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章 四季之爱



  ◎不完美的完美

  春发、夏荣、秋收、冬藏。

  四季无论怎么变,

  总能达到一种均衡,一种圆融,

  一种豁达,一种完满。

  这就是人生。

  只是知道的朋友都窃窃私语:

  “那女人以前是个演员,

  嫁了两任丈夫,都离了婚,

  现在不红了,由他捡了个剩货。”

  ※·※·※·※·※·※

  太太说我最近总买“破东西”。她这句话一点没错。

  年初,到迪斯尼乐园新开的“动物王国(Animal Kingdom”,在商品店里买了一个叫做“跳羚”的木雕。隔两个礼拜,东西运到纽约,打开来,吓一跳。长长的两只角,都断了。

  打电话去迪斯尼,对方说立刻派车来,把东西取走,而且全额退款。

  放下电话,看看那木雕断裂处,对回去,发现接触得很好,便拿做木工用的牛皮胶试着粘上。接着电话响,是迪斯尼打来的,说如果我喜欢这木雕,他们还有一模一样的,要不要换一个?

  “不要了,”我说,“我就喜欢这块木头雕的,深深的红木色身体,靠那尾巴的地方,颜色突然变成黄色,好像一只黄尾巴的跳羚。而且……”沉吟了一下,我说,“算了!我已经把断角粘上去,不用换了!”

  到附近的纳苏郡美术馆,商店里陈列着许多来自墨西哥的土偶,一排又一排,每个都在唱歌或吹奏乐器。天真的表情、鲜丽的颜色,把我一下子拉回童年,想到父亲带我去打气枪时,架子上摆的小泥人。

  父亲的枪法准,每次都能打中许多,小泥人从架子上坠落,掉进下面的网里,就成为我的收获。

  父亲死后,我还很小心地保存那些小泥人,看着它们,想逝去的欢乐时光。只是十三岁一场火,烧去了我的家,也烧光了我的小泥人。

  我把墨西哥的士偶一个个从架子上拿下来,给太太看,又给女儿看:“多可爱的小泥人!”再拿着端详,念念有词。大概店员看我一副想买的样子,立刻过来问我要哪个。

  我一个个比较,每个都不同,都想要,可是价钱不便宜。突然发现一个吹笛子的土偶,以及六个连在一起仿佛窃窃私语的泥娃娃,样子很生动,价钱却便宜得多。

  “为什么这几个比较便宜?”我问。

  “因为破了。”店员把土偶转过来给我看,果然两个泥娃娃是破了又粘回去的;吹笛子的那个,破了一块,大概碎得不成样子,所以就留个缺口,没有修补。

  比来比去,我挑了破的,因为它们好像“一家人”。

  到台湾省手工艺推广中心参观,看见一个“化石瓶”。那是用沉积岩雕磨出来的瓶子,表面浮现着许多亿万年前沉在水底的贝壳。

  或许因为贝壳的硬度不同,中间又有空隙,所以在雕磨之后,露出许多坑洞。

  我挑了一个,交给店员。

  她放在柜台上,正要包,突然停住了,举起瓶子问:“你真的要这一只吗?”“是啊!”我说,“这只最可爱。”小姐又看看我,笑笑,指着瓶子旁边:“你可看清楚了哟!这下面有两个好大的洞。”“反正到处都是小洞,我又不能装水,有洞没关系。”小姐没再说话,一边包,一边扬着眉毛,用眼角瞄我,做出很奇怪的表情,大概觉得我有毛病。

  接过包好的化石瓶,我对她笑笑:“你知道吗?我就是看上了那些洞,看上了它的破。破也是一种美呀!”

  我确实喜欢破的东西,因为破的东西,让我能够发挥。

  像那只木雕的跳羚,我先清理断裂的切口,分别涂上胶水,而且一遍又一遍,使胶水能浸透到每个木纹之中。再将它们接合,用铁丝固定。

  二十四小时之厉,拿掉铁丝,用湿布擦去溢出的胶水,再调颜色,涂在接口上。除非我说,有谁能看得出经过修补呢?

  话说回来,如果在店里已经折断,而且经过修补,我又岂能看得出,我不是也只当它是完美无缺的吗?

  至于墨西哥的土偶,我回家,用补墙壁的石膏粉,灌进去,于是原来空心的土偶,变成实心的。我再涂上颜色,它不是比原来还要结实吗?

