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

　



　　梁启超结识蒋百里是通过蔡锷的介绍。蔡锷进入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梁启超曾为他疏通关系。蒋百里是他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抱定了宗旨，要军事救国的，因此，蒋百里入学，也请了梁启超帮忙。后来，梁启超在为蒋百里的母亲杨太夫人所作墓志铭中提到他们的关系，就说：“启超与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学，出同游，天下事则同患难。”（《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16页）

　　留学日本，名震百里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名方震，字百里，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据朱起凤《古欢斋杂志》手稿记载：“……乃郎百里将军，六七龄时，即能讲三国志。先大父爱之甚，曰：此儿聪慧，远胜乃父，他年定破壁飞去。”（《蒋百里年谱》，2页；《蒋百里评传》附录二，250页）这位朱起凤是《辞通》的编者，他的祖父朱杏伯是镇上的名医，蒋百里的父亲蒋学烺曾从他学医。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蒋百里考中秀才。新任桐乡县令方雨亭劝他弃科举，求实学，遂考入杭州求是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他告别母亲，东渡日本，打算报考军校，投笔从戎。在日本，他结识了与他同岁的蔡锷，又经蔡锷介绍，结识了梁启超，并奉梁为老师。由于有了梁启超的关照，蒋百里顺利进入日本成城学校学习，光绪三十年（1904年），他升入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继续深造。蔡锷、蒋尊簋、张孝准、李烈钧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张孝准也是湖南人，后来做过湖南都督府军事厅厅长，其名不扬，但在士官学校，他与蔡锷、蒋百里被称为“士官三杰”；蒋百里与蒋尊簋同为浙江人，一个学步兵，一个学骑兵，章太炎誉之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字百里，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图为蒋百里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与其夫人合影。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蒋百里以步兵科第一名毕业，列为第三期士官生冠军，由日本天皇亲赐指挥刀。这是日本人引以为荣的事，现在却被一个中国留学生享有，他们不免耿耿于怀，都非常忌妒他。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蒋百里回国，他在求是书院求学时的恩师陈仲恕把他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当时，各地都在编练新军，于是，赵尔巽就请他做了盛京督练公所的总参议，帮助训练新军。这却惹恼了行伍出身的淮军翼长张勋和绿林受抚的巡防营统领张作霖，他们担心练好新军而淘汰旧军，遂迁怒于主持其事的蒋百里。当时风声很紧，陈仲恕劝年仅二十五岁的蒋百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德国去深造。他们说服了赵尔巽，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二十日，彰德会操结束后，由赵尔巽批准，出资万元，他与张孝准、宁调元结伴，赴德国学习军事。（据蒋百里致李小川函，他九月十四日离开芜湖，预定十五日至申，二十日东渡，这封信就是在离开芜湖以后的长江轮舟中所作，见《蒋百里年谱》36页）在德国留学期间，蒋百里得到了德军最高统帅兴登堡元帅的赏识，回国前夕，还去拜访了德国著名军事学家、《战略论》的作者伯卢麦将军。其后，蒋百里在其所著《孙子新释·缘起》中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他说：将军以手抚余肩曰：“好为之矣，愿子之诚有所贯彻也。抑吾闻之，拿破仑有言：百年后，东方将有兵略家出，以继承其古昔教训之原则，为欧人之大敌也。子好为之矣！”所谓古昔之教训云者，则《孙子》是也。（《蒋百里年谱》，255页）

　　蒋百里归国之时，清王朝已近末日，却也是满族排汉最激烈的时候。袁世凯已被夺去军权，回乡“养病”，一批满族青年新贵如载涛、载洵、良弼等掌握了军队的大权。良弼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二期的毕业生，对他的学弟、第三期的状元蒋百里慕名已久。所以，蒋百里一回国，就被他请到自己家中居住，并请他在自己统管的禁卫军中担任标统（团长）一职。但蒋百里认为，他在日本当过排长级的尉官，在德国升任见习连长，为了不使经验脱节，他愿意担任管带，即营长，并向其推荐了时任云南讲武堂总教习的李小川，调他到陆军部军学司，筹备永平秋操。宣统三年（1911年），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回到沈阳，他上奏朝廷，希望要回蒋百里，仍然委派他担任督练公所总参议。清廷准其奏，破格以二品顶戴派蒋百里往奉天任用。

　　时隔五年，东北已经训练了可观的新军，张作霖虽然仍与新军为敌，但新军的势力已不可小觑。当时，驻防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都是蒋百里的士官同学。蒋上任不久，武昌革命就爆发了。这时，蓝天蔚、张绍曾，以及在延吉办理边务的吴禄贞，此时都在沈阳。他们三人都是同盟会在东三省的重要人物，张绍曾很早还与立宪派有过联系，并参与策划了将在永平秋操期间举行的兵谏。梁启超曾在七月间致信徐勤，告诉他“九、十月间，将有非常可喜之事”（《梁启超年谱长编》，554页），指的就是这件事。但武昌起义猝然爆发，却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梁启超表示，一定要积极地抓住这次机会，急起直追，他与康有为重新筹划了一个方案，其核心就是九月初八日（10月29日）梁启超发给国内的电文：“用北军倒政府，立开国会，挟与抚革党，国可救，否必亡。”（同上，552页）他所谓北军，就是蓝天蔚、吴禄贞、张绍曾手中的军队，所以，他于九月十九日（11月9日）抵达大连，第二天即乘夜车赶往奉天。此时，吴禄贞已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他则急于见到蓝天蔚与张绍曾。可惜，蓝、张二人已先后入都。此时的北京几乎已经成为政治真空，“都中虚无人焉，旧内阁已辞职，不管事，新内阁未成立，资政院议员遁逃过半，不能开会，亲贵互相阋，宫廷或尚有他变，日日预备蒙尘”。（同上，560页）他很担心清廷内部发生不利于他们的变化，尤其担心革命党人乘虚而入，所以，仍寄希望于蓝、张能维持京城的秩序。他不知道，袁世凯在派人刺杀吴禄贞后，又解除了张绍曾的兵权；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蓝天蔚亦被赵尔巽免职，并被逼往江西考察去了。至此，轰动一时的“滦州兵谏”遂宣告失败。

　　而此时的梁启超还想要冒一冒险，他希望蒋百里能设法提供一些士兵，随他一起进京。此前，蒋百里曾与奉天谘议局议长吴景濂策动奉天独立，但未成功。梁启超到奉天后，马上与蒋百里联系，希望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做好疏通张、蓝二人的工作。与梁启超同行的杨维新多年后记述了当时的情形，他说：“是时蒋百里在赵次珊（尔巽）处任参谋长，梁与蒋见面数次，似有运动军队之接洽（详情须问百里）。适汤觉顿、罗瘿公由北京过奉来连，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促即回日本，因与同船渡日。”九月二十二日（11月12日），他写信给女儿令娴，告诉她：“秉丈（熊希龄）在大连，发电报数次来，最后又发电话来催我，必立刻行，半日不许逗留。”（同上，561 ～ 562页）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不得不打消进京计划，黯然返回日本。

　　不久，蒋百里也在老师陈仲恕的安排下，迅速离开东北，辗转北京南下。此时，有人向南京临时政府告密，检举他曾在清廷禁卫军中担任过管带一职。这时，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蒋尊簋遂被公推为浙江都督兼民政长，他上任伊始，马上聘任老同学蒋百里为参谋长。这位蒋尊簋绝非外人，他与蒋百里被章太炎并称为“浙之二蒋，倾国倾城”，曾有同学之谊，自不待言；他父亲蒋智由与梁启超更是情同手足，发起组织政闻社，主编《政论》杂志，鼓吹君主立宪。1912年2月6日，蔡锷致电孙中山、黄兴，向他们推荐蒋百里这个军事人才：“蒋方震君留学东西洋十余年，品行学术，经验资望，为东西洋留学生冠，亟应罗致，以餍海内之望。闻蒋已由奉返浙，如畀以参谋部总长，或他项军事重要职务，必能挈领提纲，措置裕如，不独中枢有得人之庆，而军国大计亦蒙其庥。”（《蔡锷集》一，435页）也许，蔡锷的电报发挥了效力，2月25日，陆军总长黄兴通电各报馆为蒋方震辩诬，电云：“阅昨日报，有电称蒋方震君为汉奸一节，殊为失实。现在南北统一，人人尽力民国，断未有甘心向虏者。前有小愆，亦在所不咎，请登报声明，以彰公道。”（《黄兴年谱长编》，278页）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图为当时的武昌革命总司令部。

　　办不好学校就自杀

　　蒋百里在浙江任上的时间并不很长。由于官场的倾轧、排挤，7月，蒋尊簋便愤然辞去都督一职，出国考察去了。蒋百里也随之辞职回家，读书著述。不久，蔡锷有意请他到云南任职，一说民政厅长，一说民政长，但这时却发生了保定军校要换校长的风潮。蒋百里从来都把训练军事干部看得十分重要，并将造就一支国家军队视为自己的理想，所以，他很想去当这个校长。这时，袁世凯正在设法拉拢进步党人，希望能借梁启超、蔡锷的声望来压制国民党，而任命蒋百里为保定军校校长恰好是对梁、蔡的感情投资。

　　1912年12月17日，蒋百里辞谢了蔡锷的邀请，以少将衔走马上任。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记载了第一天他到校视事时的情景：“学生看见他的风度和姿态，跟旧校长截然不同，一个白面书生，身着黄呢军服，外加红缎里子的披风，腰挂长柄指挥刀，足登擦得发亮的长马靴，骑着一头高大的马，这是整齐、严肃、漂亮的象征。”（《蒋百里传》，24页）他当天向学生们训话：“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同上，25页）

　　蒋百里的思想与梁启超、蔡锷一脉相承，他们都担心军队成为个人或党派的工具，旧军人只懂得效忠于个人或党派，缺乏国家、民族的观念，是很危险的。因此，要造就一支国家军队，就必须从军人的人格修养、精神教育入手。上任伊始，他就向每个学生赠送了梁启超所著《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并在每本书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此书作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岁末，有感于日俄战争，日本战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攷（考）其所以强盛之原因，咸曰由于其向所固有之武士道”。然而，梁启超认为，所谓武士道，并非日本所专有，“吾中国者，特有之而不知尊重以至于销灭而已”。于是，为了使中国的“武士道”发扬光大，梁启超“著是书，盖欲发吾宗之家宝以示子孙，今而后吾知吾国尚武之风，零落数千年，至是而将复活，而能振吾族于蕉顇（憔悴）凌夷之中，复一跃而登于荣显之地位”。当时，蒋智由、杨度都曾为此书作序，他们所看重的“任侠敢死，变厉国风”，并非关系于“一身一家私恩私怨”，这种风俗习气我们这里从来不缺，我们所缺少的却是“急国家之难”，为救天下，保种族，强国家而赴公义的精神。这种私斗勇，公战怯的民族性，或许正是中国武士道不及日本武士道之处。现在，蒋百里把这本书赠给他的每一个学生，其目的恐怕和孟子当年告诫齐宣王一样，也是希望大家能“好大勇无好小勇”。（《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四，2 ～ 4页）

　　但是，在保定军校校长这个位置上，蒋百里只坐了六个多月，不仅办好军校的计划在现实政治环境中无法实现，还差点把命搭上。身为记者的陶菊隐记下了校长室侍童史福对当晚发生之事的叙述：校长由京里回来的那天，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七日，距离接事时整整半年。他平日性情很温和，可是那天的脸色非常难看，我不敢向他问长问短。晚上他叫我磨墨，磨好了挥手叫我出去，随手把门闩上，但并未熄灯就寝。我疑心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从门缝里张望，看见他一面喝啤酒，一面写信，我既不便走开，又不敢叩门，就靠着门框打盹，一直等到凌晨。他叫我传话号兵吹集合号。我见他精神还好，以为隔了一宵，他的一肚子气都消除了。

　　陶菊隐还说道：

　　十八日早五时，全校教职员及学生共二千余人站在尚武堂前听校长的紧急训话。学生们窃窃私议，“校长刚从北京回来，今天又忙着召集紧急训话，怕莫有特殊事故发生”。俄而看见校长着军服，佩指挥刀踱出来，把手枪藏在衣袋里，用沉痛而低沉的语调说道：“我初到本校时，曾经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对不起你们。”

　　学生们看见校长的脸色泛着苍白，听他的话又说得那么迷离惝怳，一时摸不着头脑，都在提心吊胆地端立不动。又听他接下去说：“不能尽责任就得辞职，但是中国的事情到处都是一样，这儿办不通，那儿也未必办得通。你们不要动，要鼓起勇气来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清脆的枪声一响，划破了黎明前万里长空的沉寂，学生刘文岛提高嗓门大喊：“校长自杀了！”（《蒋百里传》，26 ～ 27页）

　　蒋百里的自杀震动了朝野，也振奋了保定军校所有学员的精神。蔡锷、熊希龄等立刻通电北京政府，要求查出事由，追究责任。幸运的是，他这一枪没能致命，子弹从肋骨间穿过，仅擦伤了肺尖。在日本军医平户的治疗和护士佐藤屋子的精心护理下，蒋百里的伤口很快就复原了。这期间他不知不觉地坠入情网，一定要得到这位异国女子的爱情。由于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佐藤屋子终于成了左梅夫人，并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他生下五个女儿。左梅这个名字，也是蒋百里为她取的。因为他喜爱梅花，所以名之曰梅。

　　二人心灰意懒，同陷政治漩涡

　　伤愈后的蒋百里不再担任军校校长一职，只在总统府下属的军事处任参议这样一个闲职。他先在天津休养了三个月，然后回到北京。这时，蔡锷也辞去云南都督，来到北京。梁启超则先辞司法总长，再辞币制局总裁，开始作进行国民教育的打算。他们三人常常一起切磋问题，蒋百里也常有文章在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杂志、《大中华》杂志上发表。他应袁世凯之邀，撰写《孙子浅释》一书，就逐期在《庸言》杂志上连载。不久，袁世凯要当皇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蔡锷发起反袁，秘密策划于天津梁启超的家中。蒋百里也是幕后参与者之一。蔡锷、梁启超先后南下，蒋百里也相机离开北京，来到上海，然后，又随梁启超转道香港，进入广西。1923年，蒋母杨太夫人过世，他请梁启超为母亲撰写墓志铭，还提到这段经历：“忆昔国难，同伏香港舟中。先生作家书，方震涕不敢侍，窃避以号。今几何时，而方震亦为无父母人也。方震微先生无与归。吾母微先生亦莫能传。知在矜爱，敢乞铭诔。”（《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上〕，16页）

　　袁世凯暴亡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护国的硝烟尚未散去，新一轮权力争夺已经紧锣密鼓地拉开了帷幕。1916年7月6日，新任总统黎元洪发布了任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的任命，这时蔡锷的喉疾已相当严重，医生建议他离开四川，到上海或日本就医。他对新的任命力辞不就，又电请蒋百里入川，商议军队的善后问题。蒋百里从广州赶回上海，左梅也被他接到上海，并送她启程东渡，回日本归宁探亲。然后，他才化了装，沿长江溯流而上，直奔四川。他与蔡锷相见后，深感蔡的病情严重，不能再耽误了。8月5日，蔡锷发表《布告四川文武官民文》，8月9日，又发表《告别蜀中父老文》，准备去蜀赴沪就医。四川督军及省长则由罗佩金接任。曾有传说蔡锷想请蒋百里任督署参谋长兼代督军，但没有看到他就此事给北京政府黎、段等人的电文，恐怕也只能是传说而已。此后直到蔡锷病逝，蒋百里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临终那天，蔡锷“由护士勉强扶起来，凭窗瞭望日本飞机演习，又受了一次很大的刺激。他回顾百里说：‘我早晚就要和你们分手了。我们建设国防尚未着手，而现代战争已由平面而转立体，我国又不知道落后了多少年！我不死于对外作战，死有余憾。’”（《蒋百里传》，44页）蒋百里闻言，只有心痛而已，他在致电黎元洪时说：“是蔡公身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而临终之际，犹以未能裹尸于边徼为遗恨，其情可哀，其志尤可念也。”（《蔡锷集》二，1507页）

