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章 寻找童年



  人的情感有与生俱来的,也有后天习得的。

  我是独子,不知道兄弟姐妹的感情,也从小被教育得有些重男轻女。直到女儿诞生、岳父母来住,从儿子、女儿和“婆家”、“娘家”的相处中,才感受了什么是“手足”、什么是“女儿”。

  我常感叹在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手足为伴,也常羡慕女儿,有那么一个疼她的大哥哥。

  我不再重男轻女,不但常强调“婆家、娘家都是父母”,甚至对女儿说:“将来爸爸妈妈也像公公婆婆一样,跟你住好不好?”

  中年得女的情怀,毕竟与青年得子不同。我常暗暗算,当我女儿到我这个年龄时,我已经将近九十。我从不认为自己能长寿,于是有“孩子是为孩子自己,以及为这个世界生”的感觉,进一步觉得“别人的孩子也可以是自己的孩子”。

  我爱这世上的每个孩子,包括那些没出生的孩子。今年我立定心愿,要捐一笔钱帮助未婚妈妈,让她们肚子里的生命能活下来。

  我知道自己登不上火星,我要这些孩子为我登上火星。

  在这种情怀下,我写了以下五篇以“寻找童年”为主题的文章。

  ◎弯腰跳的华尔兹

  看林肯中心的歌剧转播,男女主角翩翩起舞,音乐奏的居然是我常带女儿跳舞的那曲华尔兹。

  我不会跳舞,大概只在谈恋爱时,跟妻参加学校舞会,跳过一两曲。

  我对音乐也不内行,带女儿跳,不是放音乐,而是随便哼我熟悉的旋律。

  现在,电视里居然奏出这首曲子,赶紧把在旁作功课的女儿拉起来:“快!这是我们跳舞的音乐。”

  才两个月没跳,她居然又长高了。记得以前,她还是小奶娃的时候,我总把她抱在怀里,一边搂着,一边拉着她的小手跳,虽叫“跳舞”,实际她的脚根本没碰地。

  这两年,她可以自己跳了。但因为矮,我只能站着,拉着她的手指尖,让她左一圈、右一圈,好像个陀螺在打转。

  “电视里是搂着腰跳的!”女儿居然盯着荧屏,对我说,“不是光拉手!”

  只好弯下腰来,左手牵着她的手,右手搂着她的腰,一步一颠地跟着她跳。那歌剧里的舞曲还真长,跳下来,直喘气。

  “爹地很差。”女儿说。

  “不是爹地差。是你太小,又要爹地搂你的腰,弯着身子,很累!”

  “我很快就会长得跟你一样高,你就不累了!”

  “爹地还会累,因为爹地就老了。”

  女儿上床睡了,过去弯下身子亲亲她,发觉刚才这一舞,真还有点伤了腰。

  走回客厅,有些黯然。瞥见酒柜上放着的女儿小时候的照片,感慨良多。

  觉得生命真奇妙——似乎就在重复着“躺、坐、蹲、跪、站”的动作。

  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常躺在床上逗她。

  然后,她会爬了,我总坐在走廊的另一头,叫她爬到身边。

  当她开始走路,我又改坐为蹲,蹲着搂她,再把她抱起来,举到空中,让她发出一连串咯咯的笑声。

  她上幼稚园时,妻还在工作,每天很早出门,由我伺候小鬼起床。我总是跪着,为她穿衣服,扣扣子,亲一亲,再送去吃早饭。

  现在,我则弯着腰,忍着背痛,陪她跳舞。想,跳着跳着,她长高,长大,谈了恋爱,等她能让我站着带她跳的时候,她也就跳进了别人的怀抱。

  之后,她有了她的家,她的孩子,只怕难得回来。

  回来时,或许我躺着,她站着,站在我的病床边。

  最后,我走了,永远离开她。

  或许:

  她会如我现在,每天晚上睡前亲她一样,弯下腰,亲亲我,说那句我对她说过千百次的话:“好好睡吧!”

  她会跪在我的床前哭。

  她会蹲在我的墓前,为我的花瓶插上鲜花。

  她会坐在我的坟前,想我们过往的岁月。

  她会躺着,睡着,梦着,梦到我带她跳过的这曲华尔兹。

  ◎疼疼我们的孩子吧!

