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家族“道”字辈的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崛起的一代,出现了一大批卓有贡献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如俗话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氏家族也没有死去,他们走过一个长长的“蛰伏”期,一旦苏醒,又格外地活跃起来。 李家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常用这样一个开头:“我们李家……”“李家人这些年……”家族的影子,是渗透在他们血液里的,无可排遣的印记,有时令他们自豪,有时令他们遗憾,有时令他们无奈。
但是作为一种客观的传承,李家的“根”,似乎无形中总在规范着、约束着他们的行为——李家人就得有李家人的样子——他们就比其他一些家族的子弟,更多了些沧桑感和使命感。这是一种没有任何文字契约的、中国传统式的、心灵上的标尺。 他们曾经背着很重的历史包袱,有的人甚至受到过残酷的迫害,在苦难中磨砺、修行。但是一旦大的形势好转,个人的命运也时来运转,他们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细胞就又开始亢奋。
他们的执着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有着几分悲壮———李道就因为高祖在海军问题上栽了跟头,他就执意要参加海军,立志让李家人在海军建设中重新站起来;李道在人家去听苏联专家讲课,而把他拒之门外的情况下,就更加发愤图强,力争要比别人学得更好;李道善、李道林、李道稹、李道稔、李道楷、李道芸、李道凯、李道森、李道平、李道韫……都曾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委屈,但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 因为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有着不同凡响的心性,有着不同反响的烙印,那一行行的脚印,就不同凡响地醒目。
梁思成的高足李道增
李道增先生是李家老三房李鹤章的后代,即李经羲的曾孙，李国松的孙子，李家炯的大儿子。他长期任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学生,工程院院士,是李氏家族学术地位最高的一位学者。 他1930年生在上海跑马厅边他曾祖父的老房子里,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大家族经济破产,只好把老房子卖掉,全家几十口子人从里面搬了出来,分开过。 他的爷爷李国松早年在商业经营上曾经很成功,后来在上海不小心上了当,损失颇巨,这大概就是李国松不喜欢上海的原因。
分家后,他带着夫人和几个小一些的孩子到天津去了,因北方民风纯厚,有不少亲朋故旧,心情能舒畅些。李家煌、李家炜、李家炯是李国松的元配夫人生的儿子,年龄稍大些,这时都已成家立业,大家就各奔前程。老大李家煌、老二李家炜,似乎继承了祖上从政的细胞,与国民党政界人物时有交往,一个与吴国桢是把兄弟；一个还当上了蒙藏委员会委员,所以去了北京;老三李家煃已去世;老四李家炯即李道增的父亲,因在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只能留在上海,先搬到兆丰别墅,不久又搬到永嘉路四百八十五弄那条著名的弄堂。他们的堂兄弟李家骕(李国筠之子,李道豫之父）一家也留上海,另谋居处。从此结束了大家族四代同堂的生活格局,李经羲名下的这个住了二十几年的大宅门,开始解体。
走出大宅门的李家人,经济上衰落了,可心性还是很高,尤其对孩子们的学业抓得很紧。 也许是长期的租界生活的关系,李道增的父母思想非常海派,他们主张孩子们从小要读好英语,将来一定要出国留学,哪怕家里再没钱也要设法让孩子出国留学,所以从小把孩子都送进教会办的学校里读书。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洋学堂里出来的洋学生,李家炯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其妻唐贤元是中西女中毕业,都是上海一流学校的高材生。他们对当时上海教会办的学校的严格管理非常赞赏。中西学校是基督教办的学校,一律住读,学生一个月回家一次,校纪校规与国外同类学校接轨。
中西女中的附小从三年级就开始教英语了。所以李道增和姐姐李道基、弟弟李道堉都从中西女中的附小读起,从小接受了严格而规范的教育,这为他们后来的建树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李道基在中西女中附小毕业后升入中西女中,又考上北京燕京大学,赴美国后从事经济师工作多年,还是中西女中在美国东部地区的校友会主席。她把女儿培养成一位著名的钢琴演奏家,改革开放后回国演出过。