　　梁启超既有功成身退的承诺，到上海后，又得到了父亲已于3月14日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当即致电军务院和各都督总司令，请求辞去所担任的各项职务。他原本就有退出政治、专注于社会教育、以在野的身份尽一份监督匡救政府之责任的想法，现在可谓机会难得。8月10日，他对记者发表谈话，就说到他对未来的设想。10月11日，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他又一次说起“吾顷方谋一二教育事业”，以为“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于巧滑，终非安身立命之所”。（《梁启超年谱长编》，796页）护国战争结束后，梁启超作《国体战争躬历谈》，也说到他对今后的打算：当在天津与蔡君共谋义举时，曾相约曰，今兹之役，若败则吾侪死之，决不亡命；幸而胜则吾侪退隐，决不立朝。盖以近年来国中竞争权利之风太盛，吾侪任事者宜以身作则，以矫正之。且吾以为中国今后之大患，在学问不昌，道德沦坏，非从社会教育痛下工夫，国势将不可救。故吾愿献身于此，觉其关系视政治为尤重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147页）

　　料理了蔡锷的后事，蒋百里曾有入川的打算，据说也是蔡锷生前与梁启超的谋画，如果他病愈回国，将推荐蒋百里为四川督军，依托四川的基础，建设西南边防，他则到北京执行其改造北洋军队的计划。这当然又是他们的一厢情愿，随着川滇黔三角战争的兴起，戴戡和张承礼（耀亭）被川军刘存厚部所杀，这个计划也就烟消云散了。所幸他在湘中考察蔡锷的茔地耽搁了几天，躲过了这场大难。平安回到北京的他，颇有些心灰意懒，他在黎元洪的总统府做个挂名顾问，实际上是想追随梁启超研究学问去了。

　　但梁启超暂时还不能如愿从现实政治中脱身，他很想远离政治，但诸多政治问题却找上门来，他不期然地又一次卷入政治漩涡之中，几乎被汹涌而来的浊流所淹没。而研究学问的愿望，也只好往后放一放。最初只是黎元洪继任总统的依据问题，是以民国元年的旧约法和民国二年十月公布的总统选举法为依据呢，还是以民国三年袁世凯颁布的所谓新约法为依据呢？关于新旧约法的这场政论，竟然成了一年后护法运动的滥觞，这是许多人事先没有想到的。

　　梁启超自然是主张恢复旧约法和国会的，他在袁世凯死讯发表的第二天，就曾分别致电段祺瑞、冯国璋，以及独立各省的都督和司令们，反复申述这样几点：一、请黎大总统即日依法就职，免生枝节；二、保持北方军队稳定，保持秩序，以待善后；三、独立各省要支持、帮助段祺瑞收拾北方，毋使孤立；四、联络未独立各省，统一意见，即开国会。仅隔一天，他又致电黎大总统，特别指出：“项城以违法专欲失天下望，今宜尽反其所为，请以明令规复旧约法效力，克期召集国会，委任段公组织新阁，延揽各派俊彦，署理阁员，共图匡济，帝制祸首不惩，无以谢天下，请分别拘留候裁判，必民气平，民志定，然后一切兴革乃有着手。”（同上，54页）

　　但是，段祺瑞却自有主张。他不是不想当总统，然而他非常清楚，在通往总统的道路上，还有两大障碍是他暂时无法跨越的：第一，南方护国军早已提出袁退黎继为南北议和的先决条件，除了黎元洪，谁继任总统，护国军都不会答应，南北统一更无从谈起；第二，在北洋内部，段祺瑞的威望和袁世凯无法相比，如果他硬要当总统，恐怕会引起北洋其他势力的反对，发生内讧。据张国淦回忆，袁将死时，“段曾召集幕僚整整开了一夜会，商讨要不要让副总统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拿了笔，考虑了一夜，想不出好主意，最后把笔向地上一甩说：‘好吧！去接他来吧！’”（《段祺瑞年谱》，98页）

　　段祺瑞自然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可以顺应民意拥黎为总统，但他只是把黎当作一个过渡人物，暂时借作他的傀儡，大权则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他既有这样的打算，当然不希望弄个国会来约束自己，而如果恢复元年约法，则诸事必受国会的裁制，他要大权独揽势必就会有所妨碍。所以，他在恢复旧约法、召集旧国会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暧昧的拖延态度，直到6月22日，他才通电明确反对恢复民国元年约法，主张仍以民国三年约法为根据。但他的通电马上遭到梁启超的驳复，6月25日，梁启超致电段祺瑞，劝他不要糊涂，还是立即宣布恢复元年约法的好。这一天还发生了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练习舰队司令曾兆麟宣布脱离北洋政府海军部，率部加入护国军，并要求恢复民元约法、民二国会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段祺瑞不得不作出妥协。6月29日，他以大总统黎元洪的名义宣布遵行民国元年的《临时约法》，并定于当年8月1日续行召集国会。同一天，又有大总统重新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策令，随后，梁启超也致电唐继尧等西南首领，劝他们尽快撤销军务院，并促成了军务院在7月14日宣告撤销。等到8月1日国会召开于北京，民国之后的第二次南北统一，至少在表面上是实现了。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随着约法、国会问题的解决，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此前的权力之争还打着“约法”“国会”的旗号，那么现在，已经变成了赤裸裸的瓜分和掠夺，大家的目光全部集中在督军、省长位子的分配上。这种权力的争夺最初只发生在北洋军阀与民党之间，发生在黎元洪所代表的“府”与段祺瑞所代表的“院”之间。但在国会里，研究系的人都倾向于支持段祺瑞，而民党则分裂成几个不同的小团体，分别代表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南方独立各省的利益。就研究系而言，固然和梁启超有关，其骨干分子主要是1906年以来君主立宪运动中曾与梁启超有过合作的官僚士绅，也就是后来的进步党。旧国会恢复以后，他们组成了两个团体，一个宪法讨论会，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一个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后来，由于昔日的国民党人有在国会坐大的趋势，他们才再次联合起来，统称宪法研究会，但也并非是有严密组织的政治团体。1927年，梁启超对他的儿女解释说：“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动认为党派行动，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梁启超年谱长编》，1111页）梁启超的这番话部分地说明了所谓研究系的性质。

　　这时的梁启超，一方面还在为死去的父亲“守制”，另一方面，却也不想放弃脱离政治的机会。但是，他与政治的关系一时又还“斩不断，理还乱”，很多时候，不能不出面发言表态。1917年1月，结束了百日守制的梁启超，离沪入京，一路上，他还分别在南京和徐州拜访了冯国璋和张勋。不过，平心而论，梁启超此时虽然与段祺瑞走得很近，却并非完全投靠于他，并没有完全站在他的一边，还是想尽力调和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关系。

　　是否应该对德国宣战

　　谁知，1月31日，德国政府通知各中立国政府，自2月1日起，施行无限制潜艇袭击政策。2月3日，美国宣布与德国绝交，并照会中国政府，与其采取一致行动，而且承诺设法援助中国，使中国能负起对德绝交后的责任。2月9日，黎元洪与段祺瑞共同主持国务员联席会议，决定对德国提出抗议，并答复美国，将与其采取同一行动。同一天，在对德提出抗议前数小时，段祺瑞还派汪大燮到日本公使馆作了口头说明，并以国务院的名义电令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尽管如此，此举还是引起了日本政府的不满，他们通过章宗祥向北京政府转达两点意见：第一，中国对德应“即行宣布断绝国交”；第二，对中国处理对德外交中的重美轻日政策表示不满。（《段祺瑞年谱》，111页）

　　实际上，自欧战开始以来，英国一直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国一方。日本政府最初不赞成这样做，认为中国参战将增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从而降低日本作为中国代言人的地位。与日本磋商的结果，英国承诺在未取得日本同意时不就中国参战进行谈判。但美国却打算借欧战之机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试图控制段祺瑞政府。他们既然得到了段祺瑞政府的承诺，将与其采取一致行动，便认为这是自己在外交方面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日本的抗议却使得一直以来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段祺瑞政府不得不考虑疏远美国。2月11日，段祺瑞致电章宗祥转达日本政府，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一切对德行动，均以“诚意接洽”，“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日本方面则表示“深为满足”。这样一来，美国的态度又由积极变成了消极，尤其是在参战以后，更难顾及到中国，也乐得由日本出面促成中国参战。但美国的这一转变却使得以黎元洪为首的亲美派失去了依托。如果说最初他们同意对德提出抗议，主要是想给美国一个交代，那么现在日本取代了美国，而黎又不愿意跟着段祺瑞走日本路线，所以，他只能改口反对与德国绝交并宣战。2月28日，段祺瑞率领全体阁员谒黎元洪，说明对德外交方针，主张由绝交而宣战，并加入协约国。黎元洪表示，首先应征得国会同意，绝交宣战尚非其时。3月1日，段祺瑞再次率领全体阁员前往总统府举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对德绝交问题。黎元洪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交国会复议。3月3日，段祺瑞主持国务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并于次日率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黎予以拒绝，段遂于当晚负气出走天津。黎元洪先派了蒋作宾、汤化龙、靳云鹏等赴天津劝抚，无效，又想甩掉段祺瑞，请徐世昌出任内阁总理，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但二人表示拒绝。无奈之中，他又央求冯国璋赴津，请段回京，并答应了冯提出的三个条件：第一，此次国务会议决定之外交方针，总统不加反对；第二，国务院拟发之命令，总统不拒盖印；第三，致各省及驻各国公使之训电，总统不提异议。3月8日，回京后的段祺瑞将已经黎元洪盖印的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3月10日，众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次日，参议院通过对德绝交案。14日，北京政府宣布了对德绝交令。原本，大部分督军是反对加入协约国和对德宣战的，为了统一督军们的意见，4月25日，段祺瑞在北京召开督军团会议，说服他们支持“宣战案”。（以上均见《段祺瑞年谱》）

　　5月1日，国务会议讨论对德宣战问题，督军团的倪嗣冲、张怀芝等人忽然闯入，强迫国务员通过宣战案。5月3日，段祺瑞宴请国会议员，疏通宣战案。次日，督军团再次宴请国会议员，并派代表见黎元洪，被黎斥为军人干政。5月10日，众议院开会审查对德宣战案，忽有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北京市民主战请愿团、军政商界请愿团等大约三千多人，包围了众议院。他们散发传单，殴打议员，声言必俟宣战案通过才能解散。众议院停止会议，以示抗议，宣战案亦因此而被搁置缓议。第二天，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古钟秀、海军总长程璧光提出辞职，教育总长范源濂随后也提交辞呈，如果加上先前去职的陈锦涛、许世英二人，此时的内阁就剩下段祺瑞一人了。5月18日，《英文京报》披露了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中日密约的部分内容，报道说：“一万万元大借款，以二千万元作日本改组军械厂用，以八千万元作招募及训练一特别新军之需，中国允将上海、汉阳、巩县三处之军械厂交与日本。”此事让国会议员们更加愤慨，遂决心倒段。这一天恰逢众议院例会，于是作出决议：现内阁仅余段总理一人，不能行责任内阁之实，建议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改组后再行讨论。督军团则呈请总统要求解散国会。但黎元洪不仅拒绝解散国会，更于5月23日签署命令，罢免了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的职务。同一天，段祺瑞通电声明，指责黎元洪这项命令非法。北洋的督军们亦纷纷响应，向黎元洪公开发难。第二天，张勋致电黎大总统，谓各省以中央首先破坏法律，群情愤激，唯有自由行动。安徽省长倪嗣冲率先通电，宣称本省独立，随后，陕西督军陈树藩，河南督军赵倜、省长田文烈，浙江督军杨善德、省长齐燮元，奉天督军兼署省长张作霖，山东督军兼署省长张怀芝，黑龙江督军兼署省长毕桂芳，直隶督军曹锟、省长朱家宝，福建督军李厚基，淞沪护军使卢永祥、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及山西督军阎锡山纷纷宣布与中央脱离关系，并在天津设立了独立各省总参谋处。面对这种局面，手足无措的黎元洪只得发表通电，向督军妥协，并电召张勋进京调停。5月30日，张勋致电黎元洪，提出五项“北上调停”的条件：“一、解散国会；二、段公复职；三、督军参议宪法；四、摈斥群小；五、大赦帝制党人。”此时的黎元洪，完全接受张勋条件，并不甘心；重新组织内阁，又无人支持；想辞职走人，还辞不掉，万般无奈中同意解散国会，但命令拟好之后，竟连一个副署的人都找不到。

　　接下来就上演了张勋复辟这一幕滑稽剧。这出戏开场快，收场也快。7月1日，宣统复位，改民国六年七月一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7月3日，段祺瑞通电讨伐张勋，黎元洪仓皇躲进日本公使馆；7月12日，讨逆军进入北京，辫子军投降，张勋逃到荷兰使馆寻求避难，复辟闹剧至此落下帷幕。这场变故最大的赢家就是段祺瑞，他不仅重新掌握了国家权力，而且，妨碍他专权的两大势力——国会和总统，都被打垮了。当时就有人指出：“复辟之役，乃是段祺瑞倾覆国会，推倒总统，攫取政权之一种手段。”（《段氏卖国记》，243页）7月17日，段祺瑞发表了新内阁名单：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外交汪大燮、内务汤化龙、财政梁启超、司法林长民、农商张国淦、教育范源濂、交通曹汝霖、海军刘冠雄。看得出来，段内阁成员主要是由北洋派、研究系、新交通系组成的，完全排除了国民党和南方阵营的其他派别。（《段祺瑞年谱》，111 ～ 136页）

　　就在新内阁宣布的第二天，英、日、法、俄四国公使又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参战的要求，7月20日，日本内阁甚至作出了“援段抑孙”的决议。这更加促使北京政府把参战问题作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加以解决。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对德、奥宣战，并照会驻京的各国公使。至此，这个影响中国政局半年之久的外交事件总算有了结果。这个结果应该是梁启超所希望看到的，他是最早、也是最坚决地主张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的。他在一段时间里甚至是段祺瑞唯一的支持者。但他与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所谓对德宣战，其实是“宣而不战”，目的是掩盖对内的“战而不宣”。这种说法源自温世霖的《段氏卖国记》，在他看来，段祺瑞的“对德宣战，既与协约国之作战主义根本矛盾，亦无赞助协约国之真诚，不过欲借日本之武力与经济，以残杀同胞，压迫异己，宰制全国而已”。（《段氏卖国记》，257页）而梁启超是以加富尔自居，他希望能像意大利的加富尔加入克里米亚战争那样，通过参加欧战，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他从一开始就指出，为何提出对德宣战问题呢？“其根本义乃在因应世界大势而为我国家熟筹将来所以自处之途。第一从积极进取方面言之，非乘此时有所自表见（现），不足以奋进以求厕身于国际团体之林；从消极维持现状言之，非与周遭关系密切之国同其利害，不复能蒙均势之庇。”（《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4 ～ 5页）他在《外交方针质言》中详细论述了“积极进取方面”和“消极维持现状”两种情况，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不论积极还是消极，都不能错过对德宣战这个机会。在这里，他专门讲到了加富尔，他说：张勋（1854—1923），江西新奉县人，1917年发动复辟，旋即失败避居天津，图为张勋晚年照片。

　　其与我国今日情势最相类而为吾侪所当效法者，莫如加富尔所手创之意大利。意大利之前身为萨的尼亚（撒丁王国），实阿尔频山（阿尔卑斯山）下一小王国，其面积人口曾不能当吾一大县也。时加富尔实为萨相，当哥里米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之起，加氏攫此机会，加入英法联军，遣七千人参战，因以求列席之千八百五十六年之巴黎会议。奥人侧目，而以英法之助，莫可如何。其后，意卒赖英法之助，以成统一之大业，为第一等国。以迄今兹，问萨之与俄当时有何种宣战理由，吾苦不能知之，以蕞尔之萨，慑服于强奥肘下，而贸然与欧洲一大国为敌，其冒险之程度何若？至今尚可推想也。抑区区七千人，其足为轻重于英法联军者几何？当时有与加富尔同称建国三杰曰玛志尼者，反对加氏政策，不遗余力，谓其以国家为孤注，国之亡将无日，而加氏毅然行之，英法驩（欢）然亲之，卒以创建新国家，而左右欧洲之国际团体以至今日。（同上，6页）

