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要一穷，就很难享有尊严。
我曾经在一本1994年下半年出版的刊物上看到过一篇短文，讲的是深圳一家饭店门口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大腹便便的老板模样的男人，拿着一沓百元票面的人民币，朝面前一个年仅十四五岁的外地打工仔模样的小男孩眼睛边晃来晃去，要这个小男孩当众叫他一声爹，说是叫了“爹”，就给这2000元钱，否则，这两年的工资就一分也没有。小男孩打工仔开始还一脸倔强和愤愤不平。那个大肚子经理反复逼他，说，你叫不叫，再不叫我就走了，你干这两年就一分钱也没有了。围观者中有心软的劝这个小男孩叫一声：“叫声爹又怎么了，我要是你早就叫了，白干两年多辛苦！”小男孩打工仔脸上的倔强和愤慨慢慢变成了无奈与沮丧，禁不住满脸泪水，为了那沓2000元钱，忍辱叫了一声爹。让人痛心的是居然还有好大一部分围观的人鼓掌助兴。大肚子老板就更加来劲，对小男孩打工仔说，我把钱丢在地上，你再磕个头叫声爹，这些钱就归你了。小男孩打工仔就跪在大肚子经理面前，撕心裂肺地凄然大叫一声：“爹……”
我相信这个故事，因为我看到和遇到的事情中，还有比这更厉害，更过分，更逼迫屈辱的。
过去我们常说，穷要穷得有骨气。现在看来，说骨气，不能只是一番话、一副表情，或者一种心态。骨气，必须要体现在改变贫穷面貌的具体行动中去，否则，这个“骨气”就很难保持长久。
我受的歧视也是够多了，一般打工仔受到的歧视我受过，一般打工仔没有受到的歧视我也受过，这便是我特别想争气的主要原因。也只有真正要想争气的心理，才会激发出坚定的行动。
首次经商失败后，家乡就有人说我“这辈子完了，这娃娃是稀泥巴糊不上墙”。这种评价比做生意亏本更让我痛心。为了证实自己能够“糊上墙”，我决心努力致富。换句话说，我那时候要致富，就是为了证实自己这辈子不会是就这样完了。
发财以后，我立即捐款40万元给家乡办教育，捐款近100万元给村里修公路……说实话，离家以前，我是想给自己争气，到了广东后，我想的就是给百万打工仔争气了。不管是老板还是打工仔，大家都是人；不管是广东人还是四川人，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理由欺负谁，贬低谁，是好汉是能干的人，大家到创业的实际中去比。
在1994年时，我的“川惠实业集团公司”有8部1厂共9个经济实体，近500固定员工，数亿资产，在整个广东省的私营企业集团中名列前茅，而且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是四川人。
我投资1亿多元人民币修建的“川惠综合大楼”，占地2288平方米，楼高39层，是目前淡水（惠阳市中区）的最高建筑物；我兴建的“川惠工业区”建筑面积共18000平方米；以及规划的“蜀锦花园”，准备投资2.5亿人民币；拟投资7000万人民币，生产国家级专利项目──汽车变色镜；投资3000万人民币，在家乡广安地区兴建一座三星级宾馆；
……
（此为1995年底以前的情况。编者注）
当然我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说完，我说这些也并非是想炫耀什么，我只是想告诉读到这本书的朋友，所有这些项目，我没有欠银行一分钱，我争气的第一步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从这一点上看，追求财富，已经退居次要的位置了。
为了奖励我自己，我给自己（也是给全家人和我身边的高级助手们）修了一栋豪华别墅，耗资800万元人民币，是我自己设计的。我对施工的人说：“我不在乎钱多少，我只在乎是不是广东第一。”
人要是没有了目标，没有了上进心，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没有改革开放，没有邓大爷，我们只能是“盲流”，是“外流分子”。
机遇是大环境提供的。
不管是名正言顺的打工仔，还是已经由打工仔变成了大老板、大富豪，每一个人都得承认这一点，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如果不是解放思想，如果不是邓大爷的政策好，我们连打工仔、打工妹都没有资格当，依然还是人们心目中的“盲流”，甚至还是村干部嘴里叫惯了的“外流分子”。
不仅称呼如此，就算你能够走出去，并且能够有地方生根，有地方干活，你也只有挣饭钱的可能，不会有发大财的机遇。
这也许就是建国这么多年来，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才出现富翁的主要原因吧。
这也反映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在中国，最大的机遇就是政策。有了好的政策，就会有宽松的大环境，有了宽松的大环境，每个人就都有了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和条件。再接下来，才谈得上是个人的因素。
所以，任何时候我都忘不了邓大爷的好处。
并且，我也由此多了一条任何时候都值得炫耀的本钱：我是广安人，我与邓小平邓大爷是同乡！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自己始终觉得，对于我，这真是一件三生有幸的事。
并且，有幸的事情还远远不止这一些。
在《青年作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写我的文章，其中有一段写道：
“刘延林有幸，同世界伟人邓小平同乡共梓，同是出生广安，可巧又都属龙，只是刘延林晚了整整一个甲子，1964年才呱呱坠地，而那一年邓小平正满60岁；还巧的是，1918年邓小平14岁离开广安，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刘延林步这位乡贤的后尘，60年后也是14岁时离开广安，外出打工……”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
我觉得我自己整个就是沾了邓大爷的光，而且，我比别的人沾的光多得多。别说全世界，就是全中国，就是我们广安县，能够有幸同这位伟人有3样巧合的人有几个？所以我常半真半假地开玩笑：我的命好。
当然，这个好命不能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我，以前的日子的确不堪回首。
这样说似乎又有点与命无关了，是不是？不必那么认真计较这些话，我们不妨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心理因素，一种精神力量。
而真正的，实在的，就是由于邓小平他老人家设计了举世无双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人们的观念，这使得我们这些打工仔不仅有了机会，还显得名正言顺了。在这里，我给你读一段《中国青年报》1994年2月21日登载的一篇题目叫《新儿女英雄传》的文章，那是中国青年报社的记者毛浩写的:记者查阅了广安县志的人物卷，收入最多的是官员，其次是科技界人士，也有各类能工巧匠，而搞实业的只有胡仲实一人，在民间，历来推崇的是农活耍得伸抖的把式，当地民谚有“生意买卖眼前花，锄头落地是庄稼”的说法。
刘延林的父亲就是个乡土英雄，他不仅农活干得好，而且老实，勤恳。因此，当少年刘延林显露出他不安分的天性时，他没少挨父亲的棍子。而且在乡亲们的舆论中，刘延林的不肖也是遭到一致谴责的。他一点也不像他老汉，飘得很。成天骑个猪仔摩托（乡村间猪贩仔常骑的嘉陵50-型小摩托）到处跑，屁股后老是跟着一群要债的人。这就是外流前的刘延林留给村里人的印象，在这样的环境里，刘延林实在呆不下去，1981年，他身上带着9元2角钱离开了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