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归与创业
记者：您在TOM创业过程中最艰难的一件事是什么？是怎么解决的？
王兟：2000年刚刚上任，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差不多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去尝试，董事会也很支持，上手也很快，这一年还不错。到了2001年，在一些重大的发展上产生一些不同的想法。可以这么讲，我也有过意冷心灰的时候。而且整个公司的一些关系还没理顺，所以有蛮多的沟通和挑战，也有些比较剧烈的关于不同意见的争吵。针对一个有争议的合作伙伴，我的观点与董事会的观点不一样，我坚持我的观点，我把我的所有想法和盘托出，虽然他们没有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也没有很强烈地反对我所说的。最后达成相互谅解。
记者：东西方不同的商业文化理念和环境对您的事业有何影响？如何处理这些矛盾？
王兟：我比较欣赏的是“东方的智慧、西方的方法”。我们东方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学习历史，学习归纳性的方法，我们把许多不同的因素连接在一起。你跟一个中国的部长、省长谈话，他可以从秦始皇谈到现在，他有很宽广的视野。因为这个宽广的视野，加上非常有挑战意义的社会环境，一般而言，东方人有非常高超的智慧；而西方人比较注重方法。东西方不同的商业文化肯定是有矛盾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办法是把西方的方法论学到手，然后结合东方的智慧。一个地道的中国人用西方的方式做事会很生硬，一个纯粹的西方人用中国的方式他会搞不懂很多事。所以还是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在中国的客户面前，我的同事说，好象我的头上有个光环，我的说服力还是很好的，可能我在西方的社会里面学得更简练。
记者：您认为海归创业群体对国内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兟：我觉得会带来一些新的理念和规范的商业运作；一些海归创业者的成功比如张朝阳，还有你采访的这些海归，也会给社会带来一些反思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中国社会一直有一些不是太好的风气，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现在人们提到这些做互联网发了财的人，虽然还有些嫉妒，但也还是开始接受了。财富的创造是一件值得尊重的事情。现在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能够做到真心实意地去恭喜别人，但是嫉妒的心态减少了许多；海归创业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斑斓的色彩，提高了我们的创业积极性，带来了更多的个性，推动了更多规范的商业运作，增进了中国文化和海外的交流。
在现阶段，大多数海归派比较热衷于创业和赚钱，这个当然无可厚非。但是还没有真正出现创业成功后在文化上，在个人涵养、对社会的贡献、机构体制的建立上有独特贡献的人。假以时日，我相信会出现的。
记者：您如何做创业或职业生涯的规划？创业之初有没有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的规划？
王兟：我当时牛津大学毕业的时候，才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我非常喜欢牛津，我当时想，我50岁或者再早一点45岁的时候，回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太好了。这个梦想一直没有消失。我还需要再做一点积累，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理想了。我也许不会长期做一个职业经理人。事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没什么不同了。我不希望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还是每天起来去上班，还在规划一个伟大的事业，那么好的一个公司和机会，可以让给别人去做嘛（笑）。
记者：如何看待海归创业中遇到的资金难题？您自己怎么解决？
王兟：我在国内没有遇到。我在美国创业的时候，遇到过资金难题，我还是靠商业计划书做得好、比较有说服力来解决的。人家给我们投资200万美金，那时候我基本上是身无分文，就靠一个ideal。我觉得有的创业者很坚信一个理念，他没有去看价值，就一直做下去，结果就变得很有价值。像比尔盖茨。我觉得他创业时根本没想到要去做世界首富。这是很令人尊重的。但我不是这种类型的人。我是老要在看差价，比如美国政府的这片物业，我可以计算出来它的原始成本是5000万美金以上。但是到我收购它的价格不到500万美金。我觉得如果你能够看到这个差价，很好地把它表述出来，和人怎么样合作，有个很好的结构，那你蛮容易取得一定的回报。
记者：在您的创业过程中最感激的人是谁？为什么？
王兟：其实我最感激我大哥。古人说“长兄如父”，他年纪比我大很多，他的社会阅历比我多，对我们在国外国内的创业很有帮助。我父母作为知识分子，不太懂商业，总是怕我去冒风险。反倒是我大哥，他有很强的接受新的信息的能力，很冷静地为你去判断，不带他个人的喜好。他对我的创业和事业帮助很大。
记者：您认为财富对您的生活态度有哪些影响？
王兟：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应该让财富发挥出它积极的意义，能够对社会公益事业有所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