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戈恩从小在巴西长大，对巴西的感情很深。然而巴西人长期生活在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他对此深恶痛绝，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恶劣的事了。20世纪80年代，卡洛斯为巴西的经济复苏带来了一线曙光，所以，我认为，他完全可以担任巴西方面的COO④。
——谢依多·卢来（米其林的CFO⑤）
我一见到戈恩，就认定他将是与我携手共度人生的人，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他的未来会比我想像得还要成功。但我比他小10岁，刚刚成年不久，这一点使他犹豫不决，于是我下定决心要用我的魅力抓住他的心。
——琳达·戈恩（卡洛斯·戈恩的妻子）
我很早以前就打算在法国完成学业后返回巴西。我之所以会接受米其林集团的聘书，就是因为可以回到巴西工作。最初我认为只要对工作熟悉后，就可以回到巴西，再争取成为当地某个生产现场的厂长或经理。
可是，与我的预想不同，公司方面却让我长期呆在法国，他们希望我安心努力工作，在法国多积累一些经验。事实证明公司的决策是正确的。虽然我在法国工作的时间延长了，但是这一段延长时的工作却为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到了巴西之后，这些经验就变成了世间至宝，使我的工作既轻松，又能很快就取得显著的成效。
1985年，我作为佛朗斯·米其林直属南美事业的COO前往巴西赴任，那一年我正好30岁。
调往巴西是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978年，米其林开始着手在巴西筹建工厂，旨在利用巴西当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生产卡车轮胎，供货给当地的市场。初期，事业进展得并不顺利，甚至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其原因并不在于产品有缺陷，不受顾客欢迎，而是因为巴西全国陷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巴西遭受的恶性通货膨胀达到高峰，已经上升到年率1000%的地步。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率迫使很多公司无法正常运营，米其林也不例外，公司派往巴西的管理人员中，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这种高通货膨胀、高利率的情况，对此只能束手无策。
如果在正常运营情况下，巴西米其林分公司应该是生产顺利，气氛活跃，而且肯定会赢利。可实际上，公司的营运状况很不稳定，不仅如此，还蒙受了巨大损失，出现了很大数额的财政赤字。
佛朗斯·米其林和他的顾问们都认识到有必要迅速采取对策，但大家在如何做、派谁去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众人意见不一，辩论很激烈。
财政部主任对佛朗斯·米其林说道：“众所周知，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问题，这只有了解巴西并熟知高通货膨胀对策的人才能解决。”
米其林的CFO谢依多·卢来说：“那就派卡洛斯·戈恩去吧。”
人事部的最高领导约翰·克罗多·茨卢兰立刻表示反对：“他才30岁，不论怎么说都太年轻了。虽说他进公司以来一直都干得不错，但还是有待提高。在这种非常时期，绝对不能把他派过去。”
佛朗斯·米其林仔细听了大家的意见后做出决定——那是在别无选择、迫于无奈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他宣布让我担任COO，作为他的直系下属前往巴西。最后他说他相信我有这个能力可以克服困难，使南美的事业得以好转。
茨卢兰的顾虑是理所当然的，我进公司才仅仅７年而已，虽然我在担任路皮易工厂厂长和大型车辆专用轮胎R＆D技术中心所长时取得了很多成就，但这些都是在正常生产环境下取得的。短短７年的经验不知是否具备去掌管南美那个拥有２个工厂、２个橡胶种植园、近9,000名员工、３亿美元资产、问题如山的事业的能力。
但是，我有３个有利的因素。
第一是我年轻，正所谓“初生牛犊不畏虎”。能够回到里约热内卢，能够在自己出生的故乡经营一番事业，这对我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虽然很多朋友都提醒我说：“这不是一件用一般方法可以解决的事情，你不要把事情给搞砸了。”但我已下定决心要回去。
我爱我的祖国，我一定要回去，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去力挽狂澜。在知道自己已被任命为米其林巴西COO的那天晚上，我去了凯旋门。我骄傲、激动、更充满了自信，我仿佛看见自己已经踏上了那艘鼓足风帆、正在乘风破浪的航船。把握住自我人生航船的舵，永不放弃、永不畏惧、永不后退，用青春的热情挑战逆风远洋！
年轻就有这个好处，只要有机会磨炼就会全力以赴，完全不顾什么暴风雨和大风浪，一出港口就只顾扬帆了。当然，帆船的基本操作是必须掌握的，我自信自己随时都可以起航。
我以年轻为资本走向船头，并不是因为前面有大风浪，而是米其林没有一个人经历过这种不安定的情况。在毫无经验的情况下走上这条路，我可以说是一个先驱者了，这对我来说非常刺激。
第二是虽然我没有在恶性通货膨胀下经营企业的经验，但因常去巴西的缘故，我对那里的通货膨胀有亲身体验。我知道巴西人通常不会为恶性通货膨胀而烦恼，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我还多少知道一些应付人们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做事步调不一致时的对策。
他们取出存款把现金带在身上，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通宵”银行取款服务。人们的工资也根据通货膨胀情况，一个月上升两倍或更多。巴西的媒体曾报道过一件通货膨胀时的趣事：去饭店吃饭的客人一点完菜，就马上要求进行结算，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等吃完饭再买单，饭菜的价格可能就已经上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