鼓吹革命排满的主阵地，与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在此期间，革命派这边的笔杆子主要汇集了章太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宋教仁、刘师培等。不过，《民报》创刊时，章太炎尚在狱中，所以，前五期的主笔由胡汉民担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四月二十八日，《民报》第三号发行号外，提出了与《新民丛报》论战的纲领，共十二条：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四、《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故鼓吹教育与革命，以求达其目的；《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不知如何方副其希望。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
八、《民报》以为革命事业专主实力，不取要求；《新民丛报》以为要求不遂，继以惩警。
九、《新民丛报》以为惩警之法，在不纳租税与暗杀；《民报》以为不纳租税与暗杀，不过革命实力之一端，革命须有全副事业。
十、《新民丛报》诋毁革命，而鼓吹虚无党；《民报》以为凡虚无党皆以革命为宗旨，非仅以刺客为事。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号外在最后附有编者按语称：“以上十二条，皆辩论之纲领。《民报》第四号刻日出版，其中数条，皆以解决。五号一下，接连辟驳，请我国民平心公决之。”（以上均引自《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401～402页）
旅美归来的梁启超，先是忙于保皇大会的召开，为此，他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正月回到香港，见到了久别的恩师康有为。会后，大约在二月下旬，为了与狄楚青、罗普筹划开办《时报》等事，他又到了上海，隐姓埋名，匿居在虹口一家名为“虎之家”的日本旅馆的三楼上。在他的主持下，《时报》筹备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并确定于四月二十九日出刊，报名、发刊词及体例都是梁启超事先拟定的。他本人则在一切搞定之后，悄悄地离开上海，回到日本。此后一段时间，他又经历了黄遵宪去世，伯姊去世，以及继母去世等重大变故，这些感情上的波澜，在他心里久久不能平复。所以，《民报》创刊之初，虽然从第一号起便向梁启超下了战书，但梁启超并未匆忙应战。以他对革命党的了解，这些人除了造谣生事，侮辱谩骂，也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来。此前，香港的《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就伪造过梁启超写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一封信，其实，这封信的真正作者是一个叫李宝森的人，而收信人是日本伯爵副岛种臣，该信曾刊登在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110号，却被革命党移花接木，利用来攻击梁启超，其手段不可谓不卑劣。当时，梁启超曾在《新民丛报》的第四十四、四十五号上连续刊登《辨妄广告》和《辨诬再白》。他说：该报作此等举动，于鄙人何损，徒伤报馆之德义，而损该报之价值耳！且今日何时耶，国亡之不暇。民间若诚有志者，各尽其力所能及者而自勉焉。方针不同，我败焉，犹望人之成；苟其可成，成之何必在我！真忧国者不当如是耶？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犹可言也；若造谣诬谤，含沙射人，斯亦不可以已耶？鄙人不能不为该两报惜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7页）
梁启超是个很书生气的人，他希望双方能“堂堂正正以政见相辨难”，而革命党可不管这些，他们攻击、诋毁梁启超是不择手段的。后来接管《民报》编辑业务的章太炎在其《自定年谱》中也说：“任《民报》编辑。余以胡（汉民）、汪（精卫）诘责卓如（梁启超），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章太炎年谱长编》，225页）许寿裳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章先生抵东后，即入同盟会，任《民报》编辑。其中胡汉民、汪兆铭（精卫）等诘难康、梁诸作，文笔非不锋利，然还不免有近于诟谇之处。惟有先生持论平允，读者益为叹服。”（《章太炎传》，40页）
对于革命党的攻击、诋毁，梁启超曾经表示：“鄙人向来不屑与辩，谓今日固非斗此等浪笔闲墨之时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159页）但是，他又觉得，在大是大非面前，“仍不能不反驳之，盖不如是，则第三者之观听愈荧也”；针对《民报》上发表的文章，他认为：“强辩如彼，势亦不能不为应敌之师。”（《梁启超年谱长编》，363页）所以，他先作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分别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从而引发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影响深远的大论战。《民报》第三期号外发表《〈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即上述所谓十二条，起因就在于梁启超发表的这两篇文章。《民报》诸君大为震怒，群起而攻之；梁启超亦奋起应战，以一人而敌十数人，直杀得刀光剑影，难解难分，其针锋相对，壁垒森严，为历来所未见。当时便有好事者，署名“壁上客”的将双方论辩的文章汇集起来，以《立宪论与革命论之激战》为名出版，成为当年的畅销书。
章太炎退守书斋，二人渐行渐远
章太炎的出狱，可谓恰逢其时。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三年监禁期满，孙中山特派专人到上海迎接。他在《口授少年事迹》中讲到：“夏，余监禁期满，中山自东京遣使来迎，遂赴东京，入同盟会，主民报社。”蒋维乔的回忆就显得更加具体了：“五月初八日，章炳麟监禁期满，将于是日出狱。事前数日，会中先行预备，购定船票，送往日本。是日之晨，蔡孑民、叶浩吾及余等在沪会员十余人，均集于河南路工部局门前守候。十时，炳麟出，皆鼓掌迎之。遂由浩吾陪乘马车，先至中国公学。即晚，等日本轮船。”（《章太炎年谱长编》，209页）孙中山之所以要礼遇章太炎，其目的就是要壮大自己这一党的声势。说起来，这一党人数虽然不少，但是，除了章太炎和刘师培之外，其余都是弘文、法政、早稻田等几个大专学校的青年学生，而刘师培的声望和影响都不是很高，能与梁启超相抗衡的，也只有章太炎了。所以，章太炎的加入，对《民报》来说，的确是增加了一支生力军。查当年的刊物可知，从1906年7月至1908年10月，除少数几期由别人代劳外，《民报》的笔政一直都是由章太炎主持的。两年多来，他为《民报》撰写的文章多达58篇，其中，仅论说和时评就撰写了42篇，成为这个时期《民报》最主要的政论作者。这也是章太炎一生中为报刊写作最勤、发表文章最多的一个时期，他的受人敬重，并赢得很高的社会声望，也是由于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高昂的革命战斗精神。恰如鲁迅在回忆往事时所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的××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末编》，546页）
