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志同道合：梁启超与蔡锷

　



　　梁启超既不能容忍袁世凯的一意孤行、非做皇帝不可，又失望于举国之正气消亡、人心将死，对于这件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竟无一人敢发正论。于是，他愤而撰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明自己的态度，此外，更与蔡锷、汤觉顿、蒋百里等人密谋策划，要用武力阻止袁世凯的倒行逆施。蔡锷在为《盾鼻集》所作“序”中道出了当时的情形：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师新会先生（梁启超）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民所欲言、全国人民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而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当去岁秋冬之交，帝焰炙手可热，锷在京师，间数日辄一诣天津，造先生之庐，谘受大计。及部署略定，先后南下，濒行相与约曰：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页）

　　看得出来，他们师生这一次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共襄义举的。梁启超在一篇未刊文字中称赞蔡锷，提到他在誓师会上的誓言：“吾明知力非袁敌，吾为全国人人格而战而已！“（《历史的另一角落》，72页）这是蔡锷的誓言，也是梁启超的心声。为全国人的人格而战，这样的誓言使得他们师生区别于历朝历代所有以武力号召天下的革命者，而独标大义于所求。

　　得意门生蔡松坡

　　蔡锷，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他是湖南宝庆（今邵阳市）人氏，光绪八年十一月初九日（1882年12月18日），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蔡正陵，在家务农，兼做裁缝。他六岁入学，先在邻村一家私塾伴读，十一岁时，被乡里目为“狂生”的樊锥收为弟子，十三岁参加童生考试，受到主考官江标的赏识，补为县学生。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九月，经湖南新任学政徐仁铸推荐，蔡锷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时务学堂，成为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在时务学堂第一期四十个学员中，蔡锷的年纪最小，只有十五岁，而这时的梁启超也不过二十四岁。

　　时务学堂期间，蔡锷在梁启超的指导下读书，读了《孟子》和《春秋公羊传》，也读了梁启超撰写的《读孟子界说》和《读春秋界说》，从保存下来的读书札记和梁的批语可以发现，他们当时所关心和讨论的，都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问题。蔡锷从那时起就萌发了澄清天下的志向。他在一篇读后感中模仿老师的口吻写道：“国之破不足虑，种之厄不足虑，惟教之亡足虑，心之死，气之销足为大虑。心不死，气不销，则可望俾思麦生，爹亚生，萨长浪徒生也。”（《蔡锷集》一，10页）

　　戊戌政变后，谭嗣同等“六君子”就义，梁启超亡命日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八月，蔡锷与时务学堂的一些同学辗转来到日本，投奔梁启超。师生再次相聚，此后，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们都住在梁启超的家中，还像当年在长沙时务学堂时那样，读书，写作，讨论问题，不过，所读之书以及所讨论之问题已大大地不同了。蔡锷留下的《东京大同高等学校课卷》透露了其中的一些信息，在这两份“课卷”中，学生与老师主要讨论了人的自由权利，学生侧重于天演进化的原因，强调敢想、敢说、敢做、独立思考、特立独行。他说：“夫千万人之所非者是之，是者非之，闭者开之，梦之所不及者吾言之，冒险也。一人冒险，而遂开千古文明之境界，日本之藤寅是也。冒险者，进化之大原因也。”他认为，人人能伸自由之权，识自由之理，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老师似乎刚刚读了英国大儒约翰·弥勒的书，他在批语中一再提到弥勒的观点。这个弥勒应该就是后来被严复译作“约翰·穆勒”的英国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人称“自由主义之圣”。他的《论自由》一书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被严复译作《群己权界论》，而此时该书尚未译出，梁启超看到的是哪个译本我们不得而知。但看得出来，他对书中的一些观点情有独钟，比如，他在蔡锷的课卷中“批”道：“侵人自由之权，为第一大罪，自放弃其自由之权者罪亦如之。言自由之学者，必以思想自由为第一义，若人人皆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则天下无复思想矣。”（《蔡锷集》一，11页）所以，先要解放了思想，改革开放才有可能。他们的讨论还涉及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一直延续到十几年以后，民国初年，他们对强化国家权力的思考以及对袁世凯所采取的扶助态度，不能说是没有来路的。但在当时，他们更热衷于个人的权力和自由。蔡锷写道：“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志者何？自由之志也。”梁启超马上“批”道：“志之自由，则思想之自由也，为一切自由之起点。”（同上，13 ～ 14页）一唱一和，体现了师生二人思想上的默契。

　　蔡锷（1882—1916）初名艮寅，字松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等人蒙难，他很偶然地躲过此劫，从此立志学习军事，投笔从戎，改名“蔡锷”。

　　那段时间，唐才常也时常参加他们的讨论，不过，他更感兴趣的，不是让革命停留在课堂上，而是如何使革命成为一种行动。不久，他受命回国，组织自立军，发动以“讨贼勤王”相号召的武装起义，蔡锷等一些青年学生亦追随他而去。梁启超后来在《护国之役回顾谈》里还提到此事，他写道：“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摩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濂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毕业后在云南带兵，辛亥革命时在云南独立，做了两年都督，这是蔡公和我的关系以及他在洪宪以前的历史大概。”（《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8页）

　　梁启超当时正热衷于所谓“破坏主义”，他对“革命”亦心有所念，感慨系之。所以当蔡锷提出改学军事的想法后，他马上表示赞成。当时日本的军事学校，初级为成城学校，由于中国留学生的增多，日本政府才又增设振武学堂为另一所军事预备学校。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讲到当时的情形，他说：“预备学校毕业后，进入联队（相当于团）试习叫作入伍生，又叫士官候补生，试习期自半年至一年，接受下等兵至下士的训练，期满后以下士资格进入士官学校。在士官经一年或一年以上之试习，毕业后仍回联队为士以上之试习，自三月至半年，期满后以少尉任用。”（《蒋百里传》，7页）但当时的日本军事学校，无论自费还是公费，都必须得到清政府的“保荐”，否则，日方是不可能接受的。于是，梁启超答应蔡锷，尽力为他想办法，托关系，帮助他实现学习军事的愿望。当时，各省督抚中有不少人对维新派是表同情的，暗中与康梁常有书信往来。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12月17日，经过梁启超等人多方设法，蔡锷终于由湖广总督张之洞资送，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担保，作为自费生迈进了成城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地开始了军事留学生涯。与他一起进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的，还有与他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蒋百里。蒋百里后来也成为梁启超的重要伙伴和帮手。

　　蔡锷在成城学校学习了15个月，修完了全部课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7月，进入仙台第二联队试习。他的勤劳刻苦以及利用课余时间译书以供学费的事迹，为他在同学中赢得了很好的声誉，这一年的9月，湖南抚院特别奖励他日钞三百元，并转为江南官费生。12月1日，蔡锷升入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骑兵科深造。光绪三十年（1904年）10月24日，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并与随后毕业的蒋百里、蒋尊簋（一说张孝準）一起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

　　广西练兵谋事

　　毕业后的蔡锷从日本回国，一时非常风光，成为各地竞相聘请的稀有人才。二十三岁的他此时便有一种施展所学知识、训练一支现代军队，以此报效国家的想法。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天，他回到故乡，登上岳麓山，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苍苍云树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

　　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蔡锷集》一，262页）

　　看上去颇有些“当今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但现实却不容他如此浪漫。他回国的第一站是江西，江西巡抚夏时聘他为江西将弁学堂总教习。但过了仅仅一周，他就因夏时调离江西而辞职了。接下来，他又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回到家乡，出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习。当时，湖南的政治形势异常险恶，自戊戌、庚子事变之后，不仅清政府“防湘人特严”，湖南本地的保守势力也十分猖獗。恰好新任广西巡抚李经羲也很看好蔡锷，以优厚待遇为条件邀他赴桂任职。于是，他便答应了李经羲先去看看，没想到，这一看就留在广西不走了。兵目学堂的十余位弟子也追随他一起来到广西。他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5月31日写给陈绍祖的信中讲到他赴桂后的经历：卅一年（1905年）五月，经桂抚（李经羲）数次电调，情难峻却，偶来桂游历，遂被羁留，奏派总理随营学堂兼理测绘学堂事，并会同督练新军。随营学堂经八个月毕业，测绘学堂现尚在办理。林抚（林绍年）莅桂时，弟拟乘间他适，奏辞三次，未得如愿。

　　卅二年（1906年）八月，赴河南阅操。归桂后，本拟力辞各差，摆脱去桂。适坚帅（张鸣歧，字坚白）履新，数四坚留，遂以不果。旋奏派总办陆军小学堂。现拟创设模范营，尚未开办。

　　此间官学二界均异常欢迎，诸事尚属顺手。惟孤掌难鸣，诸友皆不我助，殊无意味。且此间财政异常支绌，军事难望大有起色。虽张公（张鸣歧）极相信任，但无米之炊，即巧媳亦所难堪耳。张公现拟竭力整顿实业，以裕财源，但亦不敢放手做去。盖一则无人，亦则恐余款用罄，苟无急效，则势难支撑下去。广西前途颇不易易，弟于此间惟力所能及之事，无不尽力而已。（同上，264 ～ 265页）

　　如此说来，蔡锷在广西的境遇还算不错，历任巡抚对他都相当倚重，他们把编练新军和整顿边防的重任都放在他的肩上，虽然他也曾几次借巡抚易人之际，提出辞职，想要离开广西，但都因新任巡抚的挽留而未能如愿。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1月29日，巡抚张鸣歧以“‘学堂为练兵根本，开办势不容缓，而总办尤须得人’为由，奏请清廷将‘诚朴英敏’的蔡锷派充为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又命其前往龙州接任讲武堂总办，并兼领龙州、南宁新军第一标统带。宣统二年（1910年）七八月间，蔡锷奉命回到桂林，接任广西干部学堂总办。至此，他成了一个集‘学兵营营长，兵备处、教练处、参谋处总办，干部学堂总办’各职于一身， ‘总揽全省操练新军大权’的要员”。（《蔡锷集》一，《前言》，5页）

　　这时的蔡锷只有二十六岁，青春年少，意气风发，颇想有一番作为。他不满于旧式军队的腐败、涣散，发誓要为国家训练一支有用的军队。所以，他办军校、练新军，都从改良军队作风、提高军人素质入手，其核心就是人格的养成。他最看重“不要钱，不怕死”这六个字，他认为，这六个字“于办事大有效力”。（同上，274页）他招收青年学生入伍，首先询问“当兵之责任”，如果答以“为国家”这三个字，他就感到很欣慰，称赞这些新兵是“读书种子”，夸奖他们“气象倶淳朴耐苦”，“亦无流行之国民气习”。（同上，266页）他曾致信老朋友曾广轼，痛斥讲武堂在前任总办吴元泽的治理下，“丑态怪状，罄竹难书”，现在由他接管，既“辞之不得”，也只能“勉强就道”，所以，“数月以来，心力卒（交）瘁，第千荆百棘中，俱能迎刃而解，既坠之局于以复振，劳力之价值尚足相偿。前此学兵营聚众殴官，围赌杀人之事，层见叠出者，今则震慑于军箭军棍之下，不复萌故态矣。前此之全营出操之士兵，不过数人乃至数十人者，今则适成反比例矣（改革学兵营，尤为困难，以一日而撤换官长至廿余人之多，仅留一排长。裁散兵丁二百余人，而毫无声息，亦云幸矣）”。 （同上，274页）不过，这种幸运并非上天单单眷顾于他，而是他一直恪守着“澹泊明志，夙夜在公”的自制铭言，严格自律，不徇私情。（同上，268页）梁启超的《在蔡松坡先生追悼会场演说词》曾以赞赏的口吻称道他的学生：“盖先生一生绝无嗜欲，其视布衣蔬食为锦绣膏粱，无所谓荣辱也。故官之得失，位之高下，皆非先生所乐道。”（《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644页）正所谓心底无私天地宽，无私才能无畏，蔡锷恰恰是以这种精神和人格魅力，赢得了广西官学两界的欢迎和信任。

　　蔡锷在广西大刀阔斧地改革，也得罪了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广西人，看到蔡锷这个外省人掌握着本省新军编练大权，他们心里很不舒服。这时，新军中的同盟会员乘机发起“驱蔡运动”，他们趁张鸣歧调离广西之际，要将蔡锷赶出广西。这一举动让蔡锷十分伤心。其实，在此之前，即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他已经有意要“将讲武堂一差辞去，足以稍轻负担，亦足以藏拙也”。（《致曾广轼函》，见《蔡锷集》一，274 ～ 275页）宣统二年（1910年）二三月间，他在写给曾广轼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唯进取之观念日消，淡退之念头日涨，此近状也。讲武堂三月卒业后，决拟奉家母回籍，如能耕钓糊口，不愿作出世想矣。现预计行囊，无他项事实发生，除盘川外，约留三百金之谱。此居桂五六年之储蓄也，以告吾弟，当为哑然失笑。“他还说：“滇督念旧，托某君为先容，欲邀约赴滇。近日迭接前途函电，嘱早日离桂前往，如允即奏调云云。兄以母病道远，容缓计议辞之。盖滇中军事较桂省尤难，基础已坏，欲挽回补救，决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奏功耳。”（同上，282 ～ 283页）他说的这位滇督，就是曾经邀请他来广西的李经羲，现在已被任命为云贵总督。广西既然待不下去，宣统三年（1911年）春，蔡锷接受李经羲的奏调，转赴云南，担任了新军第三十七协的统领，相当于后来的旅长。多亏了这种安排，给了蔡锷经营云贵的机会，也为后来的反袁护国保存了一块根据地。