  一位义工接到一个十八岁女生求救的电话,说她刚刚在家生了个小孩。父母天天忙,不知道她怀孕,现在家里没人。

  看晚场电影,出来已经十一点半了。

  戏院旁有许多电玩店,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正坐在路边,聚精会神地对着荧屏“开枪”,一没打中,就狠狠地摇头、叹气。

  “小弟弟,为什么这样晚还不回家啊?”我爱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你爸爸、妈妈在家会着急的。”

  小孩子没回头,却指了指旁边不远处,一个正激烈应战、猛按按钮的女人,说:“我妈妈!”

  一位从师专毕业不久的学生,哭丧着脸对我说:

  “我刚去教书的时候,发现好多学生根本不做功课,他们一定是没人管,跑出去玩得很晚。我就每天晚上十点左右,打电话给这些学生的家长,要他们注意孩子,是不是还没回家?”叹口气:“但是连打几天,我不打了。”

  “为什么?”我追问。

  “因为接电话的全是学生,他们的父母都还没回家。”

  打开电视,正讨论青少年问题。

  一位中学老师面无表情地说:

  “我发现一个学生抽烟,就去找他的家长。进门,学生的爸爸很客气地请我坐,又打开烟罐,要请我抽烟。正好烟没了,他急着上上下下掏口袋,口袋里也没烟。他突然抬起头,喊他的儿子,说:‘你的烟拿来,请老师抽。’”

  老师苦笑了一下,说:“我只好敷衍两句,什么也没谈,匆匆忙忙告辞,好像弃甲曳兵,落荒而逃。”

  接到“台北市基督徒救世会”的通讯,有篇文章的标题是《生产惊魂记》——

  一位义工接到一个十八岁女生求救的电话,说她刚刚在家生了个小孩。父母天天忙,不知道她怀孕,现在家里没人,妹妹又还没放学,她只好先用剪刀剪断了脐带,把小孩用衬衫包起来,只是血流不止。

  义工急着问地址,要报119,女生却极力阻止,说:“邻居知道了,会告诉我爸妈,我就完了。”

  义工只好自己跑去,救回奄奄一息的女生和初生的婴儿。

  回到纽约没几天,早上打开《世界日报》,看到一则触目惊心的标题——

  《举起小女儿捶门柱,台湾留学生被起诉》

  新闻是美联社由得州发出的,说一位正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读博士的台湾留学生,涉及杀害新生女儿未遂案,被收押。

  据目击者说,当时看到他抓住十个月大的女儿,“像棒球棒一样”击打门柱。

  目击者把小女孩抢救下来,但孩子已经受伤。

  新闻中,最令人不解的是:“休斯敦检察官希琪说,由于语言障碍,以及所谓中国文化‘父权至上和女童生命可以牺牲’的观念,本案可能复杂化。”

  放下报纸,眼前浮上许多孩子。

  他们都有被保护、被疼爱的权利,只是,这个仿佛进步的社会,愈来愈把他们遗忘。甚至在他们正需要学习是非的童年时期,就承担了大人的罪恶;且在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创伤。

  我永远不会忘记,以前在波士顿通讯上看到的一则新闻——

  当警方冲进一栋公寓搜索毒品的时候,没有大人在家,只有一个九岁的小女孩应门,她飞快地冲进卧室,抱着毒品到厕所,打算把毒品冲掉。

  警察过去阻止,她两岁的妹妹尖叫着跑上前,踢警察的腿。另有一个才周岁的弟弟在睡觉。

  多年来,我常想起这则新闻,发觉在那么多血淋淋的社会新闻中,它居然成为我印象最深的一则。

  总想那个九岁女孩对警察哭诉的画面,说母亲的男朋友教她这么做。也记得警察事后说:“那女孩似乎知道她拿着的毒品是非法的;而她对失去毒品,比面对警察还害怕。”

  我常看着我的小女儿弹琴,想那个波士顿女孩的遭遇。

  如果有一天,在音乐厅里,一位青年女钢琴家获得满场掌声时,外面正有个贩毒的年轻女子被抓。我们要骂后者天生坏坯子,还是该怪她的父母?

  在我们为每个死刑犯的电椅“通电”之前,在我们论断每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之前,是不是都该静静地想想?

  ◎找一个没有白马的王子

  朱丽叶保守吗?笑话!十四岁的小丫头,前一天跟罗密欧认识,第二天就约好去结婚了!

  女儿过七岁生日,老奶奶居然买了一只绒布做的小白马,送给她:

  “来!奶奶送你一匹白马,祝你早早找到白马王子。”

  我听了觉得怪怪的,笑说: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教我女儿早早嫁了,而且自己准备白马?”

