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铁路的开创人李道
李道 是李鸿章的玄孙，李玉良(家瑾)家的老二,是李氏家族“道”字辈中的又一杰出的科技人才。他是福建省铁路事业的开创人,福建铁路局的总工程师。近五十年来,他主持和参加了多项铁路干线的主体设计,如鹰厦铁路的勘测和设计、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福建铁路坑边站的设计、厦门国际港口车渡港区铁路配套的总体设计、外福线和鹰厦铁路的咽喉要冲来舟编组站的设计……这些设计有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有的为国家节约了数千万元资金,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的现代化开发和建设。他的一生,留下了太多的50年代知识分子的特殊印记。
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李道的设计工作一度是在一种“政治高压”下进行的,时不时地要在“运动”中摸爬滚打,反右运动中被下放过,“文革”中挨批挨斗,“扫四旧”时被抄家抄得片纸不留……他是解放初1953年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的年青人,历史清楚,白纸一张,按说任何问题都没有,问题就出在出身上,就因他是李鸿章的玄孙! 他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原本应该1954年毕业,可是新生的共和国急需建设人才,决定让他们这一届学生提前毕业,所以他1953年秋天就来到了武汉,在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工作。
那时正是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的重点投资都在内地,如河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福建因处在与台湾一水之隔的沿海前线,时时要准备打仗,大规模的建设项目排不上号,但因战备的需要,解放台湾的需要,急需要上马一条简便的军用铁路。李道一到任,就赶上了鹰厦军用铁路的勘测任务。那时专业技术人员很少,大都是从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但李道洪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学生,自然成了骨干。 福建西南部的群山处于一片蜿蜒起伏、“难于上青天”的原始生态环境。李道洪和他的同事们一手拿着老百姓上山砍柴的砍刀,一肩扛着测量标杆,在荒无人烟的大山里餐风露宿,爬山越岭,一边开路一边上山。这毕竟是一条将近一千公里的穿梭在荒山野岭里的铁路线,地质条件非常复杂,沿途遇山要钻洞,遇水要架桥,要打数十条隧道,勘测和施工均非常困难。那时海峡两岸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大家都感到解放台湾的战役随时都可能打响,所以上级对这条铁路的技术要求不高,但时间要求则很高,一切都要快、快、快!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像上甘岭的战士一样,背着炒面袋,饿了抓一把炒面,渴了捧一把泉水,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勘测设计任务。
后来解放军开来了八个师的工程兵部队,加上当地民工队和劳改队,终于在几年后建成通车。这在中外铁路建筑史上堪称奇迹,行家们说,这在解放以前是根本无法想像的。 当时的苏联专家认为,这条铁路只有军事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所以一切只从军事需要方面考虑。尽管如此,这毕竟是福建省内的第一条铁路(原先虽然有一条建于1910年的仅二十八公路长的漳厦铁路,但在抗战时被拆掉了,所以解放初福建铁路建设仍是空白），意义就非同寻常。而且一旦火车开进了深山老林,沿海与内地之间有了这样一条大动脉,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其经济价值就明显地突现出来,当然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从此,李道似与这条铁路结了缘,设计生涯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光阴与它缠在一起。
接下来他又参加了一个全国重点项目———郑州铁路枢纽站的设计工作,因那时全国的铁路网线还很不健全,郑州站处在东西南北线的交叉点上,过往车辆堵得厉害,车站很不适用。 中央指示,郑州是我国铁路网的心脏,一定要叫它跳动起来!当时铁道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下决心解决郑州的问题。他们请来了苏联专家,又集中了一批技术人员,在武汉搞技术攻关,李道也是攻关组成员之一。说是要这些青年人向苏联专家学习,但是在组织听苏联专家讲课时,却不让他去参加,某些领导把听苏联专家讲课当成了一种政治荣誉,专门挑选了一些党团员去听课,出身不好的人没有份。这对李道的自尊心是个极大的刺激,他憋着一口气,不相信比不过人家,他决心一定要干得比别人更好,一定要超过他们。他给父亲写信,倾吐了自己的苦闷,也表示了自己不甘“出局”,定要做出成绩的决心,在信中还写了一个大大的“哼”字,对那种“左派”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抗议。
