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责任。“夫者存亡，嘴舌有责。”这“嘴舌”作为一个人存亡的不可忽视部分，当然与权与责不可割断。但人有说话的权利和责任并不说明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古人说：“舌为利害本，嘴为祸福门。”其意就是提醒人们：一个人的荣辱，在很多时候就取决于他的说话水平。好话可以利己利人，坏话则害己害人。那么，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坏话呢？去问问“分寸”二字就行了。
我们从小就接受过有关“说话要注意分寸”的劝勉，但“分寸”到底在哪里？这个问题就连教导过我们的父母亲、学校老师也未必能概括性地解释清楚。至于那些被人认为城府极深、老于世故一向以“嘴严”而著称者，他们会说，“分寸”就是说话“滴水不漏”，把话说圆！
滴水不漏叫“分寸”吗？对于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至少不敢完全苟同。
当然，“滴水不漏”可以做到自己不吃亏。但如果一个人活着只想着自己不吃亏而叫别人吃亏的话，那么他话说得再漂亮又有何用呢？因为只想着自己而不想着别人本身就是不讲分寸。我以为，就分寸的本义而言，它就是一种不偏不倚、可进可退的中庸哲学。说话时把握好分寸，正是这种哲学的实际应用。说话关系到为人处事，把握好说话的分寸，能使人与人之间相处得和谐圆融，如果把握不好，就会导致各种不良的后果。
先说时机。和为人处事一样，时机的“分寸”也是无所不在的。为人处事讲究的是要视时机、视事件、视人物（对象）和视场合而定。说话时机的分寸同样如此。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男子在一个女子面前吸烟讨得女子的反感，这个女子想劝阻他，那么她可以说：“喂，别在我面前吸烟好不好！”那男子一定会很不情愿地将烟灭掉。但这绝对不是最有分寸的说话方式。如果她先是故意咳了两声，然后再说：“你看你，我都被你熏咳了。”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这个答案就不用再说了吧。后一种回答，无疑是一种理性的机宜：既恰到好处地显示了女子的说话素养，又达到了让男子自觉掐烟的目的。
可见，在与人相处中，如果说话的时机把握不好，他的话就很难打动他人，也更难做到愉快地与人交往。既然是交往，那么在语言上就应该与人为善，同时也应该学会维护彼此的尊严和权利。要做到二者兼顾，就必须把握好每一句话说出口的时机。时机是分寸的调和剂。摸清这种调和剂的真义了，你对说话时机把握的能力也就得心应“口”了。
有一位叫迈克的男孩长得又高又壮，他的父母亲担心他在学校会欺负人，对他要求非常严格，教他怎样与人为善，学会忍耐。结果同学们都以为他光长个不长力，经常欺负他。迈克对父亲说：“我真想狠狠地揍他们，但我知道这样做妈妈会生气。”父亲没有理会他。
两年后，迈克又对父亲说了自己受委屈的话。这时，父亲感觉时机成熟了，就平静地对他说：“你不必揍他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们知道为了维护自尊，你不能再忍受他们的欺负了。”
迈克记住了父亲的话，当那几个经常欺负他的孩子照例设法戏弄他时，迈克没有像往常一样站在那里忍受，而是先用语言警告他们，结果越警告他们越放肆，迈克才“被迫出手”，把其中两个紧紧摁在篮球场上，但没有打他俩，只等他俩告饶为止。后来，迈克和那两个孩子都各自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握手言和。他就是如今路人皆知的“飞人”迈克·乔丹。试想，如果乔丹的父母亲一开始就允许他对欺负他的同学“自卫还击”的话，尚未练得一定素养的他岂不对那些人早就大打出手？我想，乔丹的父亲之所以会选择那样的时机教导乔丹“通过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自己的孩子已经知道怎样把握好分寸了。
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总有那么多人自不量力，却喜好幻想。幻想的东西本是虚无缥缈的，怎可当做真事乱谈？你乱谈，许下“以幻想代现实”之诺，到时候实现不了，那你就注定要给人留下笑柄。比如有些地方或基层官员对实际情况根本心中无数，仅仅为了搞政绩，就凭着自己的想当然，根本不顾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时机的理性把握，愣是把大话许在先，把大牛吹在前，结果自己所许下的一切到既定时间全成泡影。这就叫不会讲时机的分寸。
2004年亚洲杯开赛之前，中国队又有队员不合时宜地说了大话：“不得冠军，还做什么人？”我倒认为，得不了冠军未必不是人，即使得不了冠军，能知道什么叫分寸、什么叫说话的机宜，那也还像人，倒是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把大话说得没了余地，那才叫不像人了。
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类的事：在得意忘形时，说自己从来没犯过什么错误，跟着就会犯错误；说自己多长时间没感冒了，第二天就打喷嚏。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为什么这种巧合总是用于惩罚说话不讲时机，尤其把大话说在时间前面的人呢？有人说这正是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是不喜欢不分时宜地讲大话、吹大牛的人的。而我却认为，巧合那是回避不了的，即使事先没说那大话，没吹那大牛还是犯了错，还是打了喷嚏又怎么解释？关键是此前你知道什么话该在什么时机说了没有？我谨以此劝告那些不会把握讲话时机的人，真的该好好管管自己的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