  “是啊!这有什么错?”八十九岁的老人家,居然理直气壮,“不要老脑筋!这年头,能找个穷王子,就不错了,白马可以由你这个老丈人提供啊!儿女的婚事,别挡着,挡也挡不住。想想以前的廖妈妈,就知道了。”

  提起廖妈妈,已经是近四十年前的事。在我们的小教会里,廖太太是无人不知的,因为只要翻开《圣经》,第一页就写着“廖太太奉献”。

  廖太太家里有钱,奉献多,声音也大。但是自从女儿嫁了个穷小子,廖太太反对不成,脱离母女关系之后,就很少来教会了。

  我当时不过十岁,常想不通,那么虔诚的教徒,总是祷告“赦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为什么连自己女儿都不能赦免呢?

  何况,女儿又没错。

  天下父母心,大概都差不多。

  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对同事有礼貌,对学生有爱心。可是据说,他的女儿不跟娘家来往。

  “是不是女婿怪?”有一天我跟秘书打听。

  “不是!他女婿虽然有钱,可是很随和。是他女儿怪。”秘书做个很奇怪的表情,“也可以说,他是罪有应得。”

  原来他女儿先爱上他的一个穷学生,硬被他拆散。后来虽然嫁了这个有钱的丈夫,却赌气,不跟父母往来,意思是:“你们不是希望我找有钱的吗?现在有了,对你们来说,跟没有又有什么不同?”

  诚如我一位老同学说的——

  “女儿大了,邻居那些原来很可爱的小男孩,就都变得让我起疑。”

  我也一样——

  有一次去听音乐会,女高音演唱歌剧《强尼斯基基》中的《我亲爱的爸爸》。

  歌词是:

  我亲爱的爸爸:那青年英俊美丽,我愿跟他到罗萨港,买一对结婚戒指。让我们去吧!你如不答应,我就到维克桥上,跳到河水里。我多痛苦、多悲伤,天啊!我宁愿死!爸爸,我求求你。

  曲调早忘了,那歌词却留在心上,每想起,都一惊:“天哪!我可得小心了,哪天女儿要结婚,千万别拦着,不然,她就可能去投水。”

  又有一回,去意大利的维罗纳(Verona),跟着导游,进入一个大宅院。一栋石造的三层楼房,墙上爬满常春藤。许多女孩子缴钱上楼,站在阳台上拍照。

  “她们站的阳台,就是以前朱丽叶约会罗密欧的地方。”导游说,又指指庭园一角的一尊铜像,“看!那就是朱丽叶像。”

  铜像已经生锈,只有“双峰”光可鉴人,原来是被“摸”得发亮。许多男士正争先恐后地爬上去摸朱丽叶的乳房。据说单身汉能因此求得好姻缘。

  “真没德行!”我开玩笑地说,“朱丽叶那么保守的女孩,被这么摸。”

  导游居然一笑。

  “朱丽叶保守吗?笑话!十四岁的小丫头,前一天跟罗密欧认识,当天晚上幽会,第二天就约好去结婚了!”又看看我,“如果是你女儿,你不气疯?”

  古今中外,相信这种被气疯的父母一定不少。

  看到“伊甸社会福利基金会”编的《与真情相遇》,其中一篇,写一位台东布农族的残障青年白光胜,和他同学李丽雪相恋的故事。

  一场激烈的家庭战争,是可以想见的。虽然白光胜在交往的四年当中,每年元旦都陪女友回基隆的家。但是每次在车站打电话回去,女孩子的父母都拒绝见面。

  第三年,总算见了,还只是在外面的咖啡厅里。

  女方的父母当场露出绝望的表情。但是白光胜说:

  “我可以放弃,但如果您女儿不愿放弃,我就绝不会放弃。”

  婚礼上,李丽雪的父亲没出现。新娘则在婚后跟着丈夫,到台东的深山传教。

  第二年,岳父看到有关女婿的新闻报导,开始对朋友说:“丽雪就是嫁给那个白牧师。”

  第三年,岳父母从基隆送去了冰箱、电话和轿车。

  女儿的小白马,就放在客厅的窗前。

  小白马有着蓬松的鬃毛和尾巴,还配了一个黄色丝缎的马鞍。

  我常走到窗前,看这匹小白马,想想八十九岁老母的那番话——

  “找个王子,王子穷,没关系!老丈人送匹白马给他,就成了白马王子!”