  还有那化石瓶,我带回了纽约,找了几支长长的黄金葛,从瓶上的破洞穿进去,再在瓶里放个小塑料容器,里面加上营养液。而今黄金葛愈长愈长,从瓶子里伸出,又长长地拖到瓶子的四周,青翠与古拙,成为最美的对比,每个见到的人,都赞美我的慧心。

  想起我的一个朋友,单身半辈子,快五十岁,突然结了婚。

  新娘跟他的年龄差不多,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只是知道的朋友都窃窃私思“那女人以前是个演员,嫁了两任丈夫,都离了婚,现在不红了,由他拉了个剩货。”话不知是不是传到了他的耳里。

  有一天,他跟我出去,一边开车,一边笑道:“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盼开奔驰车,没钱,买不起。现在啊,还是买不起,但是也买得起,买辆三手车。”他开的确实是辆老奔驰。我左右看着说:“三手,看来很好哇!马力也足。”“是用”他大笑了起来,“旧车有什么不好?就好像我太太,前面嫁个四川人,又嫁个上海人,还在演艺圈二十多年,大大小小的场面见多了。现在,老了,收了心,没了以前的娇气、浮华气,却做得一手四川菜、上海莱,又懂得布置家。讲句实在话,她真正最完美的时候,反而都被我遇上了。”“你说得真有理。”我说,“别人不说,我真看不出来,她竟然是当年的那位艳星。”“是啊”他拍着方向盘,“其实想想我自己,我又完美吗?我还不是千疮百孔,有过许多往事、许多荒唐,正因为我们都走过了这些,所以两个人都成熟,都知道让、知道忍,这不完美,正是一种完美啊!”

  不完美,正是一种完美。每次我修补自己买回的“破东西”,都想,可不是吗?我们都老了,都锈了,都千疮百孔了,总隔一阵就要去看医生,修补我们残破的身躯。我们又何必要求自己有的每样东西都完美无缺呢?

  残破,可以补的时候补;不堪补的时候,只当它不存在。就算那残破太显眼,着久了,看惯了,也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看得惯残破,是历练,是豁达,是成熟,也是一种人生的境界啊!

  ◎制造石头和苦水的地方

  痛,生命本来就有痛;

  苦,人生本来就有苦。

  ……

  虽然痛苦,我们也无法否定这一生。

  虽然痛苦,我们也不会白来这一遭。

  ※·※·※·※·※·※

  四十年前,在那高唱“反攻复国”的年代,总看见“卧薪尝胆”的画面一个穿长袍的人,侧身躺在木柴上,手里拿着一个从屋顶垂下的小东西,放进嘴里。

  “这是越王勾践,为报仇,他不睡舒服的床,躺在硬硬的木柴上,并且吃苦苦的胆,使自己能警醒,不要忘记过去的耻辱。”老师指着画说。

  “睡在床上,吃胆,会变得比较强壮吗广有一天,我忍不住问。

  “不是为了强壮,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复仇。”老师板着一张脸。

  “勾践的记性那么差吗?”我又问,“而且胆那么臭、那么脏,要尝,也不必尝胆,可以吃黄连哪!”

  我见过胆,是在菜场的肉摊子上,一根绳子,高高吊着蓝蓝紫紫的一个小袋子。

  “胆苦,不能吃,是用来洗头的。”我的母亲说,“用胆洗过的头发,又黑又亮,还不容易长虫。”我没见过谁用胆洗头,但是每次想像,一个长发的女人把猪胆弄破了,将胆汁挤在头上,就觉得恶心。

  胆的苦,我倒是尝过。食物中毒,呕吐时,胃里什么都吐光了,开始吐出黄黄的水。据说那“吐出的苦水”就是胆汁。

  还有,在吃鱼的时候,吃到味苦的肉,母亲会说:“杀鱼的时候,不小心,弄破了胆。”细看,那苦苦的肉,果然带一点黄。

  黄胆,也可以在眼睛和皮肤上见得出。看病时医生拉开病人的下眼皮,如果说一句“眼睛没黄”,病人似乎就放心不少,表示肝没毛病。

  胆跟肝有什么关系呢?

  有一阵子我很不懂,后来看医学书,才知道原来胆汁不是胆造的,是肝的产品,胆只是帮忙贮存而已。

  当然这“贮存站”也有它的工作,就是把肝分泌的胆汁浓缩,同时听肠的指挥,随时供货。

  记得有一次在电视上见到介绍消化器官的影片,伸进小肠的光纤镜头,拍到黄黄的胆汁被注射出来的画面。一下、一下,好像喷水似的。那喷水的力量想必就是靠胆囊外面肌肉的收缩。