　　当时，反对梁启超的人很多，他一时成了公众舆论的众矢之的，即使老朋友也不能理解他，伍庄在致梁启超的信中说了一番话，就颇有代表性。他说：“兄数十年惓惓爱国之心，其结果则中国乃亡于兄手，兄纵不爱惜其名誉，独不爱惜国家乎？”当时，用这样的眼光看待梁启超的人不在少数，所谓“今则国人皆反对之”。（《梁启超年谱长编》，816 ～ 817页）然而，反对他的人虽多，未必证明他就是错的，许多年后，伍庄在回忆梁启超的文章中承认：“张勋既败，先生本不欲复出，但以主张对德宣战之故，欲贯彻其主张，因复就段阁之财政总长焉。卒之主张实现，中国赖以取得国际上之种种便利，出席于欧洲和平会议，先生之功，不可没也。”他甚至有些惋惜：“先生当时之志愿尤（犹）不止此，先生力劝段祺瑞亲带兵赴欧洲战场。可惜段氏为宵小所包围，不听先生之言，先生之大志愿仍不得达。”（《追忆梁启超》，5页）在这里，梁启超充分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不代表哪一党，哪一派，他只代表中国人的良知。

　　可以说，梁启超与段祺瑞，在对德宣战这一点上是不期然走到一起的，他们一时成为同盟者，却并不说明他们的诉求也是一致的。事实上，在梁启超看来，无论是主张对德宣战的段祺瑞，还是反对对德宣战的各种势力，他们的真实企图其实是一样的：“吾请赤条条直揭之曰，今度之争，曷尝有所谓外交问题，实不枝不蔓一线到底之政权问题已耳。盖国中有历史上不相容之两种势力，两造皆徒知责人，而不知自反，彼此蓄怨、积怒之日既久，日日雷风相薄，水火相射，极于今兹，殆将图穷而匕首见。今日之具体问题，即内阁与国会之生命问题而已。”这段话见于梁启超所作《政局药言》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为政局病象所开的药方。1917年5月10日，发生了所谓公民请愿团冲击国会、殴打议员的恶性事件，并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当天夜里，梁启超便写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一边是想集权的北洋军阀，一边是要夺权或分权的革命党和各种地方势力，夹在中间的梁启超能有什么好药呢？他所能做的，只有苦口婆心地劝告双方要顾全大局，多为国家的前途安危着想，尽管他知道，“今者双方皆积愤发狂，居间者之言，何由倾听”。但他仍然“愿两造为国家之利害一倾听之，即不尔，犹愿其为自身终局之利害一倾听之”。但在两派打得不可开交、势同水火的时候，谁能听进梁启超的劝告呢？（《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页）

　　后来果然发生了倒阁、解散国会、赶走总统、复辟帝制等一系列政治风潮，中国的政局几乎糜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随着段祺瑞重新掌权，新内阁名单次第公布，梁启超又有了进一步与段祺瑞合作的打算。这恐怕是因为，研究系，也就是先前的进步党，在这届内阁中占了主流，又一次激发起他的希望和热情。同时，他也很看重段祺瑞在复辟之变发生后能够迅速地作出反应：“倘非纪明（段祺瑞）有马厂之行，则今日正不知成何世界。马厂出兵倘迟三日，则大江以北，称臣者从风而靡矣。”所以他这样袒露其心声：“故弟明知今日万难之局，犹牺牲一切，愿与之分担责任，诚以不扶助此人，则国事更无望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37页）这倒很像二次革命后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时的情形，只不过段祺瑞比袁世凯更少了些权谋和机巧，他们的合作更不可能长久。但在最初，他还沉浸在一个要把段祺瑞引入轨道的旧梦里。7月30日，《申报》报道了他在宪法研究会的讲话：“宪法研究会昨开大会，梁任公报告入阁主义，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吾人负此重责，愿诸君为后盾。”（同上，830页）

　　梁启超入阁后的次日，便与汤化龙等人商议，暂时先不恢复国会，而是组织临时参议院。梁启超不懂得国会的重要性吗？当然不是。在当时，很少有人比梁启超更了解和看重国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了。但在那个特定时刻，他却认为：“对于国会主张，恢复之不能，改选之不可，而以召集临时参议院惟比较的无上上策。”（同上，831页）那么理由何在呢？他针对当时的三种说法，分别加以说明。首先是恢复国会的说法。他指出，国会是被总统明令解散的，绝没有重新召集的道理。而且，即使勉强召集起来，也不会再有以往的威信。他借用唐继尧的说法，把国会比作破瓦罐，既然已被打碎，要重新收拾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其次，改选国会的说法。他认为，这种说法虽持之有故，但做起来困难很多。这是因为，国会选举，程序非常复杂，需要很长时间，很多的人力、物力，如果仓促进行，恐怕蹈民国初年的覆辙。第三是改组国会的说法。陆荣廷就主张这么做。但梁启超提醒他注意，“然改组国会，必先改《国会组织法》，尤必先有提议改组并制定法律之机关，其职权又必为法律所许可者”。如果没有合法的机关，改组之说是得不到落实的。既然如此，合法的机关又在哪里呢？他说：“夫今日既为遵行《约法》时代，则所谓合法之立法机关，无过于《约法》上之参议院者。其立法之职权，载在《约法》，班然可考。夫国会之职权，乃由《约法》上之参议院递嬗而来。有参议院行使立法职权，即无异于国会之存在，是与《约法》精神、共和本旨皆不违悖。且人数无多，选派由地方自定，依据《约法》，可以迅速成立。救时之图，计无逾于此者。”他还说，制定宪法的权力本属于国会，现在，各省督军主张另外组织制定宪法的机关，要这样做，必须增修《约法》，然而谁有权力增修《约法》呢？“惟《约法》上之参议院，乃有此职权，是非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不为功也。”而且，“《国会组织法》，乃《约法》上参议院所制定。既有制定之权畀以修改之任，于法为宜，于理为顺。则改组之主张，亦必先召集《约法》上之参议院，乃能贯彻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05页）应该说，他的这番话已经很透彻地解释了暂时不能恢复国会，只能召集临时参议院的理由和必要性。但他还是过于书生气了，以为他们是可以讲道理的。其实，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南方国民党；无论直系皖系，还是两广云贵，他们支持或反对恢复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都只是一种姿态，给人看的，他们各怀着野心，就是要争权力，抢地盘。孙中山便以此为借口，发起护法运动，先做了南方军政府的大元帅，直接造成了南北对抗的局面。这是梁启超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不愿看到的。直到10月3日，他还致电广东省长李耀汉，痛心地说：“一国家决不能有两政府。”（《梁启超年谱长编》，839页）

　　退出政界，同游欧洲

　　一年后，梁启超已完全退出政治活动，他回答某报记者提问也就很直截了当：现在双方，甲主威信，乙言护法，皆欲自占一好名目，而将战争之责任嫁与其敌，实则使两方主战。此清夜扪心，自问何尝有所谓威信，所谓护法，盖皆有不（可）告人之隐，特借此以自掩护耳。若北方果为威信而战也，威信能行于南方与否，且勿论，试问中央对于北方诸督威信何在，愈主战而愈倒持大（太）阿，以授彼在外拥兵之军阀，以此言威信，失将谁欺？若南方果为护法而战也，北方能守法与否，且勿论，试问南方举动有一合法者乎？同一法也，便己则护之，不便则不护，敌违法则护法，我违法则护我，以此言，护法又将谁欺？实则彼双方者，曷尝知威信护法作何解释，其心目中曷尝有丝毫威信护法之念存，直盗此美名，以天下人为可欺耳。（同上，869页）

　　尽管如此，这时的梁启超还有一个夙愿，就是想对中国的币制作一番彻底的改革，以挽救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他对某通讯社记者说：“币制改革为吾十余年之主张，予长财政部后，向四国银行团重提币制借款之议，此事实也。”他有一个分三步走的计划：“以统一银币为第一步，以整理纸币为第二步，以采用金汇兑本位为第三步。金本位之实行，必待银币纸币整理之后。”（《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17页）

　　这套改革方案他在民国元年尚未回国之时就曾以《财政问题商榷书》的方式向袁世凯提出过；民国三年，他任币制局总裁，也想有一番作为，并拟订了具体计划。但“任公所研究之政策，及其设施之次第，又为时势所迫，不能实行，于是此局遂同虚设”，梁启超也于无奈中辞职。（《梁启超年谱长编》，698页）但他抱定一种想法：“盖中国财政金融上苟无一种办法，则中国前途惟有黑暗而已。”（《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711页）此次出任财政总长，在他看来就是实现其抱负的绝好机会，所以“颇为乐观”。（同上，714页）当时有个机会是可以利用的，即中国对德宣战之后，协约各国承诺将庚子赔款暂缓五年，每年可以少支付一千三百余万元，五年下来就有六千五百万元。此款如何利用，在当时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由关税按月拨出，用于行政经费的消耗，只能是消极地维持现状，于国家财政的恢复一点好处都没有。他与熊希龄商议，想请国务会议作出决定，将缓付赔款拨为币制经费，再加上币制借款，作为发行公债之抵当，发行国内公债，一举解决币制问题。但由于段祺瑞政府一心要对南方用兵，军费支出甚巨，当年总收入，包括第一年缓付赔款的一千三百余万元，共约七千万元，全部用于中央军费及行政费，才勉强够用。而各省还在增添新的军队，陆军部也要求继续增加军费，军事方兴未艾，而财政却实在没有回旋余地。这时又传说政府正在秘密对日进行军械借款，而他这个财政总长竟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于是，他呈请冯国璋、段祺瑞，希望另选能人来接替他的职务，他说：“唯□□此次入阁，竭智殚诚，以谋整理，不幸事与愿违，负疚引退。”（《梁启超年谱长编》，851页）尽管如此，他真正辞职已经是在11月15日内阁全体呈请辞职之后了。

　　民国以来，至今已是第七个年头，梁启超一直梦想着能有所作为，但始终不能如其所愿。袁世凯当权，他几乎一事无成；换了段祺瑞、冯国璋当政，他仍然一事无成。他在给籍亮侪的信中劝他“勿与闻人家国事，一二年中国非我辈之国，他人之国也”。（同上，862页）一个爱国者，时刻把国家前途和命运放在心上的人，竟然说出这样一番痛心疾首的话，可见其所受伤害之深、之痛，因此联想到多年前在电影《苦恋》中看到的那个巨大问号，那也是一个爱国者在冰天雪地里用温热的身体留下的巨大问号。几年的痛苦经历深深地刺痛了他，他看透了这些人的嘴脸：“况我国之为军国主义，乃由少数蠢如豕贪如羊狠如狼之武人，窃取名号以营其私，若此者无南无北，无新无旧，已一邱（丘）之貉也。更质言之，则现在拥兵弄兵之人，实我国民公敌，其运命与国家之运命不能并存。”（同上，870页）所以，几个月来，他不愿再与段祺瑞这些人来往，“殊不欲作无谓之缘，以惹魔障”。他闭门谢客，“邈然几与世绝”，专心致力于中国通史的写作；并为女儿令娴等讲解国学源流，“思顺所记讲义已褎（袖）然成巨帙”。（同上，862 ～ 864页）

　　这时，蒋百里亦闲居在京，由于薪金减少，生活也越发地困顿。但他和梁启超的往来却更加密切了。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报》和《大中华杂志》，其中有关军事的论文，都请蒋百里执笔，其“军事学者”的名声由此而广为传播。年初，张君劢致信梁启超，说到晨间唐规严来商量发起松社之事。他还提到，去年，蒋百里在天津养病，也曾与梁启超提及此举。除了以此来纪念病逝不久的蔡锷将军，他们还希望梁启超能像罗泽南和曾国藩那样，以其对社会的影响，倡导一种社会风气。他们设想中的松社，其实是一个松散的“以读书、养性、敦品、励行为宗旨”的团体，参加者仅以平日来往较多的朋友和可以信任的军人政客为主，居住在天津的梁启超每周来北京作一两次有关人心风俗的演讲，同时兼及个人所感兴趣的学问研究。（同上，859 ～ 860页）如果梁启超肯带这个头，他当与规严、百里商议具体的办法。七八月间，梁启超致信陈敬第，提到了松社开会的时间和拟办杂志的方式，可见此事已提上日程。不过，由于梁启超著述过勤，劳累过度，八九月间忽然得了呕血病，痊愈之后，又要准备欧洲之行，松社的事就放下了。回国之后，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开办松坡图书馆，其实都是发起松社的余绪。

　　梁启超早有旅欧的打算，退出政界之初就已开始筹划，未能成行的原因主要是旅费一时没有着落。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投降而结束，给了梁启超一个很好的前赴欧洲的理由。经过多方周旋与接洽，梁启超得到一个以私人资格，其实是中国赴巴黎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前往欧洲的机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伸诉伸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38页）此行需要经费大约十万元，其中“公家所给仅六万，朋旧馈赆约四万耳”。（《梁启超年谱长编》，873页）12月23日，梁启超一行七人，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由北京动身，前往欧洲。这些人中，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三位是他的老朋友，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并请了徐新六作为他的财政经济顾问。但他仍感到有所不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就推荐了丁文江。由于这个机缘，梁启超与丁文江得以结识。

　　1919年，参加法国巴黎和会的各国代表。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讲到他们最初的行程：“我们是民国七年（1918年）十二月廿三日由北京动身，天津宿一宵，恰好严范孙（修）、范静生（源濂）从美国回来，二十四早刚到，得一次畅谈，最算快事。二十四晚发天津，二十六早到南京，在督署中饭后，即往上海。张季直由南通来会，念七（二十七日）午，国际税法平等会开会相饯，季直主席，我把我对于关税问题的意见演说一回。是晚我们和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一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念八（二十八日）晨上船，搭的是日本邮船会社的横滨丸。”（同上，39页）

　　上海《申报》曾于12月10日报道，梁启超一行将于12月28日由上海启程，直航欧洲。梁启超同日写给梁思顺的信中也提到出发时间为12月29日，但事实上提前了一天。而且，由于船位缺乏，七个人不得不分为两路，梁启超、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五人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英国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这天早晨，他们登船之后，梁启超意外发现，他和这艘船竟还有一段因缘。大约三年前，为了策动广西陆荣廷独立，他曾冒险绕道香港、越南，潜入广西，当时乘坐的就是这艘横滨丸。为了躲避沪港间侦探的耳目，他就藏在舱底气炉旁边一间贮存邮件的小房间里。现在又乘此船，而那时同行的汤觉顿、黄孟曦都已死于洪宪之难，俯仰陈迹，真乃不胜哀感。船行之后，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晨起观日出，然后，练习法文，约一时许，接着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中午稍微休息片刻，即与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生活很充实，也很有情致，“间亦作诗，为乐无极”。他在船上致信女儿令娴，感慨“登陆后恐无复此乐矣”。他还对女儿提到未来的计划：“在欧拟勾留七八月，归途将取道巴尔干，入小亚细亚，访犹太、埃及遗迹，更在印度略盘桓，便到缅甸，携汝同归也。”不过，由于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计划结果是落空了。（同上，876 ～ 877页）

　　1919年2月12日中午（己未年正月十二日正午，一说1919年2月11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878页），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这时，丁文江、徐新六二人已在伦敦迎候他们了。战后伦敦的情形超过了他的想象，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我们才登岸，战后惨淡凄凉景况，已经触目皆是。我们住的旅馆，虽非顶阔，也还算上等，然而室中暖气管是关闭了，每个房间给一斗多的碎煤，算是一日二十四点钟的燃料。电力到处克减，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自来火的稀罕，就像金刚石，我们有烟癖的人，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我们在旅馆客屋吃茶，看见隔座一位贵妇人从项圈下珍珍重重取出一个金盒子来，你猜里头什么东西呢？哈哈，是一小方块白糖，他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盌（碗）里，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他的项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47 ～ 48页）他在伦敦居留一周，2月18日抵达巴黎，这时，巴黎和会开幕恰恰满了一个月。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一行遂决定乘此机会去战地旅游。

　　他们此行由巴黎出发，主要游历法国南部战地，同行的除了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之外，还有徐巽言和王受卿，加上法国政府所派随员二人，一共九人（疑漏掉徐新六）。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没有参加。法国政府对他们招待得十分殷勤，一切费用都由法国政府承担，搞得梁启超很不好意思，以为既是私人漫游，“这种礼貌，实太过优渥了”。（同上，104页）这一次，他们“是三月初六日由巴黎起程，十七日回来，游的地方，是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南返巴黎”。（同上，105页）一路上，他们看到的都是阴森景象，梁启超因此大为感慨：“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同上，108页）后来，梁启超撰写了《西欧战场形势及战局概观》一文，并请擅长军事的蒋百里撰写了《德国战败之诸因》，算是为从前他们所钦佩的德国撰写了一篇悼词。

