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教育家沃尔特·芭比的话说，人们训练孩子，培养他们表面化的品德——和群儿、大众化，有能力调整自己服从群体的要求等，让他们发展完全符合社会理想要求的个性。芭比先生说，没有给性情孤独的孩子，留有任何余地；退出，被看成是情绪失控的一种征兆。每个孩子都要去玩游戏，每个都必须当船长。每个孩子，对问题都要有一种固定的看法；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像其他孩子一样。
芭比先生还说，如果想未来最幸福的、最好的公民出自我们的学校，就必须给与众不同的孩子，留一点空间，那个孩子可能喜欢读书，远胜过喜欢棒球；可能喜欢音乐，远胜过喜欢足球。这样的孩子，不应该被看成不适应社会，应该允许他与众不同。
如果有家长敢于提高他的嗓音，大声说出学校应该怎样教育他的孩子，那么，他是位勇敢的家长。这样的家长，更容易听到这样的劝告说：算了吧，让有资格的专家去决定吧。我就认识这样一位住在郊区的青年，他站出来，抗议学校教育他儿子的方式。他是个从不妥协的人，他忠实自己的信念，不断地提出问题，不断地抨击流行的教育理念。一年后，他被选进所在社区的教育委员会。今天，他的孩子和社区内几百个孩子一道，成了教育改革的受益者。而改革，正源于那个晚上：在会上，他站出来面对整个社区的人，说出了他的想法。
关于怎样喂养、关心和照顾孩子，我们有医生；关于怎样培养孩子的良好的行为习惯，我们有儿童心理学家；还有商务咨询公司，教我们怎样经营自己的生意。在政治上，我们几乎不以个人的名义投票，我们是某一组别中的一员。甚至我们最温馨、最隐密的关系——我们的爱情生活——也被无孔不入的专家所介入。他们观察、他们将爱情分类，然后将他们的意见零售给大众。我们咀嚼着专家的结论，把它当成万能的福音书。
男人、女人，自己是自己的主人的时代过去了，我们不再是自己、自己的家、自己的生意的最好专家。做某件事仅仅是因为“专家”首肯，或是因为流行，在我看来，完全是有病。
埃德加·莫厄尔经常告诫我们要警惕这种“畜群状态”——我们被剥夺了个人的崇高价值。
“这种剥夺，” 莫厄尔在《星期六文学周报》上撰文说，“是可怕的纳粹主义的核心。它刺激产生冷酷、灭绝人性的行为，也促进了专制的法西斯行为的发展。它与“自由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美国当初建国时，致力于在保持国家独立的同时，保护个人的一切权利不受侵犯。可是，只要美国人进一步受专家的摆布，或继续受现在这样的教育，或继续受愚弄放弃个人的权利，那么，想让美国人再站出来，向大多数人支持的政府表达他的异议，都会变得很难、很难。
莫厄尔先生在他的文章结尾中说：“人们虽然没有能力做天使，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就一定要做一群蚂蚁。”
不得不承认，对我们来讲，摆在面前的最难完成的指令，就是“做我们自己。”了解自己已经不容易，在当今这个到处充斥着批量大生产、大众传播媒介和流水线式教育模式的社会里，想要做自己更难。我们习惯于用人们所在的阶层来定义他们：“他是某工会的人”，“她是某公司的人”，“他是民主党的人”或“他是保守党的人”等等。大多数人自己都带着自己的标签，也毫不迟疑地给别人挂标签。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小孩子，在玩“警察抓小偷儿”的游戏。
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哈罗德·多德兹，非常关注“妥协和不妥协”引发的冲突。在普林斯顿大学1955年夏天的学士学位授予仪式上，他以“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为题，发表演说。
“压力迫使你们妥协，这也要改，那也不行。可是不管压力有多重”，他告诫毕业生们说，“如果你有一个真正独立的灵魂，那么你就会发现，妥协只会带给你失落感。为了让自己的让步更合理，你做了很多努力，事实会证明：一切均属徒劳。除了丧失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自尊外，你没有任何收获。妥协，即使带给你短暂的、一次性的满足，但是，你没有做成自己的主人。放弃的愿望、一个真正的人对人云亦云做法的抵制情绪，会时时冒出来打碎你内心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