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我的母语是葡萄牙语，去巴西工作没有语言障碍。虽然有人说我有法国口音，毕竟离开巴西这么久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吧。在巴西，我在与人们沟通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几乎所有米其林总公司的人都认为，面临巴西米其林这种情况，我并不是可以提出可行性报告的人。不错，巴西米其林正面临损失，财政也出现了赤字，高利率使债务持续不断增长。只有使之走上正常经营轨道，他们才会相信我的能力，
我确信一定有解决的办法。要早日找到解决办法，全力以赴、付诸行动是关键。虽然我现在已不像初来米其林时那么有自信，但也不至于担心害怕，我当时的心境是喜大于忧的。
初来米其林时我也没有确切的成功把握，我当时只是把自己当作一张崭新的白纸递交上去的。后来不论是作为北美米其林的CEO，还是后来跳槽到法国的雷诺和日本的日产，都是相同的情形。开创新的事业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都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戈恩式经营管理模式”的组合中少不了这一条。
在巴西的这一段时间，不仅是我人生事业成功的开始，对我的私人生活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时我遇到了我现在的妻子琳达。那时，我有很多异性朋友，其中也有几个正在与我交往，但能够俘获我心的人只有琳达。
最先见到她是在1984年９月的某个星期天。
那天，我和朋友贝鲁纳·德鲁马一起参加了距克莱蒙－费朗不远的里昂举行的桥牌比赛。我不是抱着玩玩的心态，而是非常认真地参加比赛的。我的搭档贝鲁纳也非常认真，结果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却输得一败涂地。
认真的选手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说“这次输了，下次一定要赢”之类的话，而是逐一分析在哪一手、哪一个暗号、哪一张牌上弄错了，直至查清失败原因为止。我们并不消沉，而是热烈地讨论到底是谁干了蠢事，但谁也不想先说“算了，可能是我犯了错误才导致了失败”。
比赛结束后，我们一起到朋友菲德·阿比阿多家吃晚饭。他和黎巴嫩姑娘琼斯琳·可洛达结了婚，她做的菜真是好吃。我们经常上他们家去，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
进门伊始，不免彼此寒暄一番，我注意到琼斯琳身旁站着一位年轻的女士，带着腼腆的微笑。琼斯琳介绍说：“她是我妹妹琳达，今天刚从黎巴嫩过来的。”
起初，我们相互进行着不痛不痒的交谈，她很年轻，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她的眼神中隐藏着某种忧郁。她很沉默，不爱说话，直到后来，我们说起她不久将在法国开始学习医药学的事情时，她才开始了和我们的交谈。
但当时，我有点心不在焉，脑海中一直在想着刚结束的桥牌比赛。吃晚饭的时候，我还在和贝鲁纳继续讨论着我们为什么会失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琳达看到我们那副痴迷的样子，好像很吃惊。后来她对我说：“刚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认定你是一个精力集中的人。”我不知道她这话到底是在表扬我，还是在讽刺我。
在众人眼里，琳达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孩；但不管她多么有魅力，当时的我对她没有一点非分之想。她是黎巴嫩好人家的女儿，还很年轻，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初次见面的那个晚上，我一点也不觉得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
但后来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关系逐渐加深。我们一起逛街、听音乐会、吃饭，渐渐地开始互相了解。我们都是在黎巴嫩出生的，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彼此间的感觉都很亲切。
不久我就发现她虽然年纪不大但很成熟。她亲身经历过1975年爆发的黎巴嫩内战，在她短短的人生经历中已经有太多的痛苦和悲伤。那时她曾对我说过一段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她说：“在黎巴嫩我和你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祖国在我的心目中已经是满目创痍。我亲眼目睹了很多朋友的死亡，他们为了逃避战争的恐怖而撞车自杀，这些悲惨的故事像山一样压在我的心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迫要做出是放弃生命，还是负起责任来继续过有意义的人生的抉择。如果我是在和平安静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话，我恐怕就没有这么坚强了。现在，能够与卡洛斯·戈恩这样的人平等相处，也许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人生体验吧。”
1985年，米其林决定派我去巴西，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既然我要去巴西，就必须决定到底该怎样处理我和琳达之间的感情，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向她求婚。
琳达要是同意和我结婚的话，就必须先终止自己的学业，和我一起到巴西去生活。因为存在语言沟通的问题，她要在巴西继续学习很难，她学会说葡萄牙语是我们结婚之后的事情。
当时巴西米其林形势恶劣，对她来说，结婚是一场赌注。谁也不知道在通货膨胀最严重的时候，公司到底能够坚持多久。
幸而她答应了我的求婚。对我来说，向她求婚是我做出的生命中最美好的选择，相信她也一定是这样想的。
在出发去巴西前，我们在市中心的大礼堂举行了婚礼。米其林的同事菲利浦·布鲁路易和妻子艾莱露是我们的证婚人。我为了这次婚礼还特意买了一架相机，并拜托菲利浦帮我们照相。
婚礼前，琳达嘱咐我一定要装好胶卷，我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而且很心急，所以非常紧张，心不在焉地回答道：“放心好了。”
菲利浦为我们照了张在市长面前宣誓的照片，还有新郎、新娘和市长、来宾们的合影。我想把照片贴在纪念册上，好给我们不久将要出生的孩子也看看。
婚礼结束后，我们离开市政府去了一家大酒楼，在那里我们又举行了一个人数较少的庆祝会，又照了几张照片。这时，菲利浦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相机，说道：“卡洛斯，我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相机里好像没有装胶卷。”
刹时间，所有的人都惊呆了，大家都怔怔地望着我。
琳达真是有先见之明，她事先的担心一点也没错，但现在已经晚了，婚礼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