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图书市场上，当一本书红火起来位居畅销书榜后不久，便会有一系列从名称、封面、内容、体例、甚至版式都类似的书涌现出来，从而形成一股出版潮流，这种现象，人们把它命名为“跟风出版”。
在国内图书市场有待成熟的背景下，跟风出书现象相当普遍。一本书畅销后，蜂拥而上的是大量话题、书名、封面、内容文字相似的“小兄弟”。这是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跟风不会赔本，应该是商业规律，如果把书换成其他的商品，跟风也是正常的事。
图书生产一旦进入大众文化领域，跟风就不可避免。归根到底，图书跟风还是利益的驱动：成功的范例在前，依葫芦画瓢地机械复制，只要跟得快，既可以减少内容开发的成本，又可以降低试水市场的风险，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搭便车”现象。
一书得道，众书升天
细心的读者一定还记得当年曾误读“金庸新”、“全庸”、“古龙巨”、“琼瑶名”等人的大作，自那个时候起，中国图书市场上便开始有了一种新的游戏——“跟风出版”。这个游戏玩了多年，花样百出，甚是热闹，今天看来，游戏还在继续。
据数字显示，畅销书占中国国内图书总量的6.7％，创造的利润则占整个图书市场利润的68.9％。在利益的驱动下，没有理由不跟风。“一书得道，众书升天”的现象比比皆是：一本书畅销后，很多相似的书籍马上出现，模仿话题、封面、文字，甚至是出现封面、书名几乎完全相同，内容却迥然不同的书。有专家认为，跟风是大众文化生产中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从市场来看，跟风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有一个好的点子，即使是最好的出版社，也不一定能把这个点子用完，大家都看到这个好点子，马上来分一杯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好的点子，引发不同角度的表达，应该是件好事。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很多跟风书本身就是“出版垃圾”，这类书会加重读者的负担，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负担，还是选择上多花时间的负担。
匈牙利学者阿诺德•豪泽尔在《艺术社会学》里说过，通俗文艺“总是机械地套用某些创作规则，即坚持那些畅销书、红极一时的东西的标准，某种手段一旦获得成功，就百用不厌，不管是否已经用滥了”。通俗文艺创作是这样，整个大众文化生产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记得戴安娜去世时，一个月内出现了17种关于她的书，卖出200万码洋；张国荣去世7天之内，也有两本纪念张国荣的书面世，其中一本从组稿到成书只用了5天的时间。克林顿的回忆录《我的生活》中文版“经过近两个月紧张而高效的工作”，即将面世之时，《莫妮卡•莱温斯基自述：我的爱情》已经上市，而这本书实际上是2000年在世界各地出版的名为《莫妮卡的故事》的“莱温斯基自传”。伊拉克战争、非典型肺炎、奥运会期间，图书市场上的你争我夺，绝不亚于新闻事件本身的精彩。
除了畅销书之外，还有长销书。据统计，在中国四大名著中，市场上有50多个版本的《红楼梦》《西游记》，60多个版本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外国名著更是数不胜数。
有排行榜就必有跟风现象
有畅销书排行榜，就一定会有跟风现象，这是市场规律造就的必然结果。
有专家分析，全世界的畅销书主要有4种：第一种是爱情小说，也包括婚外情、一夜情之类；第二种是医疗保健书，当然，也包括减肥、健身、瑜珈等；第三种是励志书，又分商业励志，如《谁动了我的奶酪》、《把信送给加西亚》，一般性的励志，像刘墉、吴若权、戴晨志的书，或者像《心灵鸡汤》、《人性的弱点》；第四种是商业企管书，像《水煮三国》、《细节决定成败》、《赢》。万变不离其宗，要做畅销图书，如若以这4种为主，跟风就是必然了。
是的，有畅销书排行榜的地方就一定有“跟风”。上了畅销书排行榜，表示是有实力的出版社，跟风的一般是二流的出版社。在台湾，金石堂排行榜的前三名才能有10万本的销量，因而偶像的书卖得好时，关于F4、周杰伦的书就会有好几本。而在日本，销量有一百万本的书一年只有一两本，跟风书在日本有一个特有的名词叫“泥鳅书”，有一位日本作家井狩春男写了一本书叫《这书要卖一百万本》，就专门分析了这种现象。大家都抢着出畅销书，有时就要比谁更能贴近人心，谁模仿得好。像几年前在内地畅销的《中国可以说不》就是模仿日本的《一个可以说NO的日本》。在美国，从19世纪末就有打造畅销书的理念，怕印的书卖不掉，常常会跟风。到了20世纪80年代，出版业高度垄断，最重要的出版集团只剩下像时代华纳、贝塔斯曼、新闻集团，一年要出那么多书，但创意又没有那么好，一个创意用在不同的书上也是常事。在法国，也有畅销排行榜，新的作家出头不容易，要出名就只有跟风。其实，像家电产品、衣服时尚等模仿名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