　　蒋百里的这篇文章得自游历后的思考，他不是就战争谈战争，而是从国家的政治方略和国际关系入手，分析战争胜败的原因。所以，他看穿了德国的战败不是败于军事，而是败于内外政治。“其在外，则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冲突，而三国协商日进于成。其在内，则政治之自由，加以贫富之阶级，而社会主义日趋于盛，扩充军备一之不已，至于再，至于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战也。夫一国而至于求战以自保，此可暂不可久之势，必有一日至于败者也。”（同上，101页）他得出结论：“军阀之为政，以刚强自喜，而结果也必陷于优柔而自亡。外强而中干，上刚而下柔，是其征也。”所以，梁启超称赞蒋百里讲的是至理名言，他说：“老实说一句，军阀执政的国家，非弄到这种下台，不能了帐。”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军阀执政就像“那些专讲究丹药采补的妖人，一定是因为亢阳淘虚了身子，断送他一条残命”。他说：“我们看从前有个什么‘汎（泛）日耳曼主义’到处闯祸，如今还有什么‘大亚细亚主义’到处闯祸，为什么前车既覆，后车不戒呢？说也可怜，人家是骑上虎背下不来呀。”（同上，103 ～ 104页）

　　他们3月17日结束了在法国南部战场的游历，返回巴黎。四月初，继续游历法国北部战场，5月中旬再返巴黎，归途中还参观了卢梭的故居。这期间，梁始终关注着和会的一举一动。他发现，这次和会与历史上的和会有一点根本不同之处，从前的和会是交战双方都参加，这次和会只有战胜国参加，战败国不能参加。参加和会的国家应为三十二个，由于门的内哥未能出席，实际上只有三十一个。其中包括英美法意日五国，英属殖民地五国，其余为参加协约国联军的国家。名义上，来自三十一个国家列席参加会议的六十九人为全权代表，“但事实上不过五强会议最高会议等已经决定的条文，循例交各代表阅看，绝无讨论可否的余地”。所以，他愤愤不平地说：“这回和会，事前威尔逊大张旗鼓，说什么‘废止秘密外交’，什么‘和议公开’，临到实际，还是维也纳那篇旧板文章，真可令人一叹。”他这里所说“维也纳那篇旧板文章”，指的就是1814年英俄普奥等欧洲列强在维也纳召开的一次外交会议，其目的就在于重新分割拿破仑战败后的欧洲政治地图。会上，“英俄普奥四国，万事都秘密议定，其余几十个小国代表，就只在那里宴会跳舞，临了画一个诺”。（同上，69页）梁启超很担心这次和会成为维也纳会议的翻版。本来，早在一战结束之前，威尔逊发表了著名的十四条宣言，对战后国际关系准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规定，其中包括和约公开、海洋自由、裁减军备、生计障碍之排除等内容，并倡议设立国际联盟，以维护各国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且，美国作为出席巴黎和会的五大国之一，他的十四条也曾得到英法等国的口头赞同。所以，和许多人一样，梁启超对威尔逊一直抱有很大希望，并希望巴黎和会能以十四条为准则，保护弱小国家的利益，真正造成公理战胜强权的美好局面。初抵巴黎时，梁启超得知和会已提出青岛问题，他在2月23日给汪大燮、林长民的电报中就显得比较乐观：“顷抵法，略悉此间经过情形，大致与吾辈在京主张相同，颇为欣慰。宣战后，中德条约根本取消，青岛归还已成中德直接问题。日虽出兵，地位与诸协约国等，断不能于我领土主权有所侵犯，更不能发生权利继承问题。”这时，他的胃口大得多：“总之，此次和会为国际开一新局面，我当乘机力图自由发展，前此所谓势力范围、特殊地位，皆当切实打破。”不仅如此，在他的计划中，还要解决关税、领事裁判权两事，他认为：“先此不图，更无机会，亦断不容延迟。”（见1919年2月28日《晨报》，《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09页）在这段时间里，他先后会见了威尔逊和英、法等国的代表，请他们在会上支持中国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主张，威尔逊等人当场都表示愿意帮助中国。这时的梁启超还有一种胜券在握的感觉。

　　“五四运动”背后的梁启超

　　到了3月，形势发生突变，是梁启超没有想到的。起因是1918年9月28日，段祺瑞政府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银行签订了一个借款二千万日元的秘密合同，不仅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而且，此前德国所要求而一直没有到手的烟潍、高徐、顺济诸铁路之优先权，也悉归日本之手。这时，这个密约就成了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他们甚至要挟威尔逊，因威尔逊很看重国际联盟，拿国际联盟当作性命一般，他们看到了这一点，就说，和会如果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他们就退出国际联盟。这当然是威尔逊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为了迁就日本，山东主权就成了日美之间的一场交易。得到这个消息的梁启超异常愤怒，他于3月11日致电汪大燮和林长民，痛责政府的做法：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目下竞争之点。查自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承继德国权利为根本。去年九月，德军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氏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坏，实堪惋惜。（同上，811页）

　　汪、林二人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感到形势严峻，不能不有所主张。21日，他们以国民外交协会的名义，通电发表七点外交主张：“一、促进国际联盟之实行；二、撤废势力范围并订定实行方法；三、废弃一切不平等条约及以威迫利诱或秘密缔结之条约、合同及其他国际文件；四、定期撤去领事裁判权；五、力争关税自由；六、取消庚子赔款余额；七、收回租界地域，改为公共通商。”（《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10页）这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于2月16日，是由北京各界各团体联合组成的，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在此之前，即2月12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那一天，还有北京大学召开国际联盟同志会之举，亦公推梁启超为理事长（汪大燮代理），蔡元培、王宠惠、李盛铎、严修、熊希龄、张謇等为理事，林长民为总务干事，胡适、陶孟和、蓝公武等为干事。此次会议形成九条决议案，并电告巴黎和会专使顾维钧以及在欧洲的梁启超，请他们设法在和会内外提议鼓吹。（《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161 ～ 162页）

　　梁启超是国民外交活动的先行者，他利用自己民间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国内国外的影响力，做了大量的工作。4月8日，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致信梁启超，请他担任国民外交协会驻巴黎的代表，主持向和会请愿的各项事务。信中说：“本会同人本国民自卫之微忱，为外交当轴之后盾，曾拟请愿七款，电达各专使及巴黎和会，请先提出，并推我公为本（会）代表，谅邀鉴及。现已缮具正式请愿文，呈递本国国会政府巴黎各专使，并分致美、英、法、意各国政府及巴黎和会，尽国民一分之职责，谋国家涓埃之补救。兹特奉上中、英文请愿文各一份，务恳鼎力主持，俾达目的，则我四万万同胞受赐于先生者，实无涯既矣。”（《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

　　在此期间，梁启超为争取中国的权益作了最后的努力，无奈，中日间的一纸密约使日本有恃无恐。他们在和会内外大肆活动。4月29日午前，召开英美法三国会议，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应邀出席。30日，三国会议继续召开，会上，议定了《凡尔赛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第156、157、158三个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七卷，309 ～ 311页）面对这种情形，北京政府派出的中国出席巴黎和会首席代表陆徵祥竟考虑准备签字。他在5月1日给外交部的密电中提出三个解决办法：一、全体代表离会回国；二、不签字；三、签字而将该条款声明不能承认。他认为，第一、二种办法都不现实，只能采取第三种办法。（同上，315 ～ 316页）在这紧急关头，梁启超于30日（四月杪）当天致电汪大燮、林长民，向政府和国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向和谈代表施加压力，千万不要在和约上签字。其电文称：汪、林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梁启超年谱长编》，880页）

　　接到梁启超的电报，林长民于次日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于晚间送到研究系的《晨报》报馆，由总编辑陈博生接收，刊载于5月2日的《晨报》。林长民的短文全文如下：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略谓青岛问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闻将直接交予日本云云。

　　呜呼！此非我举国之人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继承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耶？我政府我专使，非代表我举国人民之意见，以定议于内，折冲于外者耶？今果至此，则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恶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闻前次四国会议时，本已决定德人在远东所得权利，交由五国商量处置，惟须得关系国之同意。我国所要求者，再由五国交还我国而已。不知因何一变其形势也。更闻日本力争之理由无他，但执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条及一九一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约为口实。呜呼，二十一条出于协逼；胶济换文以该路所属确定为前提，不得迳为尚属日本之据。济顺高徐条约草约为预备合同，尚未正式订定，此皆我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见1919年5月2日《晨报》，《百年家族：林长民林徽因》，34～35页）

　　同日，《晨报》还刊载了国民外交协会5月1日发给巴黎和会英法美诸国代表和中国专使的电稿。这个电稿由汪大燮、林长民亲自呈交总统徐世昌，以国务院的名义拍发。按照梁启超的建议，他们在电文中严正警告中国专使：和平条约中若承认此种要求，诸公切勿签字。否则丧失国权之责，全负诸公之身，而诸公当受无数之谴责矣。……诸公为国家计，并为己身计，幸勿轻视吾等屡发之警告也。（1919年5月2日《晨报》）

　　5月3日，蔡元培从汪大燮（一说林长民）处得知，国务总理钱能训已于5月2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遂立即返校，在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通报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参加的有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

　　而5月3日下午4时许，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熊希龄、林长民、王宠惠等三十余人还在开会并作出决议：一、5月7日午后2时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并分电各省各团体同日举行；二、声明不承认二十一条及英、法、意等与日本所订关于处置山东问题之秘约；三、如巴黎和会不得伸我国主张，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专使；四、向英、美、法、意驻京使馆申述国民意见。会后急电各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及各团体、报馆，内称：“本会定于本月七日作廿一款签字之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正式宣言要求政府训令专使坚持。如不能争回国权，宁退出和会，不得签字。望各地方各团体同日开会，以示举国一致。”（转引自《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8页）

　　北京的学生们显然先行了一步。5月3日晚7时，来自北京十三所学校的千余名学生代表在北河沿法科第三院大礼堂召开临时会议，并作出四项决议：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许德珩：《五四运动六十周年》，见《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年版，转引自《重返五四现场》，178页）

　　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继而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据说，当天有三十二名学生被捕。梁启超闻讯立即给大总统徐世昌发回电报：汪、林总长代呈大总统钧鉴：闻北京学界对和局表义愤，爱国热诚令策国者知我人心未死。报传逮捕多人，想不确。为御侮拯难计，政府惟与国民一致。祈因势利导，使民气不衰，国权或有瘳。启超叩。（《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19页）

　　这时，被捕的学生已由林长民、汪大燮、王宠惠三人担保释放。张朋园认为：“如果说梁任公掀起了五四运动，未免强调过当。但任公确实与五四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北洋政府的无能行为，就是任公所揭露的。”（《五四研究论文集》，278页）坦率地说，梁启超才是五四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不过，我们在传统的、官方的历史记述中却很少看到梁启超的名字。人们提到五四运动的起因，都说是由于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但也只是“传回”而已，至于谁传的，却故意回避不说。其中的原因真是耐人寻味。事实上，自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人们就在争五四运动的领导权和解释权，争来争去，都不提梁启超和研究系，这显然是不公正的。

　　1919年5月4日，学生们在天安门前集会游行，继而火烧赵家楼胡同的曹汝霖住宅，五四运动就这样爆发了。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要求北京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废除二十一条等。

　　而更不公正的，是有人故意混淆视听，给梁启超栽赃。当时的中国南北分裂，孙中山为了与北京政府分庭抗礼，在广州成立了护法政府、非常国会。所以，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中也有广州政府的代表。三四月间，代表广州政府参加巴黎和会的专使王正廷给上海报界发了一封电报，电文称：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蔡晓舟、杨景工编：《五四》，见《五四爱国运动》，450页）

　　这个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的电文，不指明卖国贼究竟是谁，自然引起国内舆论的胡乱猜测，竟然有人怀疑到梁启超的头上，国内随之掀起一场针对梁启超的谣言风潮。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北京大总统徐世昌并国务院：“闻梁启超在欧干预和议，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运动。本商有鉴于此，特电巴黎公使转梁劝告，文曰：‘巴黎中国公使馆探送梁任公君（钧）鉴，我国之国际和会已派专使，为国人所公认。君出洋时声明私人资格不涉国事，乃中外各报登载，君在巴黎近颇活动，甚谓有为某国利用倾轧之说，明达如君，当不至此。惟人言可畏，难免嫌疑，为君计，请速离欧回国，方少辨明心迹，特此忠告，勿再留连’等语，即乞转致专使，注意大局，幸甚。”（同上）

　　国民党与梁启超是多年的老冤家，如今机会难得，自然要趁机发难，煽风点火，挑起事端。4月5日，广州国会召开两院联合会，作出议决：一、由两院函请军政府，立即下令通缉梁启超，并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法公使引渡；二、由两院电唐绍仪，请一俟和议复开，即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依刑律所定外患处断；三、由两院全体成员通电全国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各报馆及除日使以外之各国驻京公使，驻广州领事，申明梁在巴黎卖国活动为全国人民所共弃；四、以两院全体名义电巴黎和会中国代表，请严斥梁启超，并声明两院决定为其后援。4月9日，广州国会全体成员通电全国，宣布梁启超卖国罪状。（《在五四运动爆发的一年里》，21页）

　　看上去义正辞严，实际上捕风捉影，煞有介事，上演了一场闹剧。但梁启超却不得不作出回应，他首先致电《字林西报》，进行辟谣：谣传鄙人所持意见与我国代表正式提出者不同，此种无稽之谈，意在使外人以为我人于此重大事件意见误歧，故特力为辩正。倘蒙刊载此电，无任感盼。按：中国提出于和平会议之要求，鄙人皆热诚赞助。行将以鄙人在此间发表论著、演说及谈话稿送上，藉以证明谣传之诬也。（《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册，816页）

　　随后，他又致电汪大燮、林长民转上海商会暨商团联合会，为其申辩：仆在此所主张，曾著成小册，译英、法文，印布数千，中外共见；又曾在万国报界欢迎会席上演说两小时，中外共闻，演说词由顾使（顾维钧）译印分送。此等文字，不久当可寄到，可以令全国人知仆在外所作何事也。仆此行虽以私人考察，然苟可以为国家雪耻复权者，不敢辞匹夫之责。山东问题，国命所关，痛陈疾呼，不待言矣。他若南满洲、高徐、顺济诸路当如何规复，关税、领事裁判权诸大问题当如何贯彻，仆鼓吹舆论，惟力是视。至谣谤之来，确有人横造蜚语，挟私倾我。谁实嗾使，未便质言。仆言论行事，为世所共见，闻百千蜚语，于我何损？惟惜有责任之人，倾其精力，用于内讧，出此下策，为可痛耳。诸公万里之外，不分情实，本爱国之诚，为投梭之怒，亦无足怪。然安能以一二宵小所造蜚语，遂以卖国诬人？令和议瞬息告终，外交究竟有无把握，诸公若诚忧国，内之宜要求政府速废高徐顺济路约及其他各项密约，使助我者易于为力；外之宜督促各使通盘筹划，互示意见，对外一意鼓勇，进行关税、领事裁判权等事。失此好机，后将无望，尤不容泄沓偏废。若仆者，常率吾国民天职，为国尽力，不烦忠告也。（同上，817页）

　　梁启超在6月9日写给梁仲策的信中谈到了造谣者可能的动机，他说：“其实此事甚明了，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指顾维钧）排象山（指陆徵祥）；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今事过境迁，在我固更无劳自白，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梁启超年谱长编》，883 ～ 884页）

　　对于国民党的诬枉之词，以及不明真相者的围观漫骂，蔡元培、王宠惠、范源濂首先站出来仗义执言，他们联名通电，其文云：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二（据时报为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乃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据时报山东下多“问题”二字），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激动各国观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不可自相惊扰。元培等久不与闻政论，惟事关国际，且深知梁先生为国之诚，不能嘿而，特为申说，务乞照登。（《五四》，见《五四爱国运动》，450页）

　　国民外交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也发表通电为梁启超辩诬，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蕴宽等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还称赞他“为国宣勤，跋涉万里，海天相望，引企为劳。此次巴黎和会，为正义人道昌明之会，尤吾国生存发展之机，我公鼓吹舆论，扶助实多，凡我国人，同深倾慕”（《梁启超年谱长编》，879页），给他很大安慰。

