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学院有数以千计的苏维埃式的专家，据称都在解决勃列日涅夫时代悬而未决（没有解决）的众多问题，中心议题是：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在上千间小办公室里，布置着完全相同的浅色木头柜子，薄薄的窗帘，绿色塑料罩的台灯；教室中，黑板排成一条线，就着半杯茶水，苏联研究员们努力地寻找着“科学”地修复这台运转不佳的社会主义大机器的方法。研究员们恪尽职守地花了数年时间检查那些使苏联工业吱吱作响的齿轮，旨在找到推动它们前进、或者至少能阻止它们后退的办法。他们寻找一个“指导方针”、一条线索，指
望能使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使钢铁生产量提高3%。每种产业，像机械制造业、煤矿开采业、农业、冶金业和其他十几种产业，都有自己的研究所，做相同的研究工作。成千上万的研究员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寻找其他方法，来衡量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经济生活中，许多研究员们知道，至少在心里猜测，他们寻找的完美的“指导方针”的探索是徒劳的。
奥金格到研究所工作不久，就赶上每年都得参加的强制性的秋季劳动，到一个集体农庄采摘西红柿。整个研究所人员都被派往列宁格勒最东面的一个郊区，起伏不平的泥泞道路只有乘拖拉机才能通过。乡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受欢迎的短暂的放松，使人们暂时摆脱学院研究会的折磨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无休止的讨论。他们住在木制的临时工房里。白天，他们一起搬运笨重的木板条箱子，把摘下的西红柿从地里运出来，晚上他们唱歌、喝酒、聊天。新鲜的空气、疼痛和疲劳的肌肉，晒伤的肌肤、友谊的交流、浪漫的承诺，使他们变得精力充沛。
他们是轮班到农场工作的。奥金格很快就认出另一个组中的丘拜斯。他体态挺拔，相貌英俊，脸色在激动和生气时都会在瞬间变红。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年轻人，一个有责任感的天生的领导。他是一个正派、严谨、充满自信的人。
回到学院，他继续进行“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研究”工作。据奥金格后来回忆，丘拜斯不是保守的经济学家，但他也不是持不同政见者。如果说他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总是勤勉用功，是深受老教授喜爱的学者。他很早就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在学院中这也是很不寻常的。他用温和但不屈服的微笑就把追求他的有些轻浮的女生拒之门外，她们从他身边走开，并大声宣布：“他真是不可救药！”但是有朋友在周围时，他显得既有魅力又幽默。他喜欢爵士乐，但从没发现他听“性手枪乐队”和“艾利斯?古柏乐队”的音乐。他是一个相当正直的年轻人。
晚上，集体农庄里几乎没有吸引人的娱乐活动；乘坐拖拉机去最近的电影院需要几个小时，因此他们总是清谈到拂晓时分。在偏远的乡村，他们的谈话不再受克格勃人员的监视。1979年10月的一个晚上，丘拜斯同研究所来的两个朋友开始争论他们为完善社会主义工业所做的无休止的研究。一位叫格列高利?格拉兹科夫，他是个文静、善思的研究工业自动控制方面的专家；另一位是尤里?雅尔马加耶夫，是个感情用事的数学家，他灵感思维的涌现就像电焊工电焊时喷出的火花。雅尔马加耶夫是一个反苏维埃的激进分子，格拉兹科夫是头脑冷静的分析家，他对每一个想法都有评论，丘拜斯则是拥护现有体制的人。他当时24岁，两个朋友都比他大一岁。他们进行长时间辩论的那个晚上，改变了他们每个人的生活。
“那是个特殊的年代，”格拉兹科夫以后回忆道，“勃列日涅夫时代，社会发展有一个固定的生命周期。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当勃列日涅夫掌权的时候，经济蓬勃发展。到1975年的时候，经济发展开始走向衰落。那年，是体制开始崩溃的转折点。70年代末，这个体制彻底地衰败了。人们对现存苏维埃体制的寄托陷入了完全的怀疑和失望。任何有头脑的人更是既失望，又忧虑。1979年，政府做了最后一次努力，试图修补这个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