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城市化
许多跨国企业的一个主要难题就是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进入中国，既不要浪费发展中的市场经济的大量资源，也不要贻误时机以至于无法保持早期进入市场的优势。香港和上海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大门。
从1990年至2000年，中国12亿的潜在消费者吸引外国投资者向中国投入了几十亿资金。不过，经历了最初财源广进的快感过后，很多公司都发现众多问题摆在面前。随着中国市场竞争加剧，许多外资企业越发难以获取利润了，但同时也承担不起撤出市场的损失。分析可支配收入之后，企业发现理论上的那个市场不复存在。人均收入很低，很多产业部门超负荷运转，现在该是了解情况的时候了。
未来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是苏州工业园区，来自新加坡的200亿美元是其主要建设资金，整个园区是一座新型的“超级城市”，占地70平方公里，有可容纳60万人的房屋建筑并可为居民提供数十万个就业机会。人们利用新加坡技术建造净水处理中心、发电站以及世界一流的房子。苏州有220名中国官员被派到新加坡学习如何以“新加坡方式”来管理城市。我们也需要学习“中国式”的经营方法。
苏州仅仅是随后规模更大的全面改革的一块试验田。随着这类工业园区大量兴建，中国将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昨日的稻田可能就是明天的高楼大厦。自从中国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苏州的外国投资势不可挡。90多个项目进入苏州，资金总额高达25亿美元。工业区一片新气象：干净卫生，部门效率很高，此外还有豪华的湖边公寓、一流的学校、最新的产业设备等超现代化的硬件设施。从消防到城市规划等各个方面都应用了新加坡的专业技术。
在距离苏州不远的另一个工业园区，人均收入从之前的1000元（138美元）飙升到7000元。杜邦、西门子、欧莱雅、宏基、飞利浦和夏普在该地迅速建厂，带来了众多就业机会和先进技术。目前已有200多家外资公司和1000多名侨民迁入这个地区。豁免进口税促进了国家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如促进了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见，国家还将颁布更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在过去20年里，中国有3亿人口脱贫，未来20年内我们会看到更多人走上康庄大道。
工业化城市不会消亡
在20世纪70年代，中产阶级借助于更加便捷的交通工具和科技手段纷纷迁出城外，美国的很多城市里只剩下贫穷的下层阶级和黑人聚居区，这些城市基础设施逐渐落后，得不到基本的维修和建设，因而当时很多人猜测西方国家的城市将不复存在。的确，很多曾经繁荣的城市成了空城，但城市并没有消亡。有些地方的情况恰恰相反。以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为例：随着人们逐渐迁回城市并在工作和活动场所附近寻找高质量的房子，城市又重新发展起来。从空中俯瞰，整个城市就是个不断建造新建筑和新设施的大工地。
伦敦生机勃勃
伦敦也极具魅力，吸纳了众多居民，稳居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生活场所的前列。随着众多人口涌入伦敦，城中饭店和酒吧数量增多，电影院、旅馆和夜总会呈现一片繁荣。伦敦既是大型的商务中心，也是歌舞升平的娱乐场所，这个城市昼夜不停地为繁忙的经理人提供出色的服务。那些真正希望在乡村生活的人们也最好要在伦敦置办房产，以备晚上在城里逗留得太晚。伦敦的人口在10年内已增加了100万。
发达的网络社会导致地理位置越发无关紧要，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随着欧洲大银行在国内外进行快速的业务转换，伦敦将面临激烈的斗争来试图维持自己国际汇兑主导者的角色并巩固自己在银行业的地位。尽管面临严峻挑战，伦敦在跨境贷款方面仍将维持最高地位或接近最高的地位（目前在全球100 0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中占据18%）。但若想继续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外国银行，伦敦将面临激烈的竞争。伦敦海外无形资产净收益每年超过250亿英镑，这一数目还将增长。
全球化旅客迁至航空中心附近
空中旅行要求全球化的经理人必须居住在主要交通枢纽即大型国际机场附近。除非自己拥有飞机，否则每月往返机场三四次，每次要在路上耗费五六个小时。生命很短暂，容不得为了赶路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枢纽效应”也适用于高速火车线路。绝大部分最大的交通枢纽都处在大城市里或者接近大城市。哪里交通便利，哪里就能够发展，哪里就有利润。控制了交通枢纽，就控制了市场。企业应抓住时间优势，击败对手。
城市生活与远离尘嚣
在城市生活问题上，潮流与反潮流再次并驾齐驱。潮流是人们涌向喧闹而又充满机会的都市生活：人多意味着开发市场提供服务有着更大的成功几率，更多的赚钱机会。厌倦了都市生活的中产阶级则逆潮流而动，他们有能力过那种古怪而又奢侈的生活——他们“回归自然”，远离尘嚣寻找更加绿色的生活、更高的安全性、更加低廉的住房价格，他们在城外进行远程办公或者把所有事务都迁出城外。