　　陈独秀是不喜欢梁启超的，但他读报得知此事后，在4月13日《每周评论》第十七号发表了署名“只眼”的《国民参预政治外交的资格》一文，指出：“国民参预政治，参预外交，都是我们很盼望的事。但是这两件事，都不大容易。若是一般国民的中坚分子，没有政治和国际的常识，却十分危险。譬如对于政治法律，毫没有是非可否的正当主张，单单求着苟且和平了事，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政治的资格。不懂得各国的外交政策，受某国的离间，凭空的给梁任公一个亲日卖国的罪名，这种国民决没有参预外交的资格。”（《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518·519页）

　　不过，此事很像夏日里凭空飘来的一片乌云，转瞬间又被一阵风吹散了。6月6日，梁启超一行带着因中国外交失败而产生的痛苦以及对强权战胜公理的失望，离开法国巴黎，启程到其他国家参观访问。临行前他写道：总之，那时我们正在做那正义人道的好梦，到执笔著这部书时，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他们真干得好事，拿部历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遥遥相对，后先辉映。维也纳会议由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的将万事决定，把许多小国牺牲了，供他们的利益交换。这回还不是照样吗？维也纳会议过后有个俄普奥三国同盟，这回也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维也纳会议后，大家都红头胀脸的来办法国革命的防堵，这回又有个俄国过激派供他们依样葫芦的材料。唉，天下事有那一件脱离得了因果关系？十九世纪种种祸根，都是从维也纳种下来，如今他们又在那里造孽了。你不信，我们山东问题就是一个证据。此外像山东问题样子的，还多着哩！我在巴黎几个月，正是他们秘密造孽的时候，此时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们趁这个空游历战地去了，和会的结果，等他揭晓时候，再评判罢。（《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84 ～ 85页）

　　6月7日，他们抵达英国伦敦。在英国，他们的行程超过了三十天，其足迹遍及英国各地。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也从伦敦返回巴黎凑热闹。此时的巴黎挤满了前来观礼的人，据说一千个法郎都租不到一张床位。好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有一所预先租下的寓庐，是他们在欧洲旅行的根据地。这里距离巴黎乘火车只需二十分钟，是巴黎人避暑的地方。梁启超回到巴黎的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他给留守在这里的蒋百里发了电报，却滞误在路上，火车也错过了，他只好深夜冒雨花高价租了车，去寻找旅馆，“回旋良久，得一逆旅，扣扉投宿”，他笑称，“亦可纪念之一夕也”。（《梁启超年谱长编》，887页）

　　在巴黎住了四五日，7月18日，梁启超一行离开巴黎赴比利时，随后游历了荷兰、瑞士和意大利，至10月7日，他们才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回想自六月六日离去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坐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来复（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1页）接下来，他们要静一静了，“我们同住的三五个人，就把白鲁威当作一个深山道院，巴黎是绝迹不去的，客人是一个不见的，镇日坐在一间开方丈把的屋子里头，傍着一个不生不灭的火炉，围着一张亦圆亦方的棹（桌）子，各人埋头埋脑做各自的功课。这便是我们这一冬的单调生活趣味，和上半年恰恰成个反比例了。我的功课中有一件，便是要做些文章，把这一年中所观察和所感想写出来”。（同上，2页）他在写给女儿令娴的信中也讲到这段日子的生活，他说：吾自十月十一日迄今，未尝一度上巴黎，且决意三个月不往，将此地作一深山道院，吾现在惟有两种功课，日间学英文，夜间作游记，英文已大略能读书读报了。吾用功真极刻苦，因此同行诸君益感学问兴味。百里、君劢皆学法文，振飞学德文，迭为师弟，极可笑也。最可笑者，吾将来之英文，不能讲，不能听，不能写，惟能读耳。向来无此学法，然我用我法，已自成功矣。吾日记材料，由百里、君劢、振飞三人分任搜集，吾乃取裁之，现方着手耳。此亦非同居不可，在此多住数月，亦为此也。丁在君早已先归，刘子楷日内随陆子欣（征祥）归，鼎甫留英，吾四人明年二月游德、奥、波兰，四月归。（《梁启超年谱长编》，890 ～ 891页）

　　他还说，在这里，晚睡晚起的恶习全然恢复了，“百里大不以我过于勤苦为然，常谓令娴在此，必能干涉我先生”。梁启超原本计划待全书脱稿后再离开此地，但由于徐新六接到家里电报，夫人病重，只得早作回国的准备。因为他们这几个人中，徐新六的法文最好，如果他一个人先行，留下来的人会感到很不方便。于是，大家决定一起走，定了“阳历正月二十二日船期，若阴历正月杪可到家矣”。这样一来，他们匆忙中于12月12日抵达柏林，1月9日，便由德国返回巴黎，在德国居二十余日。梁启超原来尚有游维也纳和波兰的计划，后来因为交通不便的缘故，也都作了罢论。（同上）

　　欧游心影录

　　在欧洲期间，蒋百里注意到军事、国防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他在考察了瑞士的民兵制之后，有了初步的寓兵于农的思想，但直到1937年春天，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著名的《国防论》一书才迟迟问世。据说日本战败后有日本人看了此书，惊叹日军正像《国防论》中所言，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投降。还有人说，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的灵感，就来自蒋百里的《国防论》。这时他也注意到工程与运输对于军事的重要性，叶恭绰曾有文章讲到他与蒋百里在欧洲考察时的情形，蒋百里后来重视工程与运输，恰恰源于他的启发。他说：欧战后，余与先生相继往欧陆考察，余任交通实业，君则任军事也。但二者亦时有关联，曾同往维尔当（法之西部唯一要塞）炮垒及克鲁苏兵工厂考察，同止宿者数昼夜。余不谙军事，仅观大略而已，君则参证綦详，为余言法之军备甚悉。——时余方注重欧战之军事运输，以为交通为军事命脉；又欧战时赴欧华工三十万强，半为余经办，其工作多偏于筑造堡垒战壕之属，因此以为军事工程及运输实足为我国借镜，君于二者固未甚注意也。归国后，荏苒十余年，“一二八”战起，君居衡山，方著关于军事之书，余令人语君，言军机而不注重于工程与运输，终皆成空论，君以为然，乃招昔年在欧与余同任考察之章君（祜）往衡山，叩其蕴奥，君以为闻所未闻，坚约章君同任纂述。（《蒋百里年谱》，71 ～ 72页）

　　叶的这番表白可以聊备一说，而陶菊隐的《蒋百里传》亦可做一旁证。

　　梁启超、蒋百里、徐新六一行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启程回国，3月5日抵达上海。游欧一年有余，梁启超的思想受到了深深的刺激，也激发他对于以往的思想作了深刻的思考和反省。回国不久，他出版了一部极重要的著作《欧游心影录》，虽然这部著作最终并没有全部完成，但它就像《新大陆游记》一样，在梁启超的人生道路和思想演进中是至关重要的。说到欧游对他的影响，他在当时曾与梁仲策一长书，其中讲道：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梁启超年谱长编》，880 ～ 881页）

　　可见，欧游期间，梁启超已经觉悟到自己的灵魂深处将要爆发一场“绝大之革命”，但这场革命将把他的思想引向何方，并结出怎样的果实，当时他显然还在探索和思考的过程之中。到了写作《欧游心影录》的时候，他的思想就已渐渐地清晰了，特别是其中的《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一篇，留下了梁启超思想转变的轨迹，以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和主张。这一篇作品又分为上篇和下篇，上篇分为十一个小节，从思想、文化的渊源中探求欧战的所以然。他列举出以下这些值得认真对待和深入思考的问题：首先是国际关系，引发战争的各种矛盾并没有因为和约的签订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复杂和尖锐，也更加危险，尽管目前还处在潜伏阶段；其次是国内矛盾，经济破产，生产停滞，物价飞涨，物品匮乏，金融危机，财政困难，进一步造成了社会上贫富两大阶级的分化和对立，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得不可调和。他看到：“自从机器发明工业革命以还，生计组织起一大变动，从新生出个富族阶级来。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徧（遍）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物价一日一日腾贵，生活一日一日困难。工人所得的工钱，彀（够）吃不彀穿，彀穿不彀住，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受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生病几天，便要全家绑着肚子，儿女教养费不用说了，自己老来的日子还不晓得怎样过活。”他进一步分析道：“他们在那里想，同是上天所生人类，为什么你就应该恁么快乐，我就应该恁么可怜？再进一步想，你的钱从哪里来？还不是绞着我的汗，添你的油；挖我的疮，长你的肉。他们其始也是和中国人一般，受了苦自己怨命，后来渐渐明白，知道地位是要自己挣来，于是到处成立工团，决心要和那资本家挑战，他们的旗帜是规定最低限的工钱和最高限的做工时刻。而且，这两种限是要时时改变的，得一步便进一步。还有些有学问的人，推本穷源，说这种现象都是从社会组织不合理生出来，想救济他，就要根本改造。改造方法，有一派还承认现存的政治组织，说要把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有一派连现在国会咧，政府咧，都主张根本打破。亲自耕田的人准他有田，在那个厂做工的人就管那个厂的事。耕田做工的人举出委员，国家大事就由他一手经理。各国普通社会党大半属前一派，俄国过激党便属后一派。前一派所用手段，是要在现行代议政治之下，渐渐扩张党势，掌握政权，现时在各国国会及地方议会，势力都日增一日，好几国机会已成熟，其余的也像快要成熟了。至于后一派，俄国的火盖已自劈开，别国也到处埋着火线，有些非社会党的政治家，眼光敏锐办些社会主义的立法，想要缓和形势，只是积重难返，补牢已迟，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他还预测：“那资本国和劳动国，早晚总有一回短兵相接，拼个你死我活。”（《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7 ～ 9页）

　　这还只是浮于表面的、一般人都能看到的现象，还有那些深藏在现象背后、支配着人类行为的思想，以及潜伏在社会底层，时时可能汹涌奔出的潮流，经过一番考察，梁启超也都一一揭示出来。他指出：“欧洲近世的文明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封建制度，第二是希腊哲学，第三是耶稣教。封建制度规定各人和社会的关系，形成一个道德的条件和习惯；哲学是从智的方面研究宇宙最高原理及人类精神作用，求出个至善的道德标准；宗教是从情和意的两方面，给人类一个‘超世界’的信仰，那现世的道德，自然也跟着得个标准。”法国大革命动摇了欧洲近世文明的基础，它的第一推动力就是关于“自由”的学说。法国大革命既受惠于这个学说，也为这个学说的传播出了力，扩大了它的影响。十八世纪以来“政制的革新和产业的发达，那一件不叨这些学说的恩惠？然而社会上的祸根，就从兹而起。现在贫富阶级的大鸿沟，一方面固由机器发明，生产力集中变化，一方面也因为生计上自由主义，成了金科玉律，自由竞争的结果，这种恶现象自然会演变出来呀”。他还注意到：“到十九世纪中叶，更发生两种极有力的学说来推波助澜，一个就是生物进化论，一个就是自己本位的个人主义。”前者最终归结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梁启超也曾是它的信奉者。后者之集大成则为尼采，他主张所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所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以为这是“世运进化所必要”。梁启超认为：“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原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阶级大战争，其起原也实由于此。”

　　此外他还指出：“科学昌明以后，第一个致命伤的就是宗教。”宗教是科学的死敌，科学昌明的后果之一，就是人把上帝踩在了脚下。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天国没有了，灵魂没有了，彼岸世界也消逝了，“哲学家简直是投降到科学家的旗下”。所谓人类心灵这件东西，就成了纯粹的物质现象，“所谓宇宙大原则，是要用科学的方法试验得来，不是用哲学的方法冥想得来的。这些唯物派的哲学家，托庇科学宇下建立一种纯物质的纯机械的人生观，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必然法则’之下，这种法则其实可以叫作一种变相的运命前定说”。既然人的行为都受到“必然法则”的支配，人的自由意志也就不存在了；而意志既不能自由，也就不必承担什么善恶的责任，这样一来，道德的基础也就被抽空了。没有坏人，自然也就无所谓好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人，而这个人却是一个被抽空了一切社会内涵的空壳，也就是一个空洞的人。梁启超说：“这不是道德标准应如何变迁的问题，真是道德这件东西能否存在的问题了。现今思想界最大的危机，就在这一点。”而且，人一旦丧失了道德感，也就失去了生活的指针，“死后既没有天堂，只好仅这几十年尽地快活；善恶既没有责任，何妨尽我的手段来充满我个人欲望”。他还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什么军阀，什么财阀，都是从这条路产生出来。这回大战争，便是一个报应。诸君又须知，我们若是终久立在这种唯物的机械的人生观上头，岂独军阀财阀的专横可憎可恨，就是工团的同盟抵抗乃至社会革命，还不同是一种强权作用，不过，从前强权，在那一班少数人手里，往后的强权，移在这一班多数人手里罢了。”（同上，9 ～ 12页）

　　他还注意到欧洲文学潮流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浪漫派被自然派所取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文学霸权就渐渐移到自然派手里来”，其中的原因自然不止一个，而不可否认的是，“一切思想既都趋实际，文学何独不然”？他们“把人类丑的方面兽性的方面，赤条条和盘托出，写得个淋漓尽致，真固然是真，但照这样看来，人类的价值差不多到了零度了。总之，自从自然派文学盛行之后，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是从下等动物变来，和那猛兽弱虫没有多大分别，越发令人觉得，人类没有意志自由，一切行为都是受肉感的冲动和四围环境所支配。我们从前自己夸嘴，说道靠科学来征服自然界，如今科学越发昌明，那自然界的威力却越发横暴，我们快要倒被他征服了”。（同上，13 ～ 14页）

　　不过，梁启超并不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或真的没落，一些欧美朋友对中国文明的恭维，譬如“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之类，他听了虽然暗自欣喜，却也还有所保留。在他看来，新的西洋文明与旧的西洋文明至少有两点不同：第一，从前的文明是贵族的文明，“是靠少数特别地位特别天才的人来维持他”，人不在了，这个文明也就消亡了。新的文明却“是靠全社会一般人个个自觉日日创造出来的，所以他的‘质’虽有时比前不如，他的‘量’却比从前来得丰富，他的‘力’却比从前来得连续”。这样说来，就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西洋文明破产的结论，或者说，破产的只是旧文明，而不是新文明，因为，新的文明“是建设在大多数人心理上”的，这种广泛的社会基础是新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二，新的文明靠了“个性发展”给欧洲带来物质、精神上的变化，“现在还日日往这条路上去做”，虽然理想和信念的破灭使得“全社会都陷入怀疑的深渊，现出一种惊惶沈（沉）闷凄惨的景象”，但“他们并没有入到衰老时期”，“他们还是日日求自我的发展，对于外界的压迫，百折不回的在那里反抗，日日努力精进”。他们经历了这番挫折，反而“要从这里头找出一个真正的安身立命所在”。（同上，15 ～ 17页）

　　他们找到了没有呢？梁启超认为“渐渐被他找着了”，他列举了俄国科尔柏特勤（今译克鲁泡特金，1842—1921，无政府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占晤士（今译詹姆斯，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法国柏格森（1859—1941，法国哲学家）、德国倭铿（又译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奥伊肯，1846—1926，德国哲学家）的例子，来说明欧洲人的反省。这些学者的反省突出表现在对人的关注，人的发展，个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心灵的进化与健全，人格的完善，人类的自由意志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反省中认真思考过的问题，也是梁启超最感到兴趣的问题。他说，他们的思想、学说也许还不能像康德、黑格尔、达尔文那样具有“转移一代人心”的权威，“但是，欧人经过这回创钜（巨）痛深之后，多数人的人生观因刺激而生变化，将来一定从这条路上打开一个新局面来”。他还说：“这回战争给人类精神上莫大的刺激，人生观自然要起一大变化，哲学再兴，乃至宗教复活，都是意中事。”（同上，17 ～ 20页）

　　“为中国寻一个药方”

　　梁启超对于欧洲的考察，除了他所说的“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外（《梁启超年谱长编》，874 ～ 875页），更重要的，也想为中国寻一个药方，他的下篇《中国人之自觉》就从十三个方面提出了在当前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选择自己的道路：第一，要有世界眼光，“我们是要在这现状之下，建设一种‘世界主义的国家’。怎么叫作‘世界主义的国家’？国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褊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我们是要托庇在这国家底下，将国内各个人的天赋能力尽量发挥，向世界人类全体文明大大的有所贡献”。