  这下我也就了解,为什么有胆结石的人不能多吃油炸的东西,因为油炸的食物需要大量胆汁来消化,胆里如果有石头,再拼命地收缩,石头挤来挤去,当然会痛。

  这痛,我也知道,而且“常常”知道。先是隐隐约约,由右背后方觉得不对劲,渐渐变成胃痛。起先我总以为是胃酸过多,猛吃胃药,直到最近照超声波,才知道是胆结石的疼痛。

  “检查报告上说,你的胆里有极多一公分以下的小石头。”医生把报告递给我,又强调了一遍 ,“Numerous(极多)!幸亏你那次旅行发作得不严重,否则送到医院,你早没胆了。”他笑笑,“不过没胆也没关系,胆囊割掉没什么影响,有些人天生没胆。”

  提到那次旅行,我又要隐隐作痛,痛的不是胆,是心。

  难得有机会,能一家人游阿拉斯加。但不知为什么从上飞机就胃痛,吃药也止不住。痛得冒冷汗,连外面的西装都湿了。

  原本以为到旅馆休息一夜会好,岂知还是痛,而且痛了一个礼拜。

  夜里,听大家的鼾声传来,我忍着痛,不敢出声;白天,看儿子带着妹妹跑东跑西,我却在妻忧心的注视下,吞服一片又一片的胃药。

  我不能扫大家的兴,忍痛陪着他们游了许多冰河,还去了北美最高的麦金利山,最后到达儿子的同学在费尔班克斯的家。

  同学家正在盖房子,到处堆着材料,为了女儿要爬上阁楼参观,我忍痛把她抱上又抱下。

  突然间,疼痛加剧,变成强烈的抽绞。我知道自己再也忍不住,恐怕非进医院不可。先叫儿子去冲了一杯胃药,又强笑着告诉大家,我大概不能参加下午的游览活动了。

  胃药举到嘴边,还没服下,痛居然消失了。而且觉得无比舒畅,似乎一切都成为过去。

  剩下的两天旅程,我完全康复,连一点疼痛都没了。

  正因此,我怀疑是胆结石。

  “被我料到了。”我拿着报告对医生说,“那时候一定是有石头移动,搞不好掉进了胆管,又因为我抱女儿上下楼梯,把石头挤掉了。”“胆结石,平常没事,犯起来也蛮危险。有时候胆囊会破,整个腹腔都受到感染,就麻烦了。”医生笑笑,“你那趟旅行是白去了。”“是啊!我气死了,改天要重走一遍。”我说。

  每次吃多油炸的食物,胆囊就隐隐作痛。

  我躺在床上,睡不着,都会想到那次旅行。

  记忆中,积雪的山头、崩解的冰河、飞翔的水鸟,以及游着、跑着的各种动物,都那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我虽然受了不少苦,但在那苦难中,我始终张大眼睛,看每一个风景。

  我曾经为那荒山野水的壮阔,而在心底惊欢;也为一双儿女的笑闹,而心中暗喜。我甚至忍着痛,跟同车的旅客、司机聊天,且把那灵感化成了后来的文章。

  细想想,我其实并没白去那一遭!

  我也想到“胆”,这小东西不知从何时,偷偷把岁月化为石头,堆成我胸中的垒块。磨我、损我,且流出苦苦的胆汁,如同我苦苦的人生。

  我的胆不好,不能吃油腻的食物,不能穿太紧的衣裤,不能让另一只臂膀,在夜晚搂过我的胸腹之间。

  我甚至只要把自己的手,放在胸口,就会感觉那“装满石头的胆囊”。

  我也觉得那是生命的缩影痛,生命本来就有痛;苦,人生本来就有苦。

  但我只要忍着,好好生活。就像那些贫困一辈子的人,在痛苦中,仍然看了时代的变迁,感受了自己的成长,并目睹了下一代的接班。

  虽然痛苦,我们也无法否定这一生。

  虽然痛苦,我们也不会白来这一遭。

  ◎遗忘,真好!

  他终于出现了……

  换了工作……

  换了房子,换了邻居,

  也换了能勾起他记忆的一切。

  他成了一个新人,一个走出记忆的新人。

  ※·※·※·※·※·※

  坐飞机回台北,正闭目养神,突然有个人一屁股坐在旁边的空位上,吓我一跳。

  “你还记得我吗?”他转过脸,盯着我。

  确实觉得眼熟,但记不得名字了,只能确定那是很早以前认识的一个人,怕他失望,我只好笑笑:“记得!记得!”“我本来不敢找你的,”他笑得很奇怪,“犹豫了半天,还是觉得应该跟你打个招呼。”这时我才发现他穿着制服,原来是飞机的驾驶员。

  “哇!你是机长耶!