  我想,如果有一天女儿要结婚,只要那男孩子有抱负、有能力,而且深深爱我的女儿,即使他穷,我也会同意。

  我会邀集所有的亲朋好友参加婚礼,而且牵一匹最骏的白马去。然后,在泪眼中看那男孩把我女儿抱上马背,让她搂着他的腰,奔向他们的世界。

  我会告诉自己和老伴:

  看!我们的女儿,找到了一个白马王子。

  ◎各人养的各人爱

  我仿佛看见在夕阳中,明明暗暗的小巷子里,一个慈爱的母亲,抱起她脑性麻痹或先天愚型症的孩子。

  陪女儿去学溜冰,更衣室里一片壮观的景象。几十个六七岁的娃娃坐在椅子上,每个娃娃面前跪着一位妈妈或爸爸。

  冰鞋硬,怕磨破脚,先得为孩子多穿一双袜子,再把鞋带拉松,让小脚丫伸进去,然后用力推,看脚完全穿到了鞋子里,再慢慢地,把鞋带弯过来绕过去,绑紧了。

  “非绑紧不可,否则小脚丫在里头动来动去,容易伤到脚踝。”妻一边绑,一边说,“又不能太紧,会不舒服。”

  跟着一群娃娃进场了。每位父母都陪着孩子走到入口,看孩子踏上冰,刷一声,头也不回地溜到场子的另一端。好像电影里见到的南极企鹅,在大企鹅的簇拥下,小企鹅一一从冰崖跳进水里,开始它们第一次的游游。

  音乐起了,奏的是《粉红豹》。一群娃娃跟着老师,随着节拍向前滑。虽然已经不是最初级,许多孩子还是会摔跤。

  每次摔,便听见场边一声惊呼。想当然那不是他爸爸,就是他妈妈。

  孩子穿得很少,爸妈穿得很厚。但是孩子在动,不觉得冷,那些旁观的父母可就个个冻得直发抖了。

  虽然离场子不远的休息室里,有热咖啡,还有几组沙发,围着熊熊的火炉,却不见一个父母躲进去。他们守着,因为随时都有摔痛了的孩子,会扑到场边父母的怀中哭。哭一阵,笑了,又咻一声,溜进场子。

  下课了,我最先出来,站在门口,看里面拥出的人群。孩子们因为运动,红扑扑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笑。旁边站的父母,鼻子冻得红红的,眼睛里则是亮亮的——因为太冷,而冻出了眼泪。至于膝盖上,都是灰灰白白的——因为跪在地上为孩子脱鞋。

  “我女儿今天摔了三跤。”一个爸爸说。

  “真的啊!我没看到吔!倒是我儿子摔惨了,摔了五次呢!”

  每个人都说得出自己孩子摔了几次。因为,每一跤,都摔在父母的心上。

  复活节快到了,为女儿买了一个大大的兔子布偶。长长的耳朵,圆圆的眼睛,粉红色的鼻子,还穿着裙子和裤子。

  小丫头爱极了,不但夜里抱着睡,还抓着兔子的“手”,教它写字。写完字,把这大兔子放在一边,又找来许多小的布偶坐在对面,中间放本图画书,意思是大兔子已经升格——做了老师。

  女儿去上学,来了个带小孩的朋友。四岁的娃娃什么都不爱,偏偏看上这只大兔子。哭!不肯走。

  “送你好了!”我说。话才出口,就暗想:“糟糕!”那朋友倒不客气,立刻叫孩子说谢谢,高高兴兴,抱着兔子走了。

  “怎么办?”我问妻。

  “凉拌!谁让你穷大方,看你怎么跟女儿交代。”

  眼前浮现一个惊天动地的画面。我赶紧请妻开车,去原来那家店,又买了只一模一样的大兔子。

  小鬼放学了,扔下书包,就去抱兔子。先对着它说话,又坐在沙发上搂着亲。

  突然叫了起来,把兔子左翻翻,右翻翻,扔在一边喊:“这不是我的兔子。”

  “是啊!”我装作惊讶的样子。

  “不是!”小丫头吼,“我的兔子手上破了一点,头后面还有一块巧克力弄脏的地方。”

  “这个没破、没脏,不是更好吗?”

  “我要破的、脏的!”小丫头居然大哭了起来,“我要我的贝比!”