　　第二，可以忧患，不可以悲观。中国的现状固然很糟糕，财政困难、生计困难、军阀专横、政治腐败、人心堕落、丑类横行，但并不使人感到绝望，因为这些罪恶都被尽情暴露出来，让人们看得惊心动魄，相比于从前的醉生梦死，浑浑噩噩，心甘情愿地受压制，受压迫，这就是一种进步，“是国民自觉心的表现”。他说：“一个人最怕是对现状心满意足，如此，这个人只有退步没有进步，只好当他死了。感觉现状不满足，自然生出努力，这努力便是活路。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满身罪恶，知道自己住的是万恶社会，中国从此就开出一条活路来了，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象。”

　　第三，检讨以往的精英路线，从国民全体下工夫。他总结民国以来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那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也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好比开一瓶皮（啤）酒，白泡子在面上乱喷，像是热烘烘的，气候一过，连泡子也没有了，依然是满瓶冰冷。这是和民主主义运动的原则根本背驰，二十年来种种失败，都是为此”。

　　第四，现在着手的国民运动，总要打二三十年后的主意。他一再说着急不得，实在是看到了中国民主启蒙的任务艰巨。“我国民主主义在历史上根柢本就浅薄，在地理上更很少养成的机会，所以比欧美诸国，发达较迟。如今突然挂起这个招牌，好像驴蒙虎皮，种种丑态，如何能免？但这些全不要紧，因为人类性能，是活的不是死的，只要需以时日，下番工夫，自然会把自己蜕变，和环境适应起来。”因为着急不得，所以“要靠新出来的青年，不能责望老辈”。

　　第五，尽性主义。他解释这个“尽性主义”，核心内容“是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他说：“这回德国致败之原，就是因为国家主义发达得过于偏畸，人民个性差不多被国家吞灭了，所以碰着英法美等个性最发展的国民，到底抵敌不过。因为‘人自为战’的功用丧失了，所以能胜而不能败。德国式的国家主义，拿国家自身目的做个标准，把全国人放在个一定的模子里，鼓铸出来，要供国家之用，结果犹且不胜其敝。”当日中国并无所谓国家目的，但传统文化形成的社会束缚，也是一个模子，按照这个模子塑造出来的人，“天赋良能绝不能自由扩充到极际”。所以他说：“今日第一要紧的，是人人抱定这尽性主义，如陆象山所谓‘总要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将自己的天才（不论大小人人总有些）尽量发挥，不必存一毫瞻顾，更不可带一分矫揉，这便是个人自立的第一义，也是国家生存的第一义。”

　　第六，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而思想解放的前提，却是要每个人学会独立思考。“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个‘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濬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倘若拿一个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范围一世人心，无论其人为今人为古人，为凡人为圣人，无论他的思想好不好，总之是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当然，思想解放的目的不单纯是破坏、颠覆、动摇，还“想披荆斩棘求些新条件，给大家安心立命”。

　　第七，思想解放要彻底，不能半途而废。他认为：“中国旧思想的束缚固然不受，西洋新思想的束缚也是不受。”都要经过虚心的研究，放胆的批评，“我们须知，拿孔孟程朱的话当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固是不该；拿马克思、易卜生的话当做金科玉律，说他神圣不可侵犯，难道又是该的吗”？现在要做的，是把东西方的思想调和起来，但“研究只管研究，盲从却不可盲从。须如老吏断狱一般，无论中外古今何种学说，总拿他做供词证词，助我的判断，不能把判断权迳（径）让给他。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一义”。但也还有个人德性的问题，“德性不坚定，做人先自做不成，还讲什么思想”。所以，祖宗的遗传，社会的环境，乃至我的五官四肢，都是我们思想解放的大敌，稍一松劲儿，就可能做了他们的俘虏，永世不能自由了。“欲救此病，还是从解放着力，常常用内省工夫，体认出一个‘真我’，凡一切束缚这‘真我’的事物，一层一层的排除打扫，这便是彻底解放的第二义。”

　　第八，建立一个讲法治的社会。这里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契约，一个是平等。通常认为，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在没有组织能力，在没有法治精神。梁启超说：“我初时在那里想，这个不要是我国民天赋的劣根性罢？果然如此，便免不了最后的生存淘汰，真可惊心动魄。后来细想，知道不然。”事实上，中国人的这个缺点是历史地产生的，一方面中国人的社会化程度不高，长期处在自然的血缘关系中，没有形成以契约约束关系的习惯；另一方面，无论国家还是家族，其关系结构都表现为命令与服从，“命令的人，权力无上，不容有公认规则来束缚他；服从的人，只随时等着命令下来就去照办，也用不着公认规则。因此之故，法治两字，在从前社会，可谓全无意义”。不仅如此，即使是在讲法治的今天，各种法律规则不可谓少，但有权有势的人，仍然不认为自己应该遵守这些法律法规，根本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这种特权思想是执法不严、有法不依、肆意破坏法律法规的根源。

　　第九，采用职业选举和国民投票的办法来挽救国会与宪法。这是梁启超针对当时国会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两个对策。前一个是要改善国会议员的成分，用有职业的国民来排除那些“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他认为，采取这种办法选举国会议员，甚至可以给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的代表提供在最高机关随时交换意见的机会，也许会避免社会革命的惨剧。后一个是用瑞士的国民投票制度，以弥补国会议员不能完全代表国民的不足。

　　第十，自治。他在这里所说的自治，不同于各省军阀搞的什么“联省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是国民对于社会管理的参预，是基于一种“我住在此地，就要管此地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和我有利害关系”的理念。这种理念在欧美非常流行，在中国，大部分人对此还相当陌生。所以他说：“我们国民，若是能够有建设北京市会和丰台村会的能力，自然也会有建设中华民国的能力。”

　　第十一，搞社会主义“总要顺应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他承认“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他提醒大家注意，对社会主义，“精神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的方法，却有“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很显然，社会主义理论是欧洲工业革命孕育的，是要解决资本家和工人的矛盾。当下的中国，不仅没有工业，也没有资本家，要把这种理论悉数搬来应用，“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实际上，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国际资本的挤压下努力发展民族经济。他表示：“我对于目前产业上的意见，主见（张）发挥资本和劳动的互助精神。”

　　第十二，国民运动。如何才能唤起民众，发动国民运动，梁启超并没有直接的组织手段和办法。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与蒋百里等人多次商议、讨论回国后的方针，最后落实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这一点上，他是希望通过对国民，特别是青年的启蒙、教育，奠定国民运动的基础。（《梁启超年谱长编》，896页）

　　第十三，不能推卸的创造新文明的责任。梁启超感觉到了这种历史责任，他说：“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在这里，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扬光大，不要妄自菲薄。“却还有很要紧的一件事，要发挥我们的文化，非借他们的文化做途径不可，因为他们研究的方法，实在精密，所谓‘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最后，他对可爱的青年提出几点希望：“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现在我们天天在那里高喊输出价值观，既不了解别人的文明，也不了解自己的文明，根本不得其门而入，梁启超的办法也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以上参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20 ～ 38页）

　　一篇序言居然写成了一部著作

　　结束了对欧洲考察，梁启超带着对西方文明新的认知，对东方文明的深情期待回到国内。他有许多事情要办，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周围洋溢着一种新的气象，这些也鼓舞着他。他在归国之初，曾应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往该校演讲，其中讲道：“鄙人自作此游，对于中国甚为乐观，兴会亦浓，且觉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梁启超年谱长编》，902页）可见他那时“神气益发皇”（同上，904页），颇有些“手忙脚乱”（同上，898页）。

　　这时，蒋百里与梁启超的关系更亲近了许多。蒋百里本来是学军事的，现在却对文化感到莫大的兴趣。回国后，他把自己欧游考察的心得写了一本书，就是被人称为我国人士所撰有关文艺复兴的开山之作《欧洲文艺复兴史》。他在“导言”中讲到成书的原因：“兹编所述，为旅欧时法国巴黎大学图书馆主任Smédée Brich氏所临时讲演者。其叙述虽不过大体，而颇能扼其要。因参酌群书以补成之。或者于今日之所谓文化运动者，有一得之助欤。”（《欧洲文艺复兴史》，5页）关于此书的来历，梁启超在“序言”中也曾提及，但是他说：“百里自言此书根据法人白黎许氏讲演。此演讲吾实与百里同听受，本书不过取材于彼云尔。至于论断，则皆百里自摅其心得。吾证其为极有价值之作，盖述而有创作之精神者也。”（同上，2页）

　　此书的问世，有一极大之背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如何造成新文化？梁启超和蒋百里等人自有其认识，他们有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颇想一面整理国学，一面灌输西洋新思想和新学识，使二者融会贯通，以确定中国的文化路线。他们所说的“价值”和“一得之助”，即指向这一点。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有一段话说得非常好：他们组织了三个推进新文化的机构：○ 1读书俱乐部，后来与松坡图书馆合并。○ 2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内设立共学社，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各种文稿，由商务出版丛书。○ 3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这三机构，都由百里先生主持，讲学社也由他任总干事（那几年，先后请里杜威、罗素、太戈尔〔今译泰戈尔〕、杜里舒来华讲学）。而张东荪在上海办《时事新报》、蓝介民在北京办《国民公报》、陈博生主编《北京晨报》，都是策动新文化运动的力量。孙中山虽是革命先辈，对于文学革命、文化革命却是后觉者。国民党党人，比研究系人士也反应得迟慢一些。（《蒋百里评传》，24 ～ 25页）

　　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我在下面会一一述及，这里先谈谈蒋百里这部著作的宗旨。梁启超在“序言”中讲到他们欧游时的情形，蒋百里常对朋友们说，他此行是为了求“曙光”。朋友们常常和他开玩笑，问他“曙光”得到了没有，他一直都说没有。回国之前，又有人问他，他严肃地说：“得之矣。”至于得到的是什么，他没有深谈，大家也没有追问。直到读了此书，梁启超说：见其论欧洲文艺复兴所得之结果二：“一曰人之发现，二曰世界之发现。”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发现于此二者耶？夫“世界”则自有世界以来而即存在者也，“人”则自有人以来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为欧人于文艺复兴后始发现之。则前乎此未尝发现者也，而他族之未经“文艺复兴”之磨炼解放者，皆其未尝发现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发现耶？否耶？吾甚难言之。虽然，亦在乎求之而已矣。吾侪处漫漫长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饥渴等于百里者，不知凡几耶。不求而得，未之前闻；求而不得，亦未之前闻。欧洲之文艺复兴，则追求之念最热烈之时代也。追求相续，如波斯荡，光华烂缦，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国人诚欲求之，则彼之前躅，在在可师已。然则此书者，吾不敢径指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窥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欧洲文艺复兴史》，1 ～ 2页）

　　由此可知，蒋百里所发现的“曙光”，应该就是人类文明的曙光，当然也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发现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书成之后，蒋百里求序于梁启超。梁启超欣然受命，但他“下笔不能自休，及成，则篇幅与原书埒。天下固无此序体，不得已宣告独立，名曰‘清学概论’，别索百里为余序”。（同上，1页）他另为蒋百里的书写了序言，蒋百里也为他的书写了序言，此事成为民国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梁启超何以能将一篇序言写成一部著作，秘密就在于，他从蒋百里笔下的欧洲“文艺复兴”，想到清代二百六十余年学术变迁史，也许与之有某些相似之处，他试图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叙述，看看中国所以不如别人之故，因此一发而不可收，而且，只用了半个月左右，就写成一部五六万言寓论于史的学术著作。这部以《清代学术概论》名世的著作，最初题名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他在“自序”中讲到写作此文的动机，除了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更重要的一点，是胡适曾和他谈到晚清“今文学运动”，于思想界影响巨大，而“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清代学术概论》，正文1页）

　　梁启超自视这部著作为“中国学术史”之一种，但也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第一个提出质疑的，正是此书的首位读者蒋百里，他从论史的角度对此书提出了批评。在为《清代学术概论》所作“序文”中，他赞成梁启超“由复古而得解放，由主观之演绎进而为客观之归纳，清学之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实有同调者焉”的说法，但也有一些疑问：一、耶稣会挟其科学东来，适当明清之际，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后，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测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实地矣。循是以发达，则欧学自能逐渐输入。顾何以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

　　二、致用之学，自亭林（顾炎武）以迄颜（颜元）李（李塨），当时几成学者风尚。夫致用云者，实际于民生有利之谓也，循是以往，亦物质发达之门。顾何以方向转入于经典考据者，则大盛，而其余独不发达？至高者，勉为附庸而已。

　　三、东原（戴震）理欲之说震古铄今，此真文艺复兴时代个人享乐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于防川”，兹言而在中国，岂非奇创？顾此说独为当时所略视，不惟吾赞成者，且并反对之声而不扬，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于船坚炮利，乃设制造局，译西书，送学生，振振乎有发达之势矣。顾今文学之运动，距制造局之创设，后二十余年，何以通西文者，无一人能参加此运动？而变法维新、立宪革命之说起，则天下翕然从之，夺格致化学之席，而纯正科学，卒不扬？（同上，109 ～ 110页）

　　如果说梁启超的序文是超出常规的，那么蒋百里的这篇序文就是特立独行的，既能看出二人师生关系非同寻常，也能看出民国一些学者仍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学的精神、气质和风度。这种质疑带给梁启超的恰恰是积极的思考，甚至引起思想界极大的兴趣，争论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延续了很长时间，有些问题到现在也未必能有答案。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回国不久，蒋百里就病倒了，不过，他仍然以“未尽复原”的身体积极参与各项工作的开展，始终是梁启超最得力的助手和支持者。（《梁启超年谱长编》，905页）

　　致力于文化传播

　　成立共学社

　　共学社成立于1920年4月，当时就设在北京石达子庙欧美同学会之内。梁启超在写给梁善济、籍忠寅等人的信中谈到共学社的宗旨和活动情形，他说：“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既为吾辈今后所公共祈向，现在即当实行着手，顷同人所立共学社即为此种事业之基础。”（同上，909页）共学社的主要业务是编译各国新书，由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所编书籍，自宜以浅近简明为主，其有特别需要之名著，似由评议会决定后，提出交社员译出为佳”。（同上，908页）这些书都被归入“共学社丛书”，具体分为十个类别：即时代、教育、经济、通俗、文学、科学、哲学、哲人笔记、史学、俄罗斯文学。蒋百里为“共学社丛书”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许多联络、协调、组织的工作。这是民国期间规模最大的学术文化丛书之一，可与中华书局所出之“新文化丛书”媲美。有人统计，这套丛书自1920年9月至1935年7月，15年间，共出各种类别图书十六套八十六种，也有人说出版了一百余种，总之是将欧美最新的思想学术文化成果及时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各种新的思潮在中国广为传播，影响既是深远的，也是多方面的。当时的进步作家如瞿秋白、耿济之、郑振铎等人翻译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就是在蒋百里的积极推动下收入“共学社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共学社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出版杂志。1919年9月，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发起组织新学会，并且创办了《解放与改造》半月刊，张东荪、俞颂华出任主编。在出版了两卷之后，自1920年9月第三卷起，改名为《改造》，由梁启超、蒋百里出任主编。张东荪于5月15日致信梁启超说道：“百里未来，杂志事总俟百里来后细商再定，盖改名称与改体裁，均有问题，非慎重出之不可。”这时他们似乎还未取得一致意见，蒋百里6月28日致信梁启超，告诉他：“接东荪来函，寄来杂志体例一纸。”看来问题已经解决，蒋百里说：“此间拟于七月一日发通知书于社员，限二十日收稿，惟出版以前，似先生另作一缘起文，以为开场锣鼓。”到了七八月间，梁启超已将发刊词和宣言写好，他两次致信张东荪，征求大家的意见。（同上，910 ～ 911页）他在第一封信里说：杂志全稿当由百里别寄，发刊词一篇内举信条十四，非同人悉心研究不可，已别寄百里，今更钞（抄）一份寄上，请公认为应增删者，即奋笔增删之，审定后仍邀同人公同认可（修改），乃可发布。（同上，916页）

　　第二封信说到宣言的修改，“已即寄百里，属（嘱）彼商定后径寄尊处”，并商量宣言究竟用还是不用，他是主张用的，但“都中同人多主不用”，他说已嘱咐蒋百里再与大家商议。（同上）这一期杂志刊登了梁启超写的“发刊词”，他说，杂志虽更名《改造》，但“其精神则犹前志也”；体例的改动也只是为了“常能与社会之进步相应”而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9页）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发刊词”内列举了所谓的“信条十四”：（一）同人确信旧式的代议政治，不宜于中国，故主张国民总须在法律上取得最后之自决权。