　　响应武昌起义，不搞种族革命

　　这时，距武昌起义的爆发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了，这种安排冥冥之中竟把蔡锷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使他成了在时代风云中独领风骚的人物。10月10日，武昌打响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第一枪。消息传到云南，蔡锷马上与唐继尧等人秘密策划起义，并被推举为临时革命军总司令。他们决定在10月30日夜里三点钟发难。由于这天恰逢旧历九月初九日，所以，后人都称为“重九起义”。次日上午，起义成功，昆明既宣告光复，蔡锷被起义官兵推举为大汉云南军都督府都督。当天发布的《大汉云南军政府告示》宣称：“大局已定，举动文明。保我同胞，鸡犬不惊。其各贸易，其各营生。凡我军队，不准扰民。”（同上，315页）同一天，蔡锷又与李根源、罗佩金、李鸿祥、唐继尧、韩国饶一起，向云南省谘议局的议长、议员们发出倡议，希望“诸公”支持这次革命行动，共同担负起维持地方的责任。他们在信中说：“惟是破坏之责，锷等已尽，而建设之任，专在诸公。”（同上，316页）11月2日，蔡锷又以都督府的名义发表《致各府厅州县电》，提出了“仍请李帅主持大局”的主张。（同上，317页）这里的李帅，即云贵总督李经羲。他对蔡锷曾有知遇之恩，但蔡锷出面请他维持大局，却又另当别论，更多地还是考虑到地方的稳定，从而减少革命所不可避免的混乱和损失。不过，李经羲却另有打算，不肯出山，加上云南的革命党人多数都表示反对，无可奈何的蔡锷也只好送李经羲离开云南。11月10日，蔡锷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奉劝他看清形势，速作决定，还提到李经羲的遗憾，他说：“仲帅（李经羲，号仲仙）因迟疑莫决，失机于前，现虽延住议局，相待以礼，群情不附。”（同上，327页）

　　在独立各省都督中，蔡锷的眼界和胸怀属于凤毛麟角。他与革命党人不同，与北洋的军人亦不同。他在云南宣告独立后当即表示：“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种族革命，不得妄生满汉意见。”（11月13日《致楚雄县议事会劝学所电》，见《蔡锷集》一，329页）几乎同时，他在以军都督府名义发表的《布告全省同胞文》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此次革命的宗旨，无非是要“铲除专制政体，建造良善国家，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种族结合一体，维持共和，以期巩固民权，恢张国力”。（同上，344页）也就是说，所谓革命，是革专制政体的命，并不是革满人的命。讲明这一点对于实现昆明乃至整个云南的社会稳定是非常重要的。11月26日，云南军政府发表《讨满洲檄》，其中历数满人入关以来二百六十余年异族专制统治所犯下的桩桩罪恶，痛陈“不能不急起革命”的种种理由，以为“满洲政府不除，满洲官吏不逐，吾国终无复兴之一日”；但他又特别强调指出，南方诸会党、北方义和团以及太平天国的做法，“皆不可以崇效”。在他看来，对待满族普通民众，不能采取极端的、绝对的做法。顽固坚持其立场，对抗革命的满族权贵，固然可以“杀无赦”，但对于一般并无敌意的满人，还是要“兼容并包”，“一切与齐民等视”，包括选举、租税，都与汉人一样，一律平等。（同上，338 ～ 340页）他警告军人不要借口搜索逃官满人，肆入民居官宅，持枪骚扰，有“擅取官民财物，损辱官民身体者，一经报告审实，立杀不赦”。（同上，346页）云南的社会秩序、生产生活，在推翻专制政体、驱逐满洲官吏之后，能迅速恢复正常，与他从一开始就采取积极稳健的治滇之策大有关系。从他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梁启超的影子。他数月之后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亦曾大为感叹：“百日内事不可思议，以夙计度之，危险万状，然竟得坦途，不独全局为然，即滇中一隅，多有出诸意想之外者。此中其有天幸欤？探本穷源，莫非吾师脑力笔力之赐。吾师种其因，万众食其果，仁人之德溥矣。”（同上， 483 ～ 484页）

　　力挺梁启超归国参加建设

　　蔡锷把他治理云南的做法归功于梁启超的“脑力笔力之赐”，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他坚信，中国需要梁启超，要治理中国目前的乱象，不能不借重梁启超。1912年5月27日，他致电黎元洪、谭延闿、程德全、陆荣廷、孙道仁等人，希望由黎元洪领衔，联合致电大总统袁世凯，请梁启超归国。他说：“民国告成，迄今数月，建设之事，犹若棼纷，固由缔造艰难，然亦因政界乏人能定大计。锷意此时亟宜访求通才，不可稍（存）党见。新会梁公启超为国先觉，闳才硕学，道高德茂，海内所知，徒以政见素持稳健，致为少数新进所诟病。现为羁身海外，实为民国惜之。兹拟合词电请大总统为国求贤，以礼罗致。如果敦促回国，必能诩赞新猷。”（同上， 636页）不过，当时反对梁启超回国的人很多，即使朋友之间，意见也不统一，所以，蔡锷的这次倡议没有得到大家的响应。倒是同盟会方面的张继、刘揆一在蔡锷之后发出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电报，虽说只有十六个字，“国体更始，党派胥融，乞君回国，共济时艰”，但言辞还算恳切。6月5日，蔡锷致电大总统袁世凯、国务院、副总统黎元洪、南京留守黄兴及各省都督，详细陈述了敦请梁启超回国的理由，最后他说：“锷追随先生有年，觉其德性之坚洁，学术之渊博，持义之稳健，爱国之真挚，环顾海内，实惟先生之一人。现值民国肇基，百政待理，非仗通才硕彦主持国是，共济时艰，无以奠邦基，而纾国难。在先生忧国之忱，久而益笃，今国家光复，其志以偿，固可无求于世。惟时艰难日迫，度济需才，锷为推崇先觉，为国荐贤起见，用敢冒陈，拟请大总统敦请先生回国。”（同上，649 ～ 650页）这一次，副总统黎元洪首先响应。6月17日，《申报》刊登了黎副总统致袁大总统及参议院为梁启超辩诬的电报：“谓民国用人应勿拘党派，梁启超系有用之才，弃之可惜，保皇党诬说，不应见之民国。”（《梁启超年谱长编》，645 ～ 646页）随后，南京、盛京、福州、黑龙江、兰州、桂林、成都、贵阳、吉林等地都督，亦联合致电中央政府，希望聘请梁任公回国。至7月初，蒙古王爷也向袁大总统递交了呈文，请大总统电召梁任公返国，从而为梁启超回国铺平了道路。

　　蔡锷力挺梁启超回国，固然由于梁启超是他的老师，有一份师生情义在那里，但更主要的，还是他对革命之后民国之初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在吁请黎元洪领衔敦促梁启超回国参加建设的当天，也曾致电袁大总统及各省都督，明确表示不希望黄兴在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引退。他直言：“此次革命成功，应分三段：一破坏，二收拾，三建设。破坏易，收拾难，建设尤难。”现在我们只是把最容易的事做了，收拾和建设两大难事还在后面呢。再看”吾辈今日所处地位，内政之丛脞，外祸之逼人，财政之支绌，险象杂陈，危机四迫”。所以，他认为：“吾辈既陷国家人民于险，自应拯而出之。系铃解铃，责无旁贷。为国宣力，生死以之。若假高蹈之名，为卸责之地，是自欺以欺人也。”（《蔡锷集》一，638页）他这番话道出了一个事实，从好的方面看，清帝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共和制度随之建立起来，总统亦由选举产生，并完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议会选举，成立了国会和各省议会，还制定了《临时约法》，看上去相当不错。但其中仍然潜伏着重大危机，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第二，国内的分裂倾向，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难以调和，双方的权力要求水涨船高，都不肯妥协，促使国家走到了分裂的边缘，另有一些拥兵自重的省督则浑水摸鱼，抢占地盘，将地方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第三，新的专制倾向抬头；第四，经济上的困难。

　　大约就在此时，梁启超发表了《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这是梁启超继《新中国建设问题》之后发表的又一篇有关建国方针大计的纲领性文章。如果说前者在民国成立之前以讨论国体问题为主，仍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将英国体制视为最理想体制的话，那么，在民国成立之后，则接受这个现实，具体讨论以法立国的方针政策。他提出了坚持立宪，并以国家主义，即保育而非放任的政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从而实现建设一个强大国家的理想。他认为，国家问题是困扰中国的最大问题，在下，只有地方思想、宗族思想、个人思想，甚至世界思想，就是没有国家思想；在上，则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国家制度、国家组织极不完备。这一次革命很快获得成功，原因也许很多，但这是“诸因之总因也”。革命固然是”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而且，不破坏亦无从建设，但“破坏者，为建设而破坏，非为破坏而破坏也，故破坏不过其手段，而建设乃其目的。有手段而无目的，不可也，以手段为目的，更不可也。今破坏之事则告终矣，而建设之业，前途遐哉邈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39页）现在，国体问题既已解决，民主、君主不待再计，立宪的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了。

　　革命完成后军队该如何自处

　　梁启超的这篇文章曾由共和建设讨论会印行两万册，随后又在《庸言报》发表，广为传播。蔡锷一定是读过这篇文章的，他毕竟是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对老师的思想总能够心领神会，体贴入微。所以，他在许多场合都一再表示，革命已经完成，破坏已经结束，接下来只能是收拾和建设。蔡锷是云南新军起义的领导者，但是，他对于革命可能带来的破坏，从一开始就保持着高度警惕，对于军人干预政治的危害，也总是忧心忡忡。他曾与朋友谈到军人的职责与操守，他告诫诸位同人：革命功成，端赖军人，然此次革命在恢复国土，扫除恶政为宗旨，并非有望于个人之利益也。今目的已达，宗旨已伸，即心安理得，决不望有何种报酬。况我军人决心赴难之时，已置身命于不顾。今大功告成，身命尚健在无恙，得享余生，受赐已多，其有希冀报酬者，即属分外。此次革命，是普天同胞人人心理中所欲为之事，特假手我军人以成之。故军人不可说同胞未来帮忙，一味抹杀。盖革命非军人不能成事。一般人民未预闻其事，不独可以保地方之治安，尤足避意外之俶扰。云南革命后之秩序井然，地方安静，其原因在纯以军人为主动，人民未毫末参加所致。此不仅全滇之福，抑为西南边局之幸。（《蔡锷集》一，596 ～ 597页）

　　这一大段话，传达了几个信息：第一，军人有军人的职责和义务，革命或有赖于军人的参与，但民众则不应参与，这样反而有利于地方秩序的尽快恢复；第二，革命是全体人民的意愿和要求，虽然借助军人以成之，但革命成功之后，军人不能居功自傲，更不能要求报偿，只尽义务，不求权利；第三，革命完成，军人应该自觉地让出位置给建设人才，军人不得干预行政，军务、民政不得混淆。在这里，他寄希望于别人的，首先要求自己做到。蔡锷也是军人，云南成立的也是军都督府，也以军政统一的方式治理地方，有所不同的是，从一开始，他就随时准备交出手中的权力。他一再表示：“滇省自设立都督府以来，凡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各有专司，都督并不加干涉。惟皆隶属于一机关之下，故行政甚为敏活，号令不至纷歧，而部曲将卒亦无从干预民政之事。窃意军务民政，将来必须划分，始足除武人政治之弊。”（同上，613页）

　　1912年，梁启超创办的政论性刊物《庸言》，《中国立国大方针》及《新中国建设问题》两篇文章均曾发表于此刊。此为《庸言》书影，收藏于天津博物馆。

　　但实际情况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革命之初，南北各省多由军人把持政权，他们掌握着地方行政资源，不肯轻易放手，弊病是显而易见的，社会动乱的发生必然与此有关。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中就列举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八个方面的原因，他说：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势必酿成第二次革命，此其一；就令不尔，而拥兵自重，致中央末由施政，举国支离破碎，相阋无已，此其二；就令各顾大义，咸思解兵柄以属中央，而数十万未经训练之民兵，无从遣散，哗变日告，举国骚然，此其三；就令遣散计画，次第实行，而本属游民，匪归陇亩，散在草泽，煽胁灾黎，易成流寇，以召糜烂，此其四；各省自举都督，意气相陵，奸人乘之，操戈同室，此其五；行政官吏，绝无政治上之智慧，不守立宪国之信条，教令被封驳而不知引咎，议会弹劾国人唾骂而不以为耻，犹靦然恋禄位，甚则严刑峻法以监谤，致使监督机关，成为虚设，国民欲纠正之而无其道，势必出于第二次革命，此其六；承乱后财政之窘，竭泽而渔，以求弥缝，民救死不赡，铤而走险，此其七；政府威信不立，无以羁縻藩属，一二强邻乘之，均势骤破，牵一发而全身动，此其八；数者有一于此，则必以吾国之扰乱而延致世界之扰乱。（《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44页）