李道堉则从中西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现任苏州林业机械厂总工程师。 李道增书读得比他们还要好,在李氏家族所有的孩子中是公认的学习榜样。他在中西女中附小毕业后考入南洋模范中学初中部,又考入上海中学(那时是江苏省立高等学校）读高中,1947年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这是号称中国最高学府里的最难读的一个系。至此,他读书的几个阶段似乎都很走运,不仅步入了最好的学校,而且碰上了最好的老师。谈起他的几位老师及求学生活,李道增总是充满了深情。
上海中学的教师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李道增的班主任竟是清华大学第一届的物理系毕业生,他总是用高昂的激情鼓励他的学生,不仅传授知识,而且给人以精神力量,鼓动他的学生铁心报考清华大学;学校采用的物理和化学教材都是英文原版的,使学生在学专业的同时又加强了语言训练;校长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博士,他亲自上课,而且是用英语为学生讲授哲学课;学校为培养学生的英语演讲能力,还常举行英语演讲比赛,李道增曾夺得第一名……整个学校的校风,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积极进取的、锻造优秀人才的环境,谁也不甘落后,谁都憋着一股劲,这正是一片适合李道增心性发展的环境土壤。
进入清华大学,他来到一个更加严格的,甚至几近冷酷的学术环境。老师都是名教授,上课一律用外国原版课本,每一节课都是用英语讲课。有的老师一走上讲台,就按照自己的思路一分钟也不停地讲下去,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黑板,下课铃一响,老师收起教案走人,至于学生听懂听不懂他才不管呢,他认为只要你是清华的学生,你就应当听得懂!听不懂那是你自己的事,你自己应当抓紧赶上去!更有甚者,有的老师什么课还没讲呢,上来头一堂课先考试,那题目都是很难的,考下来竟有三分之一不及格,教室里小伙子们一片大惊失色,大家一头雾水———他们中有的是全市第一名,有的是全省第一名,如今这是怎么了……后来学生们才知道,那是老师特意安排的“节目”———你们不是天之骄子吗?你们不是国家的栋梁吗?谁让你们进了清华就沾沾自喜的?清华的风格最看不来沾沾自喜的腔调,老师就是要打掉你们身上的傲气和骄气,让你们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此后的日子是每周一小考,每月一中考,学期一大考,大家谁也不敢懈怠,总是想方设法找难题做。
同班同学中有个周光召(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认识学校的一位助教老师,叫张伟,是钱伟长先生的助教,大家就常常去求他,向他要些题目做。那时老师一般不布置作业,可是大家倒宁肯老师布置些作业。这种学习氛围,对于一个真正想做些事业的人来说,显然是太重要了! 那时的清华大学,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电工原理和应用力学都是最难读的课,但必须要考八十分以上才能正式读物理系,考不过的只能明年再考。那是真正的严师出高徒,所以清华的学生没有清闲的时候。 李道增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里磨炼出来的学术尖子,他从不甘心落在人家后面,平时没有星期天,几乎也没有节假日,脑子里整天装的都是数据和推理。
数年寒窗,水木清华,他就必然出类拔萃。 两年后他转到了建筑专业,来到了梁思成先生的门下。因他从小喜欢画画,而建筑专业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他的物理学基础和美术爱好可以得到很好的兼顾。那时中国的建筑业正面临一个新的突破期,传统的大屋顶不时兴了,国民党时期的建筑大多像方头棺材,新中国的建筑如何体现民族的觉醒和民族的特色?这些对才二十岁出头的李道增来说,具有极大的诱惑。何况又有梁先生这样可遇而不可求的顶级名师。1952年大学毕业后,他被留校任教,先后当了梁先生的秘书兼助教、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在清华大学将建筑系扩建为建筑学院的时候,他担任了第一任院长。
他把专业重点,大胆地放在了过去国内很少有人涉及的剧场设计上,这是他的老师梁老先生都未曾涉足的建筑艺术范畴。 以后就是漫长的教学加运动、教学加建筑设计、教学加行政管理、教学加科学研究的繁忙岁月。他长期超负荷地工作,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停不下来,他那李氏血统的天性驱使他,总是在急急地向前赶路。几十年来的运动不断地干扰着他,心脏病也越来越严重地干扰着他,他都能够乐观而坦然地面对,但他心底的那个至今还没实现的梦,却在无情地撕咬着那颗学术良心,使他总也无法平静。 翻开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著作目录、建筑设计目录、作品得奖目录,他所带的研究生、博士生的论文目录,以及他所兼任的职务的目录,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他都是无可挑剔的。
