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以前，我的一个同行在和我谈起出版业的社科选题面临的困境时，问了一句让我思考了几个月的话。
他的问话是：“你何不再写一些有关口才的书？”
我的思考结果是：一部《管好你的嘴》脱稿。
“口才”？“管嘴”？岂不是悖论？
我认为这不完全是悖论，坦白地说，是我对“口才”的一种逃避。
5年前，当我发现自己倾尽全力完成的《雄辩韬略》和《智辩空口道》（署名林蔚人）出版没几个月，内容就被“碎尸万断”后“移尸”在多本同类书里的时候，我的心碎了。自此，再接触“口才”二字，我就有一种被强暴后的欲哭无泪感。
我对写口才书再不热衷的另一个原因是：这类选题经过多年的市场喧嚣，仍没有给人们健康的语言交往注入多少理性的情愫，倒见得越来越多非理性的“嘴皮子”在社会上大行其道。著书的目的是为了育人，如果育人不成反倒成了助长某种不良风气的帮凶，我看这种书少出点儿也罢。
其实，中国人向来就不乏说话能力；要说缺乏的，倒是对说话分寸与后果的考虑。韩非的《说难》与《难言》想要留给后人的，恐怕也不是如何耍嘴皮子的技巧，而是教人说话时应该怎样把握分寸。现实生活中很多人恰恰不看重分寸与后果，往往为图一时的口舌之快而输掉了一生。
多说一百句话比多做一件实事容易一百倍。既然如此，为何不多说话少做事甚至不做事？国人的心态大致如此。因此世界上最难管的“祸嘴”在中国比比皆是。诸如三姑六婆、指点江山的谈资嘴；藏污纳垢、荣当国粹的垃圾嘴；光说不练、以讹传讹的寡头嘴；屡测屡误、屡误屡测的乌鸦嘴……嘴之难管，始于嘴痒。何以嘴痒？——“精神焕发”。
精神和意志品质远不能混为一谈。中国人很看重精神的弘扬，因此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话说得比谁都多，但欠缺的正是意志品质，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实干家”在中国反成“叹之为啧”或“啧之为叹”的“稀物”。而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们唱了不偏不倚的“反调”。我个人认为，若要解读日本在“战后”经济飞速复苏的主因，只要从日本人身上找找务实的意志品质就够了。有人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性格做了比较，说是中国人为一件事应该怎么做还在呼口号、斗嘴皮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把同样的事做完而且去领工钱了。这种比较虽不免失之极端，但毕竟把“嘴皮子”与“实干家”的实际差距彰显得很淋漓。奇怪的是，我们天天也在批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人”，怎么这种人会越批评越多呢？一言以蔽之——口头上无限度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耗掉了我们太多本应该付诸行动的精力。
我们成天抱怨外国人爱挑中国人的毛病，却未曾听到哪个外国人挑剔过中国人的说话能力。这就说明，中国人的“嘴功”足可以堪称世界一流。我们应该思考的恰恰是，在屡屡占尽“嘴上风光”的同时，究竟什么东西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觉得有两个关键词正在与我们互为背离：一是实干；二是自律。眼下，用于激励我们精神的标语、口号、讲话已经享用不完了，甚至很多人的脑子都装不下了，都该往外“溢水”了。而事实上由惰性所撑扶着的虚伪和他律却被“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的光环长时期地罩住，从而导致了实干与自律的意志品质难以得到根本上的提升。
既然老百姓都在口口相传中国人“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就说明我们国民自律性差这个现实已无法回避。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坚持不懈地扫黄打非”下图书市场超常的乱；我们面对的是“药品价格监督下调”下的药品市场的乱；我们面对的是京津塘高速的超车道长年以来一直由低速行驶的大货车霸着道的乱；我们面对的是人人高喊“环保”却家家使用超指标高分贝噪音和振动器械装修的乱……这么多的“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少点口号与空话，而在依法监督与督导实干方面多点理性投入呢？
请别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欧洲“大陆系”出台的同时，与此相配的是大批环环相管的监管警察。也就是说，连监管者都别想从被管者身上捞什么稻草。欧洲人今天的自律，就像他们的艾菲尔铁塔一样，不是用空话、大话、套话堆出来的，而是用时间和实干历练出来的。
基于如上忧患，我为自己将要捭阖的稿子定了一个基调——管好你的嘴！
我极力推崇以知识储量为根，有准确的语言表达能力的人多多地出现在当今社会的诸多领域、诸多阶层、诸多场所。这不但是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的必要保障，同时也是增强人与人之间诚信交往的重要砝码。一个集体、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不会因为“众人皆口才”而兴旺，倒是因为人人都把成就自己的“嘴功”当做重于一切的成功路径，而使得无处不在的大话、空话、假话、废话、套话成为这个集体、这个国家，乃至这个民族诚信建设的累赘。想到此，我心存忧患却无力解忧，无奈之中只得冒昧地向读界推荐《管好你的嘴》。我深知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是为序！
秦 林
2004年9月28日于北京分司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