　　对此，梁启超说“吾忧之”，蔡锷又何尝不忧之呢？ 5月6日，他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就将其担忧和盘托出了：“今革命告竣，共和成立矣。第半年以来，海内俶扰，民生穷蹙，军队为莠民麋集之薮，兵嚣将窳，南北一辙。焚劫叛变之惨剧，层出叠见，加以人重私图，党见纷歧，省界加严，争权夺利，置国家问题于不顾，而内政之纷纭，人心之浮动，殆不可以终日。”（《蔡锷集》一， 610页）

　　在蔡锷看来，军人秉政，固然非国家之福，而军人参与党派活动，则流弊更多，也更加危险。梁启超也不希望军队势力介入政党政治，他说，政党政治是议会政治，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人人得自由发表意见，人人得自由审择表决而已”。但“军兴以来，则代以手枪炸弹，稍闻异论，攘臂辄试”。所以他担心，这样一来，“则一切合议机关，适足为豪强稔恶之护符”，最终之结果，“卒成恐怖时代”。（《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1 ～ 72页）蔡锷身在其中，对于这种灾难式的后果，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更直接。所以，他在5月10日给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的通电中，提出了军人不党主义，主要基于三点理由：其一，军人的职责就在于“整军经武”，“专心一志，并力戎行，始能举优良之成绩，若复为政界分心，军事难期整顿“；其二，“凡一国内，政党分立，政见各殊，各出其才力以相雄长，每因竞争而国家愈益进步，故一政党组织内阁，复有他政党监督其旁，政府可收兼听之益，而不致流专断之弊。然以军人入党，则因政见之争持，或至以武力盾其后，恐内阁之推到太易，实足妨碍政治之进行“；其三，当时各省扩军，少有节制，很多游民会众加入军队，“甚至军队变为山堂，将领称为哥弟，拔剑击柱，军纪荡然“，而且，统兵将领自己加入党派，势难禁止士兵组织山堂，如果军队会党混为一谈，很容易发生兵变。所以他说：政党的事可以让政客去经营，军人不必参与，这样做不是要“限制军人之行为，实欲积极的以完全军人之责任”。最后，他恳请袁世凯“明颁禁令，申明条例”，严禁军人加入任何党派。（《蔡锷集》一，615页）

　　蔡锷的这种态度在当时要想得到共鸣是不太可能的，倒是有可能被人当作一种姿态或嘲讽的对象。人们会说，你自己参与组织了统一共和党，并担任总干事一职，却反对别人加入任何党派，这难道是公平的吗？其实，早在统一共和党云南支部的成立大会上，蔡锷就已表示了他的无奈和不安，他说，他的加入只是由于朋友们一再请求，在政党萌芽之际，希望能得到他的赞助和支持，为该党拉一些人气。他在此声明：“一俟党务渐有头绪，务恳遂我初心，脱离党事，俾得一意戎行，是为至幸。”（同上，612页）8月12日，他再次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以表白心迹，并宣称退出统一共和党，他还发出各党解散的倡议：“今海内大党，无出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右者，锷妄不自揣，愿与三党诸君子首倡解散之议，以齐民志，而定危局。锷前为人敦迫，厕名党籍，今即宣告脱党，诚不敢隐忍瞻徇，致贻国家之祸。” （同上，693页）次日，他又致电统一共和党本部，宣布与该党脱离关系。此时恰逢民主党成立，汤化龙、孙洪伊、刘崇佑、张君劢等人力邀蔡锷参加，但他绝不肯加入。8月14日，他在回复汤化龙等人的电报中又一次申述了自己的理由，他说：“惟锷素主张军人不入党，未便自破其藩。且文日通电各省，力陈党祸，倡议取消，今复自行组党，出尔反尔，亦无以昭示天下。故坚守超然主义，期于独伸己见，不至为党约所拘。”（同上，694页）

　　苦心经营云南

　　蔡锷不是一个只说不做的人，他说到做到，而且做得光明磊落。民国初年的云南，秩序良好，政局稳定，兵力严整，士气旺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军队骚乱，就与蔡锷始终坚持军人的操守，对民政、财政、外交、教育、实业等行政权不加干涉大有关系。

　　这时的北方与南方，袁世凯与国民党正为了总统权与内阁权、中央权与地方权、军民分治与地方自治打得不可开交，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北京的军警，在袁世凯暗中指使下，以保卫共和的名义，干预参议院的选举；在南方，江西都督李烈钧公开拒绝了袁世凯越过参议院直接任命的民政长（相当于今天的省长），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共和，破坏《临时约法》。李说袁实行专制，违背共和原则；袁说李对抗中央，搞地方割据，分裂国家，几乎闹到兵戎相见的地步。

　　倒是偏于西南一隅的云南，在蔡锷的治理下，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虽然蒙自、开化、大理、腾冲等地也发生了几次动乱，但规模不大，很快就平定了，全省的局势也得到了控制，甚至有余力“援蜀救黔”，支援北伐。他训练的云南新军是起义各省中少有的精锐武装，训练有素，建制完整，很有战斗力。他把民生看得很重，起义后第一周，即电告省内各井盐提举，要求“所有各井盐务照常办理，不得停煎误课”。（同上，322页）他对省内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很重视，专门致电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向各省铸币局推销滇产优质紫铜。他在回复同盟会缅甸仰光总机关代表陈警天陈请兴办矿务的来信时特别表示：“当此改革伊始，经营缔造，百端待理，莫亟于财政，然必以实业盾其后；莫要于治安，然必以民政植其本。”并对他所陈招募华侨商股、设立公司、集资办矿一条大加赞赏，认为“洵属根本至计”。（同上，516页）

　　他还提出要兴建滇桂铁路，近者，可以把滇中的矿产输送出去，扩充商业，开辟财源；远者，能使滇、黔、川、桂、粤连为一体，可以巩固国防。然修路固非易事，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的。滇省货物只能经滇越铁路，假道越南，转输各地，因路权在法国人手中，动遭挟制。如个旧产锡，输出外洋，需经过海防，每吨货物仅车费就要花去四十元，加上过境费、过路费和税收，更加负担不起了。“间有集股试办者，每因销路不畅，成本过巨，多所亏折”。（同上，555页）因此，他一面建议大总统尽快修建滇桂铁路，一面呼吁收回滇越铁路的路权，以解燃眉之急。他说：“滇土瘠薄，生计维难（艰），自禁种鸦片以来，专恃矿产为命，而运输未便，仍须仰鼻息于外人，若运费日增，生机将绝，此外种种现象，尤不待言。”（同上，619页）

　　这些都是蔡锷为云南生计所作的谋画，有的实现了，有的则因条件所限或种种阻碍，没有实现，但云南的面貌确实大有改观。云南是个穷省，其财政状况，每年需经费库平银六百万两，地方行政经费还未计算在内，而每年全省收入尚不足三百万两，所以，自前清以来，一直靠财政富裕省份拨款资助，但每年除了由部库拨款和各省协济一百六十余万两外，尚亏一百余万两。“上年九月（1911年10月），滇省反正，其时库储不过四十余万两，诚恐政费军需日久必无以应付。幸全省安谧，秩序如常，公私帑藏，未经损失，而各属钱粮，除因偏灾豁免外，余悉如数按期完纳。且因商旅通行，厘税亦未减色。又经裁减薪金，厘剔冗费，刻意节流，计每年政费可节省五十余万。故现在司库存积至百四十余万，较反正前尚有增加。”（同上， 625 ～ 626页）这一番话是他向袁大总统暨国务院汇报云南财政状况时说的。可见，此时的云南不仅达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底气拨款支持中央财政。7月13日，蔡锷致电袁世凯暨国务院，就一次性”筹解中央二十万元，以应急需”。（同上，677页）这在各省都督都捂紧自己的钱袋、费尽心机伸手向中央要钱的时候，是多么难得啊！

　　蔡锷是梁启超政治主张的实践者，他所做的一切，都围绕着梁启超所主张的努力减少革命所造成的破坏、积极维护社会稳定、为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而进行的。正由于他在云南的苦心经营，为日后他与梁启超发动护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此时的国内、国际局势却日益紧张起来，新疆有俄罗斯策动当地居民投俄，挑起纠纷，又与外蒙古库伦当局签订《俄蒙条约》，扶植蒙古自治；在西南，英国以不得干涉西藏内政、否则便不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助藏独立；而滇桂一线，法国人也不断地制造事端，强求权利，英国人更是觊觎云南，日甚一日，蔡锷称之为“民国全局，殆哉岌岌”。（《蔡锷集》二，859页）

　　在国内，以粤、赣为代表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对抗开始走向公开化、军事化。 1913年初，江西民政长事件尚未了结，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江西军械案。李烈钧在日本订购的一批军械，在九江，被参谋部和陆军部以未经批准、没有发给护照为由扣押。这件事从表面看只是七千余支枪和一批子弹的归属问题，往深了看，却与民政长事件一样，潜藏着袁世凯代表的中央政府与李烈钧代表的地方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也就是新起的地方军政势力与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尽管各省都督的表现各异，但就总的趋势而言，此时，地方军政势力向地方军阀的演变正在日益加剧，人们越来越把“有枪即有权”视为真理。

　　蔡锷一直是支持军民分治，反对地方自治的，早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他就明确表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权威必须维护。7月31日，他在回复胡汉民的通电中还说：“中央政府如初产婴儿，似以拥护维持为急。”（《蔡锷集》一，686页）他尖锐地指出，民国成立至今，已逾半载，而国内危机四伏，国际无人承认，究其原因，“皆由全国省自为谋，未能统一之故”。（同上，589页）因此，他一再向袁大总统发出呼吁，要求把军事、外交、财政大权由中央统一起来，官员也一律由中央委派。不久，发生了参议院表决取消大总统解散省议会权力一事，蔡锷当即电呈参议院，明确表示反对。他说：“盖中国各省原非若联邦国之各邦，各省之行政，中央皆有责任。省议会既无中央议会之权限可与政府对待，则谓政府不能解散省议会，理论上已不可通。更就事实言之，中央政府若无解散省议会权，设遇省议会之主张与中央政策冲突时，各省行政长官势将无所适从。脱令迁就省议会，则中央统一之计划必将破坏，中央议会更不能以行政统一之责任责备政府。其结果必省自为政，而彼此均有推诿谢过之余地。”（同上，774页）

　　梁启超的立国方针

　　其实，关于总统是否拥有解散省议会权力的争论，不过是政府能否拥有解散议会权力的延伸，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临时约法》只规定了大总统任命国务员须得参议院同意，对于参议院能否解散却未加说明，遂成为后来制定宪法时争吵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说到底还是权力的分配、平衡问题，而且，主要是如何平衡袁世凯与国民党对权力的要求。国民党成立后，提高了对权力的要价，宋教仁四处演说，主张政党内阁，就是看准了国民党将成为民国首届国会的第一大党，自然将由国民党组成政府。于是，他希望通过制定一部责任内阁制的宪法，实现由国民党完全掌握行政权力。就这个问题而言，在学理层面，梁启超与他没有分歧，他们都看到了内阁制相对于总统制对稳定国体有好处，因为，内阁不称职是可以更换的，而总统不称职就没有办法更换，如果一定要换，就会动摇国本。这是梁启超在许多场合反复讲过的，特别是在民国前发表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更有详尽的论述。而且他也认为，如果采用内阁制的话，那么，最好是政党内阁。他的《中国立国大方针》一文，甚至辟有专章论述“政党内阁”的优越性，他所得到的“结论”就是：“以上所论，以使中国进成世界的国家为最大目的，而保育政策，则期成世界的国家之一手段也，强有力之政府，则实行保育政策之一手段也，政党内阁，则求得强有力之政府之一手段也，而所以能循此种种手段，以贯彻最高之目的者，其事纯系于国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76页）