　　（二）同人确信国家之组织，全以地方为基础，故主张中央权限，当减到以对外维持统一之必要点为止。

　　（三）同人确信地方自治，当由自动，故主张各省乃至各县各市，皆宜自动的制定根本法而自守之，国家须加以承认。

　　（四）同人确信国民的结合，当由地方的与职业的双方骈进，故主张各种职业团体之改良及创设，刻不容缓。

　　（五）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等，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对于土地及工商业机会，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六）同人确信生产事业不发达，国无以自存，故主张一面注重分配，一面仍力求不萎缩生产力且加增之。

　　（七）同人确信军事上消极自卫主义，为我国民特性，且适应世界新潮，故主张无设立国军之必要，但采兵民合一制度以自图强立。

　　（八）同人确信中国财政，稍加整理，优足自给，故主张对于续借外债，无论在何种条件下皆绝对排斥。

　　（九）同人确信教育普及为一切民治之根本，而其实行则赖自治机关，故主张以地方根本法规定强迫教育。

　　（十）同人确信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故主张以征工制度代征兵制度。

　　（十一）同人确信思想统一为文明停顿之征兆，故对于世界有力之学说，无论是否为同人所信服，皆采无限制输入主义待国人别择。

　　（十二）同人确信浅薄笼统的文化输入，实国民进步之障，故对于所注重之学说，当为忠实深刻的研究，以此自厉，并厉国人。

　　（十三）同人确信中国文明实全人类极可宝贵之一部分遗产，故我国人对于先民，有整顿发扬之责任，对于世界，有参加贡献之责任。

　　（十四）同人确信国家非人类最高团体，故无论何国人，皆当自觉为全人类一分子而负责任，故褊狭偏颇的旧爱国主义，不敢苟同。（同上，20 ～ 21页）

　　这十四个信条是他们反复研究、讨论的结果，“为同人之公共信条，虽或未备，然大端固在是，同人将终身奉以周旋”。（同上）其中明显表达了梁启超在考察欧洲之后对中国现实新的思考和认识。对于《改造》第一期的主题以及如何与实际运动结合，他和蒋百里也有过详细讨论。最初，梁启超不同意第一期以新文化运动为主题，他在给蒋百里的信中说，这个题目“细思略嫌空泛，且主张各不相同，易招误会，似宜改择一近于具体之题，鄙意欲改为‘废兵运动’，何如？此最投合国民心理，且可以有许多切实之谈，若吾弟国民军之主张即可以提出，弟若谓然，请即一面预备一有声光之文，一面告东荪，一面告都中同人，共同发抒”。（《梁启超年谱长编》，917页）7月2日，蒋百里写信给梁启超，说明他的意见，他有三个理由：第一，社员中有人已经准备了相关的文章；第二，“新文化问题虽空泛，然震（蒋百里）以为确有几种好处，现在批评精神根于自觉，吾辈对于文化运动本身可批评，是一种自觉的反省，正是标明吾辈旗帜，是向深刻一方面走的（文字上用诱导语气亦不致招人议论）”；第三，关于废兵运动，“目下提出，社员中定多空论，拟俟震先将废兵运动之几种先决条件发布后，先引起人家注目，然后提出，较为切实”。（同上，911 ～ 912页）蒋百里关于寓兵于农、战斗与生活相一致的主张，后来在他的《国防论》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1920年9月，新的《改造》杂志刊行，销路日增，据说当时仅次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行销约五千份。蒋百里每期至少发表文章一篇，梁启超的一些文章如《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历史上中华民国事业之成败及今后革进之机运》、《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军阀私斗与国民自卫》、《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等，也都陆续发表于《改造》。此外，经常为《改造》撰文的还有张君劢、张东荪。在短短两年时间里，他们连续推出了九个专号，计有：新思潮研究（原拟新文化运动）、罗素介绍、废兵研究、自治问题研究、联邦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教育问题研究、军事问题研究、翻译事业之研究。但出至第4卷第10期，即1922年9月，《改造》不得已宣告停刊。这一年的5月21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谈到经营《改造》的困难，主要是“现在作文诸人生活不定”，常有推迟出版的现象，“于销路名声，均不大好”。（同上，955页）蒋百里说的是实情，别的作者姑且不论，即使经常撰稿的这四个人，张东荪有主编《时事新报》的压力，张君劢则四处奔走，蒋百里热衷于实际运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联省自治的运动之中，梁启超则忙于四处讲学，1922年甚至被称为他的讲学之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不能按时为杂志撰稿，杂志的停刊是迟早的事。在张朋园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梁启超辈“所提倡的温和社会主义不受年轻一辈的欢迎。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盛行，不激进的即被看作落伍，任公等的温和主张似乎碰到了困难”。（《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49页）

　　创办松坡图书馆

　　当然，也不排除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共学社成立之初，就遇到了经费来源问题。共学社的发起人，除了梁启超、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这几个核心人物，还有蔡元培、张謇、张元济、胡汝麟、王敬芳、蒋梦麟、蓝公武、赵元任、蹇念益、刘垣、张嘉璈、丁文江、向构甫、梁善济、籍忠寅等也都列名其中。要筹措经费，自然是先向发起人伸手。于是，梁启超带头，将其所著《欧游心影录》一书的稿费数千元全部捐出，张元济也按照合同，先拨付五千元，但与所需数目还相差很远，梁启超希望凡加入共学社的人都有所赞助，他在一封信中给大家分派了指标：“伯强兄（梁善济）、亮侪兄（籍忠寅）、溯初兄（黄群）、搏沙兄（王敬芳）（现洋叁千元）、石青兄（胡汝麟）、壬三兄（刘彭寿）（贰千乃至叁千元）、海门兄（可能是范之准）、季常兄（蹇念益）、志先兄（蓝公武）、搆（构）甫兄（向构甫）（姑任壹千元）、文薮兄（可能是袁毓麟）（姑任壹千元）。”（《梁启超年谱长编》，909页）尽管有大家的慷慨解囊，但经费困难一直是困扰梁启超的大问题。

　　由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发起讲学社，每年请一位国际学者来华讲学。讲学社由蒋百里主持，也由他任总干事。图为1920年9月至1921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在北京与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

　　松坡图书馆也是蒋百里热心参与的一项事业。蒋百里与蔡锷是生死之交，蔡锷在日本病逝后，其灵榇途经上海，送归湖南，安葬于湘江对岸之岳麓山。上海各界曾于1916年12月14日召开蔡松坡先生追悼会。事后，梁启超于12月17日在上海哈同花园设席，邀请商学各界名流聚叙，率蔡氏子女答谢。席间提到，他曾向各位当道倡议，建一座图书馆，以纪念蔡氏，得到在座各位的响应，定名为松社。但由于“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共学社成立之后，遂将此事重新提起，并将松社移至北京，拟改名为松坡图书馆。但直到1923年11月4日，松坡图书馆才得以正式成立。次日，梁启超给女儿令娴写信，还沉浸在兴奋之中：“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梁启超年谱长编》，1004页）松坡图书馆能有这个结果，还要感谢“大总统黄陂黎公（黎元洪）命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29页）

　　松坡图书馆设有两馆，第一馆在北海快雪堂，藏书以中文为主；第二馆在西单牌楼石虎胡同7号，藏书以西文为主。松坡图书馆的组织分为编辑、总务两部，梁启超自任馆长，蒋百里任编辑部主任，蹇季常任总务部主任，下设编辑干事等职，徐志摩、陈博生、林志钧、蒋复璁、杨维新、李藻荪、丁文江、梁启勋等都曾任职于此。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完全靠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捐赠，梁启超就曾以不断卖字的收入补贴每月的支出，勉强维持其运转，大家的服务工作也完全是尽义务，没有报酬。但它的存在不仅为传播知识，也为新文化运动尽了它所负的使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37～138页）

　　支持中国公学

　　在梁启超经营的各项事业中，蒋百里参与较多的，还有中国公学。至少自1919年在欧洲考察期间，他们已经有了办学的打算。张东荪几次写给张君劢、刘子楷、蒋百里、徐振飞的信中，都提到“学校计画，尤望进行”，并且告诉他们，“大学计画闻已由北京寄上矣”。（《梁启超年谱长编》，893页）这里大约是指他们曾有过请冯国璋给予资助的想法，冯氏当时正在代总统的位子上，但他在1919年冬突然病逝，断了他们的念头。张君劢在1920年初写信给黄溯初，就曾经以为大学“现时无从办起”，他没有提到办学经费问题，而是委婉地说：“弟意与其自办大学，不如运动各省筹办而自居于教授，只求灌输精神，何必负办学之责任乎。”至于对梁启超如何安排，他甚至主张：“于编纂杂志之外，在北方学校中居一教习地位，亦计之得者也。”（同上，897页）

　　但中国公学的主动上门，又给了梁启超等人新的希望。1920年3月5日，他刚刚抵达上海，马上被吴淞中国公学请去演讲。3月15日，《申报》刊登了他在中国公学的演讲稿，演讲自然安排在此之前，也就是回国不足十天的时候，可见梁启超对此的重视。说起来，梁启超与中国公学是有一些渊源的。1905年，日本文部省应清政府之请，以“省令第十九号”发布《关于许清国留学生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引起留日学生群起反抗，有三千多学生停课归国，中国公学就是为了收容这些学生于次年在上海创办的。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也在报上撰文表明自己的立场。“民国八年（1919年）公学董事会改组，熊希龄、王家襄分别出任正副会长，常务董事有范源濂、胡汝麟、袁希涛、夏敬观、叶景葵、梁维岳、王敬芳等人，大部分是旧日的立宪派或进步党人物。”（《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43页）所以，梁启超欧游归来，一到上海，就被请去演讲。那时的校长是王敬芳，他还是河南福中煤矿的总经理，两头兼顾，颇费心力。他得知梁启超有办学的打算后，就想把校长一职让出来，由梁启超担任，“倘公学前途得借先生之力扩而大之，诸友在天之灵，其欢欣感佩可想也”。（同上，910页）他在这封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回顾了公学创办以来的不幸遭遇：“计公学成立仅十数年耳，当时发起同人姚剑生（宏业）以蹈江死，张□生以劳瘁殁。黄真存（名黄家兴，字兆祥）、谭价人（心休）前两年又相继去世，近接上海书，梁乔山（字恢生，号维岳）又病故矣。”（《梁启超年谱长编》，910页）他提到的这些人，都是中国公学的创办者或历届负责人。他以为，梁启超可以帮助中国公学走出困境。

　　梁启超一直感叹人才缺乏，自然很想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中国公学机会难得，他决定抓住不放。但蒋百里反对梁启超当校长，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说：“任公万不可当校长，难道当了总长后，别处不加一长字，就算辱没了他？任公惟做讲师，才把他的活泼泼地（的）人格精神一发痛快表现出来。”他对办学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今日第一要事，在促任公于今冬或明春即在中国公学设一中国历史讲座，先在报上登一广告，将讲义时期地点规定，招听讲生，只教（要）有一人来听，就开讲，而筹经费，请教习，定名称等事，再从容一步一步来。”他不同意将这所学校改叫“大学”，在他看来，“如其一挂大学招牌，则内容无论如何，精神即为此二字掩住”。他主张教育一定要区分“精”和“普”两种办法，“精的方面，即是研究学问方面。吾以为苟办中国公学十年，而欲造就一个真正学者，目的已经圆满达到，故对于此方面应当用全力以教得少数人，比如此次以二万元派十人往欧，就是一种混合办法，此后办学，万不可如此。与其以二万元成一半的十个人，不如以二万元养成一个完全的学者，此关于高等教育中之方针。一即普，普的方面，即是对于社会方面但求吾辈对于此种人多生一点关系，吾的话能使他听见，此外决不要求以何种关系，此却愈多愈好。惟多乃能对于社会占势力，惟少乃能对学问占势力，所以我主张中学部应特别注重外国文学，而高等学院（Academic）方面第一要紧要把任公的活泼的一个人格的研究精神做基本，□□有点生气”。因此他特别强调：“总之中国公学如其要扩充，早稻田、庆应都不足法，白鹿洞、诂经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价值也。”（同上，924 ～ 925页）

　　梁启超很赞赏蒋百里的办法，他在写给张东荪的信中提到办学之事，还说：“其办法则公与百里所商讲座之说最妙。”并劝他接受中国公学教务长一职，不要担心办学经费问题，“公学款事，确有进行方法”。（同上，919 ～ 920页）但张东荪对蒋百里的主张却不能接受，他在给蒋百里的信中说：“近代学术与古代学术不同，故近代教育与古代Academic（讲学舍）不能尽同，故前言之讲座办法，实调和近世大学与古代讲学舍而具其微，（此说不错，但对于近世大学但求其质之对可矣，不必用大学之名。）若夫纯采讲学舍办法，在今日必不足号召（此则不然，号召别有办法），则学生来者稀矣。况以任公之性质而论，公谓止要有一人听，即可开讲，我恐纵有十余人听，（此说不然，东荪看错了。）而任公亦必开讲二三次即中辍矣。（任公之无常，系原于对于新者兴会之佳，非对于旧者之厌倦。）”（文中括注为蒋百里所加）他“不赞成以任公一人之人格为中心”，他认为，应该以“一团人之人格为中心”。（同上，925 ～ 926页）但大家对于张东荪肯做中国公学教务长都感到非常高兴，王敬芳、胡汝麟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然而经费短缺仍然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除了王敬芳每年从福中公司直接拨付的两万元，并没有其他来源。梁启超最初把希望寄托在民国二年政府所发行之公债上，据说有两百万元，利息每年十六万元，如能以此为“经常费”，办学的最大困难也就解决了。但王敬芳告诉梁启超，这个公债是个没影儿的事，“（系二年国务会议议决而未执之案。）即有之恐静生（范源濂）力亦不任”。（同上，923页）梁启超也曾动员华侨富商林振宗慷慨解囊，他对女儿令娴说：“若彼能捐五十万，则我向别方面筹捐更易。”（同上，912页）但同样没有结果。

　　联省自治及各省立宪

　　蒋百里这时为生活所困，也想去开讲座，中国公学讲不成，他愿意到南开去讲。他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梁启超，得到梁启超的支持，认为他“宜作教授生活”，并且询问他“清华事若成则往清华，否则南开”，怎么样？梁启超此时正在设想在南开发展的计划，“鄙意君劢当主任，百里、东荪、宰平各任一门，（宰平未与切商，谅必可来。）能找得梁漱溟最佳，更辅之以我，吾六人者任此，必可以使此科光焰万丈”。（同上，944 ～ 945页）但这项计划像梁启超的许多计划一样，并没有得到实施，而蒋百里此时已被新的时势所吸引。

　　1921年8月12日他致信梁启超，报告湘、鄂局势，湘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鄂南一战，全军失利。这时，如果吴佩孚长驱直入，湘军绝非对手，长沙被攻破则易如反掌，这样一来，即将公布的湖南省自治宪法就可能胎死腹中。为了阻止战事扩大，让吴佩孚留在湖北，正在湖南协助制定宪法草案的蒋百里想到了梁启超，在他看来，此时能够挽救湖南危局的，只有梁氏。他在信中表示：“极望先生对于大局有所主张，将来即以湘军代表名义，在沪宣布造成对于中国全局处置之空气，盖仅就湘、鄂局部问题，湘军着着是死着，唯一之活路全在变换大局，而促进奉、直之决裂，实为釜底抽薪之唯一办法。”他还说：“就大局言，网罗之横决早一日，即获一日之福（固不独专为湘计），此着做不到，吾辈将受致命伤。”（同上，931页）可见当时形势之严峻，梁启超接到他的信后，于15日、16日与蹇念益、籍忠寅紧急磋商，决定不用怂恿张作霖背后袭击吴佩孚的办法，而由梁启超写信给吴佩孚，晓以用兵的利害，并代黎元洪作书一封致吴佩孚、萧耀南等人，阻止他们的行动。

