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纳托利·丘拜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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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欧洲古典建筑风格的列宁格勒图书馆，内部采用巨大的柱廊结构，总共有28间阅览室、1700万册图书、30万件手稿和112万册地图，在这里工作的尼娜?奥金格知道装有禁书的那个特殊抽屉的具体位置。70年代晚期，年轻的奥金格是这个规模庞大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在没有人注意的时候，她就蜷曲在那个抽屉旁边，翻阅里面的禁书。那些书主要是一些被苏联当局确认为对国家有颠覆性的西方图书，它们被放在一个密室，一间单独的、上锁的屋子里，当有外宾需要借阅时，才在一定的时间内放到那个特殊的抽屉里。任何人想要接近那
些书都必须填写很多登记表，并需要特殊批准。尽管那样，这些书还是经常莫名其妙地消失或者根本无法借阅。“对不起，现在借不了，”工作人员很可能会这样说，“图书馆正在修理。”
为什么那些特殊的书会神秘失踪呢？当局不会给出解释。他们把不允许人们阅读的图书妥善保存起来，这又是一件发生在“发达社会主义”体制下，令人不可思议的荒谬的奇闻。显然，那些书不可能完全被幽禁，因为一个自1814年建成后就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图书馆，不会承认它们根本就不存在。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晚期，有关部门更愿意简单地决定把那一类书籍储藏起来。
那时，苏维埃人们的思想控制使人们更加渴求知识，作为年轻学者最爱光顾的图书馆——列宁格勒图书馆，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思想的空间。
在有高高天花板的社会和经济阅览室里，几个年轻的书目编辑知道图书馆内的所有藏书，从用藏语写的书籍到所有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书目编辑们同情那些对禁书感兴趣的读者，一旦读者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他们之间可以自由地交流任何事情。那些日子，读者称“列宁格勒图书馆”为“精灵聚集的地方”，这种说法不是指那些藏书，而是指聪明的书目编辑、图书馆管理人员和读者都聚在那里。他们静悄悄聚在一起阅读和小声争论，尤其是在吸烟室和有几张桌子的小餐厅。
克格勃侦察员和告密者也混杂在那些聚在一起讨论者中间，但没有人能明确地知道哪些是划了红线被禁止谈论的危险话题。这个政权已经向衰弱和病态方向发展，它那神话般的触角已经麻木，神经开始混乱。但仍然有某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制约着人们不敢高声谈论。列宁格勒之所以著名，因为拥有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克格勃部门。一次，一名研究员到图书馆借阅几本禁书。他即被告知，图书馆中没有这几本藏书。过了一会儿，借书人带着书目编号又返回来！他知道,他要借的图书就在图书馆里，只不过是被藏起来罢了。随后，克格勃人员开始展开调查，调查他从哪儿弄到的那些书目编号？
尼娜?奥金格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她观察那些进出图书馆的人。她身材不高，披着长长的浓密的红褐色卷发，一双调皮的眼睛会闪烁出热情的光彩，还会在严肃的气氛里黯淡下来，她对每天到经济阅览室的各种各样的读者的情况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很容易就回想起每个人的脸和他们的图书证号。她记得在读者群中，有个身材高大、英俊的年轻人，长着引人注目的浅红色头发，总是阅读与政治和经济有关的书籍。他的名字叫阿纳托利?丘拜斯。
对于那个时期年轻好学的学者来说，丘拜斯和他那一代人对克格勃存有敌意，不是因其无所不在而需要戒备，而是因为他们必须注意自己在公开场合的谈话方式。这种谨慎的态度已经习惯成自然，成了第二天性。他们周围的每一个地方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在慢慢衰弱，工业运转和经济形式逐渐变得紊乱，领导层腐化堕落，自我吹嘘成风，但是年轻的学者们一直只用低声议论并且使用暗语。执政者所谓“完美的生产体制”早已暗淡无光，就像列宁格勒市中心马拉特大街9号的列宁格勒工程经济学院的灰色外墙一样，年轻的教授丘拜斯就在这所学院执教。
在图书馆见过丘拜斯几面之后，奥金格也被分派到丘拜斯所在的学院工作。这不是她本人的选择，她本人不是党员，自认为是个自由思想家，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她在毕业后被党组织分配到死气沉沉的应用经济研究所工作。“经济研究所里都是些滑稽的人，”奥金格后来回忆当年时说，“对我来讲，仿佛一下陷入某种极端环境里，周围的人都是保守教条的意识形态专家！而我是一个进步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