　　这是梁启超与宋教仁的一点差别。梁启超不仅看到了政党内阁的必要性、优越性，他还看到了政党内阁的权力来源和基础保障，所以他说：“我国政界前途之希望，惟视政党内阁之能否成立，然政党内阁，其最健之后援，实在国民。非有健全之国民，安得有健全之政党，非有健全之政党，安得有健全政党内阁。”（同上，74页）他又说：“内阁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会；国会诚有无上之权，而其权实受诸国民。是则无上权仍恒存于多数国民之手也。故政党内阁者，民权之极轨也。”（同上， 66页）在这里，他把话说得很清楚，内阁的权力来自国会，而国会的权力来自国民，所以说到底，内阁只是代国民行使权力而已。而且，梁启超立论的基础是建立在总统与内阁为同一党派这个前提上的，如果内阁与总统非同一党派，那么，他们的执政理念就很难取得一致，内阁弹劾总统或总统解散内阁的情形，也就会时有发生。现在，既然总统由袁世凯担任，内阁也就不宜由国民党组织，而且，他压根儿就不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政党，也不认为它有组织政党内阁的资格。在他看来，有两种政党是不合格的，不能以“政党”称之，只能称它们为“伪政党”，一种是”官僚势利之集合”，再一种就是“秘密结社”。他解释：“政党之为物，以政治上公共之目的而结合者也。官僚势利之集合，不过借此以达个人之目的，而别无所谓公共目的者存，故不得谓之政党。政党之为物，以正大光明之手段相竞争者也，秘密结社，虽或含有政治上之公共目的，而手段不诡于正，故亦不得谓之政党。“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国今日之党派，尚多由此两种蜕化而来”。（同上，72页）

　　梁启超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认国民党为“伪政党”，但他与国民党多年的党见政见之争，使得他宁肯“委屈”自己的立论，也不肯在宪法及政体问题上支持国民党。当然，他有他的如意算盘，他是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把国民党打压下去，然后由他所领导的进步党组织政党内阁。这期间，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说，专门讨论这些问题。其中包括《宪法之三大精神》、《同意权与解散权》、《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多数政治之试演》、《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敬告政党及政党员》等，而核心问题就是他在《宪法之三大精神》中提出的宪法原则，即“国权与民权调和”、”立法权与行政权调和”、”中央权与地方权调和”。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这样几点：其一，“国权与民权之消长，其表示于政治现象者，则为干涉政策与放任政策之辩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95页）他这里所谓干涉政策，也就是《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所说的”保育政策”，而这个政策的精神，“首在举整齐严肃之政治以笵铸斯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51页）他具体谈到国权与民权的关系：若我国之损益调和，果当以何为鹄乎？由一方面观之，我国数千年困于专制，人民天赋权利，未尝得确实之保障，非采广漠之民权主义，无以新天下之气。且多数国民，政治思想方极幼稚，欲掖进而普及之，莫如多予以直接行使公权之机会，则其与国家之关系日密，而政治兴味亦油然以生，此特重民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由他方面观之，我国虽号专制，然实以放任为政，求如欧洲十六七世纪之干涉政治，未尝有也。今欲锻炼吾民，使具足今世国民之资格，以竞胜于外，必先之以整齐严肃之治，然后能为功。则人民之行使参政权，自不必过其度，且共和伊始，人民多未识公权之可贵，用之太勤，反将生厌，弃权者众，而民视民听之实，终不可得举。故不如以广漠之权限，委诸已成之机关，而不必使人民直接躬亲其事。此特重国权主义者所持之说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97 ～ 98页）

　　其二是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的调和，在这里，他更看重的是“养成善良之政治习惯”，如果没有善良之政治习惯，就算有了宪法，也是一纸空文，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他说，国会与政府应该是“相倚而相辅”的关系，“夫国家所以分设此两机关，原欲使之互相限制而各全其用，倘运用之结果，致以一机关压他机关，而被压者变为隶属，则其乖分设之本意明矣。然使两不被压，巍然对峙，而此两机关者日挟敌意以相见，遇事各图牵制，则国家大计将全隳于意气，复何国利民福之能致者”？（同上，101页）

　　其三，关于中央权与地方权如何调和，他在此处说得不多，而《中国立国大方针》中有一节讲到“强有力之政府”，对这个问题却有相当透彻的议论。他说：所谓强有力之政府者有二义，一则对于地方而言中央，地方之权由中央赋予者，政府之强有力者也；中央之权由地方赋予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中央能实行监督权于地方，其强有力者也；而不然者，其非强有力者也。二则对于立法府而言行政府，行政府人员自立法府出，而与立法府融为一体者，其最强有力者也，虽非自立法府，而能得立法府多数之后援者，其次强有力者也，与立法府划然对峙，而于立法事业丝毫不能参与者，其非强有力者也，并行政事业，犹须仰立法府之鼻息者，其最非强有力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八，51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白，无论如何，一定要组成一个强有力之政府，因为，“我国今处列强环伺之冲，苟秩序一破，不可收拾，则瓜分之祸，即随其后”。所以，“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有政府终胜于无政府”，而且，虽然政府的许多设施、做法都不能令人满意，但“犹勉予维持，以俟正式政府之成立，徐图改造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20 ～ 21页）这当然又是梁启超的一厢情愿。他以为，袁世凯这个“政府”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不能令人满意，但有政府就比无政府强，政府的问题是可以慢慢解决的，如果政府很软弱，形有而实无，他那一套和平建国的方针也就无从落实。但是，他的许多想法常常只是空想，在两大势力的夹缝中，事实上并没有他们的生存空间。他的很多努力，说到底也只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时，随着国会选举临近结束，宪法起草权又成了各方争夺的焦点。《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都规定了宪法由国会制定，却没有明确规定由谁起草。于是，章士钊率先出头，他给江苏都督程德全出了个主意，建议宪法的起草由各省都督推荐专家进行。1912年12月22日，程德全向各省都督发出了著名的”养电”（电报开通之初，为了节省电报费用，清政府发明了“韵目记日法”，即从韵目中挑选三十个字，分别代替每月的三十天，二十二日用“养”字代替，故称“养电”。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呼吁大家”各举学高行修，识宏才俊之士二人，一为本省者，一为非本省者，集为宪法起草委员会，草案既立，然后提交国会，再行议决”。（《真假共和》下册，37页）蔡锷马上通电响应程德全，他于12月28日致电袁世凯、国务院、黎元洪及各省都督，不仅称此举为“荩筹周至，极表同情”，并进而提出了宪法精神之所在：窃以为其方针有二：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吾辈诚愤于满清政府之麻木不仁，是以一举而用能廓清之。今者改弦更张，若不极力扶助政府，假之以实权，而复事事为之限制，时时为之动摇，国本不固，则国脉以伤，自保犹且不能，更乌足以对外！然犹曰以专制流毒之所至也。北美为共和先进之国，素守门罗主义者，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谋发展。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此宜先行决定者一。一、必适合中国之现情。方今醉心共和，几于举国若狂。遇一问题发生，辄援欧美成例，不曰法国已然，即曰美国若是，且变本而加之厉。且无论法、美制度互有长短，固宜遗貌取神，未必尽堪则效。而一国有一国之特点，英国之宪法、惯习，不能遍行于欧洲，美国之天性自由，不能普及于大陆。矧以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而驰耳。光复以来，叫嚣呶扰，牵掣纷歧，政令不能厉行，奸宄因而恣肆，未始非《临时约法》有以阶之厉也。前车已去，来轸方遒，务期适合于现情，不必拘牵于成例。此宜先行决定者二。（《蔡锷集》一， 796 ～ 797页）

　　很显然，蔡锷是在发挥其老师的观点。其实，早于程德全的“养电”，蔡锷已经在12月17日致电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对国会议定宪法投了不信任票，他说：“惟逆揣国会议员议定宪法，难保不偏重党见，趋于极端，徒为防制行政首长之条规，致失国家活动之能力。临时政府之疲苶不振，国本动摇，实临时约法有以使之然，可为前鉴。”他还建议：“祈密召海内贤达，如梁任公、杨晳子诸人速将宪法草案拟订电知，俾得联合各省都督先期提出，以资研究而征同意，期收先入为主之效。将来草案交院议决，若议员所主张，总统有认为滞碍难行者，通电各省，锷必与各都督联名抗争，务期达拥护中央之目的。某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特以民权恒视国权为伸缩，必国权巩固而后民权有发展之期。总统当国家行政之中枢，负人民付托之重任，使因少数人之党见，减削其行使政策之权，恐一事不能为，必致陷国家于不振之地。”（同上，795页）蔡锷的这些想法明白表达了以行政干涉立法、控制立法的企图，他还先后派遣范熙绩、肖堃秘密进京，向袁世凯面陈他的意见。

　　直到第二年的2月7日，蔡锷致电各省都督，仍然强调宪法要有利于建设一个强有力之政府。不过，围绕宪法起草权的争议一时既难有结果，李烈钧与袁世凯的权力对抗却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势必要有个了结。2月5日，蔡锷与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联名通电，对当前局势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和立场，虽说没有直接点名谴责李烈钧，但矛头所向，非常清楚。电文中这样写道：乃近闻有奸宄之徒，阴谋窃割，乘机思逞，大江以南恣情鼓煽，事虽无据，语出有因，缔造方新，岂堪再有破坏？如系传闻失实，固如天之福。万一见诸事实，则扰乱治安，即为民国公敌。吾辈职责所在，惟有尽力所能，声罪致讨，必不令奸谋得逞，致陷危亡。（《蔡锷集》二，808页）

　　蔡锷与李烈钧在日本留学期间本有同学之谊，其后，袁世凯称帝，二人也曾与唐继尧共同发起讨袁，但在此时，蔡锷等四都督的联合通电却让李烈钧颇感为难，他回复蔡锷等人，不仅提到他们的旧谊，也倾诉了他的苦恼，希望诸公能理解他的初衷。很快，发生在江西的这次危机，在各方势力的调节下，以袁世凯的暂时妥协而得以平复。但从随后的形势发展来看，双方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国家分裂的危局仍在酝酿之中。宋教仁被刺一案，就成了南北走向武装对抗的导火索。

　　“二次革命”留下的隐患

　　就在各方势力对江西军械案努力进行调解期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刺身亡。而此前一天，袁世凯刚刚发布了国会召集令，规定4月8日为国会开幕日。梁启超与宋教仁都把国会讲坛视为自己的政治生命线，都把召开国会视为中国国家建设走上正轨的开始。现在，国会尚未召开，宋教仁却已死于非命。虽然少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但梁启超并不感觉到轻松。他在3月25日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在中国政界活动，实难得兴致继续，盖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理想，全不相应，凡所运动皆如击空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64页）他曾经以为，自己所领导的进步党如果能在国会取得优势，不仅可以抑制国民党，而且可以监督袁世凯。但实际上，由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联合组成的进步党，最初在国会是处于劣势的，这就使得梁启超不得不采取与袁世凯结盟，以对付国民党的策略。结果造成了这样一种令人难堪的局面：由于处处依赖袁世凯，也就使得主观上所希望的对袁世凯的监督，变成了客观上不得已的对袁世凯的妥协。而这种妥协进一步又助长了袁世凯的嚣张气焰，从而更激化了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到了这一年的7月，双方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在孙中山等人的激励下，李烈钧终于决定从上海返回江西，并于7月12日在江西湖口要塞宣布独立，并发布讨袁檄文。他的理由是，袁世凯“帝制自为”，“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所以，“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真假共和》下册，184页）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二次革命”。不过，即使在国民党内部，对于这次革命始终也没有取得过一致意见。革命前，就有稳健派与激烈派的分歧，前者主张“法律解决”，反对诉诸武力；后者则选择武力对抗，不相信法律可以扳倒袁世凯。革命发生后，也没有出现他们所期待的类似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的局面，即使是江苏、上海、广东、湖南、安徽、福建等国民党人控制的地区，也因为主政之人的各种利益考量而迟迟不肯加入反袁的队伍。也就是说，国民党所发起的这场旨在推翻袁世凯的革命，始终未能赢得广泛的社会力量的同情和支持。只能说明，此时袁世凯的真实面目还没有暴露出来，人们对他还没有完全绝望，总统非袁莫属论还很有市场。7月17日，蔡锷首先致电袁世凯与黎元洪，在分析了各地的形势之后，提出了“添重兵驰赴战地，分头截剿，早日扑灭，以免星火燎原”的建议，并提醒袁世凯，对北军要“严申纪律，免促奸人借口”。7月19日，他又致电李烈钧，开诚布公地劝他“解甲罢兵”，他说：“公为手造民国健者，岂忍愤而出此？即公意有不惬于袁之处，亦非可求诉于武力，以国家为孤注一掷也。”同一天，他还分别致电湖南都督谭延闿以及四川都督胡景伊、广西都督陆荣廷、贵州都督唐继尧，反复申述其反对把国家推向战争深渊的理由。他认为，“政府纵有失德，尽有纠绳匡救之余地”，即使要变更政府，也可以走法律程序，由国会弹劾，为什么一定要诉诸武力呢？“充发难者之本意，无非以现政府不惬人望，成则推倒现政府，不成则划地而守，犹可以为善图。”对于这种分裂国家，破坏统一的行为，他质问：“以一部分枭杰者之政争，致陷我四万万同胞于水火，天道灭绝，人道何存？“特别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革命，老百姓已不堪其苦，“民生受病，海内困穷”，哪里还经得起再折腾？但”变革以还，吾国一般人心，似因激刺而失其常度。一切善良可贵之信条，几于扫地以尽，而权利龌龊之思想，则已深中人心。口共和而心盗贼，国事之不宁，根本原因，端在于此。此后再接再厉，国亡则同归于尽，不亡则恶风日长，以国家为儿戏，视革命为故常。今日甲革乙，明日丙又革甲，革之不已，人将相食，外人起而代庖，且加以扰乱和平之恶名，则亡国犹有余辜已”。他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肺腑之言，今天读来犹令人动容，唏嘘不已，不晓得当时有几人能听得进去。但他依然善意地对双方提出劝告：“致乱之原何在，尚望政府速自反省，示天下以诚信。赣人亦应顾念大局，勿徒为感情所驱。”（《蔡锷集》二，1072 ～ 1075页）