  “不!我现在还是副的。”他笑笑,“你不记得我以前念官校吗?那是……那是三十年前了。”他顿了一下,“三十年前,真对不起,希望你没有恨我。”“恨你?”我一怔。

  “你不记得那件事了?”“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你的脸,记得你是个很早以前的朋友。”“谢谢你!你真伟大。”他拍了拍我,“我得上去了,咱们回头见。”他走了,留下我,直发怔,接着拼命想,从记忆的深处搜寻那张脸的拼图。似乎找到了,刚在脑海里“搭线”,又断了,只觉得他是以前台北云和街的一个朋友,往下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也便不再往下想,并且告诉自己,就算等下他又来了,要重提往事,也不必听,如果他觉得我会恨他,我忘了,不是正好吗?又成了一个无怨的朋友。

  看祖国大陆的电视剧《一地鸡毛》。

  这部以电影手法拍摄的戏,描写一个年轻人在办公室的种种。

  人际的倾轧、形式的僵化、送红包、走后门的官场文化,和小职员讨生活的苦与乐,都被深刻地表现出来。

  十几集连续剧的结尾,一个退休了的老干部老乔,回单位办事,在绿阴夹道的大院子里,与当年水火不容的男主角相遇。

  “想想过去那么多年,咱们之间……真觉得对不起你。”老乔低声地、满怀歉意地说。

  男主角笑笑,很淡很淡地说了三个字:“全忘了。”镜头拉开,是那片浓浓的绿阴,好宽,好大。

  台湾集集大地震,一瞬间,死了两千多人,新闻媒体飞奔而至,争相报导这个世纪的大灾难。

  许多孩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张着无助又无知的眼睛,看着前去慰问的人,也盯着四周的镜头。

  “你的妈妈呢?你的爸爸呢?你知道他们到哪里去了吗?”有记者问五六岁的孩子。

  隔天,报上就有了读者投书,骂那记者为什么故意问孩子,使他想起父母双亡,让他痛上加痛。

  过一阵子,又在报上见到一篇专访,访问受灾户,也访问了协助复健的社工人员。

  那专访的标题取得很妙“随兴式的关怀一再突袭,未必是好事。”我的一位学心理的朋友,看了专访,很感慨地说:“可不是吗?当那些可怜人正在淡忘的时候,何必再去勾起他痛苦的记忆?应该让时间的良药去治疗,让他去遗忘!”

  去看一个画坛的老朋友的画展。

  进门,眼睛一亮,不仅为他的画而眼睛亮,也因为每幅画下面挂的红条子。

  “真恭喜你!”我对老朋友说,“才第一天,就被订光了。”“这是有原因的。”他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说,“因为我教了一批官太太,她们都有钱,又都爱表现,所以还没展,就都订了。”说到这儿,他居然叹口气,“唉!教学生,影响进步啊!所以你如果发现我跟前几年没什么变化,都是因为教学生,老重复那些基础的东西,帮他们一笔一笔改画。旧方法不忘,新风格怎么产生呢?”

  初中最要好的同学,一家人在大园空难全丧生了。

  去了他家、去了北海墓园的灵骨塔。也在空难后的第一个母亲节,去看他的母亲,看见他的几个弟弟、弟媳,正围坐在圆桌前,大家手牵手,以心灵“卫护着”伤心的老人。

  接着我回美,画了一幅画,要台北办公室校好,送给她。

  讲句实话,我真想去安慰她,却又不知如何做,才能使她早早脱离伤痛。

  一年多过去了,有朋友打电话到美国:“在电视上看到了张伯母耶!在教人做印尼菜,笑得很开心呢!”“真好!”我说,“所以我以后去,一定要小心,不勾起她痛苦的回忆,让她逐渐地遗忘。”

  到医院看我中风的母亲。

  九十二岁的老人家,中风半年多了。虽然仍靠胃管进食,但是已经能吃一点冰淇淋。跟过去一样,她还是爱吃巧克力,不爱喝绿茶的,而且一边吃,一边往碗里望,看还有没有。

  最近一次去,她正坐在轮椅上看电视。

  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她身边,突然,她用能动的那只左脚蹬我的椅子,且发出鸣鸣的声音。

  我不解,站起来,看着她,她直挥手,要我走开。我才发现原来隔壁病房的老太太正推着轮椅过来。

  我赶紧把椅子移开,那老太太就把轮椅停在老母的身边,她们居然拉着手笑了。

  “她的记忆可能是间断式的。”护士过来说,“她可能记得你,也可能不记得你,中风之后,她重新学,所以可能只记得医院里的新朋友,把以前全忘了。”护士突然笑了起来,“把以前全忘了,新生,像个小孩儿,多好!这比她总想起健康的时候伤心好得多,不是吗?”

