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的前几章中，我曾说成熟长大的首要条件，就是接受责任。长大，意味着从父母庇护下的小巢里走出来，迈步走向广阔的成人世界，长大意味着实现这种转变。
如果我们真正成熟、长大了，就不应该再走回躲避恐惧的避难所——妥协；我们不应该将自己藏在人群里；我们也不应该不加审视地、盲目地接受别人灌输的思想。
一个肩负着某种使命的人，使命感会贯穿他的一生。必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大声疾呼，向整个世界挑战，事先并不需要别人的什么游说。他被神圣的热情所鼓舞，他没有别的选择；内在的激情驱动着他，让他不屈不挠地面对一个又一个的障碍。
但其余的人——你，我，还有隔壁的那位男生等等，却是一些骑墙草，我们总是想：如果有那么多的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那肯定是我们错了；于是，我们轻易地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我们自己的信念，被压在大众观点的下面，在如此重压下窒息。我们输了，或者说面对强大的习惯势力，我们丧失了信心。
有些人认为，那些不妥协的人都是一些怪人，或是想要争“出位”的浅薄人。留着满脸胡须，光着大脚板儿满街走；参加正式会议时故意穿着T恤衫，在剧院大厅里吸烟的时髦女，上述表现并不能证明其人有自由、独立的灵魂；恰恰相反，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从精神层面上讲，和动物园中的猴子没什么两样。
在成熟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树立起人生的信念和理想，成熟长大的我们遵循自己的信念生活。无论是对自己、对社会、还是对神，我们都要保证要好好干，以既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人类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才干。
在这方面我一直欣赏埃森默的坚定。在他生前，别人一直游说他参加反对奴隶制的运动，劝他支持一些当时的重要活动。他都拒绝了，因为他相信，他肩负有一种特别的使命，坚持做下去，他可以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自己的独特贡献。他同情那些改革运动，衷心地祝愿那些运动能顺利发展，但始终认为自己不应该分心、分散精力。他的态度源于他的生活准则，愿意为了它牺牲自己的“人气”。
支持一种不流行的事业，或是走到潮流的反面去，需要极大的勇气。在关键时刻，一个不妥协的人为了他的信念，站起来大声疾呼，是最勇敢的一幕。
最近我曾参加了一个集会，会上话题转到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上去了。所有的客人都持有相同的观点，除了一个人。这人一直客气地避免同其他人发生争执，直到有人直截了当地问他怎么看。“我宁愿您没问我，”他微笑着说，“因为我和在座的各位意见完全不同，而且这又是一个公共场合。但是，既然您问了，我就不妨说一说。”接着，他一五一十地罗列出他的观点。辩论中，他被各种反对声音包围了，没人支持他，但他誓死捍卫自己的观点，决不后退一寸。他不能说服别人转变观点，但因为坚持自己的信念，他同样赢得了人们的尊重。虽然对他来说，随声附和他人的话，更容易一点，但他没有。
就在不久以前，一个人要活下去还必须完全靠自己，靠自己的判断，靠自己亲自动手。对那些赶着马车一路向西的拓荒者来说，哪里有什么专家可以咨询，甚至连商量的人都没有。碰见紧急事件或是灾难，他们唯一能依靠的人就是自己。病了？没有医生，他们只能用一些土方或是靠常识。印第安人来打劫？大草原上没有警察，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想给家人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没有建筑承包商，只有自己的一双手。吃的？必须自己去种或者自己去采集。对生活中的每一个重大事件，他们都必须自己做决定，还别说，他们做的真不错。
现在，我们生活在专家时代，我们变得凡事都要倚赖专家的权威意见，我们渐渐地失去了信心，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判断，不敢对某个问题有自己的信念。专家替我们思考，因为我们给他们这种权利。当我们可以从左边阻截也可以从右边冲过去时，我们就把手中的橄榄球放下了。
在当前的教育界，时尚是：预先确定被教育者的个性模式。比如说，我们的教育机构煞费苦心地培养“未来的领袖”。尽管事实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后成长为被领导者，而不是什么领袖。我们需要领袖训练，但我们也需要知道怎样跟随领袖，做一个有思想、有头脑的跟随者；而不是盲目地跟着走，就像一群走向屠宰场的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