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尼克·利森的狱后生活有些“吃老本”的话，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则是改头换面，再创辉煌。这名上个世纪80年代臭名昭著的垃圾债券大王，开创了创办发行垃圾债券的企业之先河，然后以这些垃圾债券来诈骗投资者的钱财。1990年，他承认犯有6项债券欺诈罪而入狱22个月，罚款100万美元并且被终生赶出金融业。他的故事被詹姆斯·斯图尔特写入华尔街名著《贼窟》一书中。但米尔肯并没有因此遗臭万年。他在加州的圣塔莫尼卡成立了一个经济智囊机构“米尔肯研究院”。大病初愈后，米尔肯决定改变前列腺癌领域研究的尴尬，他成立了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前列腺癌治疗的研究。通过中介医疗机构，他向全国的前列腺癌专家发出邀请：不用将自己最有可能研发出成果的计划呈交上来，把你最想做的、但需要较大资金规模的研究计划交来。此举解决了多数医学专家的研究经费问题，也改变了医学研究的风气：要求研究者在出成果之前就答应共享。而米尔肯以华尔街的操作模式组织各种集会与融资，并且对前列腺癌这种难言之隐进行宣传。他的慈善基金在而后10年投入了1100多个项目，使美国每年的前列腺癌导致的死亡人数下降了24％。如今，米尔肯的个人净资产已有数十亿美元。这个自J.P.摩根以来美国金融界最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在医疗、教育界也同样取得巨大成功。　　如果不对孙宏斌、史玉柱的未来过多的议论，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是中国为数不多能够超越自我的杰出企业家。特别是孙宏斌能够从监狱出来后短短的时间打造百亿级的地产王国，不能不说他的几年监狱生涯并不亚于再读博士后。　　用财富回报社会：为良心而反思　　拥有权力，然后用合法取得的财富来回报社会，这种形式也最为人们认可，是权力的最高境界。和许多媒体评选的世界富豪排名一样，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名列金融时报杂志最具影响力亿万富翁的榜首。49岁的盖茨累积的财富已达466亿美元，是名副其实的全球第一富豪。但微软公司生产的窗口操作系统几乎独占全球市场，以及盖茨及妻子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主持的基金会所作的慈善捐款，才真正展现他对世界的影响力。拥有270亿美元的比尔与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致力于改善贫穷国家的卫生与生活水准，把对抗艾滋病、疟疾、B型肝炎列为首要目标。盖茨已宣布，三个子女不会继承他的大笔遗产，这笔财富要留给全社会。　　香港富豪李嘉诚宣布，将他个人投资超过30年的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的近5%股权全数出售，套现所得约78亿元全数拨入其私人公益慈善基金会，以推动在全球的公益活动。据悉这是香港富豪历来最大的一笔捐款。距离常人，比如于我，李嘉诚先生实在遥远得很。不是说地理分别、代际落差之类，而是说财富鸿沟。就像时下穿越鸿沟抵达我眼前的这笔“私房钱”，便大得令我难以想象。这个财富天文数字，首先标志着他作为经济人的成功，看得我生畏。而他宣布将其全部作为公益慈善基金，并创下新的“香港纪录”时，表现出的作为社会人的财富良心则令我生敬。　　美国钢铁巨头、公认的私人慈善事业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内基1889年说过，致富的目的应该是把多余财富回报给同胞，以便为社会带来最大、最长久的价值。100多年后的今天，卡内基的理念在5位美国百万富翁的生活中得到完美体现。他们或出身豪门，或赚钱有方，却都追求“金钱的价值在于你能用它做些什么，除此之外则毫无价值”的信条。他们乐于助人，甚至不惜生命，最终他们因为施舍而变得更加富有。　　卡伦·皮特尔曼在纽约曼哈顿富人区的一幢高级公寓内长大。终日养尊处优的生活让她对贫穷毫无概念，父母对财富只字不提使她从不了解自己家庭是多么富有。直到21岁成为布朗大学大四学生时，皮特尔曼才得知外祖父莱昂纳德·利特温曾在她名下建立了一份价值约300万美元的基金。现年90高龄的外祖父是纽约市早期创业者之一，曾被《福布斯》杂志列入最富有的400名美国人行列。除了父母用作储蓄的部分基金，皮特尔曼只给自己留了1.5万美元生活费，然后把其余所有钱都投资创建“茶原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一个服务于低收入妇女的非盈利机构。　　克拉温斯基曾是一名老师，上世纪90年代通过投资费城房地产业迅速聚集起数千万美元的财富。但他随后把几乎全部钱财都投入了公益事业。他为美国疾病防治中心捐款620万美元；为一项公益基金会控股的房产项目投资3000万美元，其盈利都捐赠给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公共医疗学院。他还为一所残障儿童学校修建了一幢300万美元的校舍。克拉温斯基承认，这件事导致他与妻子的关系产生裂痕，但没有妨碍他们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詹金敦继续过着平凡的生活。从不断给予和分享财富的过程中，克拉温斯基享受到一种独特的平静。　　富豪之所以将取得的财富回报社会，一方面是因为这些财富是从社会上获取的，作为一种感恩，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富豪认识到了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在于分享，而不在于独占。生命是有限的，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是人的价值获得较大程度的升华，是自己的生命光芒能够照亮更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