  每个新坟上,都可能有不时更换的鲜花;每个老坟上,都可能长着更生的野草。

  生离死别,总在我们周遭上演着激越的悲剧。那哭声、那哀号,那枯槁的颜色以及痛不欲生的画面,总是让我们心颤。怕那伤心人,也将离我们而去。

  他们确实不见了,躲起来,像是受了伤,躲在山洞中舔伤口的小动物,不知是生是死。

  然后,他的影子,又渐渐闪过我们的眼角。

  他终于出现了,正面地迎向我们,可能瘦了一圈,但看来更年轻;可能换了工作,但看来更有冲力;还可能换了房子,换了邻居,也换了能勾起他记忆的一切。

  他成了一个新人,一个走出记忆的新人。

  总想起医院护士的那段话,总想起飞机上遇到的那个机长。

  回忆,真棒!

  遗忘,真好!

  ◎当你成为一只候鸟

  “千年暗室,一灯自明”,

  人生的几十年,何尝不是“一灯自明”,

  只是那明不见得是长明,

  我们总是随着境遇与心情而明明灭灭,

  又明又灭。

  ※·※·※·※·※·※

  “每次坐飞机,就觉得又死了一次。”昨天我对朋友说。

  “你为什么想得那么糟?”他瞪我一眼,“别说不吉利的话好不好?”我笑了起来,因为他听拧了我的意思。

  将近二十年了,总在太平洋的两岸穿梭,愈来愈倦,却也愈跑愈远。

  虽然每次回家,都要待上好一阵子,但是因为一年的行程都已经排定,下飞机时便已经有上飞机的压力。

  万里外的演讲是早答应的,出书的时间也已定下来,写作不能耽搁一天,演讲也都无法更改。

  于是,闲散的心情愈来愈少了,好像在为别人活,为“日程”活。

  直到三个月过去,拉出藏在床下的旅行箱,开始打包,才觉得过去的一百个日子,仿佛匆匆地跳了过去。

  今天下午,如往日,端杯咖啡坐在窗前,发觉窗外的景色好美;整理桌上的文件,发现有些早收到的信件没回;太太开车带我去冲照片,发现附近又盖了些新的房子。

  树梢已经染了一些霜红。秋天来了,想必院子里又将是一片艳,而我,却又将离开家了。

  行前,不单忙,也有着一团离情与遗憾。怎么想,都觉得又虚度了回家的一段宝贵光阴。

  该读的书没读,该约的朋友没约,该去图书馆借的录像带没借,该教孩子的东西没教完,该跟老婆说的话没说尽。

  这不就像濒临死亡的情怀吗?

  当有一天,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会有一样的遗憾吗?

  所幸的是,我的旅行总是来来去去,上次的遗憾下次还能补。

  只是,下次总有下次的遗憾。

  读费慰梅写的《梁思成与林徽因》,这对中国建筑界的才子与才女,婚前在美国总爆发激烈的争吵,好像随时都会解除婚约。

  梁思成的爸爸在给大女儿的信里说:“今年思成和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待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真是佩服梁启超这番境界,也真觉得自己的一生是在天堂与地狱中不断穿梭。

  每个苦闷、矛盾与挣扎,都可能是地狱;每个顿悟、释怀与解脱,都可以是天堂。

  “千年暗室,一灯自明”,人生的几十年,何尝不是“一灯自明”,只是那明不见得是长明,我们总是随着境遇与心情而明明灭灭,又明又灭。

  如同我每次离家,都有死前的珍惜与遗憾;每次回家,放下行囊,放下心情,洗个澡,往床上重重地倒下去,觉得好轻松、好幸福,又恍如到了天堂。

  只是深想,家不见得一定是天堂,异乡也不必然是地狱。

  我 如果我觉得离家远行,是离开了自己的天堂,从别人的角度想,我何尝不是去了别人的家乡、别人的天堂。

  漂泊久了,每架飞机落地的时刻,都觉得像回到了家,那大地、田野、房舍、迷迷离离的灯火,无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都差不多。

  总有人在候机门外伸着脖子、挥着手,总有握手、拥抱、车子来接。

  这不就是“生”吗?

  从上一个世界,被飞机带去下一个世界,被“新的亲人”欢呼、拥抱,接去新的家。

  新的家里有新的朋友、新的责任、新的得与失。

  就像我这次的远行,去祖国大陆一个多月,为下岗职工失学子女募款,为大中学生演讲,想必也会是丰丰富富的一生。

  当我一个多月之后,离开的那一刻,会不会像每次去台湾,离开时想到某个朋友忘了聚会、某个学生忘了约谈,然后带一箱读者的信件和惶恐的心清,赶往机场、登上飞机?