　　事实上，二次革命从爆发到失败，前后不足两个月，却给未来留下了诸多隐患。首当其冲是国会的命运更加堪忧。袁世凯是不喜欢议会政治的，他相信的是实力，是枪杆子。二次革命给了他用兵的口实，更让他看到了枪杆子的有效；而对南方用兵，轻而易举就取得了成功，则使得他的权力欲望迅速膨胀起来。他不再把国会放在眼里，虽然他还需要梁启超和进步党的支持，需要国会这面合法的旗子，但对国民党议员却开始无所顾忌地采取恶劣的强暴手段。7月23日，北洋军警包围北京公余俱乐部，逮捕冯自由等参众两院议员十余人，引起国民党议员的大恐慌。本来，在二次革命爆发前，国民党中的激烈派就以议会受到北洋军警干预为由，鼓动议员南下，使制宪活动陷于停顿。参议院议长张继亦于7月16日离京南下，赴江西参加二次革命，同时号召参议院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另开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议员人心思动，纷纷出京。据黄远生估计，出京议员中，参议员大约30人，众议员大约40人。虽然他们有的只是回乡省视，静观时变，并非南下参加革命，但对国会的正常活动却大有影响，因为，如果不能维持议员在三分之二以上，国会就只能休会了。焦急中的梁启超于25日、26日一再致信袁世凯，希望他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尊重国会的，不要给国民党破坏国会留下借口。他也提醒袁世凯：“或以为兵威既振，则国会政党不复足为轻重，窃谓误天下必此言也。”（《梁启超年谱长编》，676页）

　　此时的袁世凯还是要给梁启超面子的，他很快释放了被捕议员。7月27日，他再次明确，国会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而“议员除内乱罪及现行犯外，均得受约法之保护”。（《真假共和》下册，214页）但他并未放松对国民党议员的打击，7月31日，袁世凯发布命令，要求国民党在三天之内将黄兴、陈其美、柏文蔚、李烈钧、陈炯明等除名。8月1日，国民党议员伍持汉以“勾结乱党，谋叛民国”的罪名在天津被捕，并于19日被杀害，成为民国议员被杀第一人。8月10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参议员居正、胡秉柯，众议员杨时杰、田桐、白逾桓、刘英等。27日，袁世凯又下令逮捕众议员褚辅成、常恒芳、刘恩格，参议员丁象谦、赵世铨、朱念祖、张我华、高阳藻等八人。这些都还只是袁世凯强令解散国民党、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进而解散国会的先声。对于这种种变故，梁启超也无可奈何。虽然他与熊希龄、汪大燮、张謇等人组成了第一流人才内阁，也希望借此机会有一番作为，但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真正的权力都在袁世凯的手里。这时的梁启超对袁世凯已经是失望多于希望，只是有时不免还心存一点幻想，或者说还有一点不甘心，不甘心中国的前途乃至自己的前途都葬送在袁世凯手里。1914年2月20日，他辞去司法总长一职，同时被任命为币制局局长，12月27日，他又辞去了币制局局长一职。于是，他与袁世凯分手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此时的蔡锷已经来到北京。梁启超是很看重蔡锷的，1913年6月间，他曾经向袁世凯推荐过蔡锷，希望由蔡锷出任内阁总理一职。但袁世凯并没把蔡锷当成自己人，而且对他在二次革命期间以为南北双方所为均有未当之处、并希望政府反省的言论耿耿于怀。虽然蔡锷以为可以有一番作为，实际上，袁世凯对他“防之者备至”，最初是用笼络群雄的手腕，以金钱、高位拉拢他，不过想以“美爵老其志，使不为己患足矣”。（《政海轶闻》，14页）然而，蔡锷一一谢绝之，每月只领几十元的参政月俸。袁世凯无奈，又将一个经界局督办的文职闲差授予他。当时有人对他说：“君本军人，而必任以不相谋之经界事务，中央之意可知矣。”（《蔡锷集》二，1527页）

　　其实，蔡锷离开云南的直接原因，倒是和唐继尧有一些关系。二次革命后，云贵之间再次发生矛盾，唐继尧的滇军不得不离开贵州，回师云南。为了安排唐继尧的出路，蔡锷主动提出辞去云南都督一职，并推荐唐继尧继任。10月9日，他以养病为由，来到北京。这段时间，蔡锷在北京所任均为“闲职”，没有任何作为，但他对袁世凯还是尽力维护的，直到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人发起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才促成了他与袁世凯的分裂。

　　师生联手，反对袁世凯称帝

　　筹安会发表宣言的第二天（8月24日），他就从北京搭晚车来到天津，拉着梁启超来找汤觉顿等人商量对策，他们在汤觉顿的家里商议了一夜，都觉得：“我们若是不把讨贼的责任自己背在身上，恐怕中华民国从此就完了。因为那时旧国民党的人都已逃亡海外，在国内的许多军人文人都被袁世凯买收得干干净净。”六年后，梁启超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情形，他在护国军云南起义纪念日那天为南京学界所作的演讲中追述了蔡锷说过的一段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藉，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护国之役回顾谈》，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他们商量来商量去，唯一可以利用的实力，只有蔡锷在云南、贵州的旧部，而且，非要蔡锷亲自回去召集不可。

　　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制订了一个行动计划，因为梁启超是意见领袖，不能不发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但又要确保蔡锷的安全，不让袁世凯妨碍他的行动计划，于是，蔡锷只能故意装出与梁启超闹意见的样子，主动向帝制派靠拢。8月25日，他约了袁世凯的心腹唐在礼等十二人举行赞成帝制签名活动，并亲自题写了“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一行字，然后，第一个签上“昭威将军蔡锷”六个字。他在北京还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那些忠于袁世凯的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劝你先生？”他说：“书呆子哪里劝得转来，但书呆子也不会做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

　　这段对话亦出自梁启超的记忆，我们也不必太在意它的真伪，总之，都是蔡锷释放的烟幕弹，在这烟幕的背后，一场以云贵为中心的武力讨袁行动，正在暗中有计划有步骤地酝酿部署着。早在8月20日，他已致电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告诉他“京中近组织筹安会，研究国体问题，欲以觇舆情而定国是。此事关系国家前途甚巨”，并准备派人前往滇黔，当面商议。（《蔡锷集》二，1202页）9月3日，他又致电前贵州巡按使戴戡，希望他能早日来京。于是，在蔡锷的安排下，原云南军官、经界局评议委员殷承瓛自北京赶赴滇黔，戴戡则立即登程，离开贵州，赶往北京。这就是后来梁启超所说的“一面要蔡公先派人去，一面要打电报把重要的人叫来，这里头非费三个月以上的日子不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89页）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八、九、十这三个月里，蔡锷既要和滇黔旧部联络，随时沟通情况，他暗地给唐继尧、任可澄、刘显世等人发了数十封电报，又要与帝制派虚与委蛇，参加他们组织的各种拥戴活动。他还派专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其中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世凯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他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难的计划”，希望得到他的支持。（黄一欧：《护国运动见闻杂忆》，见《黄兴年谱长编》，453页）

　　袁世凯对蔡锷本来就不放心，一直把他视为潜在对手。蔡锷与滇黔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自然引起了袁世凯的警觉。10月14日，蔡锷棉花胡同私宅突然来了几个带着手枪的军人，要强行搜查。奇怪的是，他们翻箱倒柜，只是查找书籍、纸片之类，结果，什么也没搜出，空手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袁世凯派来要搜查蔡锷的电报密码本子，“可惜他脑筋发动得迟慢，蔡公早已防备到这一着，在一个礼拜前已经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放在我的卧房里头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90页）这是梁启超记得的情形。据说，蔡锷私宅被搜检时，他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蔡锷集》二， 1534页）他知道袁世凯不会放过他，一定要想个法子逃脱。于是，他就拿自己的喉疾做文章。10月30日，他以“近患喉痛，日久未愈”为由，恳请袁世凯“给假五日，俾资调养事”。（同上，1221页）既然他真的有病，袁世凯也不能不批准他的请求。五天后，蔡锷“销假趋公，照常办事”。但他的病情却“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所以，11月18日，他再上一呈，要求“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并请袁世凯派人代理经界局帮办。这样，蔡锷就到了天津，在一家医院住了下来。袁世凯几次派人前来问病，来人拿了医生的诊断书回去，知道不是托病。11月22日，蔡锷以“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责全效，宜择空气新鲜，天气温暖之处，静息数月”为由，三呈袁世凯，请求“续假三月”，迁地调养，为其离开天津制造舆论。袁世凯批了他两个月的假。11月30日，他第四次呈文袁世凯，提出了赴日治病的请求：“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同上， 1225 ～ 1228页）袁世凯于同日批准了他的请求，他便于12月2日离开天津，到日本去了。

　　梁启超自从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之后，一直处在袁世凯的严密监视中，“侦探是常常二三十个跟着我们”，但他一直守在天津家中不动，一来他家本是这次发难的联络机关，动不得；二来担心这里一动，袁世凯更加防范蔡锷，影响他脱身赴滇。所以，直到蔡锷走了十余天后，即12月16日，梁启超才启程由天津乘中国新济轮赶赴上海。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讲到临行时的情形：“我临走的前一点钟，去和我的夫人作别，把事情大概告诉他。我夫人说，‘我早已看出来了，因为你不讲，我当然也不问你。’他拿许多壮烈的话鼓励我勇气，但我向来出门，我夫人没有送过我，这回是晚上三点钟，他送我到大门口，很像有后会无期的感想。”（《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0 ～ 91页）

　　袁世凯派人搜检蔡锷私宅时，蔡锷正逗留于小凤仙的家里，品茶奏曲为乐。此后“风声日紧，乃私匿凤仙家中数日不出”。图为民初京城名妓小凤仙。

　　梁启超18日抵达上海，蔡锷一行也在石陶钧、张孝准的掩护下，绕道香港、安南，于19日抵达昆明。黄兴的儿子黄一欧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写道：松坡先生这次出走，是经过他与张孝准周密设计的。他一到日本，就写信给袁世凯，说明已经东渡就医，只以临行仓促，未及叩谒聆训。措辞非常恭顺，使袁看不出破绽。同时将随身带来的重要证件和勋章，都交给张孝准保存，并预先写好几封信，都是寄给和袁世凯最亲近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在日游山玩水的行踪，托张旅行日本几个地方，每到一地就投寄一封，表示他仍在日本各地游历。其实，在到神户的当晚，松坡先生就上了另一艘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河内，秘密直奔云南去了。（《黄兴年谱长编》，456页）

　　但袁世凯接到蔡锷在日本写给他的信，已经意识到自己犯了“纵虎归山”的大错，急电滇督唐继尧，告以蔡锷将间道入滇，要他“严密查访”，并在越南海防、河内、老街等地广布密探，截杀蔡锷。唐继尧没有按照袁世凯的指令行事，他派人挫败了蒙自道尹周沆、阿迷（今云南开远）县知事张一鲲等人的行刺阴谋，保护蔡锷有惊无险地安全抵达。这时，李烈钧也自南洋抵达昆明。21日，唐继尧召集了有蔡锷、李烈钧参加的军事会议。蔡锷在会上沉痛致辞：“袁势方盛，吾人以一隅而抗全局，明知无望，然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此次义举，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他说完这番话，众将默然，一齐把目光投向唐继尧，唐则俯首无语。一位姓沈的师长跳起来说：“蔡将军的命令，我们难道敢违背吗？”众将都应和他，一时间声震屋瓦。这时，唐继尧慨然对蔡锷说：“君以为可者，吾亦可之，吾二人二而一者也。”旋举总司令，诸将希望蔡锷留守昆明，而欲唐继尧带兵出征。蔡锷对诸将说：“吾非不知君等意，然吾志在讨袁，若以责任属唐，自居后方，人其谓我何？“众将皆叹服。及举兵，唐只给了他三千羸弱的士兵，蔡锷就率领着这些士兵上了前线。