他虽不能去听苏联专家的课,但可以在工作中向专家请教,专家是苏联基辅设计院的马克兰先生。马克兰还有一个助手,在实际工作中,他俩还是很讲究实际的,对有的领导提出“要无条件地服从苏联专家”的口号,他们就很有意见,他们说:“在设计上大家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尽量提出来,因为我们没有到过现场,而你们去过现场,对实际需要更熟悉些,怎么能无条件服从我呢?”李道跟他们一起干了两年,的确受益匪浅。 事实证明,李道 是个强者。
1957年铁道部在北京审批方案时,他提出了一个修改方案,把二期工程的整个图形改变了,引起与会人员的极大兴趣,两位苏联专家也很高兴,他们认为这个改动很有实际意义,所以二期工程的最后方案实际上是按照李道的意见实施的,使郑州铁路枢纽真正起到了“结构”全局的作用。 设计得到了铁道部专家组的认可,当然是件高兴的事,可是还没等他高兴完,“反右”运动铺天盖地地兴起来了。在“大鸣大放”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建议:对于一些人,不能歧视他们,而应一视同仁;他们有他们的特长,应当尽可能地放手叫他们干工作,而不应该压制他们,不让他们发挥特长。结果领导不高兴了,认为这是有问题的言论,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劳动去!他就只好卷起铺盖,来到河南一个叫江岸的小车站,去干“李玉和”的手艺———扳道!临行时关照他,要在那儿劳动锻炼三年。
江岸小站的站长“觉悟不高”,并不歧视他,知道他有真本事,还叫他帮助搞些技术改造,注意发挥他的聪明才智,尽管每天要守十二个小时的铁轨,加上交接班，一天要工作十三个小时,但是在那个时候,大卖国贼的后代能在一个不受歧视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几乎也是一种奢望。何况干体力活儿还有粮食供应上的优势,能发给四十三斤粮票,而机关里的技术人员只有二十八斤定额口粮,那时是实行粮食计划供应。所以讲好要下放三年,李道 也认了。 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李道活儿干得好,能耐大,来找的地方多,逐渐名声传出去了,周边哪个车站技术上出了问题都愿来找他解决。有一天郑州铁路局的领导来站上视察工作,看到他正在扳道岔,心疼得不得了,因为在搞郑州铁路枢纽设计时他们认识,而且相互很了解,于是决定把他借到郑州站帮助工作。这样在郑州干了半年,而武汉第四设计院领导不平衡了,说这是我们的人呀,为什么要为人家干活?不行!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把他抽回去,提前结束了扳道岔的差事。
其实李道洪心里还真有点舍不得那份扳道工的工作,毕竟四十三斤粮食能吃饱呀,他那时正是年轻力壮、能吃能干的时候,二十八斤粮吃不饱呀! 回到设计院已是1958年底,正是要成立福州铁路局,到处抽人的时候。而各单位为保存实力都不愿放人,逼得铁道部的总工程师到下面来挖人。有一天他在四院的走廊里碰到李道 ,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刚刚归队,没干什么。那么正好,顺手抓了个现成的,何况李道还参加过鹰厦铁路的勘测,熟悉福建情况,那就再好不过了,把总工乐得闭不拢嘴。从此李道洪在福州铁路局一干就是四十五年。
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福建铁道部门又是首当其冲地紧急备战,要保证所有战备物资的运输。铁道部来人视察了全路,认为一要花大力气整治病态路基,二要进行技术改造,两项任务要同时进行。然而任务这么紧,又面临近一千公里的铁路线,而且要在保证日常运营的情况下搞路基和技术改造,任务太重,照理说应由铁道部派大的设计院来承担此任务,但那时全国都在紧急备战,非常紧张,抽不出人来,最后只能是福州铁路局自己来,设计任务就由李道 所在的设计所担任。 局长在一次会上着急地对着李道大声喊道:“李道 !就由你来上了!你要什么人,全省由你挑,我来给你调!这是重中之重的事情!天大的事情!我们要豁出命来上!”李道 成了项目的“总指挥”,调兵遣将,集中了一批基本素质好的、有拼搏精神的年轻人,由他带领,立马行动。结果第一次技术改造的设计一年多就完成了。铁道部来检查验收时,一位负责同志感慨地说:“一个小小的设计所,承担这样重大的任务,在全铁路系统是第一次!” 工作干得虽艰苦,但那个时代的人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只要能为国家作贡献,留血流汗在所不惜。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太长久,1964年,“四清”运动又来了;
1966年,十年“文革”又开始了。“文革”中他自然是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在地,剥夺了工作的权利,整天开不完的批斗会,写不完的检查,还被隔离审查过,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极大的摧残。但是后来一旦国家要上项目了,造反派傻眼了,只好让他出来主持技术工作。 1970年福建要建坑边站了,他刚刚被“解放”，恢复工作不久,担任了设计组的副组长,组长是军代表。为了方便使用和节约投资,他提出一个和军代表有很大不同的设计方案,当然遭到军代表的否定。别的技术人员刚刚恢复工作都是战战兢兢地过日子,对军宣队唯唯诺诺,而李道洪则不肯买什么人的面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于是引起某些人的嫉恨。好心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坚持己见了,“识相”一点好。李道洪想:这样可不行,将来子孙后代会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的,会骂我们是败家子。他再次向军代表力陈利弊,他的方案最后终于获得通过,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 1975年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要他到厦门去开会。