  每次离台,在往机场的路上,我总会对陪行的秘书交代一件又一件的事情,两三个月的停留,似乎只有到那一刻,才发现该说的都没说。

  这又多像临终前交代后事啊!

  “死”的那头,总有“生”在等着;离别的忧伤总有重逢的快乐来弥补。“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相对,是“来也很好”、“去也很好”,于是,又有什么好怨?

  一群黑影掠过我的窗前,伴随着一片嘎嘎嘎嘎的叫声,这些黑类加拿大雁,已经起程,先飞到我附近的公园停留几周,再转往温暖的南方。

  据说有人在它们身上做记号,隔年发觉它们还会回到同一个地方,就像燕子,既然在你的檐下筑巢,就年年回来,街泥修补它半年末住的老家。

  只是,在南方,它是不是也年年衔泥,到另一个屋檐下?

  客厅里传来卫星电视报气象的声音,妻突然打开门:“台北还很热,大连已经冷了。”“纽约也快冷了。”我说着把记事本翻开,到10月中,写下:“通知家里,把院里的花收进屋子,免得冻坏。”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变得好大,好宽。

  又突然觉得自己加入了那群大雁,想着北方,飞向南方……

  ◎谁是真妈妈

  “起先我很想冲过去,

  对我的孩子喊:

  别忘了!那个女人不是你妈妈,

  我才是你真正的妈妈!”

  她沉吟了一下,

  “但是后来我改了……”

  ※·※·※·※·※·※

  到大连的少年儿童图书馆为读者签名。人太多,在图书馆里排了一圈又一圈,排到了门外。而外面,正是零度气温的隆冬。

  “每个人只能签一本!”“翻到你们要签的那一页!”“不能握手了!不能握手了!”“不准照相!不难照相!”签名会的主办人员一边喊,一边推那些签完名却不肯离开的人,从他们焦急的样子,似乎只欠没对我吼“刘老师!快点!别再跟学生说话了!

  尽管千叮万嘱,来签名的人还是会编各种理由,希望我能多签一本。

  “您看,我买了几十本!”有个男学生举起一包书给我看。

  “我是为同学带的,他生病不能来!”一个女学生愁眉苦脸地说。

  “我今年都八十啦!孙子叫我来,看在我老,多签一本吧!”一位老奶奶说。

  可是,无论他们怎么说,我都坚持只签一本。我知道只要为某人多签一本,其他人就会抱怨不公平,甚至已经离开的人都会冲回来,要求“比照办理”。

  而室外,还有一条长长的队伍,站在冷风中。

  我一边不断点头、不断握手、不断致歉,一边偷偷为自己能坚持“只签一本”、决不动摇的原则而自得。

  轮到一个中年的妇人了。啪啪!她居然放了两本书在我面前,以很快的速度,小声说:“我是后娘,前头生了个女儿,我又生了个女儿,两个人都要,我该给谁?您说,我怎么办?”我怔了一下,但只有半秒钟的时间,立刻低下头,为她把两本书都签了。

  在台北看电视新闻,播出个悲惨的画面。

  一个嫁到台湾的日本女人,为亲戚带孩子,孩子从窗子跌落楼下,摔死了。

  那日本女人居然抱着自己亲生的孩子,也跟着跳了下去。

  “惨哪!惨哪!可是不这么做,怎么交代呢?”一起看电视的朋友说,“摔死自己的还好办,摔死人家的,该怎么解释?”他的话使我想起以前在文章里所讲的“在紧要关头,每个人都会先顾自己的子女”。结果收到一个妈妈的来信,说她是后母,到了紧要关头,如果只能救一个,她会救“前面那个女人”生的孩子。

  “因为我的孩子没了,我年轻,还能生。”信里写着,“但是我丈夫的前妻死了,我必须为她留下一个骨肉啊!”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另一些人身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个“电视配对”的节目。许多离婚或丧偶的人,各自讲他们的遭遇,然后在节目结束前,选择他们欣赏的“对方”。

  多半都是离婚者,也多半诉说“前一半”的不是。似乎即使已经分离多年,都无法平复他们心中的怨恨。

  只有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不一样,因为他的妻子是车祸丧生的。他拿着亡妻的照片,说着说着,哭了。对面好几个女人和许多观众,也湿了眼眶。

  终于到按铃择偶的时刻了,我猜那有情有义的年轻男士,一定会获得许多女士的青睐,岂料,他居然一票也没得到。

  “他有一个孩子,我也有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怎么办!”“他太爱他太太了,活人怎么跟死人去比,我怎么跟他死掉的太太抢他心里的地位?”还有一位女士,想得更多“他的女儿现在还小,但是以后愈长愈大,不但愈来愈难管,而且愈长愈像妈,好像前妻和后妻住在一起,太麻烦了!”