他一个人肩挑了应当是许多人来肩挑的工作,付出了太多、太多。1958年,他自从国家大剧院的计划一经提出,就是这个项目设计的主持人,前后三起三落,其中每一次提出,他都是项目的带头人。其他的设计还有一长串:解放军剧院建筑设计、总政排演场建筑设计、中国儿童剧场翻新工程设计、东方艺术大厦方案设计、天桥剧场翻新建筑设计、大连经济开发区剧场、福建省大剧院方案设计、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方案设计……有的在全国竞赛中获一等奖。出版著作有《剧场建筑设计手册》、《中国会堂剧场建筑》、《国外剧场建筑图籍》、《2300剧场设计总结》、《西方戏剧、剧场史》(上下册）。尤其那部一百五十万字、文图并茂的煌煌巨著《西方戏剧、剧场史》,凝聚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全部心血,是国内第一部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的学术专著,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
他所兼任的职务也是多得不得了,除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外,还是国务院第三、四届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建筑学会第七、八届常务理事，北京市建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按说,他的学术道路还是一帆风顺的,而且,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他由于工作积极肯干,万事敢挑重担,跟周围的人际关系也处理得不错,除了个别领导人,谁也看不出他是个李氏家族的“狗崽子”,因此也没有吃过太大的皮肉之苦。然而,上帝总是不愿意把所有的顺心事都送给一个人,偏偏让他怀着一个巨大的心事、一个至今尚未实现的大梦苦涩地前行!
第一次要上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时候还是在国庆十周年前夕,是周恩来总理提出来的,已被列入北京十大建筑的计划内,另外还有解放军大剧院,都是当时仅有二十八岁的年轻教师李道增领衔设计的。那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是蒋南翔,调动了全校的精华全力投入这个国庆献礼的大项目,从建筑系、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自动化系共抽调了三百名精兵强将。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都如期完成了,到了该破土动工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国家经费有限,目前不能上马了。不仅如此,连解放军大剧院也给拉下马了。整个北京十大建筑,别的都不拉,偏偏把李道增主持的两个项目全给拉了下来,而且,这三百人所精心配合完成的,堆得像小山似的图纸,在“十年浩劫”中,被造反派一把火烧个精光……谁也闹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粉碎“四人帮”后的1990年,建造国家大剧院的项目又被提出来了,又把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的胃口大大地调动了一番,国家计委下了文件,同意这个项目的可行性报告和技术经济论证,国务院文化部专门组成了国家大剧院筹建办公室,又组织大队人马连夜上马,由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建设部设计院共同“会攻”,李道增代表清华参加其中一个方案的设计……然而这又是一个巨大的空心汤团,再次让李道增饱尝了希望和失望之苦!
1997年,国家大剧院要动真格的了,李道增在1991年的方案基础上,两个月就拿出了模型。可是这次是国际招标,最后送到中央首长办公桌上的共有三个方案,其中就有李道增的一个方案。接下来是一个漫长的论证和等待期,等待的结果是,最终选中了法国人设计的那个要花几十个亿的、把剧场全部沉入地下的、上面盖一个“大馒头”的古怪方案,只在某些具体的部分,参照了李道增的方案…… 不知李道增教授有没有后悔过,他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倒霉”的专业方向呢? 大概这就是“屡败屡战”吧! 当笔者小心翼翼地跟他提起国家大剧院的话题时,年过古稀的李道增教授仍是那么一往情深,那么情不自禁———那毕竟是他洒下了几十年汗水的园地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