原来是周总理对厦门的港口建设说话了:“一定要把厦门港建好!”为了开展国际贸易,国家决定要把厦门原在解放前太古洋行造的一个小码头,扩建成一个国际港口,这就需要有与港口相配套的铁路设施,要设计一个路港联动的编组站。这是世界银行贷款的项目,上级的指示是：“只能接受任务,不能讨价还价;只能干好,不能干坏。”在这个综合工程中,他担任了总体设计组的负责人。 按常规,港区铁路应在陆地选线,这样既简单又省力,又无风险。但他考虑到,厦门将来还要大发展,陆地选线占地太多,这对于寸土寸金的海岛城市来说损失太大,何况还要占用一个已废弃的旧机场。经过科学的论证后,他大胆提出了在海滩软土上选线建站、向海滩要地的方案。这个方案不仅可避免大量占地拆迁,而且建成后的路基还可以围滩造地一千八百余亩,为国家节约资金三千余万元。同时他认为,厦门现在没有国际机场,但不一定将来不需要建设国际机场,将来一旦要建国际机场,还可以利用旧机场的基地。厦门市后来的发展,正如李道预计的那样,五年后,厦门国际机场上马了,就是在李道笔下被保留下来的废机场上重建的,这一项设计又为国家节省了大量资金。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1984年,国家决定上马福建水口电站,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二十多个亿。这个电站的建设要淹没原有的外福铁路北段的四十公里铁道,因而这段铁路整体要改线。改线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又落到李道的肩上。 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外福线的改线工程,必须在1989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将取消对水口电站二十多个亿的贷款。为此,国家计委下达了死命令,外福铁路改线投资四个亿,四年内必须全部完成。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工期,都与原先铁道部批准的计划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工程的实施,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论证,决定更改方案,由“北—南—北”的方案改为全部走北线的方案。新的构思遭到部分同行的反对,但李道洪一旦拿稳了主意就决心动手了,况且工期实在太紧,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向部里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立下军令状,一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连续三年没回家过春节。这期间,世界银行每三年来检查一次工作,每次都表示非常满意。最终他们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而且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在那些军令如山倒,夜以继日的日子里,他无法顾及到家庭。
他的夫人王承嫣也是高级工程师,是福州城市建设局的自来水建设工程专家。两夫妻常年奔忙在外,常常要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保姆照看。当年,他们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而李道洪有任务在身,他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从医院径直奔向火车站……等他在任务的间隙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四个月了。对事业的执著,王承嫣自己也有体会,所以她很理解丈夫,尽力挑起了家庭的生活和教育孩子重担。现在他们的女儿女婿都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粉碎“四人帮”后,李道连续两届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还当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并代表福建省科技界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王兆国同志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李道同志,感谢您为福建人民作出的贡献!”
1989年,他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建设福建第二通道的设想,在南平到恒丰间再建一条铁路。现在从上海坐火车可以直达武夷山,走的就是这条铁路。 1999年,福建电视台在国庆节期间,播放了专题片《无悔人生》,记录了他那饱含酸甜苦辣的奋斗历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