　　这段记述来自陶菊隐的《政海轶闻》。但另有记载认为，蔡锷与唐继尧是生死之交，事实上，他们共同领导了云南护国军起义。当时，唐曾提出要蔡锷担任“军都督”，而自己出川北征，蔡锷没有同意。后来报纸追念蔡锷的功绩，都说云南起义为蔡主动，唐被动，唐曾因此发表谈话：“余与松坡夙共患难，誓同生死，蔡即是我，我即是蔡，蔡果然主动，我亦当然主动，我果然被动，蔡亦当然被动，一生一死，乃见交情。”（《绮情楼杂记》，91页）不过，这种是非恩怨我们现在也很难搞得清楚，或许当时确有一些使人难下决断的事情。梁启超最初也以为云南起事“没有多大问题”的，但他在接到蔡锷19日的“皓电”后，一连几日别无消息，也很焦急。“还好，“他说，“南京的冯华甫（国璋）很和我们表同情，我托他帮我打封电去，这是二十二日的事，这封电却有非常的效力。因为这电是我和蔡公约的密码，由南京一等印电发去，他们以为我这个人已经在南京，冯华甫准备着就要响应了。二十五日下午，蔡公拿我的电文当众宣布，当场就把现成做好的反对帝制檄文用电报打出来，就是今日所纪念的护国之役历史的发端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 ～ 92页）

　　1915年12月15日，袁世凯宣布称帝。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成护国军举兵讨袁。图为护国军出师前五人合影，左起：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李烈钧。

　　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

　　梁启超认为，正是冯国璋可能同情和响应云南起义这个偶然出现的“假”信息，促使唐继尧们作出了起义的决定，这么说也未尝不可。实际上，蔡锷到昆明后，的确遇到了一些事先没有料到的困难和障碍，使得护国军的进展从一开始就不是很顺利。起初，蔡锷与梁启超、戴戡在天津商议此事时，曾设想一旦袁世凯称帝，云南立即宣告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4页）但梁启超说：起义后有许多意外的障碍——我现时也不忍多说，总之，因为这种障碍，弄到蔡公要从大理府一带调兵，耽搁了十来天的日子，而且好的兵都留在省城，蔡公所能带到前敌的只是二等以下的兵，二等以下的军械。因为这种障碍，本来应该在重庆宜昌一带和袁军决胜负的，闹到在叙州、泸州一带被敌人堵截我们。那时，洪宪皇帝那边的主将，便是现在候补大总统曹锟，带着张敬尧、吴佩孚一班人，手下十几万器械精良、粮食充足的军队。可怜我们最敬爱的蔡公带着不满五千人的饥疲之众，和他们相持几个月。讲到军事吗，我是外行，一点说不出来，但我所知道的，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险中，能够令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同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那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那里。哎，我真不知道蔡公的精神生活高尚到什么程度，能够令他手下人人都感动到如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2页）

　　虽说蔡锷率领着他的军队以一种顽强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一直在苦战坚持，同时，作为整个行动的领导者、协调指挥者，梁启超也并不轻松。他曾讲到当时的情形：“自云南起义后三个多月，除贵州以外，没有一省响应，蔡公军又围困在泸州，朝不保夕。袁世凯看着我们这些跳梁小丑指日可平，早已大踏步坐上皇帝宝座去了。我们在上海真是急得要死，自己觉着除了以身殉国外没有第二条路了。”（同上，93页）实际情况可能比梁氏所说还要严重得多。由于邮政、电信都掌握在袁世凯手里，蜗居上海的梁启超，与远在云南、四川前线的蔡锷基本上已经失去了联系，他们之间几乎很难互通消息，因为“各口岸厉行拆信”，甚至连书信都不敢邮寄，只能派专人传递信息。周善培回忆梁启超刚到上海时的情形，讲得更加惊心动魄。他说，梁启超初到上海，安排他住在事先预订的白渡桥礼查饭店二楼（梁启超记为理查客店），“任公到饭店是六点半钟，七点半下楼用餐，吃完了，任公要上楼。我说：‘莫忙，方才我有人在门外探望的来报告我，说有点特别情形，等我先上楼看一看，下来后再陪你上楼。’说完了，我就带一个人上楼，走到楼口，果然看见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背着楼口，面盯着任公的房间。我立刻下楼，一面请溯初（黄群）在楼下等穿外套的北方大汉下了楼，然后把任公的洗脸用具先取来带到我家里，一面拉着任公立刻走出饭店。我们带一个学生由礼查饭店门口，每走三四条马路，就换一次洋车。换了七次，才到极司非尔路我家住下，一共住了八天，除了日本领事秘密来过一次之外，谢绝一切宾客。到了第六天以后，我门口的北方大汉又不断来探望了，我家里也不能再住了。于是，替任公租了一所房子在静安寺路、赫德路口，任公搬去住了几天。阳历除夕傍晚六点半钟，我又带两个学生到他家里去闲谈。刚走到赫德路静安寺路口电车道旁边，又发现一个北方大汉穿着呢外套，面盯着任公住的房子，我就叫一个学生去知会任公今夜要特别注意，一面回家。此次任公到上海，本不想叫英捕房知道，现在危急了，不能不通知它。于是，我就到英捕房去，请他们派遣两名巡捕来日夜轮流看门”。（《追忆梁启超》，155 ～ 156页）

　　当时环境之险恶，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对梁启超来说，个人性命之忧还不是最严重的，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赴死的决心，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更让他焦虑的，其实还是当前形势的极不明朗。虽然他不怀疑袁世凯气数已尽，目前的张狂只是垂死前的挣扎，但各省都督中暂时取观望态度的还是多数。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写道：“以东南大势论之，大约非俟西南更得数省响应后（都中有变当别论），不能有所动作。”（《梁启超年谱长编》，737页）而实际上，自12月25日云南宣布起义以来，只有贵州于1月27日起而响应，宣布独立。至于他们当初计划中的广西，至此仍然一点动静都没有。大约在1月25日，梁启超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给广西都督陆荣廷，他的这封信长达三千余言，主要内容即“为反覆申大义，剖利害”，因为与陆荣廷并没有太深的交往，他也“不敢期于有效，尽道而已”。（同上，758页）但这封信或许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二月十九日，吴柳隅介见一客，曰陈协五（祖虞），自言奉幹卿（陆荣廷）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发矣。其来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诧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谓将毋阱我，然吾察言观色，觉其情真也。协五复为言，有唐伯珊（绍慧）者陆之心腹也，三日后行且至，更衔令竭诚致我，且通殷勤于冯将军。翌日同人来会于静安寺路之寓，谓吾行虽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进止。觉顿请行，孟曦副焉。约以二十五日丹波丸发，船票既购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经画至纤悉，更无置疑之余地。卿所谓必欲致我者，自谓不堪建设之任，非得贤而共之不轻发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识，抑过人远矣。吾遂不谋于众，许以立行，然伯珊言当俟彼行后十日，许我乃发上海，而与彼会于海防，且觉顿辈之行亦须与彼偕，否则道中滋险也。而伯珊尚须如金陵，谒冯华甫，以故并觉顿亦不得发。时滇军方与贼相持于泸、渝间，状至险艰，待桂之兴，如旱望云，伯珊往返金陵逾一来复，此一来复之焦灼，殊难为怀也”。（同上，758 ～ 759页）

　　此前，梁启超曾有过入滇之议，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人在起义之初曾三次联电相邀，请他入滇主持大局。但梁启超一直没有拿定主意，因为他担心，如果他离开上海，与东南各省的联络恐怕会受到影响；还有外交方面，在上海与外界联系，毕竟要比在云南方便得多。他在1月8日给蔡锷的第一封信中亦表示：“仆窃认此二者为我躬现时最重之任务，未能舍去，若到时局发展稍可抽身，自必执鞭遄征，以从诸君子之后也。”（同上，741页）后来又有请他赴日的主张，他在1月21日给蔡锷的第四封信中就曾提到，“我决以二十八日东渡”。东渡就是去日本，因为，此时的日本已放弃在助袁和倒袁上的暧昧态度，明确发出了倒袁的信息，对于原本已经答应接待的袁世凯派来补贺日本天皇加冕的特使周自齐，则临时宣告不准入境，并准备派人到上海与反袁派接洽。梁启超看到机会难得，不能不加以利用，他乐观地以为，如果搞得好，联络外交，借款购械，一举两得，也是有可能的。但他始终未能成行，他在1月28日给日本的犬养毅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希望得到日本支持的意愿，并请周善培代为致意。他对犬养毅说：“周君善培，仆之畏友，而与公有旧，今特托渡谒，代陈鄙怀。”第二天，29日，他还接到李根源、杨永泰、程潜、文群、程子楷、林虎六人催促他尽快上路的一封信：“盖今日于日本外交，实处于万不可败之地，策求万全，利在兼程，即或先生未能久驻，而一水蓬瀛，往复甚便，只须接洽就绪，即可返旆。”（同上，751～753页）

　　但此时国内形势瞬息万变之严峻，已不容梁启超远行了。他在2月28日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说：“吾仍非久（当在十日内外首涂）图南，但目的地非滇而桂（桂中两度密使来）也。此行乃关系滇黔生死，且全国国命所托，（吾未有函告季丈，汝见时可言及。）虽冒万险万难不容辞也。”（同上，757页）就在他们商议如何上路之时，3月1日，日本驻上海武官青木中将恰好前来拜访他。他把目前的情况对青木和盘托出，并乘势请他帮忙，“代筹途旅”。”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属官松井者负其责。翌日，松井报命，言既与东京香港往复商定，属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轮之横滨丸至香港，更乘妙义山丸入越南之海防。”（《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22页）

　　于是，3月4日午前10时，梁启超一行乘日本邮船会社之横滨丸自上海启程，直发香港。据吴柳隅在《丙辰从军日记》中记载，与梁启超同行的人中，有唐绍慧、汤觉顿、黄孟曦、蓝志先、黄溯初和他本人，共七人。关于这段经历，梁启超在《从军日记》中记载得也很详细：自兹以往，昼伏夜动，作客子畏人之态者垂两旬，大类剧场中之《过昭关》，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蛰伏舵之最下层，在锅炉旁拓一室，饮食寝处其间，溽闷至不可耐。每深夜群动尽息，窃蹑舷栏，一晌凭眺，谓此乐万钟不易。因悟天下之至乐，但当于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数种备用。先是既为广西草电两通，一致袁氏劝退职之最后通牒，一通电各省申讨。至是复为草致广东龙张二氏之最后通牒，及檄告广东军民檄告在粤云南军士二篇。濒行之夕，唐蓂赓（唐继尧）书至，极言选举元首设立临时政府之急务，因思两广既下，兹事信不容再缓，乃覃思其条理，以谓黄陂（黎元洪）继任，乃约法上当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无须选举。选举乃反非法也。国务院在法律上无从发生，在事实上仓猝发生，必招恶果。今方当以综核名实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即建一指鹿为马之责任内阁，其所以异于袁者几何？故拟在军政时代设一军务院，厉行开明专制，磊磊落落，名实相符。院置抚军无定员，以合议制裁决军国重事。其抚军即以现在首义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选一人为抚军长。窃以此为今日临时政府最善之制。与同行诸员往复讨论，佥所赞许。乃草拟关于元首继承、军务院组织之宣言书五通，公电四通，军务院组织条例附焉。（同上，122 ～ 123页）

　　梁启超一行于3月7日抵达香港。由于他们离沪的第二天，袁世凯即通电两广各要隘，谓梁启超等人将潜入内地，图谋不轨，各地必须严查防范，一旦查出，立即扣留。香港政府也宣布戒严，不准梁启超一行入境。袁世凯、龙济光还派了许多侦探到香港，刺探梁启超的行踪，这些侦探布满了香港大大小小的旅馆，处处可能遇到危险。而此时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噩耗，先是说袁军已经攻克叙州，未几又传袁军再攻克纳溪，未几又传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已经攻下了剥隘。大家都意识到，此时如果再没有他省响应，那么，云贵两地护国军的命运恐怕就很难说了。如今，要救云贵，只有寄希望于广西，而欲进广西，却又受阻于香港，他们“进退维谷，中心皇皇，而以梁任公之焦逼为尤甚”。（《梁启超年谱长编》，762页）情急之中梁启超曾想冒险由广东西江入梧州，赶赴南宁，但所有人都认为，广东之地，袁世凯、龙济光防范甚严，此去无疑自投罗网，极力阻止他去冒险。最后他们决定，汤觉顿与唐伯珊乘船直接前往梧州，然后转道南宁；吴柳隅、蓝志先、黄孟曦三人暂留香港，等待时机；黄溯初则陪梁启超绕道海防，相机上岸，准备偷渡。