  看《读者文摘》, Lynn Schnurhoerger 写的《继母的福气》。

  那继母一开始,一点福气也没有,丈夫和前妻生的小女儿不但对着后母横眉竖目,大肆咆哮,而且像小野马似的,用两条腿狠狠踢后母的脸。更让后母痛心的是,有一次后母责备她,她不假思索地喊:“你不是我真正的妈咪!”在后母的爱心灌溉下,情况渐渐缓和了,有一天小丫头在床上大叫“妈咪!妈咪!”后母犹豫了一秒钟,跑过去抚慰。却心想:“她究竟是呼唤我,还是呼唤她的生母?”而那是她第一次听见小丫头喊“妈咪”。

  整篇文章最令我感动的是,当小丫头有一天跟后母发脾气,又大喊“你不是我真正的妈咪”时,后母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是你的妈咪,我虽不是你的第一个妈咪,不过我实实在在就是你的妈咪。”

  什么是妈咪?

  妈咪是生我们的女人,还是抚慰我们、照顾我们、引导我们长大的“父亲的伴侣”?

  抑或妈咪也不必是父亲的伴侣,只要能给我们如同母亲般爱心的女人,就可以被我们称作妈咪?

  想起我认识的一个离了婚的女人。

  离婚时,孩子留给了前夫,前夫又娶了新的太太。

  这离巢的妈妈常偷偷在远处看她孩子上学、放学、“一家人”出门。

  “虽然离婚是因为你出轨。”有一天我问她,“但你还是有权利去探视自己孩子的。你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去呢?”“起先我很想冲过去,对我的孩子喊:' 别忘了!那个女人不是你妈妈,我才是你真正的妈妈!' ”她沉吟了一下,“但是后来我改了,我发现那个女人疼我儿子疼得要死。她每天送我儿子上下幼稚园,又抱又亲。我好惭愧,想到以前,有一天我去跳舞,回家晚了,发现孩子饿,自己翻冰箱,翻了一地,就把他狠狠揍了一顿。我惭愧,我觉得那个女人不是后母,是我儿子真正的妈妈,我才是后母,是那躲在后面的母亲。”

  每个生母,如果不能表现母爱,都是后母。

  每个后母,如果能视同已出,都是亲爱的妈妈。

  而今每当我在签名会上斩钉截铁地宣布“每人只签一本,决不多签”的时候,都会想到大连那个自称后母的女人。

  我知道,如果再碰上她,我的原则还是会动摇的。

  ◎描一次心灵的地图

  当有一天,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会觉得自己活了一生,

  还是只觉得活了几天,

  全看有没有思考、回味、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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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老同学和他的太太吵架,太太气了,偷偷到旅行团报名,一个人不辞而别到欧洲旅行去了。

  老同学跑来诉苦,说了一大堆他太太的不是。

  我静静地听,听完了,半天没答腔,终于忍不住地说:“作为你的老同学、好朋友,我想我不能不告诉你,这不能怪你太太,该怪你,因为这两年你变多了。大概因为人过中年,有点急功近利,远不如以前潇洒。你那心情的压力,也总是让人感觉得到。”拍拍他,我小声地说,“你知道吗?连我现在都不愿意跟你一起出去玩了。”

  接着,我回到美国。静下来,想起自己说的那些话,觉得太重了,很过意不去,又打电话给他:“要不要到纽约来?由我招待。一个人留在台北多寂寞。”“不要了,我很好,不觉得寂寞。”他在那头回答。

  “你在干什么?”我开玩笑地问,“一个人在看A 片吗?”“没看A 片,在看照片。”“看照片?什么照片?”“看我以前的照片,还有我们一起出去玩的照片。”他说,“你说的没错,我这两年是变了,只有自己不觉得。看照片才发现,以前笑得多么开心,现在笑得多么勉强。”停了一下,很感慨地,“把过去和她的照片整个翻一遍,也才发现我们在一起这几年,其实也有很多很快乐的日子,现在吵架,真不应该……”

  十年没开画展了,直到我最近打算出一本有文有图的书,才把十年间的作品纷纷拍照、分色、制版。

  印刷前的打样出来了,三十多张画都校了色、修了边。为了编排,我把它们按照创作的时间,在桌子上排了一列。

  排好了,一张张看下去,才惊讶地发现,虽然以为自己的画风十年来没什么改变,实际年年在改,年年在变,近期的作品限十年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是不是年纪大些,眼力差些,我工笔的作品减少了?”“是不是胆子更大了,所以笔触变得更豪放了?”“是不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有些立体主义的样子?”“是不是因为有了女儿,心情更开朗了,所以画面变得比较明艳?”我一张张地看,好像看到过去十年的岁月从笔底流过。“作品即生活”,每张画,无论画的是花鸟或山水,总藏不住我创作时的心情。

