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的冬天是我记忆中最寒冷、最漫长的冬天，不仅仅是因为办公室里供不起暖气。　　也就在这个时候，各路债权人蜂拥讨伐、穷追猛打。讨债者有内有外，四面八方，从早到晚。理智体谅、死缠硬泡、拍桌砸凳、跟踪恐吓、骂娘动刀……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切都应理解。无奈此时的企业已是真正的“杨白老”。　　一次，一位喝了酒的讨债者把带着菜叶的菜刀架在我的脖子上，办公室主任进来救驾，被当场打了个“毛青眼”。　　我与班子成员曾被红了眼的讨债者困在办公室里十几个小时，不能办公、不能下班、不能吃饭，直到次日凌晨大家才逃出去找饭吃。　　为了避免直接冲撞，那段时间我成了企业最难见最难找的人，上班进厂前要先问能否进？甚至上厕所也如此，狡兔三窟，我的办公地点也不得不随时变换着。　　我最难忘的是1998年春节的工资，那中间包含着多少苦涩，恐怕是多数职工不知道也想不到的。　　由于形势严峻，1997年国庆节后,我就着手考虑积攒1998年春节的工资以及节后的生产启动资金。临近1998年春节，银行同志来催收利息十几万，许诺还息后，立即再给企业原数贷出，并情真意切地说：此事关系到他们的工资与奖金……于是，我就答应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还款容易贷款难。春节一天天临近，工资却还缺着一大块。一定要把工作做到“家”。寒冬腊月的夜晚，我去银行有关人员家里“通融”，遭到了拒绝，甚至是严厉的指责:“工人开不了工资,你当厂长的还搞这一套。”无论我怎么解释，最终还是灰溜溜的提着礼物被赶出来。这一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难堪、什么叫尴尬、什么叫“丢了杆子撵船”的滋味。　　失眠、着急上火，我生了满口的溃疡,说话吃饭都困难。不死心，再去找，春节的工资不仅仅是工资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关系到一个有着上千职工国企的稳定。我想，银行的同志是会理解的，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我不知自己是怎样从银行的办公大楼走下来的，两腿发软，脑子一片空白。从银行出来，我就象一个丢了家里贵重东西的孩子无法回家向父母交待一样，迟迟不敢进厂。真没想到，我竟是那样的脆弱，那样的没有出息，我竟抱头蹲在车往人来的街头掉起了眼泪，与我一起去的同事只能尽量用身体为我遮挡。　　咬紧牙关挺住！老天有眼，想尽一切办法，经过不懈努力，春节前，工资总算如数发到了每位职工的手里。　　这几年的春节一年比一年形势好，一年比一年奖金高、福利多，但是每年春节前我都禁不住想起1998年的春节。尤其是2002年春节前的公司大会上，当大家为春节的奖金与福利报以热烈而激动的掌声时，我觉得1998年春节的一些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忘不了那时为了拿到货款，销售人员大年二十八九还在外地；忘不了那时为了争取到市里对企业一万多块钱的救济金，党委副书记与工会主席在冰天雪地里一等就是一个上午；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