  于是,我们不得不再冲出门,拿新兔子去朋友家,换回旧兔子。

  朋友的小孩也哭了,说比较脏的,才是她的兔子。

  想起儿子在启智中心当义工的时候,每天傍晚都要跟着校车,送残障的孩子回家。

  “那些父母好怪,当他们把孩子接过去的时候,会露出很不好意思的表情,好像觉得有残障孩子是丢人的事。”儿子刚去的时候,在电话里对我说。

  可是隔了一阵,他改口,说他错了。

  “我发现那些父母把孩子接过,转身走进巷子,跟着就把孩子抱起来,又搂,又亲。有些孩子总在流口水、流鼻涕,他的父母就对着那口水、鼻涕亲。”

  北方乡下有句土话:“一畦萝卜一畦菜,各人养的各人爱。”

  看女儿寻回她那既有破绽又有脏斑的兔子时兴奋的模样,看溜冰场边瞪大眼睛盯着子女,每次孩子摔倒就发出惊呼的父母,都让我想起这句北方的土话。

  还有那台南乡间,残障孩子的双亲。

  我仿佛看见,在夕阳中,明明暗暗的小巷子里,一个慈爱的母亲,抱起她脑性麻痹或先天愚型症的孩子,又搂又亲,亲在口水上、鼻涕上。

  那一点都不脏,那很美!

  ◎谁说女儿是人家的?

  她每天都得背弟弟,有一次弟弟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她的爸爸抱着弟弟用藤条抽她。“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趴在地上哀求。

  小时候,我家对门住了一位著名的书法家,我至今不知道他的名字,但相信他一定非常有名,因为连我不怎么收藏书画的父亲,都特别托人到香港买宣纸,又备了份厚礼,送去请“大师”挥毫。

  记得有一天,大师的孙子和孙女,趁家里没人,叫我过去玩,还带我参观老爷爷的书房。

  大师的孙子又跑又跳地冲进书房,我也追了进去,却见那小女生跑着跑着,突然在门前停下来。

  “你为什么不进来?”我问她。

  小女生没答话,摇摇头。

  “不要管她。”小男生喊着,“她是女生,不能进来。我爷爷会打她!”

  我诧异极了,想不通为什么孙女不能进爷爷的书房。

  初中的时候,有一次开小学同学会,大家去阳明山,下山时看见一辆手推车放在路边,两支“推杠”斜斜地靠在地上。

  我们这批正值最顽皮年龄的男生,用跳低栏的方式,一蹦一蹦地跳过那“两根棍子”。

  女生觉得很有意思,也跟着跳。

  突然,有人发出一声怒叱:“死女小鬼!不要乱跳!”

  我又怔住了,为什么男女生都跳,那人却只骂女生呢?

  隔了不久,有一天我在台北中山堂附近的“文化走廊”逛书摊。那时的书摊很简陋,只是铺一大块布,再堆些书上去。

  人很挤,我绕过一个又一个摊子,有时候甚至是用跳的,跳过地摊的角落。

  突然听到个粗粗的男人的声音:“死丫头,你怎么站的!”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不解地看着那个骂她的男人。

  “还不把脚拿开?”男人又吼过来。

  原来只因为她的两只脚,正好站在地摊角落的两边。她的胯下对着的,没有书,只是那块“摊子布”的一个角落。

  又过一年,我上了成功中学,每天穿过金山街的违建区去上学。那里的巷子很窄,许多居民从两侧房檐拉上绳子,晾衣服。

  我有位同学,总是一边走,一边往上看,避过所有女人的裤子。有时候看到一串裤子,全是女人的,竟然要绕道而行。

  “为什么这样?”我问他。

  “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他面色严肃地回答,“从女人裤子底下走,会倒霉!”

  “谁告诉你的?”

  “我妈!”

  许多年后,我做了电视记者,有一次去韩国采访。

  在釜山的餐馆,跟位女记者吃饭。

  穿着韩国长裙的女侍,送来一碗面,没等我表示,就放在我的面前。

  我赶紧把面端起来,放在对面女生的前面。突然,那已经转身要走开的女侍,好像触电一样,又回来把面端回我的位置。

  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女侍两只手不停地挥,不断说“NO!NO!NO!NO!”的表情,好像我要女生先吃,是犯了多大的忌讳。

  最近读台北女权会策划的《消失中的台湾阿妈》,勾起我的这些记忆。

  多么感伤!看书里一位又一位阿妈,走过大半个人生,吃了许多苦,吞了多少泪。她们得到什么?

