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与日产合作的公司很多，日产在与雷诺交涉的同时，还在和戴姆勒－克莱斯勒进行着认真的谈判，并四处打探福特的消息。雷诺只能一边努力，一边静观事态的发展，在雷诺身上还残存着过去与沃尔沃合作失败时的阴影，因此它必须克制自己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日产合作伙伴候选名单上的企业，任何一个都拥有比雷诺更雄厚的资金基础，对他们来说与日产合作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合作伙伴而已，他们的投资余地很大，因此即使失败了也可以从其他地方弥补损失。
但对于资金有限的雷诺来说，与日产合作是它重新翻身的惟一一次机会。很显然，如果合作失败的话，雷诺在欧洲市场上就会完全陷入僵局，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雷诺在扩大市场方面没有比与日产合作更好的机会，而对于戴姆勒－克莱斯勒来说与日产的合作只不过是其诸多机会当中的一个，因此它显得游刃有余。当时，我们都为雷诺的未来捏了一把汗。
汽车界和大部分媒体都认为戴姆勒－克莱斯勒比雷诺更有可能成为日产的合作对象，但1999年3月11日戴姆勒－克莱斯勒正式退出了与日产的谈判，并发表了一个极为简单、甚至有点冷淡的声明。苍天有眼，与日产合作的机会降临到雷诺身上。
于是在同年3月27日，日产社长义一和路易·施维茨正式在雷诺日产国际合作协议书上签字。根据协议，雷诺为日产汽车投资643亿日元（54亿美元），作为回报，拥有日产36.8%的股份。这个协议里包含雷诺的出资比率可以增加到44.4%这一条款。
义一在与施维茨一起出席记者招待会时说道：“通过今天的签约仪式两家正式开始合作，相信这次合作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帮助。这次合作范围广泛，包括工程技术、技术开发、品质保障、生产机构等等……”
在声明中施维茨和义一社长强调——雷诺和日产的合并诞生了一个世界上重量级规模的汽车制造集团。
围绕合作问题的几次交涉，并不是谈那些空洞的理论，而是谈现实问题和与之相关的人们的想法。我们先弄清情况，再统一认识，然后才开始谈合约的问题。
上述各项因素，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交涉也无法顺利进行。下面我就来谈谈有关雷诺－日产国际联盟的诞生的人与事吧。
雷诺： 对雷诺来说，与日产的合作是长期性定位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雷诺意识到，要想长期生存下去，就得找一家大企业以某种形式合作。
小企业要想与大企业竞争，就得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在开发新课题及开拓市场方面绝对不可以慢人一拍。但令人头痛的是，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不可能始终发挥出100%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大企业可以暂时不予理会，但小企业却不能坐以待毙。
雷诺全体上下无一不痛感到合作的必要性。当得知戴姆勒－克莱斯勒推出了与日产合作计划时，也确实有过放弃与日产合作的念头，因为我们担心竞争不过戴姆勒－克莱斯勒。
但最终雷诺还是决定要争取到与日产的合作，当然，也充分做好了承担风险的准备，虽然有风险，但认定机遇大于风险。
日产： 在此我无法透露日产选雷诺做合作伙伴之前的内幕情况，因为我当时还没在日产内部工作，但对于当时日产所处的状况，可以说一说我个人的见解。
假如没有一个大汽车制造公司帮助偿还日产的债务，日产就会被逼上绝路，这是整个汽车界众所周知的事实。
1998年11月信用定价公司提兹和斯坦特－普亚兹，以日产债务益发严重和日本的经济不景气为由开展下调日产信用定价的讨论。并且警告日产，要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得不到其他汽车公司的资金援助，就把日产的定价降到投资标准价位以下。这两个公司本打算把日产的定价下降到“废品”价位（低于BB股的低价债券）。所以，要是合作失败的话，日产就得接受破产这一耻辱的事实。
日产之所以急于答应与雷诺合作，就是因为除此以外他们别无选择。为了防止倒闭，已经没有时间想这想那了。日产已经站在悬崖边了，在向外界求助的时候，惟一伸出援助之手的就是雷诺。
路易·施维茨： 路易·施维茨从转到雷诺时开始，就认定雷诺只盯住欧洲市场是无法长期生存下去的。在很早以前他就开始摸索与其他公司合作，从而开拓海外市场的道路。当发现了与日产合作的可能性时，他就下决心要认真促成此事，于是私下里与义一进行了会谈。
与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合作和谈判失败意味着日产已经被逼到绝路上，此时，雷诺完全可以提出更多有利于自己的条件，但路易·施维茨做了明智的决定。他说：“我丝毫不想改变既定的任何一个条款，协议应该建立在长期信赖的基础上，要是改变条件，日产的人们就会觉得雷诺是在乘人之危、趁火打劫，这些不安感会产生永久的负面影响。”
义一： 义一觉得日产的衰退，自己有很大的责任。在任日产社长期间，他千方百计推进重建项目并想重新整理先后顺序。他认为拯救公司需要采取与往常不一样的新方法，为了重建公司，他冒着被辞退的风险制定了一系列新方案。就同媒体对他的报道中说的那样，他始终认为应该给公司灌输一种新思维需要外部刺激的思想。他多次说道：“日产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下去，就得吸收国外汽车公司最好的优点，从而实现我们向往的国际化。我自始至终都是这么认为的。”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到1999年年初，他为了拯救日产，奔走于世界各地，与各大汽车公司交涉、谈判。
在交涉中日产实际上处于弱势，但以下三点他坚决没有退让：
1.不改变日产的企业名称。
2.CEO由日产选出。
3.重建计划以日产为中心进行。
雷诺与日产为了了解情况第一次互派特使时，义一与就路易·施维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说：“施维茨先生是可以信赖的人。”施维茨完全接受了义一提出的三个条件，并把这些条件如实地记录在雷诺－日产合作协议书上。
义一以一贯的向前发展的姿态和开放的思想，致力于雷诺－日产联盟的成立工作，推荐我任COO的也是他。而且在签约仪式结束后，他就主动退居二线了，但他至今还经常向我提出一些很好的建议并时时给予我鼓励。他是个友善待人、和蔼可亲的人。我无比地尊敬和佩服他在艰难的条件下反复与其他公司交涉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合约的成功对他来说是不是一种解脱？还是对他为合作而付出的心血的回报？现在日产正在复兴的途中，很多人都说1999年3月以前的义一看起来十分疲惫，但签约仪式结束后，他充满了朝气与自信，看起来像是卸下了千斤重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