　　3月11日夜，梁启超与黄溯初秘密换乘日本三井洋行之运煤船妙义山丸，开始了偷渡海防，间道入桂的行程。因为事先与日本政府有接洽，所以，一路上全托日本人的帮助。日本人做事，不仅有计划，而且非常周密。16日夜，梁启超到达海防，就住在日商横山的家里，他遵照日本驻海防领事的嘱托，照顾梁启超与黄溯初二人。因为要在这里等待陆荣廷派来迎接他们的特使，第二天，黄溯初先被派往云南，去向唐继尧传达梁启超关于总统选举与成立军务院的意见。他们约好在此地汇合，共同入桂。住在越南潮湿闷热的大山里，梁启超染上了当地的一种热病，他在离开此地时给女儿令娴写信，讲到患病的情形：“孑身在荒山中，不特无一家人且无一国人，（实则终日室中并人而无之，若其夕死者，明日乃能发见。）灯火尽熄，茶水俱绝，此时殆惟求死，并思家人之念亦不暇起矣。明晨人来省视，急以一种草药（专治此病之药）治之，不半日竟霍然若失，据言幸犹为轻症，然若更一日不治，则亦无救矣。”（同上，768页）3月26日，他在此山中恰已十日。这天，随着陆荣廷特使的到来，梁启超结束了短暂的“隐居”生活，遂一起乘汽车由镇南关秘密进入广西。

　　梁启超27日入镇南关，4月4日抵达南宁。而早在3月15日，梁启超还在三井洋行之运煤船上，广西陆荣廷就已宣布独立。这是因为，汤觉顿与唐伯珊先期到达南宁后，告诉陆荣廷，梁启超已从香港动身，转道越南而来广西，并将梁启超事先写好的《广西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广西致各省通电》转交陆荣廷，陆自然觉得无须再等，遂一举而解决了广西问题。当时，促使陆荣廷提早宣布广西独立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即龙觐光（广东都督龙济光之弟）被袁世凯派往广西，攻打护国军。龙觐光驻军百色，极无纪律，骚扰民间，百姓叫苦不迭。云南护国军第二军张开儒的部队与其开战，黄毓成亦率贵州挺进军助战，马济更率广西游击队十余营包抄其后路，使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势将被擒。情急之中，他不得不向谭夫人求救。谭夫人即陆荣廷之夫人，龙、陆两家为儿女亲家。谭夫人乃令兼护广西军务的陈炳堃发电报给马济，勒令龙军缴械，但免去龙觐光父子一死。这样一来，广西除了宣布独立，已别无出路。

　　各省独立，袁世凯忧急而死

　　恰如梁启超所预料的，广西独立之后，不仅使袁世凯联合粤、桂进攻滇、黔的计划完全破产，也给予广东的龙济光莫大压力。他刚刚被袁世凯册封为一等公爵位，不久又加封郡王衔，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和势力，他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于4月6日宣布广东独立，但又暗中与蔡乃煌密电袁世凯，请他速派重兵南下协防。但此时袁世凯已经自顾不暇了，他一面派出军队南下，一面又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止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五年纪年。以洪宪年号计算，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3日，袁世凯的皇帝梦做了83天；如果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帝位那一天算起，袁世凯的皇帝梦则做了103天。广东宣布独立，恰在帝制取消之后，但其所发表之独立文告，无一语指斥袁氏，也说明龙之独立，并非真心，不过是缓兵之计罢了。所以，粤中各派对于龙，几乎皆不信任，一致认为，不逐龙，广东不会有真正的独立。即使梁启超，在未抵达南宁会晤陆荣廷之前，也是赞成逐龙的。他在3月28日到达龙州后马上致电陆荣廷，先提到龙济光、张鸣歧派使者来不知所为何事，如果是以取消帝制为交换条件，换取广西取消独立，恳求您不要答应他。接着就说到了龙济光：“粤之得失，为国命所系，彼若尚持异同，非使之屈而从我不可，即彼欲要求保其地位，亦请勿轻许。龙与超本有私交，岂欲过为已甚，但彼失政已甚，粤人共弃，望公如望慈父母，公安能舍而不救？至于为国家计，粤不得手，西南大局终无法维持。公笃于念旧，但允保全彼生命财产，即为仁至义尽，若公轻许彼把持吾粤，则是不忍于一二友人之爵位，而忍于全粤数千万人幸福之消灭，忍于全国命脉之颠危，终不免以私害公，将难免于千秋之责备矣。”（《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32页）

　　但他仍然担心陆荣廷“仁厚太过，稍事优容”，同一天，又致电汤觉顿说：“龙但为禄位，宁知国家？其言不可误信。现在舍袁退位外，对京无调停余地；舍龙退职外，对粤无调停余地。”（同上）又致马济司令，说了同一番话：“现在舍袁退位外，对北京断无调停之余地；舍龙张退职外，对广东亦更无调停之余地。此两着关系全局安危，丝毫不容有失。”（同上，33页）但陆荣廷并不想与龙闹翻，他这时还对岑春煊存有希望，就因为龙曾是岑的旧部，他相信有岑的威信在，龙不能不服。梁启超见到陆荣廷之后，接受了他的意见。他在4月6日致电周善培说：“幹（陆荣廷）对粤别有规画，持之颇坚，弟初不谓然，今亦首肯。”（同上，37页）4月7日他又致电李烈钧说：“粤已于鱼日（6日）独立，其当局虽或不饜人望，然藉此免糜烂，我军得专力规复中原，自是大佳。”（同上）4月8日他还致电广东民党领袖李根源、林虎、杨永泰、文群、徐勤诸君，劝告他们：“幹公（陆荣廷）于粤事计画精详，粤之布置，全属于此间熟商之结果。龙、张（鸣歧）为幹公至诚所感，亦以至诚相应，丝毫无可猜疑之余地。今日之事，必须两粤完全安堵，乃可蓄精锐以歼狂寇。幹公已专电为兄等略述此意，务望苦劝各同志，协保秩序。幹公到后，断无不可解决之问题。此时若生葛藤，则是破幹公之计画，授敌以闲隙，非诸君所忍出也。要之，粤为讨贼之策源地，粤若糜烂，犹获石田，将焉取之。想诸贤必深会此意也。”（同上，39页）

　　就在这一天，梁启超与陆荣廷由南宁启程赴粤。4月27日，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追述此事：“吾于四月初四到邕，初六遂得粤独立之报，粤中来迎之电不下数十通，初八遂偕陆督东下，十三抵梧州，忽闻汤、谭、王凶报，吾之肝肠寸断。”（《梁启超年谱长编》，775页）这个历史上称为“海珠惨案”的事件发生在4月12日，汤觉顿代表陆荣廷先由梧州来粤，与龙济光接洽。12日这天中午，汤与龙济光的部下及民党领袖徐勤等在海珠开会，会上，龙的部下颜启汉、蔡春华等突然开枪，将汤觉顿、谭学夔、王广龄击毙。梁启超得知这个消息后愤怒异常，他本来准备去广州的，现在只能留在梧州看形势的发展。龙济光担心事情闹大，赶忙派张鸣歧前往梧州，向梁启超、陆荣廷说明情况。但是，梁启超后来回忆当初的情形时说：他的靠不住，谁也知道的。当时我们手下的人个个摩拳擦掌，说非打广东不可。但我和陆君全盘打算彻底商量，蔡公正陷在重围，再下去个把月眼看着要全军覆灭。我们把广西独立，原是想出兵湖南，牵制敌势，令根本问题早日解决。若是粤桂开起仗来，姑无论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令得胜，也要费好些时日。而且，精锐总损伤不少。还拿什么力量来讨贼？岂不是令袁世凯拍掌大笑吗？论理，汤、王、谭三公都是我几十年骨肉一般的朋友，替他们报仇的心，我比什么人都痛切。但我当时毅然决然主张要忍着仇恨和龙济光联合。但是联合吗？他要来打我们又怎么呢？我说非彻底叫龙济光明白利害，死心塌地地跟我们走不可。有什么方法叫他如此呢？我左思右想，想了一日一夜，除非我亲自出马，靠血诚去感动他。当时我就把我这个意见提出来，我的朋友和学生跟着我在肇庆的个个大惊失色，说这件事万万来不得，有几位跪下来拦我。但我那时候，天天接着蔡公电报，形势危在旦夕，我觉得我为国家为朋友都有绝大的责任，万万不能躲避。而且我生平不知为什么缘故有一种自信，信我断不会横死，信我一定有八十岁命。当时无论何人也拦我不住，我竟自搭车跑广州去了。我到了沙面，打电话告诉龙济光说我来了，要会他，龙济光也嚇一大惊，跟着我就一乘轿子跑上观音山（粤都督府所在地）去了。我和龙济光苦口婆心的谈了十几点钟，还好，他像是很心悦诚服的样子，到第二天晚上，他把许多军官都聚起来，给我开欢迎会，个个都拖枪带剑如狼似虎的几十人，初时还是客客气气的，啊啊，酒过三巡，渐渐来了，坐在龙济光旁边一员大将——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做胡令萱，在那里大发议论，起首骂广东民军，渐渐骂广西军，渐渐连蔡公和护国军都骂起来了，鼓起眼睛钉着我，像是就要动手的样子。龙济光坐在旁边整劝少说话。我起初是一言不发，过了二十分钟过后，我站起来了，我说：“龙都督，我昨夜和你讲的什么话，你到底跟他们说过没有？我所为何来？我在海珠事变发生过后才来，并不是不知道你这里会杀人，我单人独马手无寸铁跑到你千军万马里头，我本来并不打算带命回去。我一来为中华民国前途来求你们帮忙；二来也因为我是广东人，不愿意广东糜烂。所以我拼着一条命来换广州城里几十万人的安宁，来争全国四万万人的人格。既已到这里，自然是随你们要怎样就怎样……”我跟着就把全盘利害给他们演说了一点多钟。据后来有在座的人说，我那时候的意气横厉，简直和我平时是两个人，说我说话的声音之大就像打雷，说我一面说一面不停的拍桌子，把那满座的玻璃杯都打得丁当作响。我当时是忘形了，但我现在想起来，倘若我当时软弱些，倒反或者免不了他们的毒手。我气太盛了，像是把他们压下去。那位胡令萱悄悄跑了，此外的人，像都有些感动。散席后许多位来和我握手道歉。自从那一晚过后，广东独立，没有什么问题了。第三天，我就回肇庆，陆君也带着兵出湖南去了。（《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5 ～ 96页）

　　梁启超这一番演说真是绘声绘色，使我们有亲临现场之感。其实，梁启超并非“单身由肇庆乘一小轮入粤”。（《绮情楼杂记》，110页）据吴贯因《丙辰从军日记》5月5日记载：“本日梁任公偕日本领事太田氏及李印泉（根源）、张坚白（鸣歧）、黄孟曦等赴广州。”（《梁启超年谱长编》，782页）本来梁启超是准备去上海的，前一晚都要上船了，日本领事太田忽然带来了龙济光的口信，表示愿意与梁启超面商一切，请他与太田一起来广州。梁启超也觉得，广东问题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对大局确有很大妨碍，遂决定亲见龙济光一面。这时，两广都司令部先于5月1日在肇庆成立，公举岑春煊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两广军队都归其节制。龙济光虽自称广东都督，其势力范围仅保有广州附近地区而已。而且，海珠事变发生后，各派势力都有“屠龙”之论，但梁启超与陆荣廷从大局着眼，还是希望能把龙济光拉到反袁势力一方。所以，梁启超到广州后，先与他商议成立军务院之事，他也表示同意。于是，5月6日即通电全国，宣告军务院成立。云南起事前，梁启超与蔡锷等人曾有云贵、两广独立后成立临时政府，拥戴黎元洪为总统的计划。因为袁既叛国，总统资格已经丧失，根据《临时约法》，应由黎副总统继任。梁启超在赴广西途中，曾草拟一名为军务院之组织条例，作为临时机构向各方征求意见，唐继尧、蔡锷、刘显世、戴戡、陆荣廷、岑春煊等都表示赞成。军务院成立，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龙济光作为独立省督，为当然抚军。但梁启超在广州期间，龙济光除接受军务院抚军一职外，其他条件都被他拒绝了。吴贯因5月8日日记曾写到龙济光的态度：“且始对于任公犹加礼貌，继而以示威之举动，令其鹰犬胡令宣等于席间大骂张鸣歧，又以恶声恐吓梁任公。任公笑曰：‘我诚畏死者，岂有来此。’继又伏兵于门外，将效海珠之故智，任公从间道出，始得无事归。”（同上，784页）

