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经过严格的组织程序，我“有幸”受命于危难，被市委组织部任命为这个已陷入瘫痪、1949年建厂、有着千余名职工的国有中型企业当厂长兼党委书记。　　被任命时的兴奋，转瞬即被矛盾与困难所取代。　　没有资金、市场萎缩、债务缠身、管理混乱、人心涣散。回款几乎已承担不起企业最基本的开门费用。因交不起话费，电话能停的都停了；因交不起水费，办公楼里的厕所也封了。　　欠工资半年以上、欠养老金、欠集资款、欠医疗费、欠税、欠银行本息、欠水电费、欠煤款、欠原材料款、欠配套款……　　这厚厚的欠帐单象一块块石板压在我的心上。　　机构要精减、人员要分流、中层要更换、班子要建设、作风要整顿、市场要调研、产品要调整、管理要重建，职工关注的焦点是非要给个说法。千头万绪，百废待兴，但当务之急最最要紧的是筹措资金、启动生产。　　资金在哪儿？让职工集资显然已不可能；跑贷款，任你跑断腿、磨破嘴，也没人再愿多看一眼这个千疮百孔、信誉极差的国企。　　心急如焚之际,经朋友点拨:“个人房产抵押可以贷款”，已别无选择，就用班子每个成员的房产证去抵押贷款。开始，班子个别成员有异议有顾虑，做工作，最后终于达成共识。　　这恐怕是企业有史以来贷款速度最快的一次。生产终于被艰难地启动。　　此后，有两位职工先后找到我，拿出自己上千元的积蓄要交给我，让厂里应急，并一再强调不要说出他们的姓名。患难见真情，人在最困难时得到的帮助是不会忘记的。　　生产尽管启动，但形势并未好转,企业仍在低谷中挣扎。订单少回款差，拆东墙补西墙，吃了上顿没下顿，不得已，新班子上任后也开始拖欠工资，连续几个月每人每月贰佰元的生活费都无法保证，部分职工开始对我与新班子产生了怀疑与动摇。有主动要求下岗的、有要求调走的、有出去“拉杆子”与企业对着干的、有吃里扒外帮助外面上企业产品的。一些合作多年的外协配套户也纷纷“另起炉灶”干起我们的产品，一些合作多年的用户也开始另选供应厂家。最糟糕的大概是由于看不到希望，新班子内部也出现了矛盾，出现了令人痛心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