  她们好像只是藤蔓,攀在父亲和丈夫的身上。父亲死,就得辍学。丈夫死,就生计无着。就算父亲不死,在父亲眼里,这些“女孩子”,也常是别人的人,甚至早早就送出去,给别人做“媳妇仔”。

  至于祖父,更甭提了。书中第一段故事,客家女诗人杜潘芳格就说:

  “我是长孙女,所以一心一意想得到祖父欢心,但是他都不看我,他是封建时代的人,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子将来是姓别人家的姓。”

  我停下来,想“他都不看我”这句话,仿佛见到一个狠心的老人,从可爱的小女生身边走过,却连眼角余光都不曾往下看。也想起一位女士对我说的,她小时候每天都得背弟弟,有一次弟弟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她的爸爸抱着弟弟,用藤条抽她。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她趴在地上哀求。

  我连听她叙述,都几乎掉下眼泪。我的心里在喊:“难道女儿就不是人吗?为什么过去对男孩和女孩,有这么不平等?”

  何止过去,现在又真平等了吗?

  今天早上翻开报,看到一则短文,说中国有百分之十的父母,把产业传给儿子,而不传给女儿。

  “这是真的吗?”我打电话,问了好几个朋友。

  “当然是真的!女儿是人家的人,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

  “是真的!因为女儿在出嫁的时候,已经拿了嫁妆,要给女儿的,那时候都给了。”

  “不全是真的!女儿也常会分到一点,意思意思,不像儿子那么多,毕竟儿子姓自己的姓。”

  其中最引人深思的,是说:

  “每一家都是女儿分得少,儿子分得多。也可以说,每一家的丈夫都继承了父母较多的财产,太太继承得较少。这样平均起来,不就公平了吗?换句话说,如果只有一家,分给儿女的一样多,反而造成了不公平。”

  于是,我也就渐渐能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父母,常跟着儿子,不跟着女儿。既然一开始就把女儿当外人,分给女儿的产业也少,自然不好意思跟女儿。

  只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过去农业时代适用的方式,今天是否还适用呢?就算可以施行,它又合不合人性?

  女儿出嫁之后,如果孩子病了,自己组成小家庭的“她”,比较会向“婆婆”,还是“自己的妈妈”求援?

  “婆婆”和“自己的妈妈”比起来,谁会有更大的意愿,来帮助这求援的孩子?

  一个是帮媳妇,那个抢了她儿子的女人;一个是帮女儿,自己生育的骨肉。

  如果是你,你挑谁?

  我的一位朋友说得好——

  “要我岳母帮忙很容易,你不要直接请岳母做,只要当着岳母,叫太太做。如果工作太重,岳母疼女儿,自然会帮忙。”

  这也使我想起一位老先生说的话——

  “我病了,拉屎拉尿都在床上,连洗澡,都得人帮忙。儿子不会做,也不愿意做,只好求媳妇。多不好意思啊!”说到这儿,老先生叹口气,“有时候女儿来,帮帮我,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孩子,就不会那么不好意思。”

  怪不得,美国人有一种房子,上下两层,各有卧室、厨房和大门,却又在里面相通。

  这房子的名字很特殊,叫“母女屋”。

  为什么不叫“母子屋”呢?

  我不打算说儿子、女儿谁好。也不能建议在家跟着“哪一方”住。毕竟传统的习惯,能造成“一致性的公平”。

  但我常望着自己女儿,心想:“你将来会是别人的人吗?你从出生,就不属于任何人,就是你自己,你永远是你,也永远是我女儿。”

  我的母亲、岳父、岳母,都跟我同住。我常对一家人说:“这是大家的家,儿子、女儿一样好!”

  我的母亲以前有点重男轻女,孙女刚出生时,她看娃娃在哭,也不管,只摇摇头:“我老了!管不了了!”

  后来,娃娃对她笑。老人家开心了,说:

  “嘿!奶奶这么老、这么丑,你还对奶奶笑,表示奶奶还能多活几年。”然后一大早,小丫头就被岳母抱进奶奶房间,二老一起照顾。

  最近,老奶奶更想通了一件事,有一天对小丫头说:

  “听说不是美国出生的,不能当美国总统,你哥哥是没希望了。看你了!好好加油,为咱们家争口气,当他个美国总统!”

  看吧!谁说女儿是人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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