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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他，不是怕他
从那天，我老公就改了，他过去十几年的威严，一下子全破产了。
风雪天，儿子却非赶回波士顿不可，路滑，妻不敢开车送，特别为他叫了辆大型的计程车去机场。
帮他关上重重的车门，又急着敲窗子：“到了，打个电话回来。”看他直点头，车子消失在街角。
晚上睡得很迟，一直看电视，又不是专注在什么节目，而是跳过来、跳过去地不断换台。
妻终于忍不住：“儿子为什么还没到？”
“应该早到了。”我说，“只是忘了打电话回来。你何不打过去？”
“他不打来，我为什么要打去？”妻没好气地说，“他不在乎我，我又为什么要在乎他？”
便继续盯着电视，没什么“特别的”新闻，只说风雪愈来愈大，纽约机场已经关闭。
“还是打个电话吧！”我说。
“我不打。”
我没答话，兀自起身去拨了儿子的号码，传来的是录音，心一惊，幸亏接着儿子说话了，一副睡得迷迷糊糊的声音。
“你为什么没打电话来？”我吼过去。
“噢！我忘了，太累了……”
“你不知道我们会担心吗？”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他居然很不以为然地说。
想起十年前，他念高中的时候，也是这么一个风雪夜。我骂他打电话打了一晚上，他居然砰的一声冲出门去。
我站在门前的台阶上，看街道的尽头，猜想他一定是跑过长岛公路的天桥，去那边打公用电话。
雪花很密，在风里乱七八糟地飘，路灯下看得特别清楚，远处却愈来愈模糊。
终于看见他的身影，我赶紧躲回屋内，却手足失措地不知怎么好——把门开着，怕冷风吹进来；将门关紧，怕他不按铃。守在门边，等他一到就拉开？那又有失我的威严。
但还是偷偷算着他要到了，打开门。再溜进卧室，听他进门的脚步声。
那时候我在家教国画，有一大票中年的女学生。
常听她们骂女儿，说多甜的小丫头，一上初中就变了，变得会跟父母顶嘴，变得会摔门。
其中一个意大利律师的老婆，总不以为然地说：
“笑死了！让女儿对你摔门？要是我老公看到，不用她摔，先把她摔出去。”
“你们意大利的父母比较厉害。”大家都捧她。
她的丈夫我见过，高头大马，大嗓门，曾经来买我的画。表面说由太太挑，到头来全由他决定。
他那女儿我也见过，会帮着妈妈抬画框，乖乖地坐在客厅，等母亲下课。
“还是你们意大利人会管孩子。”有一天，儿子惹我生气，我对那学生感慨地说。
“得了！得了！”她居然苦笑一下，看看四周的同学，“前两个礼拜我老公正骂女儿，向来都乖乖听训的丫头居然跳起来，跑出去了。”
“你老公不是要气死？”
“他气？”她笑笑，“他气一阵子，穿上大衣出去找，找到第二天，才从同学家把女儿找到。”
“他有没有揍她？”大家都问。
“揍她？”她大笑了起来，“他求她。从那天起，我老公就改了，他过去十几年的威严，一下子全破产了。现在总是柔声细气地对女儿说话，我看了都觉得恶心。”看看每个人。“你们猜，我那老公怎么说？”
大家摇头。
“他说他不是怕她，是因为爱她；因为爱，所以怕。”
三十年前，流行军阀的电影。留着一撮小胡子的大帅，总是操浓重的山东腔，动不动就吼：“他奶奶的！俺把你毙了！”
但是那大帅也有个真正的小祖奶奶——
他那女儿只要一发嗲，大帅就老虎变成猫地告饶。
那时候我小，怎么都觉得戏太夸张，但是随着儿女长大，就总在“威严破产”的时候，想起那大帅的画面。
我愈来愈觉得自己成了那大帅。
今天早上，妻去医院检查眼睛，女儿不上学，可以晚点起床，由我管。
她的床就在我不远的地方。我一边浅浅地睡着，一边竖着耳朵，听她的动静。
突然一阵拳打脚踢的声音传来，赶紧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她先不说，撅着嘴，隔半天才讲梦见跟同学不高兴。
小丫头起来了，我坐在地上帮她穿长裤，她居然还没消气，不断地跺脚，还用手捶地。我愈劝她“别气别气”，她愈发作得厉害。