　　梁启超在写给吴佩孚的信中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太迷信军队的力量，舆论所体现的人心向背才是最重要的：“执事（指吴佩孚）今挟精兵数万可以投诸所向无不如意，且俟威加海内后，乃徐语于新建设也。执事若怀抱此种思想者，则殷鉴不远，在段芝泉（段祺瑞）。芝泉未始不爱国也，当其反对洪宪，拯国体于漂摇之中，其为一时物望所归，不让执事之在今日。徒以不解民治之真精神，且过信自己之武力，一误再误，而卒自陷于穷途。此执事所躬与周旋而洞其症结者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0页）他希望吴佩孚能认清形势和朋友：“彼湘军者，或且为执事将来唯一之良友，值岁之不易，彼盖最能急执事之难。执事今小不忍而齑粉之，恐不旋踵而乃不胜其悔也。执事不尝力倡国民大会耶？当时以形格势禁，未能实行，天下至今痛惜。今时局之发展已进于昔矣，联省自治，舆论望之若饥渴，颇闻湘军亦以此相号召，此与执事所夙倡者，形式虽稍异，然精神则吻合无间也。执事今以节制之师，居形胜之地，一举足为天下轻重，若与久同袍泽之湘军左提右挈，建联省的国民大会之议以质诸国中父老昆弟，夫孰不距跃三百以从执事之后者？如是，则从根本上底定国体。然后蓄精锐以对外雪耻，斯真乃爱国军人所当有事。夫孰与快阋墙之忿而自陷于荆棘以终也。”（同上，71页）

　　当时，梁启超的好友熊希龄，门生蒋百里、范源廉等都在湖南，蒋百里与主政湖南的赵恒惕还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有不少人在湖南任事，这些都促成了蒋百里要“急湘军之难”。梁启超在写给蹇念益的信中也说：“百里已赴湘急难去矣，吾侪为公为私，皆有所不容坐视也。”（《梁启超年谱长编》，932页）所以，梁启超一方面写信给吴佩孚，希望他能以大局为重，不要逼湘军太紧；另一方面，他又建议张仲仁速速到武汉去见吴佩孚，因为有些话在信中不便透露，只能当面对他说。他不无忧虑地说：“子玉（吴佩孚）之意或欲扫荡湘军后，以独立提议解决大局，此项城辛亥时得意之笔也。不知今日情势与昔异，湘一旦败归，则湘局已不在现时当局者之手，全湘必折而入于粤，而赣亦随之而去，彼时北张南孙皆吴劲敌，吴虽有所建议，必无附和者，欲求如去年国民大会之反响尚不可得，遑论解决大局。若趁今日与湘提携，则长江指挥若定，南北两政府虽极不愿而不能反对，则大势瞬息而定矣。吴若必欲迫湘军出境，是不异自翦其羽翼以资敌。天下事固有一着误而满覆者，此类是已。”看得出来，梁启超担心的是湘军与吴军之争被广州新军阀所利用，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这是他不愿看到的，他认为吴佩孚也不希望看到这种结局。但北方的直皖战争（即段祺瑞与曹锟、吴佩孚争夺北京政府领导权的战争，发生在1920年7月间，以段祺瑞的皖系失败而告终）后，吴佩孚颇有些膨胀，他很想以武力统一中国。梁启超提醒他看清形势，要他明白，虽然在直皖战争中奉系帮了他的忙，但张作霖终究不是朋友，直奉之间迟早也会有仗要打；而南方的孙中山正在积极准备北伐，更不可小觑。对吴佩孚来说，如何才能摆脱南北夹击的困局呢？梁启超为他指明了一条路：“简单言之，则挟湘军以自重，立刻召集联省会议以号召天下，此唯一办法也。”（同上，935页）

　　与此同时，梁启超也一再写信劝说湖南方面，他致信萧堃和雷飙，他们都是蔡锷的旧属，自然不必见外，他明白指出湖南方面应采取的策略：“今日湘军所采态度，最要紧是从大处落脉，务要将题目愈做愈大，切不可愈做愈小。”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呢？插手湖北的人事安排，或斤斤计较于本省和本军的利益，这都是愈做愈小，只有抓住“联省自治”做文章，才是题目愈做愈大的文章。“要之，此次出兵之大旗帜，惟在联省自治（此外概不与闻），此旗帜总希望与季子（指吴佩孚）共擎之，必至万不得已时，乃独擎此方针。”（同上，934页）他同时还替熊希龄、范源廉给湖南的总司令赵恒惕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叮嘱赵总司令：“尊处交涉，亦望单提直指，咬定题目，切勿旁骛。”（《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74页）

　　梁启超何以如此看重“联省自治”呢？此事说来话长，早在湖南时务学堂期间，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等开展湖南新政，曾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劝他以湖南自立：“故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他解释其鼓吹自立的动机，绝不同于“前代游说无赖之士，劝人为豪杰割据之谋”。他主张自立的理由，一是对清政府失望，以为变法大业靠他们“终不可得”；二是担心中国被列强瓜分，如果湖南不亡，自立自保，中国就有希望。（《梁启超年谱长编》，90 ～ 91页）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地方分权自治，但对国体、政体尚未形成明确的认识。流亡日本后，他接触了许多新的知识，特别是长达数月的夏威夷之行，使他对美国的联邦制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他作《卢梭学案》，对联邦制则多有发挥，主要是从反对专制、倡导自由出发。他说：“我中国数千年生息于专制政体之下，虽然，民间自治之风最盛焉，诚能博采文明各国地方之制，省省府府，州州县县，乡乡市市，各为团体，因其地宜以立法律，从其民欲以施政令，则成就一卢梭心目中所想望之国家，其路为最近，而其事为最易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110页）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倒1903年他对美国的访问，黄遵宪说他“归自美利坚而作俄罗斯之梦”。（《梁启超年谱长编》，340页）对美国社会细致入微的实地考察，显然胜过在夏威夷的隔海相望，不仅改变了他对美国的认识，也改变了他对中国的认识。访美归来后，他很少再谈中国的自治传统，也不再提地方自治和联邦共和，他得出一个结论，美国的联邦制不适合中国。这种认识被他带进了民国，他在许多场合都强调，中国不能实行联邦共和或共和联邦制，其结果不是军阀混战，社会动乱，就是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沦为他们的殖民地。他认为，中国的民主富强需要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至于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立宪，倒关系不大。为此，他不惜先与袁世凯合作，又与段祺瑞合作，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得到的却只是一堆痛苦的经验。他终于明白，这些军阀都是“二德”之子孙（即曹孟德、张翼德是也），靠他们，中国永远没有希望走上国家统一的宪政之路。为了能够约束军阀，他在欧游考察归来后，开始倾向联省自治的主张。

　　他的朋友和学生中，张东荪早在民国三四年间便与丁世峄等人提倡地方自治，是个联邦论者。蒋百里和蔡锷早对地方军阀分割中央权利有所警惕，主张建立统一的国家军队，但袁世凯的“统一”只是要统一到他的旗帜下，他与地方军阀的斗争，只是大军阀和小军阀之间的斗争，说到底还是分赃不均的斗争，因此而把全中国拖入战火之中。这些年他一直在考虑的，就是如何削弱军阀的势力，他还有过“化兵为工”的想法。早在《改造》出版之初，他们在商量第一期主题时，蒋百里已经提到了“废兵运动”，梁启超所作《发刊词》也把“地方自治”作为“信条十四”之一种，他们支持联省自治的出发点，无非是以省宪来约束军阀，早日结束军阀混战的局面。

　　湖南对于联省自治是最积极的。李剑农是湖南邵阳人，他曾与蒋百里等人一起入湖南协助起草宪法，他后来写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对其中的原委讲得很明白。他指出，省宪运动最先发起于湖南，主要是“因为护法战争，湖南当军事之冲，受祸最烈”，因此，树起自治这面旗帜的目的，无非是希望能“将湖南超出于南北政争之外，南北两方均不许加兵于湘境”。当时，谭延闿以湘军总司令的名义在湖南主持政局，他于1920年7月22日发出所谓“祃电”，“宣布湖南自治的宗旨；旅居京沪各处的湖南名流，对于谭氏的祃电群起响应，熊希龄等在北京并且请梁启超代行拟就一种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寄回湖南，督促谭氏实行”。（《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89页）梁启超在写给梁伯强等十人的一封信中也提到这件事：“顷与熊（熊希龄）、范（范源廉）两君议，即用动议公决两方式，谋制定湖南自治根本法，已为草成大纲三十一条，附以理由。两君决联袂（请暂秘之）返湘鼓吹，此可喜也。”七八月间，梁启超写信给张东荪，还就“代湘人拟湖南宪法大纲”一事向他征询意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15 ～ 916页）（《饮冰室合集·集外文》收录了梁启超所作《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草案》的全文。）这年11月，赵恒惕取代谭延闿掌握了湖南政权，次年3月，他以本省宪法问题致信梁启超，又派了萧堃和雷飙到天津当面向梁启超请教。他信中的一段话颇能代表一般湘省人的心情：“湘承兵燹之后，牺牲至巨，创痛至深，恒愚（赵恒惕）谬掌军铃，愧无长策，思惟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是以屡集全省军民长官协议，决定以全省自治为全国率先，庶冀于联省自治得早日实现。数月以来，筹备进行略有端绪，现方延聘省内外邃深法学之士，从事起草，计日观成，历经电闻，想邀洞鉴。”（同上，929 ～ 930页）

　　赵恒惕接手湖南之后，正式宣告自治，军民两署协商制定了一种“制定湖南省自治根本法（即省宪法）筹备章程”，交省议会决议施行。这个章程对制宪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起草，二是审查，三是复决。1921年3月20日，起草委员会在长沙岳麓书院正式开会，委员十三人（另有十一人的说法），由省政府聘请具有专门学识及经验者担任。这十三人中就有蒋百里、李剑农、彭允彝、王正廷等，这也是赵恒惕致信梁启超的原因之一，这期间他们时有书信往还，湖南方面需要经常征询梁启超的意见，梁氏自然也乐于指导。所以，张朋园赞叹湖南宪法的民主精神：“湖南人的骄傲，任公与有荣焉。”（《梁启超与民国政治》，208页）4月中宪法草案完成，交审查委员会审查。按照章程，审查委员会由湖南各县人民选举代表一百五十余人组成，对起草委员会所制定的宪法草案进行审查、修订。由于委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政客，各为自己打算，提出许多不合理的修正案，把原草案搞得支离破碎，弄得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开了三个多月的会，草案仍未通过。这时湘鄂战事发生，湘军战败；吴佩孚一意孤行，攻占岳州，促使审查委员会将宪法草案草草通过，以防湖南再受北军的宰割。于是，湖南制宪进入第三个程序，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复决，然后公布实施。12月11日，湖南省经全民投票通过了省制宪法，1922年1月1日，这部宪法正式颁布实施。

　　李剑农认为，湖南省宪的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省权的列举，因为湖南的自治不单是谋一省的自治，还是希望联邦制的实现；联邦制的根本精神在于将中央与各省的事权在宪法上划分；现在国宪尚未成立，只好在本省的省宪上将省之事权列举，一为省机关定一个活动的范围，一为将来制定国宪时设一分权的标准。其二是民权的扩张。选举权普及于男女两性，省长的产出须经过全省公民决选的程序，公民或法团并享有创制权、复决权与直接罢免权。”不过他接着说：“这些权都不是现在的中国人民所能举其实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490页）蒋百里一直很积极地参与湖南省宪的制定，他在起草委员会成立的开幕式上作了《论军事与联省自治》的演说，并撰写《五十年来的湘军》一文，积极推动湖南的裁军。省宪中关于义务民兵制的规定，就来自蒋百里的建议。

　　湖南的省宪推行了四年，算是最有成绩的。梁启超以讲学为名，于1922年8月31日前往长沙，受到省长赵恒惕和省里官员及教育界人士的欢迎。他在长沙只有两天，忙得不亦乐乎，下车后稍事休息，就访问了时务学堂旧址，并拍照、题字留念；下午四时在省立一中演讲，题目是《什么是新文化》；七时赴赵省长宴，梁启超与随行的黄炎培都有演讲。次日上午五时游岳麓山，祭拜了黄兴、蔡锷的墓；九时返城，参加省议会第二次常会，并作了《湖南省宪之实施》的演讲；十二时赴大麓学校，参加时务、求实、高等三校校友会的欢迎会，并为该校题了“自强不息”的校额；下午二时许赴商会各公团公宴，三时半赴遵道会作题为《奋斗之湖南人》的公开讲演，听者多至数千人；五时复至省一中，与教育界人士合影留念，并作题为《湖南教育界之回顾与前瞻》的演讲，因时间紧迫，演讲只进行了一半；六时赴教育会公宴，宴毕即与黄炎培、沈肃文等赴小吴门外车站，赵省长和省里官员及教育界人士到车站送行。（民国十一年九月七日《申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962页）

　　这时，各省立宪运动都搞得如火如荼，但由于各自的目的不同，各有各的打算。在一些省里，联省自治往往就是地方军阀割地自雄的借口。浙江的卢永祥也是主张自行制宪的，蒋百里因为是浙江人，对家乡的事就特别热心，不仅参与草成宪法，还参加议员的竞选。他启程南归时，梁启超曾手书集陶渊明诗一联赠予他，诗云：“相期各努力，别后辄相思。”但卢永祥始终没有诚意，担心实行起来处处受宪法的约束，不能专擅自由。对他来说，所谓联省自治，不过是一面抵制直系侵扰的挡箭牌罢了。其他各省如云南的唐继尧、广东的陈炯明等，也都心怀叵测，各谋其权力，并非真要遵守宪法，实行宪法。事实上，由于军阀势力无休止的争权夺利，所有的省宪运动都未能发生实际效果，湖南实行省宪三四年，可算是个例外，但也只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差，不能对实际的政治有丝毫的改变，这个世界依然是个军阀横行的世界。这对梁启超是个不小的打击，他显得有些心灰意冷，即使当初抱有很大希望的吴佩孚，也让他大为失望。

　　蒋百里这时还没有完全放弃，他周旋于吴佩孚与孙传芳之间，希望调和直系这两派的关系，共同对付关外的奉系张作霖，或许能有一些作为。他还介绍丁文江、刘厚生、陈仪、陈陶遗等都加入到里边来，他甚至想通过唐生智的关系，让吴佩孚与蒋介石联手，结合了孙、吴、蒋的势力来对付奉张。驻防湖南的湘军师长唐生智是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他此时正与广东方面私下联络。而蒋百里事先也向广东安插了自己的学生，时机一旦成熟，自然可以发挥作用。蒋百里的这番举动，让梁启超感到了一些希望，却又不敢太乐观。1925年9月3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写道：百里现在在长江一带。军界势力日益膨胀，日内若有战事，他便是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因此牵率老夫之处亦不少。他若败，当然无话可说，（但于我绝无危险，因我不参与军事行也，请放心。）若胜，恐怕我的政治生涯不能不复活（胜的把握我觉得很少），我实在不愿意，但全国水深火热，（黄萃田在广东方面活动，政府已全权委他，但我亦不敢乐观，他昨日南下，在我们家里上车，忠忠听我嘱咐他的话，说“易水送荆卿”哩。）又不能坐视奈何。（《梁启超年谱长编》，1055页）

　　过了不久，到了这年的11月9日，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另一封信中又提到了蒋百里的状况，他写道：国事前途仍无一线光明希望。百里这回卖恁么大气力（许多朋友亦被他牵在里头），真不值得（北洋军阀如何能合作）。依我看来，也是不会成功的。现在他与人共事正在患难之中，也万无劝他抽身之理，只望他到一个段落时，急流勇退，留着身子，为将来之用。（同上，1064页）

　　蒋百里的谋划自然是好的，但吴佩孚、孙传芳的想法和他绝不相同，他们所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和地盘，梁启超说：“北洋军阀如何能合作。”这是他几经挫折，以切肤之痛得到的惨痛教训。蒋百里一再争取孙传芳与蒋介石合作，以奉军为共同目标，进而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他甚至进一步提出具体建议，由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负责津浦线，革命军负责京汉线，以会师京津、统一中国为最终目标。但是，孙传芳没有接受蒋百里的建议，结果，继吴佩孚败于湘鄂，江西一战，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全军覆没，蒋百里的所有美好愿望都成了泡影。梁启超在1926年9月29日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又一次谈起时局和蒋百里的境遇，他写道：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通往前敌去里。老师打学生，岂非笑话（非寻常之师弟）。好在唐生智所当的是吴佩孚方面（京汉路上吴已经是问题外的人物），孙军当面接触的是蒋介石。这几天江西的战争关系真重大。若孙败以后（百里当然跟着毁了）黄河以南便全是赤俄势力。若孙胜蒋败，以后便看百里手腕如何。百里的计画是要把蒋、唐分开，蒋败后谋孙、唐联和。果能办到此着，便将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了。（同上，1093页）

　　这时的梁启超与蒋百里，都有些悲从中来。

　

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书由“怅望祁连”免费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