章太炎到了东京，孙中山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像迎接凯旋的英雄一样，迎接这位因反满而入狱的斗士。欢迎会于七月十五日在神田锦辉馆召开，到会的留学生超过了两千人。章太炎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当时正下着雨，由于与会者超过了预计的人数，很多人不能进入会场，大家就站在雨中听他演说。在这次演说中，他颇动感情地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并为“章疯子”这个名字张目。他说：“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章太炎政论选集》，271页）他是有资格这么说的。因为，他没有参加过科举，富贵利禄的补剂，对他没有作用；他又坐了三年监狱，艰难困苦的毒剂，于他也奈何不得。他为此感到自豪。
在这次演说中，章太炎提出了近日要办的两件事：“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同上，272页）他这里所说的宗教类似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信仰，他说：“要有这种信仰，才得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可干得事来。”（同上，274页）只是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哪一种宗教信仰更好呢？他认为孔教不讲神秘难知的话，是很好的，还算干净，但孔子鼓励学生做官，不敢做“反对党”，不敢说“彼可取而代也”的话，这不好，所以他说：“孔教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同上，272页）对革命者来说，这是断不可用的。此后他指责梁启超热衷君主立宪，也是中了孔夫子富贵利禄的毒。那么基督教呢？他认为用于中国，也不相宜。他以罗马为例，“试看罗马当年，政治学术，何等灿烂，及用基督教后，一切哲学，都不许讲，使人人自由思想，一概堵塞不行，以致学问日衰，政治日敝，罗马也就亡了。”（同上，273页）在他看来，中国罗马，可以并称伯仲，所以，基督教对于中国也是有损无益。他主张用佛教，“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人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同上）但是，现在通行的佛教他觉得不行，有许多杂质，需要设法改良。他的办法是“用华严、法相二宗改良旧法”，以为“在道德上最为有益”。（同上，274页）
他要办的第二件事，就是提倡国粹。“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同上，276页）他这里所说的，其实就是民族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不仅没有矛盾，反而像是殊途同归。所不同的，梁启超强调的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所有民族，而他所强调的只是汉族，但就以文化养成国民精神而言，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还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们便通信讨论过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当时，梁启超发表了《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新史学》两篇学术论文，倡言“史学界革命”，主张以西学新说整理中国旧史。即使是在《民报》与《新民丛报》论战最激烈的时候，梁启超在写给蒋观云的一封信中，还希望章太炎能对他的新著《国文语原解》给予批评指正，甚至想求他写一篇叙言。他说：“东中士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然以政见歧殊，久不闻问，先生能居间以就正于彼，（若太炎肯为叙，亦学问上一美谈）尤所愿望。政见与学问固绝不相蒙，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梁启超年谱长编》，378页）
可惜，章太炎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否则，真是学术界一佳话也。不过，对于梁启超停止相互攻击，和平发言的请求，却表示“欲为调停”。（《章太炎年谱长编》，208页）先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天，梁启超赞成徐佛苏的建议，以第三者的名义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呼吁双方停战，并责成他赶快交稿：“公所谓作一来函登报，以停止论战者，此甚妥，望早成之。”（《梁启超年谱长编》，363页）这封题为《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的读者来信，是徐佛苏以“佛公”为笔名撰写的，刊登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新民丛报》第十一期上。但《民报》方面一直不予理睬，于是，梁启超又托徐佛苏找宋教仁帮忙，他们同为湖南老乡。宋教仁日记《我之历史》十一月二十六日（1907年1月10日）记载：四时，至徐应奎（佛苏）寓，坐良久。谈及梁卓如。应奎言：“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也。”余答以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同上，363～364页）