这时候妻回来了。瞪了小丫头一眼：
“你三八什么？梦是梦！”
多神啊！小丫头居然立刻就好了。
“还是你罩得住！”我对妻说，只是偷偷想：
“等着看哪天，你‘威严破产’。到时候，你会不会也说‘我不是怕她，是爱她。因为爱，所以怕’。”
◎骂他·打他·爱他
爱他，就要教育他、拯救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甚至最激烈的手段和言语，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
不知是因为打网球太用力，还是提的箱子太重，最近手肘老疼。起初只是隐隐作痛，后来竟连刷牙、拧毛巾也不方便了。尤其凌晨四五点、凉意重的时候，总由梦中痛醒。
“某医院的复健科有位名医，女的，可以去看看。”朋友说，又一瞪眼，“不过你小心，她很凶，会骂人。”
果然是名医，从诊疗室门口的人潮就看得出。从门缝里看她，真的面带寒霜，令我有点紧张。
总算叫到我，进去坐下。
“什么问题？”她翻病历，我才要答，她却突然站了起来，绕过我冲出门去，拉着刚走出去的一位中年妇人，匆匆忙忙地，像是“急口令”似的叮嘱了几句话，再转身跑进来。
坐下来，还直摇头，像是刚打完孩子，回到柜台上的老板娘。
“听说您是名医，朋友都叫我来看您。”我献上两句好话，看她脸色稍缓，又说，“但是听说您很凶。”
她怔了一下，护士小姐赶紧接过话：“不是凶，是认真。”
果然神妙，没两下就诊断出来了——“肌腱发炎。先打一针，再做复健。”
“打针？”看她擦酒精，我问，“是不是可的松。”
“是。”她拿针筒对准我的手肘，“不过你放心，药用得好，只会治病；用不好，盐巴也能毒死人。”
“是的！是的。”我发现她注射一点也不痛。又问，“是不是就可以打网球了？”
她眼一瞪。“不行。”指着地说，“想想，你的地要是破了，我给你补水泥，水泥没干，你能踩吗？”说着写了一张小纸条给我。“下个星期再来，我一看就知道你有没有听话。”
“是的，是的。”我一边道谢，一边提起箱子往外走，都要出门了，她突然站起身冲过来，把我的箱子抢过去，掂一掂，说：“这么重，怪不得手出毛病，以后用背包。”
“我已经换左手提了。”我赶紧解释。
“你左手也会出问题！”她瞪我一眼，“不准再提了，抱着！”
走出诊疗室，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刚才看的不是医师，是妈妈。她怎么说话跟我妈妈一样呢！
不过我的老母已经很久不曾这样对我说话了。尤其她八十五岁之后，非但不像以前的妈妈，反而变成了我的“女儿”。
去超级市场，哪样东西不适合她吃，她就专挑哪一样。她自己推购物车，里面堆满她只要吃一点点就会引发胆囊炎的油炸零食。
每次妻带她去买菜回来，都进门先告状：
“老娘又不乖了，结账的时候，我一包包抢下来，她就对四周人喊‘你们看哪！我媳妇不准我买’，我只好不跟她抢了……”
这时只好由我当“恶人”，到老娘的房间检查，把不适合她吃的零食没收。
她固然知道我为她好，还是会故作生气地骂我，甚至看我把东西抱出门去，仍在后面喊：
“你呀！以为你快，其实我更快，我早把东西藏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老人简直就是小孩儿，不但顽皮，而且叛逆。
提到孩子，美国人是很少体罚孩子的。
可是有一次我到海边公园去，看到一个四五岁的孩子往码头的栏杆上爬，他的母亲追过去，把孩子拉下来狠狠地揍。
“不要打了！”我劝她，“这个国家不是不主张体罚吗？”
那妇人居然笑了，转头对我说：“这不是体罚，是救命。要他以后再也不敢爬这危险的栏杆。”
想起三十年前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一位朋友对我抱怨：
“今天我遇到拦路的土匪了！”
“在哪里？”我急着问。
“在桥下，我才骑着脚踏车下桥，从旁边黑影里就蹿出一个人，穿着一身黑衣服，把我一把抓住……”