  而心情竟然有那么大的改变。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老影星的专访。

  年轻时美丽妖饶的女子,早已进入中年。脸孔上少了艳丽,多了智慧;眼睛里少了流波,多了深潭。

  “我跟我母亲从小就合不来,总是争吵,再不然就谁也不理谁。有十几年,我根本不去看她,”影星说,“直到她病危,死前,我到她床边,花了三天三夜的时间,跟她两个人,把几十年心里的话全说出来,好像重新活了一遍,才解开了这个心结。她,平平安安地走了,我也平平安安地活下来。”

  因为工作,我一年总有将近半年的时间在台湾。奇怪的是,我一样睡、一样起、一样写稿子,在美国却能比在台湾做更多的梦,那些梦更清晰、更丰富,也更能成为我写作的灵感。

  这个人难解的现象,我想了许多年,最近终于想通了!

  在美国,我不必急着去办公室,所以醒了之后,能留在床上好一阵子。心情既然轻松,又在半睡半醒之间,所以夜里的梦总在那时浮现。接着想一想、咀嚼一下,人也清醒了,也就把梦的记忆带入了白天。

  在台湾则不同,才醒,就急着拿电话,打去办公室,把想到的事情留在答录机里,要秘书一早处理。既然从睁开眼睛,就没闲着,也就没时间去咀嚼夜里的梦,所以我觉得“在台湾不太会做梦”。

  我不是没有梦,只是没机会想我的梦。

  儿子的女同学多明尼卡。芭兰写了一本《我独自走过中国》,交给我出版。

  为了让读者知道多明尼卡由美国到土耳其到乌兹别克斯坦,再进入中国,经太平洋回美的路线,我不得不在书中刊出一张她的旅行地图。

  多明尼卡当时在波士顿,而书急着出版,我只好帮她画。

  先去买了张世界地图,把半透明的描图纸铺上去,四边固定,再用钢笔描出整个地球的五大洲四大洋。

  天哪,原本以为十分钟就能完成的事,我居然足足描了一个小时。

  原来地球这么大,土地这么多。土地的边缘,又这么转来转去地变化。还有那许许多多的小岛,一个连着一个。从马来半岛一路延伸下去,跑去新几内亚,再往南,则是那大得惊人的澳洲和旁边的新西兰。

  自以为已经旅行半个地球的我,到那一刻才发现还有太多没去的地方。也才发觉原本以为大的土地其实不大;本来只当不存在的世界,却又大得吓人。

  在那广漠的土地上,都住着怎样的人?他们都怎样生活?怎样祈祷?怎样斗争?怎样看这个人生、这个世界?

  他们对我的不了解,会不会也像我对他们那样陌生?抑或他们以我的世界为中心,我们却总是当他们不存在?

  地球是圆的,哪个地方不能称作世界的中心呢?

  我一边描,一边想:我们总以自己为中心,以现在为中心,认为只有现在的自己最真实。这固然不错,只是当我们不检讨过去,不把过往的岁月摊在眼前,也就很难察觉自己的变化。

  我们每天有每天的情绪,每年有每年的情怀,如同我们时时刻刻有不一样的遭遇。

  我们的皮肤生了皱纹,手足生了茧子,心湖生了波纹,脑海生了浪涛。从那风风雨雨的岁月中走来,走过生命的海洋和欲望的城国,如果不把过去心灵的照片拿到今天比照,谁也难相信自己有了多大的变化。

  昔日少年今白头,昔日壮怀今猥琐,昔日柔情今刚愎。我们的肚腩愈来愈大,却忘了更大的世界;我们的钱财愈聚愈多,却忘了“捐馆”的死亡就在眼前。

  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因为常常在活着的时候思考过去,而觉得自己活了一生,抑或只因汲汲营营于眼前,而只觉得活了几天?

  如同我的画,不排列起来看,不知自己的变化;如同我那同学,不把过去夫妻的生活想一遍,就不知相守的深情。也如同我描世界地图,不一笔一笔画过去、想过去,也就忘了这世界有多大。

  当然,也如同我明明做了梦,如果不能静下心,回味、咀嚼,就只当无梦。

  无梦的人生,有什么意思?

  自从描那世界地图,我就常想,我心里也有张心灵的地图,是不是也该常常拿来重描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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