宋教仁很重视这件事，他马上去找章太炎商议，转达了徐佛苏的一番话，章太炎说“可以许其调和”。他们又一同来到孙中山的寓所，见到了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他们“皆不以为然”。（同上，234页）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不过，十二月十九日（2月1日），宋教仁又记：“接徐应奎（佛苏）来信言，将邀蒋观云同往梁卓如处，劝其不加恶口于《民报》事云。”（同上）这说明，大家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但无济于事，《新民丛报》最终于1907年7月停刊。多有论者认为，《新民丛报》停刊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以改良派失败而告终。但是他们忽略了当时的具体情形。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来，梁启超的关注点已经转移，他兴奋地表示，政治革命已告一段落，现在要做的，是研究过渡时代的一些具体问题。比如民法和经济学，就是他最感兴趣的，还有宪法、行政法、教育等诸多问题，都需要切实地研究，而陷入论战之中的《新民丛报》，已无力承担这个任务，他准备办一份新的刊物，来承载大家的研究成果。既如此，也就不能再兼顾《新民丛报》了。与其让它变成鸡肋，不如使其寿终正寝。何况他还担负着更加重要的组建新党的任务，无论如何没有精力再与革命党人周旋了。
至于说到这场论战的胜败，严格说来，不是论战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国社会矛盾发展使然。梁启超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对这个问题有过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最初看到这句话，很容易想起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培育了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梁启超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者，实制造革命党原料之主品也。”这就等于说，政治腐败是制造革命党的温床。这个道理很简单，没有政治腐败，也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革命党也就失去了煽动民众的依据。人民不信任政府甚至怨恨政府，是因为政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作为政府，它本来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人民的权利不受到损害；但它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损害人民的权利，剥夺人民的权利，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独夫民贼。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人民只能奋起反抗，“故革命思想不期而隐涌于多数人之脑际，有导之者，则横决而出焉”。这是革命党的宣传很容易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的原因。
再有一点，就是种族问题。满汉是客观存在，华夷是悠久的遗传，现实是满洲以少数族群统治中国，而中国固有之传统，则视君主与政府为一体。所以，政府的政治腐败一定会影响到民族之间的感情，如果仅仅从政治角度动员民众，能够响应的人其实很少，一旦从民族感情入手，其煽动性则是所向披靡的。所以，革命党内部无论有什么分歧，在推翻清朝统治这一点上却是高度一致的。这也是章太炎能和孙中山走到一起的根本原因。为这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着想，所谓刷新政治，治理腐败，第一件事就要打破满汉界限，消除满洲特权，然而政府偏偏不这样做，他们所做的，就是让所有的人都失望，把所有的人都赶到革命党一边去。比如当时，清政府做了什么呢？虽然“号称预备立宪，改革官制，一若发愤以刷新前此之腐败，夷考其实，无一如其所言，而徒为权位之争夺，势力之倾轧，藉权限之说以为排挤异己之具，借新缺位之立以为位置私人之途，贿赂公行，朋党各树，而庶政不举，对外之不竞，视前此且更甚焉……满籍官吏中之一二人，稍得权力，则援引姻亲，布满朝列，致使新官制改革之结果，满人尽据要津，致社会上有排汉政策之新名词出现……则相排之结果，满亦何能终与汉敌？惟有满族先毙，而满汉同栖之国家，随之而亡耳”。为什么很多人仇恨政府，仇恨满洲，“则政府有逼之使不得不相仇者耳”。梁启超认定，一两个煽动家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惟政府所供给之革命的原料，日冲积于人人之脑际，而煽动家乃得以投机而利用焉”。他把政府与革命党的关系，比作不洁之人与虮虱的关系，“天下惟不洁之人，斯生虮虱，亦惟不洁之人，日杀虮虱，方生方杀，方杀方生，早暮扰扰，而虱无尽时，不若沐浴更衣，不授以能发生之余地”。（《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45～52页）然而，清政府不会听从梁启超的劝告，他们一意孤行，最终将自己拖进坟墓，也让梁启超的政治实践归于失败，更使中国错失了一百年的良机，至今还跋涉在追求宪政的路上。
晚年的章太炎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与革命党及梁启超都渐行渐远。
尽管取得了对于改良派的胜利，但事实上，章太炎主持《民报》期间的表现，并不令孙中山等人特别满意。其原因首先在于他们的革命诉求与章太炎并不完全一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并不被章太炎完全认同。就章太炎而言，他的政治主张，其出发点只是反对民族压迫，实行所谓“民族复仇”，恢复汉族的统治地位，也就是他一再宣称的光复而非革命。此后他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联合陶成章等人组成光复会，也基于这种思想。章太炎在《定复仇之是非》这篇文章中说：“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复（覆）清廷而止，其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序言，6页）他在《民报》期间撰写的许多文章，都体现了他的这种思想。《民报》被封禁之后，他则以讲学为业，退守书斋，“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章太炎年谱长编》，295页）然而，对国事及革命党人的失望，也使得他一度想到要去印度出家。至此，他和梁启超也就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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