“你被抢了什么？有没有受伤？”我急着问。
“当然没受伤，那人不是土匪，是牧师，他是拉我去听布道大会。”
偏偏那是一位我认识的牧师。有一天遇到，我就提起某人的抱怨，说：
“你要拉他去听道，也不必那么急呀！会把人吓到的。”
“我怎能不急？”牧师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是要救他啊！早一天听福音，就早一天得救。”
爱他，就要教育他、拯救他，用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力量，甚至最激烈的手段和言语，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对孩子、对父母、对学生、对病人，这都是当然的。
这个星期，我又去看那位复健科的女医师。
“我的小孩也看你的书。”她笑着对我说。
“真的啊！”我也笑笑，“那么你可以回去对孩子说，刘墉还蛮乖的，所以能痊愈得这么快。”
◎总觉得欠了他
他欠了那个妻子的，就用耐心、爱心，在这个“外形相似”的女人身上还吧！
到上海的一个出版社参观，中午社长请吃饭，出门时看见门口台阶上坐了一对老夫妇。
社长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回头对我说：“他们每天都给我的一位女职员送午饭，无论刮风下雨，都准时到。”
“真疼女儿啊！”我说。
“不！”社长一笑，“不是送给女儿，是送给儿媳妇。”
“什么？儿媳妇？”我诧异地说，“居然有这么疼儿媳妇的公公婆婆？”
“不是疼，是欠！”社长深吸一口气，“他们儿子有毛病，据说是小时候睾丸藏在肚子里，下不来，他两口子不懂，又没注意，所以孩子一辈子不能生。当初也没敢跟女孩子说，觉得骗了她、欠了她。所以每天对儿媳妇低声下气的。”
邻居一位医生，在台湾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自从五十多岁在美国又生了儿子，就常放下台北诊所的生意，往美国跑。起先隔三个月飞美一趟，待上半个月再回去。后来愈跑愈勤，这一年干脆把诊所关了，留在美国陪儿子。
倒是医生的太太常往台北跑，把孩子交给丈夫带。
有一天，孩子不乖，爸爸气极了，狠狠地骂孩子几句，孩子哇哇哭了起来。
做爸爸的看孩子哭，气消了，突然好不忍、好后悔，反过来跟孩子道歉，又兀自坐在那儿自责。
没想到，才四岁的儿子，居然走到老爸身边，拍着老爸说：“没什么啦！我很好啦！你不要伤心。”
某日聚餐，医生提起这段事，很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居然已经懂得这么多。我突然好后悔，以前年轻时，对儿子、女儿太忽略了，在他们小时候，我居然没跟他们说过几句话。”叹口气。“以后要好好补偿才对。”又沉吟一下，“可是，补偿，能补得了他们童年的感觉吗？自从他们上大学，要见面都不容易了。”
在祖国大陆有“音乐才子”之称的作曲家王酩过世了。
报上刊登了晓黄写的纪念文章。其中有一段话，令我好感动——
王酩只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他总觉得从前自己对女儿的关爱不够，近年来要把这份爱，成倍地投到外孙女身上，只要有可能，他去哪儿都要把外孙女带在身边。
也想起另一位已逝的作曲家王洛宾的话：
我被关进去的时候，孩子还抱着呢！放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了。到火车站来，送我一小瓶白兰地。我上火车，白兰地放在裤子口袋，手伸进去摸着，还有女儿的温度。觉得过去的岁月，真是欠了她。
于是，王洛宾写成了他那首著名的《哦！我的那瓶白兰地 》。
女儿钢琴老师的母亲过世了。
才听说那老师请假回佛罗里达参加丧礼，最近居然又听说老师要请假去参加老爸的婚礼。