　　5月14日，梁启超有一封电报给蔡锷，也讲到当时他的心情和计划：“此次任事，诸贤艰苦，无过吾弟。眷言西顾，每用泪荧。吾为粤事，亦吞声呕心，卒无善果。海珠之变，歼我三良，虽非龙主谋，而粤局内容，可以想见。悍将蟠于上，私党閧（哄）于下，浩劫终无幸免，所争早暮耳。然吾深思熟计，以围攻观音山，双方相消之兵，力足举湘赣闽而有余。龙变而桂亦疲，更何挟以御贼。况糜烂后之收拾，非期月可奏功。而独立省份内讧之丑声，徒令老贼匿笑，友邦藐侮。故饮泪言和，奋身入虎穴，鸿门恶会，仅乃生还。”（《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51页）但接下来的形势发展迅速，先是浙江于4月12日宣告独立，5月间，各省独立运动更加势不可当。5月9日，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陕西独立，礼送陕西将军陆建章离开西安；5月22日，陈宦在各地各军离叛的形势下，被迫宣布四川与袁氏脱离关系；5月29日，湖南的汤芗铭也宣布独立，加入云、贵、粤、桂、浙、陕、川的一致行动。这时的袁世凯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特别是陕、川、湘的独立，对他打击极大，因这些地区都是他的亲信将领所控制，一朝瓦解，竟不可收拾。内外交困，众叛亲离，袁世凯痛心疾首，忧急成疾，竟于6月6日死去了，年仅五十七岁。

　　这时，冯国璋发电报要梁启超来上海商量解决善后的办法，梁启超遂以5月18日出香港转赴上海。本来，袁世凯是想借取消帝制以保存总统，有不少人出面为他调停说和，北京的梁士诒、张国淦、庄思缄等，都以旧交的身份致电梁启超，希望保留袁世凯的总统职位。他们提出各种理由，比如外国干涉问题，各省军人多为袁旧部，非袁不能统驭的问题，甚至还有舍袁无人能任总统的说法，等等，但梁启超不为所动，一一反驳，坚持袁世凯退位，反袁护国战争才能结束的主张。现在袁世凯既已死去，退位的问题自然不再是问题了。6月7日，梁启超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冯国璋及各都督总司令，促请黎元洪依法就任大总统职。黎元洪出任总统，固然不成问题，但问题在于，南方所承认的黎元洪的总统资格，来自民国二年（1913年）10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是以旧约法为基础；而北方所承认的黎元洪的总统资格，则来自民国三年修正的总统选举法的规定，是以袁氏新约法为其依据。不久，就黎元洪的总统资格问题，南北双方到底发生了新旧约法的争执，从而拉开了护法运动的序幕。此是后话。

　　大局已定，蔡锷病逝扶桑

　　大局既定，梁启超便开始考虑他的出处问题了。7月15日，南方军务院宣布撤销。段祺瑞一直怀有野心要做大总统，但他心知其力量不足，只能暂时屈尊于内阁总理一职。他曾反对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但又不能违背众人的意志，只好采取妥协的办法，接受黎元洪继承大总统，恢复国会，恢复《临时约法》。8月1日，国会重开，黎元洪正式就任大总统。北京又组成了由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10月30日，国会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而政府的实际权力则掌握在段祺瑞的手里，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洋政府。梁启超则准备兑现他在起义发动之初的承诺：“成功呢，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91页）这时，他对政治已经感到有些失望，常常在给朋友们的书信中有所流露，以为“精神上之苦痛，恐亦有加无已”（《梁启超年谱长编》，792页）；甚至想到，“此后此种苦况恐日益煎迫，吾侪亡命于南美、南非外，无以自全”（同上，793页）；他还说，此后”形势恐更险恶，今若碰在此风头上，为恶虎村、水帘洞剧本中凑一脚色，这是何苦”（同上，794页）？

　　梁启超到上海后得知父亲已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这使他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也成为他脱离政治的一大理由。他当即给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发了电报，请求辞去担任的所有职务。8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还说到他的心情。记者问他：“自项城（袁世凯）逝世，时局锐变，国人所属望于先生者甚重，先生因守礼少接外事，未免令国人觖望。”梁启超回答：“鄙人不幸，惨遭大故，在丧期百日中，值国运变迁绝续之交，不能多所效力，诚属遗憾。”记者又说：“太公之丧，似已逾百日，先生身系国家安危，当此危急之秋，似不宜太拘古礼。”梁启超回答：“遭丧七十七日后始闻丧，既不能亲汤药视含敛，罪孽已不可赎，若区区百日哀情，犹不自尽，实不可以为人。”记者仍然追问：“愿闻百日后先生出处，今日时事万艰，先生似不能置身政局之外？”梁启超于是说出了他的打算：“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骤然完全脱离，原属不可能之事。但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也。鄙人尝持人才经济之说，谓凡人欲自效于国或社会，最宜用其所长。鄙人自问若在言论界补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尚有一日之长，较诸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此着虽似迂远，然孟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鄙人数年来受政界空气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汤觉顿屡劝摆弃百事，专从事于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汤君同行，间关入广西，在南宁分袂时，痛谈彻夜，汤君力言军事稍平，决当献身社会教育。别后数日，汤君遂殉国于海珠。亡友遗言，安可久负？顷方有所经画，若能缉熙光明，斯孔子所谓，是亦为政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32 ～ 133页）

　　梁启超很善于对记者讲话，这番话也说得入情入理，但实际上他一时还做不到完全脱离官场，形势和理念都不允许他抽身而退，而且，在他内心深处，对段祺瑞也还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蔡锷，他则抱有更大的希望。7月6日，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一再劝说蔡锷接受这个任命，因为在他看来，“非凭借一省，决不能遂救国初志也”。（《蔡锷集》二，1445页）他甚至想象着蔡锷能与戴戡、陆荣廷联成一体，构成他这一派的实力后援。但蔡锷的病发展得实在太严重了，他在6月28日曾致电梁启超诉说自己的病情以及面临的困难：锷喉病起自去冬出京以前，迄无疗治之余裕，今已成顽性，非就专门医院速为调治，似难奏效。本拟即日脱卸，飘然远翥，一以践言，一以养疴。乃军中会议数次，群尼吾行。目睹全军情况，善后各事，诸待部署安顿，此时实难忍绝裾而去。查锷直接所部，除川、黔军外，滇军原有三梯团，近新到两梯团，计共二十营。自滇出发以来，仅领滇饷两月。半年来，关于给养上后方毫无补充，以致衣不遮体，食无宿粮，每月火食杂用，皆临时东凑西挪，拮据度日。当两军对峙战事方殷之时，对敌观念炽，群置给养之丰歉于不问。今大局既定，恤赏之费，不能不立为筹给；以前欠饷，不能不概予补发；息借之绅民贷款，不能不依限偿还。凡此种种，均非由锷负责办清，无以安众心而全信用。以上所需各款，核计在二百万元以上。现拟派员赴京交涉，请中央从速筹发。（同上，1444页）

　　梁启超在收到蔡锷告急电报的第三天，立即发电报给黎元洪、段祺瑞等，“哀恳提前设法”，又致电熊希龄、范源濂，请他们帮忙疏通，还与上海中国银行协商，希望能“先垫若干”，以解燃眉之急。（同上，1444 ～ 1445页）但蔡锷所需区区善后之款，却一直没有着落，他的喉病自从德国医生阿密思治疗之后，则疼痛更甚，“饮食俱难下咽，发音更微，闷楚殊甚，精神亦觉委顿”。（同上，1456页）蔡锷在此期间多次致电北京政府、陆军部和黎大总统，请求辞职，转地治疗，但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7月19日，他致电唐继尧、刘显世、戴戡，说得更加痛切：“纵公等尚欲强锷以问世，试问世界中焉有哑人可以当政局潮流之冲者欤？蓂公（唐继尧）谓善后问题均未解决，系铃解铃，仍在吾辈，洵属至言。而所谓善后问题者，俱易解决，惟关于个人之权利加减问题，最易为梗。”又说：“迩者滇省于袁氏倒毙之后，于刚出发之军，不惟不予撤回，反饬仍行前进，未出发者亦令克期出发，锷诚愚陋，实未解命意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这段话每个字的下面加了圈点，并写下一段签注：“松公与大敌相持于泸、叙间时，望滇中援军如望岁，呼吁声嘶，莫之或应。袁倒毙后，而滇中北伐大军，乃日日出发，读者读此电，试作何感想？”（同上，1461 ～ 1462页）

　　梁启超自然是有千言万语没有说，直到很多年以后，他仍然表示“不忍多说”。无可奈何之中，蔡锷也只有带病赴任，他致电北京政府：“敬惟中枢依畀之重，重念蜀民维系之勤，区区此身，何敢自爱？兹遵于七月二十一日由泸首途，力疾赴省，勉就新任。”（同上，1463页）直到8月5日，发布《布告四川文武官民文》，蔡锷才正式宣告休假治病，由罗佩金代理四川督军和省长职务。8月9日，蔡锷作《告别蜀中父老文》，启程离川赴沪。他有两首诗，也作于这个时候：谒草堂寺

　　锦城多少闲丝管，不识人间有战争。要与先生横铁笛，一时吹作共和声。

　　别望江楼

　　锦江河暖溅惊波，忍听巴里下人歌。敢唱满江红一阙，从头收拾旧山河。（同上，1477页）

　　诗言志，歌咏言。从这两首诗中我们不难体会蔡锷当时的心情。他于8月中旬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不久，又于9月初转赴日本治病。11月8日晨，蔡锷因肺病医治无效，在日本九州福冈医科大学医院与世长辞，距离三十四岁生日尚有四十天。石陶钧当时守护在蔡锷身旁，他给张孝准的信中说到蔡锷临终时的情形：弟到东之日，松病渐倾于坏象。至本月一日，闻克公（黄兴，字克强）去世，为之大戚，因此下痢更甚，精神益衰。弟每日见面，渐不能谈话。初五、六既呈险症，乃六日晚行注射后，初七日精神顿爽。并自谓前数日颇险，今日大快矣。夜间犹嘱写信上海买杏仁露。十时顷，气喘目直视，注射后稍安息。至八日午前一时，又因痰塞，喉断呼吸，继痰出，有呼吸，已极微弱。行人工呼吸法。静掩其目，平和安然而逝。嘱书遗电时，精神尚一丝不乱也，无一语及家事。（同上，1508页）

　　好友蒋百里、石陶钧记下了蔡锷临死前口授给国会和黎大总统的遗电：（一）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二）意见多由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三）此次在川阵亡及出力人员，恳饬罗督军、戴省长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四）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同上，1502页）

　　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到国内，梁启超、蒋百里、戴戡、石陶钧、唐继尧、陈炳焜、刘显世、任可澄、吕公望、罗佩金等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及大总统黎元洪，要求“赐予国葬，并将事绩宣付史馆立传，准予京师及立功省份建立专祠，置造铜像，以彰国家崇报之典，而为后来矜式之资”。（同上，1507页）

　　1916年11月8日，讨袁名将蔡锷病逝，梁启超扼腕痛惜。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图为梁启超在上海致函徐世昌，介绍图书馆的筹备状况。收藏于天津梁启超纪念馆。

　　蔡锷灵柩从日本运抵上海。12月5日，上海蔡公治丧事务所同人举行公祭。梁启超有祭文一篇。此前，他还率其弟梁仲策以及女儿思顺、儿子思成等私祭之。除祭文外，还撰有挽联：知所恶有甚于死者，

　　非夫人之恸而为谁。

　　12月13日，梁启超致电各位当道，发起设立蔡松坡纪念图书馆。不久，他又在朋友中发起成立蔡公遗孤教养协会，承担起抚养、教育蔡锷遗孤的责任。他的书房“饮冰室”中至今还悬挂着这位弟子的遗像，亦可见二人情意之深，尤见其失去最心爱的弟子之痛。但松坡图书馆当年未成，“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梁启超甚至有鬻字筹款之举，却也未见成效。1920年，自欧洲返国的梁启超着手在北京筹办松坡图书馆。两年后，北洋政府将北海公园的快雪堂及西单牌楼石虎胡同七号官房拨给松坡图书馆作为馆舍，前者为第一馆，后者为第二馆。由于北海一时未能开放，故第二馆先于1924年6月开馆，第一馆则于1925年10月开馆。诗人徐志摩还曾担任过松坡图书馆外文部的英文秘书。松坡图书馆的藏书，一部分来自朋友们的捐赠，还有一部分由馆内自购，比如第二馆的各国新书，而最重要的，却是著名藏书家杨守敬的藏书。北洋政府曾于1915年以七万余大洋购得杨守敬藏书，根据梁启超1925年3月写给段祺瑞的签呈，可知这些藏书1918年已由国务院特拨给了松坡图书馆。但是，由于“院员偶尔失检，未及全数领取”。梁启超这次签呈的目的，是要回当年未取的那一部分图书。然而，这部分藏书早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而且，一直与故宫文物同行，直至渡海运抵台湾，至今还保存在台湾“故宫”的善本书库中。（《历史的另一角落》，73 ～ 76页）

　　至于松坡图书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并入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在由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颁给松坡图书馆干事会同人的奖状上写着：“北海松坡图书馆干事会此次将全部藏书赠与国家，且干事会继承创办人之志，二十年来经费不足，而图书不断增加；此精神实堪褒扬，合行颁给奖状，以示嘉奖，而励来兹。”与蔡锷有关的一段历史遂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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