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是读MPA的中国学生中第一个来自非政府部门的——零点调查公司。初到哈佛，读MPA或MPP（公共政策硕士）的中国小同学最常问我的两个问题是：“你干嘛读MPA？”和“我们读MPA有什么用，干嘛不读MBA？”
部分哈佛同学合影
也许我是最适合读MPA的人之一了。1992年我离开国家司法部，创办零点调查，我当时的基本理念就是，中国的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而中国的社会资源需要更多地使用市场目光去考量。在前者，我认为只有充分理解了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与公共环境，才能理解中国的市场，因此中国特色的市场研究必须充分地嵌入社会研究；在后者，我认为即使政府制定政策，其原理也应日渐趋近商业模式——充分考虑政策消费者或曰民众的感受与需要，争取获得公众的高满意度。因此，零点历久以来追求的市场细分特征非常明确——市场与社会文化的组合研究;而带给客户的管理理念也非常明确——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的协调策略。
中国学生，有意返回中国工作即使有意从事企业管理，MPA仍然比MBA好。一则MPA少，是稀缺资源；二则MBA更重组织架构、行为模式、资源整合的规范化，但在中国，组织变革应与公共环境的进化相配合，在这个意义上，MPA更适合作为领导MBA的组织领导人。没有MPA的学生不爱听我这种判断的，也很少有MBA爱听这样的判断的，但是中国的组织领导人即便是私营企业领导人，要求有很强的政策性则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哈佛的MPA有很强的MBA性，因为肯尼迪学院（KSG）允许与鼓励学生通修哈佛商学院（HBS）的课，而且许多KSG的课程本身就是由HBS的教授教的。
但是如果没有梅森（Mason）项目，我的哈佛梦也许就永世难圆了。梅森项目是一个面向发展中国家公共领域人士的MPA学位项目，要求的入选资格是工作8～9年，在所在领域有卓越成就，托福已过600分——这差不多是哈佛惟一一个只要求托福分数的学位项目。我的哈佛梦由来已久，早在1990年就曾计划报考哈佛法学院，也是为英语这一关吓退。1999年3月，梅森的面试人卡罗尔（Carol）女士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听说梅森，第一次听说MPA,第一次听说还有一个可以资助我全额奖学金的香港新世界公司。面试对我来说很轻松，我介绍了我正在领导的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社区管理改革项目，我的构想及我们的成果，可能这是在中国第一个具规模的社区行动研究项目，卡罗尔听了很高兴。我在《远东经济评论》的记者朋友李淑珊后来告诉我，卡罗尔告诉她，“袁简直就是天分的MPA”。我当然很爱听这种带点恭维的洋人的马屁话。不争气的是，我的托福一考570分，再考567分（要知道在KSG有那么好几位TOTEL、GRE、GMAT满分的野兽级的中国小MPP学生呢），比我平时自测分数还低。那段时间，周一、三、五傍晚我就去新东方上课，但不幸的是我只接受了一半的新东方考试规则，另一方面我顽强地坚持英语学习的其他固有收获：语感、逻辑等等，这大概是我不能得高分的主因吧。这一次，KSG依然格外开恩，由一名语言专家电话测试我半小时，请两名我的美国教授推荐人书面确认我的英语学习能力（可以达到听课和做作业的水平）没有问题就算过关了。坦率地说，直到后来做作业时，仍然偶有教授忍不住在我的作业上写下“我希望你知道我不是来批改你的英语的”，“我可不可以请你重新把用词和语法再Review”这样的批语。开始很伤心，后来也就习惯了。
梅森好啊，只要一年，要两三年耽误我的生意就大了。那一阵老盼中国暂时不加入WTO，虽然加入的风声很紧，在我的祈祷之下（千万别当真！），中国果然是在我毕业回国后才加入WTO的。其实我是1999年被录取的，之所以没有成行，就是因为放不下公司的那点生意，到了第二年调理得差不多了才上的路。还有梅森里面的老同志多，我35岁就算年轻的了，有青春感，同时也可受益于这帮已然在各国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物。对梅森的要求也是比较适宜我们生存的，因为我们的课几乎全部是选修课，基本上可以由着我们的爱好来选。虽然我们的学习压力很大，我差不多天天晚上作业做到两三点，但是心里踏实——有收获，也知道教授真的不会太为难我们这些老同志。用香港政务司司长、老梅森毕业生曾荫权的话说，“在这里考试得A很难，但要毕不了业更难”！
就这样，我连滚带爬地进了哈佛成了哈佛的学生，又连滚带爬地出了哈佛，成了哈佛的毕业生，而且是中国人不太熟悉的MPA毕业生。
(作者袁岳)