“老师对她爸爸那么快就交女朋友，本来很不高兴。”妻说，“可是跟那女人见过面之后，又开始同情那个女人。”
看我一副不解的样子，妻继续说：
“原来那女人跟老师死去的妈妈长得很像，连说话的声音都相似。钢琴老师第一眼，吓一跳，嘴上虽没说，心里却懂了——她老爸根本是找了一个替代的人，他不爱那女人，只是通过那女人来怀念以前的老婆。”
果然，接着听说有一天老先生打电话给女儿，在电话里哭：“她不像你死去的妈妈，一点也不像！一点也不像！”
那老先生还是结婚了，他说见了这个女人，才知道以前的妻子有多好。他欠了那个妻子的，就用耐心、爱心，在这个“外形相似”的女人身上还吧！
女儿的娃娃脏了。
那是我从日本买回来的，黑头发，黑眼珠，穿着一身和服的娃娃。
“头发很脏，我要帮她洗头！”女儿说。
“你会洗吗？”我问她。
“我不会。”
“我帮你。”我把娃娃拿过来看看，“既然洗头，难免会弄湿衣服，把衣服脱下来，一起洗吧！”
和服的结构很特殊，两根细腰带，从袖子里面穿来穿去，我研究了半天，才脱下。
“她怎么没穿内裤！”女儿说。
“日本女孩穿和服，里面是不穿内裤的。”我说。
“爸爸怎么知道？”
我怔了一下，说：“爸爸听说的，而且，你不是看到了吗？”
女儿拿来她的洗发精，我们就在厨房的水槽为娃娃洗头。先由她抓着娃娃，我倒洗发精。再由我抓着娃娃，她拿着喷头冲水。
头发是一绺绺植进塑料头壳的，居然既不脱色也不掉毛。
两个人合作吹干之后，再一左一右，各为娃娃编了一条小辫子，后面则绑了一个大“马尾巴”。
过去也为她洗过娃娃，都是金发碧眼的。这次的“东方娃娃”，感觉竟然大不相同。
洗完了，我一边吹风，一边想：
“啊！现在我懂了，我岳父那时从台湾飞来美国，帮着我老婆为我女儿洗头，大概也是一样的感觉吧！”
那不单是疼爱外孙女，其实也是重温一种旧梦，重拾一种感觉。
相信，妻小时候，我的岳父一定忙得要命，难得为她洗头。也可能在那个时代，男人是不被允许做这些事的。
而今，岳父七十了，退休了。弯着老腰，蹲在盆边，跟也已是四十岁的女儿，一起为外孙女打水、擦洗发精。不就像我现在，跟女儿一起洗娃娃吗？
想起儿子小时候，我不曾为他洗头洗澡，觉得失去了许多，也觉得欠他的。
改天，儿子结婚，我会对他说：
“如果你们忙，我可以帮孙子洗头洗澡”。
◎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
少年时读《 史记 》，最爱《 刺客列传 》里“聂政刺韩相”的故事。
聂政刺杀了宰相之后，为了不连累姐姐，而用刀剥下自己的脸皮、挖出眼睛，再切腹而死。
韩王认不出刺客是谁，把聂政的尸体放到大街上，悬赏千金，给说出刺客名字的人。
聂政的姐姐聂荣，居然跑去认尸，说：“我怎么能因为怕死，而埋没了弟弟的英名？”接着在哀号中自杀在弟弟的身边。
这段故事，我读了许多遍，每次都想：
多么笨的姐姐，你弟弟为了保护你，死得那么惨，你居然自己还去送死。
但是三十多年过来，今天我重读“聂政”，却有了另一种感触——
认一个人，是多么深情的表现！
去年冬天，陪女儿去参加溜冰赛。说是“比赛”，实际只是“表演”。每个孩子由老师选曲、编舞，再轮流上场演出。
场内的观众也不多，全是小孩的家长，掌声从哪里响起，就知道表演者的亲人在何方。
我旁边站了一位老先生，看我为女儿鼓掌，也便摘下手套，捧个场。一边说：“下一个就是我孙子了，他溜得好极了，你一定要看。”
果然，我女儿才下场，就上来一个又瘦又小的男生。投桃报李，我也狠狠地鼓掌。
“他看来瘦，但是很结实。”老先生说，“瘦，特别适合溜冰。”
才说着，小男孩就摔了一跤。老先生惊叫了一声。
接着又摔一跤，而且是个“元宝翻身”。
“看！他爬起来多快。”老先生说。
音乐转为快节拍，小男孩拼命追拍子，愈追愈糟，又连摔两跤。
终于结束了，小男孩远远看了看祖父，再低着头，由另一边退场。
老先生像触电似的站起来，弯腰抱起一堆厚厚的衣服，一边往外走，一边对我点了点头：
“他很棒，不是吗？他是我的孙子。”
上个星期，在图书馆录像带的架子上，看到一部叫做《 第八天 》的法国影片。好奇，借了回来。