不过，最富裕的人们将在城乡两地奔波。他们有2个、3个、10个甚至20个家。这是一种趋势。这样的人还会有很多。可以肯定大部分的家分布在不同的城市里。城市房地产价格昂贵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事实上，千禧年之前，人们不得不住在城里或者城市附近，这样他们才能进行面对面的交流，这是他们最喜欢也是创造最大财富的方式。从2020年开始，采取不同交流方式的后千年一代人将重新支配潮流。。
先千年人在出差跨越了半个地球之后走出机场大楼的时候，他们期待的是搭出租车回公司参加会议，而不是赶火车翻山越岭到一百英里之外的家庭办公室中。所以，绿色的乡村生活适合两种人，即那些没有全球化的中等收入的服务行业人员或者政府官员，以及可以应付无穷无尽的网络会议且对“城里”那些能够面对面更有效交流的竞争者不会感到惶恐不安的后千年一代。然而，日益增多的超级富豪将拥有最好的一切，既可以享受乡村生活的宁静，又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他们有私人直升机和飞机，可以很快将办公、家庭、饭店以及假日联系在一起，当然还可以通过机场和航线。
那些不太富裕的人会发现虽然他们日益进入远程办公时代，但是他们仍然需要很多面对面的会议。有些人迁出城外家庭办公，更多的人发现即使一个月里很多时间都在家办公，但为了方便他们也不得不住在现实活动附近的地方。
后千年一代争取虚拟工作的权利
对于后千年的人们来说，一切都不同了：在付出很大的努力之后，很多人将颇有成效地把自己、雇主以及客户组织起来，利用第三个千年的高科技来经营第三个千年的公司业务。面对面的交流不再是必需的了——他们可以采取虚拟的会议。
水的战争
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水资源缺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干事伊丽莎白·道杜尔说道，水资源危机在其重要性和严重性上将使能源危机相形见绌。到2010年的时候，水的使用，加上碳贸易和全球变暖问题，将成为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
人口越多，资源需求（包括水）的压力越大。在未来，我们将会看到国家之间有关水资源的战争，他们将就一些问题争吵不休：如一条大河有多少水流入他国境内，或者一个国家可以把另一个国家的水资源污染到何种程度。由于德国和奥地利每年向多瑙河倾泻100多吨硝酸盐和大量含磷物质，对多瑙河水质造成严重污染，黑海沿岸国家已经通过欧共体对两国提出诉讼。黑海里的藻花导致大量鱼类死亡，还导致40种生物彻底消失。
如果比利牛斯山上没有雨，那么安道尔共和国境内就没有水。如果由于某个国家导致里海遭到污染，那么其他四个里海沿岸国家也要遭殃。可以预见，位于河流上下游的邻居——无论是村民、村庄、集镇、城市、国家还是地区，他们之间的争吵会越来越多。
有限的淡水资源
世界上的水资源只有2.5%是淡水，而其中的2/3冰冻在冰川和冰帽中。地球上可以再生的淡水（降雨）只是全球水资源的0.008%，其中2/3由于蒸发消失。剩下的是人们可以使用的径流。不过，径流与人口分布极不协调。亚洲的径流量占36%，但是人口占世界人口的60%。南美洲拥有26%的径流量，不过只有6%的世界人口享受这些淡水。仅仅亚马逊河流域就有占全球15%的地表径流，但却只供0.4%的世界人口使用。地球上还有很多河流由于地方偏僻而无法得到利用，这一部分总共占19%。
全球人口已经使用了35%的可利用水资源，另外19%被用做“内流”淡化污染、发展渔业以及运输货物。这样，人类大概使用了占降水总量一半左右的水资源。但是，在1950年至1999年期间，人口激增了约27亿，水的使用量也增至原来的3倍。人口数量还将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到2030年世界上将多出占现在总数50%的人口，但水的供应恐怕不可能再增加3倍，届时水资源将极度匮乏。所以，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人们现在必须要采取措施。
雪上加霜的是，全球变暖很可能导致某些地方降雨增多，而另外一些地方降雨减少。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以目前的趋势来看，到2025年66%的世界人口将面临严重的水资源匮乏。
世界上很多最重要的农作物生长地区，包括美国西部、印度大部分地区以及中国北部，都出现了地下水过度开采和蓄水层耗竭的现象，在这些地区，地下水位每年下降1米左右。在未来，为了实现人口分布与水资源供应之间的平衡，更长更壮观的输水管道将遍布各国和各大洲。
亚洲的很多河流呈半干涸状态——情况还将恶化
过度灌溉导致亚洲很多河流每年都有一段时间呈干涸状态。这包括印度境内大部分河流，其中波澜壮阔的恒河，也是南亚的主要水源；还有中国的黄河，其下游在1987年到1997年平均每年有70天干旱无水，在1995年竟然有122天枯竭。
鉴于2025年城市居民将达到50亿，人们正采取措施把水从农田引入城市。在未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农业被迫采取严格的节水措施，到那时缺水的不是人，而是干旱的庄稼。在20世纪8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灌溉面积下降了121 000公顷，到2000年又有162 000公顷土地被排除在灌溉范围之外。在中国，水资源也从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供水。目前中国约有300个城市面临着用水紧缺的问题。
随着水表计量的普遍应用、“灰水”系统的发展（比如存贮洗澡水灌溉花园）以及人们对有限水资源的重新认识，预计到2020年，“水因素”将影响工业城市里的每个人，并将与能源利用一样处于支配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