片子里演的是位患先天愚的孩子，从收容中心跑出来，阴错阳差遇上一个商场男人的故事。
男人带痴呆儿去找他的家，但是家早没了。当初就因为孩子的母亲死亡，才把孩子送进收容中心。
男人又带痴呆儿去找他姐姐，但姐夫不高兴，“请”他们离开了。
最后，痴呆儿趁那男人不注意，跑到楼顶，跳了下去……
画面映出痴呆儿母亲在世时，搂着他，说《 圣经 》里《创世记》的故事。
“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第二天，神创造了空气和日夜；第三天……”那母亲露出慈祥的微笑，“第八天，神又造了一样可爱的东西，就是你，你是上帝最完美的创造，你是我的儿子。”
读尚·多明尼克·鲍比（Jean-Domini?弈ue B uby）写的《潜水镜与蝴蝶》。
本来意气风发的《ELLE》杂志总编辑，从他新女友的身边醒来，先去试他的新车，再准备到前妻那儿接孩子度周末，但是就在孩子要上车的时候，突然中风。
二十个星期当中，鲍比瘦了三十公斤；他的右耳听不到，右眼因为坏死，而被缝起来。他唯一能转动的是颈子，唯一能沟通的方法是眨左眼。他靠人喂食、清洗、翻身、包尿布，蜷缩在轮椅上，如同一个怪物。
但是，当他前妻推着他，带着两个孩子到海滩俱乐部的时候，十岁的儿子拿着纸巾，一边走，一边帮他擦嘴里流出的口水；八岁的女儿，则只要大家一放慢脚步，就过来，把父亲的头抱在她的臂弯里，亲吻着说：
“这是我爹地，这是我爹地。”
近两天，由台北传来一则花边新闻：
一位英挺的男士，困在才女与美女之间。
满版的新闻，载了满版的“小道消息”。才女和美女都说了话，四周相关的人也各自表态。有人猜有利益输送，有人猜是政治阴谋，有人说他应该下台。
男士简单地发表谈话之后，便避不见面；他的前妻也没说什么；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却在这“乱世”中写了封公开信给她的父亲——
爸爸加油！我永远爱你。
认一个人，是多么深的情！
当他犯案、当他失败、当他病重、当他跌倒，当大家都不肯定他的时候……
认他，是多么伟大的爱！
◎让我们爱他一生
两个人颤抖着、惊喜地打开信封，看到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爱他一生！
许多年前，看过一部叫做《收养》（Adoption）的匈牙利电影。
一个年近四十的女人，请求情夫在分手之前，让她生个孩子。
情夫没说话，只是把那女人带回家。情夫的妻子客气地招呼，并唤出两个孩子。
女人匆匆地告别了，也告别了过去的一段情。
一个总向这女人借房子，跟男朋友约会的小女生，看到女人沮丧的样子，便抽空带她出去喝咖啡、看风景、聊聊天。
小女生走了，女人又陷入落寞与孤独。突然，她站起身，出门，到弃婴中心，登记收养了一个孩子。
影片的最后，是那女人抱着一个胖娃娃，从弃婴中心出来，用细碎而匆匆的步子，走上大街，拦住正好驶来的巴士，上了车……
从头到尾，影片都冷冷的，没作任何解说。但是，演完，大家都懂了——
她寂寞，所以收养了一个娃娃。
那孩子是她的伴儿。
一九九八年冬季奥运会，关颖珊和陈露分别得到女子花式溜冰的银牌和铜牌。
消息传到我住的小镇。最兴奋的大概是常去溜冰场的一对美国老夫妇。
关颖珊和陈露跟他们没关系，但是他们有一对儿女，都是从亚洲收养来的孩子。
过去看这对白发双亲，紧盯着场上的儿女叫好，那两个孩子也确实溜得不错，大家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现在不同了，事实证明亚洲人有溜冰的天赋。大家嘴里虽不说，却用眼神说了：
“看样子，将来这一对儿女，也能成为溜冰的名将。”
那对老夫妇显然也更带劲了，从他们脸上似乎可以见到一种得意：
“瞧！我们多棒！我们领养了一对越南的孩子。看！我们的孩子多棒！他们比白种人溜得好多了！”
多么复杂的情怀呀！从这对白人老夫妇的脸上透出来——
白种人有了“黄种人更优越”的骄傲。
想起我以前教过的一个学生——布莱恩。
他是英国人，一口浓重的伦敦腔。尤其当他道“晚上好”（good evening）的时候，好像把声音先拉到山头，再跌入深谷，又一下子拉上山头。
除了学国画，他也喜欢问我中国古诗，还写笔记。隔周糊涂了，再拿着笔记来问。
“不能错啊！”他说，“我得回去转述。”
“给你太太听？”
“不！给我女儿。”
有一天，他掏出女儿的照片，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那是他在新加坡领养的孩子。
“已经要上大学了。”他得意地说，“她的父母是中国人，她应该多知道一些中国，我也应该多知道些中国。”
我突然了解，他为什么来学国画。
因为他经由领养的孩子，而扩大了心灵的版图。中国既然是他孩子出生的地方，他爱孩子，也就爱中国。
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南宁去。
原以为应该冷冷清清的飞机，居然客满，其中包括二十多位美国人。
“你们是去南宁观光吗？”我好奇地问他们，“南宁有什么特别的风景？”
他们笑着摇摇头。
“噢！我知道了。”我说，“你们是要转去桂林或海南？”
他们又摇头：“我们直接飞回美国。”
我不问了，看他们只有大人，没小孩，想必是投资考察团。
到南宁的第二天，我去了偏远的隆安，回来已经是傍晚。走进酒店大厅，看见一群老外，不正是他们吗？
他们的手上，居然都多了个娃娃。
“好可爱的娃娃，”我说，“中国朋友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在南宁的六天，我每天都见到他们，亲着、搂着、推着——他们领养的娃娃。
“为什么还留在南宁？”有一天我不解地问，“不早早把孩子带回美国？”
“我们要多看看、多学学这里的一切。”一个男人回答，“因为有这么一天，得跟孩子说，他故乡是什么样子。”
大家愈来愈熟了。有一天，都在餐厅吃饭，我又凑过去，试着问一个犹豫多日，没敢问的问题：
“请问，你们来之前，知不知道孩子的样子、背景？还是来了之后再看？”
“我们知道。”一个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女士说，“他们会先寄资料照片给我们，不喜欢，可以换。”
“挑个孩子，可真不容易。”我笑道。
“不！”他们居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没有人挑，收到哪个就是哪个。挑，不公平，也会是一种遗憾。”
看他们搂着孩子亲，孩子哭，亲得一脸鼻涕。看他们贴着孩子，呈现“东西方”两种画面，使我有一种特殊的感动。
多幸运啊！一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就这样，被领养、被疼爱、被抚育，改变了一生。
我可以想像，十多年后，一个个在美国生龙活虎的亚洲孩子，用最地道的英语说话，用美国式的思考，而且从小就被白人社会接受。
他们不会像“新移民”，遭受种族歧视，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因为他们有着百分之百支持他们的白人父母。
那父母会对他们说往事，说他们的故乡，也可能有一天带他们去寻根。
我尤其不会忘记，在南宁一家酒店听到的那段话——
自己生孩子，是不能挑的，生什么是什么。所以领养孩子，我们也不挑，接到中国寄来的资料，两个人颤抖着、惊喜地打开信封，看到他，就是他，就是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爱他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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